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出版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8)09-0142-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版业的繁荣以及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学界关于编辑出版学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术成果得以出版和发表，使得编辑出版学研究无论是在基础理论建设上，还是指导实践上都大大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学术期刊担当了重要的媒介传播角色，其中高校学报是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1期率先开辟“编辑学研究”专栏），使“编辑学首次登上我国学术研究的殿堂”；《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作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连续四次入选 CSSCI数据库的来源期刊，发表相关论文数量逐年增加。本文主要结合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以2000-2007年间的《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和《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所发表的约184篇编辑出版学论文为样本进行分析与概括。
一、两大学报编辑出版学研究论文概况
（一）论文数量状况
在对已发表的184篇论文进行统计后发现，相关论文数量在不断增加，2000年仅为13篇，至2007年增长到了27篇，增幅达100%以上。
（二）论文的主题分布
根据编辑出版学学科特点，结合编辑出版学论文的实际采样情况，把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的研究主题，归纳为期刊发展、出版集团建设、出版社改制问题、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和编辑出版学科教育、版权贸易、图书出版业与其他媒体的关系等6大方面。这6大研究主题的论文由2000年的23%增加到了2007年的88.9%。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归纳起来主要有几大类：定性研究（对理论的分析、阐释，文本分析等）；定量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内容分析等）；介绍与说明（对编辑出版实践和学科知识的介绍等）。从统计情况来看，以定性研究为主的论文占了绝大多数，为52.8%；定量研究论文为13.4%；介绍与说明性论文为26.7%；其他为7.2%。
（四）论文的作者分布
将作者的单位类型分为“科研单位”（包括各大研究所）、“高等院校”（包括从事专门领域的编辑和教师）、“媒体业界”（各种媒体单位、行政部门）以及“其他”四大种类。从论文作者的单位分布来看，高等院校的作者发文数量占到了总论文数量的87.0%，比例较大；科研单位占7.5%；媒体业界占5.5%。
二、编辑出版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一）期刊研究
科技期刊和社科期刊是我国期刊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传播知识与传承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期刊如何更好地发展，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薛红英等在《我国期刊的大众化、多样化与趋势》一文中提出“必须走大众化、多样化和质量化相结合的道路”。陈燕等学者在《河北省期刊“双效”现状分析与发展路径思考》中则根据河北期刊界的现状提出了争创“双效”期刊的目标。王会等学者在《对河北省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的思考》中认为，缺乏经费、人才流失、知识老化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无论从哪个角度探讨学术期刊的发展良策，最后都要落实到学术期刊编辑身上，所以学术编辑的素养以及责任就倍加重要了。田建平提出了学术编辑的“创新视界”，认为编辑必须以“创新视界”审视学术文稿，让一切伪创新、非创新的粒子都“尘埃落定”，使学术期刊真正成为传播科学文明的人类文化“圣地”[1]。陈燕论述了学术编辑的文风选择问题，认为文风之病实质上是学风之病的一种反映，学术编辑坚持正确的文风选择，将带动整个知识界和学术界良好文风的养成[2]。王会强调应加强编辑的“守门”意识，把学术垃圾、学术泡沫拒之门外[3]。郭玲提出编辑的规范控制，在面对论文的抄袭剽窃、一稿多投、挂名、文献引用弄虚作假等学术失范现象，学术编辑必须从提醒预警、审查监督、追究惩罚等方面进行把握和控制[4]。
（二）出版集团建设研究
自从1998年我国诞生第一个出版集团，学术界对出版集团建设的研究始终是个热点。
王刘纯认为“以民族性为基点，立足本国市场，进行出版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通过集团发展战略与内涵发展战略的带动与互补，走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之路，使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5]。
孙宝寅分析了我国出版集团的组建模式，指出我国出版集团是政府主导型的组建模式。他建议各个出版社或出版集团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探索多元的组建模式。在《我国出版集团的组建模式分析》中孙宝寅认为，在出版集团的组建方式中，只要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功，则这种方式就是最好的。但如何做到“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功”呢？黄旦、李洁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要考虑出版集团的“边界刚性和组织成本”[6]。
伴随着出版集团的发展壮大，他们纷纷走上融资之路。甄树声等通过对国家出版业融资政策规定、出版行业融资竞争力以及金融市场所能提供的支撑等融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后，提出几种可以为河北出版集团采用的融资方式：企业内部融资、行业内融资、出版行业外融资、金融市场融资和融资租赁[7]。
人才资源在出版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李保平，赵黎黎提出了优化该集团人才结构的三条对策建议。他们认为，只有对自身企业所处的地位、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所拥有的人才资源状况做出客观的分析和认识，才能使出版集团得到长足的发展[8]。
期刊集团化作为世界媒介集团化发展的一部分，也是大势所趋。李品秀在我国期刊集团化道路的模式选择中提出，在实施几步走战略的同时，通过事业和企业两大系列多元发展，构建现代化企业式联合体，走“强强联合”之路，其组建的期刊集团可随时期、目标、环境、实力强弱等变化而选择相应组合的模式[9]。
（三）大学社改制问题研究
大学社约占我国出版社总数的1/5，是我国出版社中的生力军。但在我国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环境背景下，大学社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于是改制问题提上了大学社的议事日程。
田建平等认为大学社必须走文化产业的道路，改制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学社的改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彻底转变旧观念，与旧体制“一刀两断”；建立市场的主体地位，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大学出版资源；借鉴国外大学社经验，探索多元发展模式；弘扬学术、传承文化，保持“大学”本色[10]。作者特别强调，“大学性”与市场化并不是相悖的，改制将更有利于将大学的学术、人才和科技文化等资源整合为现代意义上的出版资源，从而造就出鲜活的大学出版生产力。
郝振省认为“转制主要是解决出版单位的生产关系问题……要在尊重出版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塑造编辑的文化自觉”[11]。所以，大学社在制度改革过程中，不能忽略了“内功”的修炼，即队伍素质的培养。
（四）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和编辑出版学教育的研究
编辑出版学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构建成为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田建平等从学科历史、学科实践、研究对象和学科研究方法四个方面论证了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12]。在上述论证基础上，作者总结出出版学的本质属性有编辑性、累积性、文化性和传播性。对于有些学者提出的信息特性、创新特性，作者则认为并非出版学的本质属性，而属于宽泛的为其他学科所共有的一般属性。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编辑出版学教育已经培养了越来越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但编辑出版学一直面临自主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的艰巨任务，为此，2006年《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以“编辑出版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为主题的一组笔谈，特邀刘杲，邵益文，张志强等相关专家从编辑文化、出版产业、专业传媒需要与前景展望等方面，特别是对9年前颁布实施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集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13]。2007年《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的一组笔谈“数字化传媒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约请田胜立，南长森等专家学者，围绕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学科性质，编辑出版教育的现状、问题，以及出版业的改制与产业发展、数字化传媒时代的编辑实务等[14]撰文，引起学界、业界及有关部门的关注。
（五）版权贸易研究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出版业正逐步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当然“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我们可以从中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运作手段，也由此必须直面其严重的冲击。中国新闻出版业与西方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积极迎接挑战，在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是中国出版业做大做强并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战略，郝振省强调指出，中国出版必须“走出去”[15]。张志强在《全球化与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在中国出版业积极“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与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联系，形成中华文化的合力，再进军国际出版市场。“我们的版权输出真正到达西方发达国家的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到美国，这几年的平均数字是：版权输入我国每年4000多种，输出为18-24，停留在20种左右，比例是1:200,这是大大的逆差……这些数字应该足以引起重视”[16]。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版权贸易变得十分重要。白贵、张薇以河北出版集团作为个案深入研究了版权贸易问题[17]。文章运用量化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现状进行总结并找出其存在的差距，提出只有政府版权管理部门、出版集团和出版社通力合作，才能促进河北省版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六）图书出版业与其他媒体关系研究
在媒体融合时代，图书出版业的活动平台由单一的纸质载体延伸为多种媒介的整合互动。王会等认为，数字媒体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在颠覆、拆解传统媒体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重新整合[18]。从宏观上来看，数字媒体在许多方面具有强大的整合力量[19]，将使其自身在未来社会无处不在；从微观上来看，数字媒体与纸质媒体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张伯海认为，随着数字化传播的影响，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杂志界与之的呼应已经非常明显……显示出通讯手段的强大威力[20]。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出版业与其他媒体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也唯有如此，图书出版业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田建平等总结出现代图书出版业与其他媒体的关系有四种：广告关系、宣传关系、隶属关系和合作关系[21]。他们认为，在现代国际化出版环境下，图书出版业要树立全新的媒体观念，提高媒介素养，改变以前出版界轻视其他媒体的旧观念，切实重视与其他媒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文化关系、共融关系、价值链接关系以及“边际效用”关系，在此基础上开辟一个崭新的“多媒体视野”，为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优质的媒体空间。
三、编辑出版学研究特点与不足
纵观近几年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在突出研究特点获得阶段性发展的同时，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学术基础相对薄弱等原因，也明显地感觉到与发展进步相伴随的一些不足。
（一）研究的特点
1.研究主体的多元化。编辑出版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经验丰富的业界精英，他们将多年实践积累的经验，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升华[22]。另一中坚力量是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教研队伍，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讨编辑出版学的基本理论，加快了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进程[23]。同时吸引了其他专业人才对编辑出版学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视野。
2.研究视野的广泛性。对于编辑出版学的研究，有人着眼于编辑出版的过程研究，有人关注编辑出版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不同的切入角度，不一样的视野，对于正确认识编辑出版的规律大有裨益。同时，相关学科的借鉴也为编辑出版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和养分。还有很多学者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比较中外出版业的不同之处，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向外看的窗户[24]。
3.研究成果的丰富性。这些论文涉及编辑出版实践、编辑出版史和编辑出版理论。很多论文从实际出发，为解决编辑出版业的现实问题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对于编辑出版史的研究，则从历史发展中探寻本质规律，为当今出版业的发展提供经验。而编辑出版理论则源于对实践和历史研究成果的抽象和概括，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理论不断深化和创新。
4.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编辑出版学研究方法有很多，例如比较研究、调查研究、历史分析、思辨推理、定量研究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做到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互补，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互补，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互补。
（二）研究的不足
1.研究主体的封闭性。研究者队伍分散在各地各单位，交流不多，很少出现有共同兴趣的话题，并产生有意义的学术讨论与争鸣，自说自话的现象比较严重。
2.学科的背景较单一。学科背景单一，必然制约学术研究的视野[25]。编辑出版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在这种多元学科背景下诞生的编辑出版学，应具有“多科性”的鲜明特色。
3.研究理论的倾斜性。研究侧重点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涉及不多。另外，研究重点向编辑学方面倾斜较为严重，出版学方面的论文为数不多。
4.研究方法的比例失调。缺乏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互补，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互补，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互补的论文。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性论文。
5.研究作风的任意性。理论不足用事实来代替；事实不足用空论来弥补。既缺乏知识层面的意义，又缺乏现实层面的意义，既缺乏理论价值，也缺乏应用价值。缺乏深入的思考，在研究中存在任性与浅薄的作风[26]。
收稿日期：2008-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