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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77(2001)01—0074—05
“通货紧缩”在日前已成为一个“时髦”的字眼,政府机构、宣传部门、理论界、经济学界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是否出现,其特征、成因以及中国现阶段应采取何种对策等等,经济学界对此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提出了众多真知灼见。在此归纳总结经济学界和经济工作者不同观点,综述通货紧缩。
一、通货紧缩是否存在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论通货膨胀》著作中论述到“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人们常常由此出发简单地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发行票子太多了;与此相反,认为通货紧缩是票子发行太少了。在中国经济学界有这一点看法: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通货紧缩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由于人们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和内涵的理解不同,由此产生对中国是否出现通货紧缩有不同的看法。
观点一是不存在通货紧缩。1999年3月11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答中外记者问题“中国是否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时说,“出现通货紧缩要有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是物价连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连续下降,第二是经济萧条,表现为两个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是不完全存在的。中国物价指数在前两年连续下降,主要与农产品价格下降有关,不完全是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原因。从货币供应量来看,广义货币这两年都比上年增长15%,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从经济发展来说,这两年不是衰退而是持续快速增长,分别为8.8%和7.8%。我认为现在中国还不存在通货紧缩,但是我们要预防通货紧缩”。(注:《中国经济日报》,1999年4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王煜、 高材林也持相同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只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某种迹象,但整体上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不能把物价持续下降简单地等同于通货紧缩。(注:王煜、高材林:《1998年1~8月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金融研究》,1998年第10期。)此处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指货币供给紧缩和信贷供给紧缩同时发生的总体水平下降,目前我国并没有发生通货紧缩,因为我国当前的货币和信贷供给在继续增加,没有紧缩。或解释通货紧缩是在其经济周期下降阶段与货币和信贷供给持续下降,这种解释比较全面,没有孤立地把通货紧缩看作是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把它置于经济周期的特殊阶段中,是经济周期特定阶段上出现的货币现象。据此,中国目前没有发生通货紧缩,不仅因为当前的货币和信贷供给在持续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在保持较快增长。
观点二是中国已存在通货膨胀。1999年4月3日,朱镕基总理答《华尔街日报》记者问时说,1993年我们面临的困难是通货膨胀,而现在面临的困难是通货紧缩,是物价不断地下跌。我们现在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基础知识建设和刺激需求方面来提高人民购买力,来拉动生产的发展。(注:《中国经济日报》,1999年4月17日。 )1999年4月9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也承认中国存在通货紧缩,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预见到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物价从1997年底开始17个月至今已17个月下降。这么长时间物价连续下降,不能不说是通货紧缩。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在《我国通货紧缩的特点、成因及对策》一文中指出:中国已出现全局性的严重的通货紧缩,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敌,应当实行旨在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及相关政策,如果中央银行过于谨慎,目标含糊,行动迟缓有可能中国将陷入通货紧缩的螺旋陷井之中。(注:胡鞍钢:《我国通货紧缩的特点, 成因及对策》, 《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李扬在《中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一文中指出:通货紧缩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通货紧缩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注:李扬:《中国面临通货紧缩》,《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9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在《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体制改革》一文中指出:通货紧缩的最简单的意思是指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不断加大是不争的事实。(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体制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二季度期。)李晓西认为:“事实上,从骑虎难下年起我国经济增长幅度一直下降,已持续6年时间。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现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注:李晓西:《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与政策思路》,《财贸经济》,1999年第8期。 )这些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指价格总体水平的持续下降,这种解释断言我国已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其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不同。更何况通货紧缩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有其产生、发展和消退的过程,学者的认识也有一个从不完善、不全面到逐步完善、逐步全面的过程。上述两观点支持者各有自己的论据作支撑,但笔者还是赞成观点二。因为坚持观点二的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建立在理性的分析基础上,借用详尽的数据资料,从物价指数、社会消费占GDP的比重、货币供应增长率、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民消费心理及中外对比分析等方面实证出中国已面临和存在通货紧缩。而观点一的支持者偏重于定性分析。 整体来看, 到1999年中后期,许多经济学者承认中国发生了通货紧缩。
二、通货紧缩成因论
目前, 我国宏观经济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 随着国民经济自1993年至1997年的“软着陆”成功实现,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已面临通货紧缩,学术界对其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纷,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不同见解。
(一)过剩经济论
90年代末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终告结束。有关数据显示,供不应求的商品几乎没有,启动消费、刺激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客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取向。市场是否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经济是否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这一点经济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若承认存在过剩经济,也就承认过剩经济是造成通货紧缩的首要原因;若不承认存在过剩经济,就必须从其他方面或更深层次方面寻找和分析通货紧缩的成因。
过剩经济通常是指这样的一种经济状态:1.当某种社会需求产生时,供给经济可以更大的规模产生;2.价格变动已经难以调整供求双方的经济关系,相当多的生产经营者被迫在成本线以下抛售;3.供给方的利润普遍被压低到银行利息率以下,但资本已经难以找到更有利的领域可转移,唯有通过继续追加投资和扩大规模,通过竞争的方式把其它供给者排挤出局以维护自身利益;4.经济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时,在系统外部普遍存在着技术及资本量更为强大的过剩生产能力。(注:李启明、赵培亚、倪春海:《过剩经济时期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管理世界》,1999年第2期。)
主张过剩经济已存在的李启明、赵培亚、倪春海等学者在《过剩经济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中指出:世纪之交,摆在国人面前的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正是这样的一幅画面: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回落,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供不应求的商品几乎没有;二是平均利润率急剧下降,“扭亏为盈”已经成为许多产业部门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众多生产者商家不断掀起“宁让利润不让市场”的价格大战,形成恶性竞争;工业贷款需求下降,“打好项目难,银行慎贷,企业借贷”已经为最高决策层所关注……(注:李启明、赵培亚、倪春海:《过剩经济时期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管理世界》,1999年第2期。)。 林毅夫在分析通货紧缩问题时指出:到1995年,我国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都徘徊在50%上下,有的甚至低于40%。如果考虑库存情况,我国生产能力闲置更为严重,我国有一半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60%,最低的只有10%。“八五”期间过快的投资增长,造成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最终需求的增长,是目前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从而形成通货紧缩这种尴尬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注:林毅夫:《通货紧缩的成因》,《资本市场杂志》,2000年2期。)。种种迹象表明,进入90年代, 我国国民经济已经由短缺经济转为低水平的结构性过剩经济。
与此提出异议的学者陈淮在《过剩经济:悖论求解》中指出:我国面临的过剩经济并非是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彼此消长的简单失衡。在过剩的现象背后隐含着很多前提与结果相悖的深层矛盾。
悖论之一是国民收入分配长期向消费倾斜下过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过剩危机的根源在于积累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的矛盾。学者陈淮通过分析从1987~1997年我国职工工资、居民收入、储蓄与国民经济各环比增长速度的数据表明,在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并未积累引起社会成员消费能力不断弱化的因素。供求关系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全面转换并非由“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引起”。悖论之二是国民经济持续在高速运行的高涨与繁荣过程中出现过剩。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认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关系是在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之间呈现周期性波动,其中在供求失衡中,供大于求的状态总是以衰退为背景,严重过剩总是与萧条并存。但中国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我国的“高增长”与“低通胀”之间任何一方的真实性都不能否定的话,那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解释已不足应对我国面临的实践。悖论之三是一方面生产率仍然低下产业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出现过剩。工业化过程中过剩原因的最简单解释就是生产力技术手段导致生产率大规模提高,从而单位时间、单位资源消耗下才能提供的实物产品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显然,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技术手段是欠发达的,理论与实践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买方市场和过剩出现的物质基础从何而来。悖论之四是买方明显处于被动地位下的过剩。过剩在市场过程中的现象形态是,在供大于求状况下买方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等价交换原则不断向有利于买方的方向扭曲,市场经济下买方市场格局的必然趋势是生产领域的不断优胜劣汰和流通领域中消费者权益不断强化。但现在我们面对的还不是一个买方占据的市场形态,而是连一个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都无法保障的失衡格局,卖方的垄断性社会权力远大于买方。这种现象形态是有效需求是否足够或消费结构是否升级等理由所无法解释的。这种违背常识的发展态势要求理论回答:我们供求关系从短缺到过剩的转换是否直接带来了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转移(注:陈淮:《过剩经济:悖论求解》,《管理世界》,1998年第5期。)。
四个悖论深刻地折射出作者严谨的推理与思考能力,同时反映出我国过剩经济的特殊性,非一般经济原理或现成的西方经济原理可作出完整的解释。
(二)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论
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不仅仅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造成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效益下降和亏损,在于企业成本上升所造成的企业利润率和资金回报率的下降。这是余永定在《打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注:余永定:《打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企业经济效益下降。 企业亏损如何导致通货紧缩?长期以来中国存在着以需求拉动为主的通货膨胀,其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速度滞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而出现亏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啃资本”或通过银行贷款来维持,由于机器设备得不到更新和债务负担日益沉重,这类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上升、亏损情况进一步恶化;企业另一种选择是降低成本。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由于种种制度约束,企业往往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企业减亏的措施如减少支付工人的工资、奖金和职工下岗待业等未能有效地降低企业成本从而减少亏损,却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减少和预期收入的减少。根据供给与需求曲线理论,企业亏损所直接导致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减少,意味着总需求曲线的左移,在总供给曲线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曲线的左移必将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导致企业亏损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这样,一个物价指数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便形成了,同时也意味着通货紧缩的进一步加剧。
(三)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成因论
生产能力过剩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而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根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供给能力或潜在能力方面达到空前的增长趋势;同时目前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实际生产水平下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生产力能力过剩。胡鞍钢认为,当前通货紧缩的现象是以往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结果。今日的生产能力过剩是若干年前的“大干快上”经济过热的必然结果,各地区和各行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始终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顽症,也是我国经济效益低下、资源严重浪费、库存大量增加、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它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和负面效应直接加剧了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注:胡鞍钢:《我国通货紧缩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在这一点上,从国内的经济类文章看, 绝大多数学者均持此观点。
(四)经济总体创新能力不强成因论
“八五”期间的投资高潮,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低水平扩张。技术门坎低的行业,立即形成投资热点,形成过度竞争,各地结构趋同,市场很快饱和。而高新技术含量高、协作性要求强的行业,即使市场需求最大金融环境再宽松也无法吸引地方民间投资,结果还是形不成供给能力。一到“宏观调控”,结构矛盾立即浮出水面,加大的生产能力同收缩的需求共同导致经济大波动,更严重的是我国传统性产业这两年同时遭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萧条,面临的困难更大。再从一般的商业周期来看,中国经济从1998年开始事实上进入衰退阶段。在这一阶段客观要求“破坏”甚至“消灭”一些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加上几十年的重复建设,在中国这种破坏和消灭更为严峻,从种种迹象来看,世界经济正进入经济学所描述的以科技革命周期基础的“长周期”的下落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新的科技革命的产生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新的产业不断产生,但未形成稳定的基础,而大批传统产业则面临彻底“消灭”的命运。
(五)收入差距拉大和预期增支减收成因论
我国当前在经济结构上最突出的问题,从消费角度来看,主要存在城乡之间,城市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差距太大,造成购买力的断档,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张;从生产角度来看,低水平同构性竞争等问题没有解决,造成结构升级缓慢,结果形成了消费与生产格局的错位,现实情况是消费不足与消费不起并存,而消费不起矛盾更为突出。高收入者觉得没有什么可买,而低收入者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注:王佐旗:《对当前中国消费市场的几点分析与思考》,《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正如获1998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籍阿马蒂亚·森研究结果表明,世界资源足以满足全人类持续发展,贫困现象与贫困人口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资源不够,其产生的根源是富裕者垄断了资源的支配权、分配权和受益力,阻碍了全球的共同富裕。
中国目前分配体制的不完善,使得居民收入的档次拉得太大,多数人收入水平跟不上,进一步导致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出现断层和错位,是当前需求不足的主要结构性原因。
如果说收入结构性不平衡是消费不旺的客观原因,那么居民预期收入减少支出增加是消费不旺的主观原因。随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众多配套体制在近年连续推出,中国目前面临两难选择:配套体制若跟不上,中国在下一世纪将失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的稳定环境和背景;配套体制要跟上,其积累几十年的各种矛盾需快速化解,国民在短期内难以接受。目前国民的基本心态是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压抑了经济的增长。
(六)社会投资不足成因论
这是从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角度出发,众多学者认为国内体制性信贷供给和由此导致的社会投资不足是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我国20年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发展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但是多年来,我国一直却没能发展起一个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金融资源的配置被大大扭曲,只提供30%工业增加值的国有企业占用了70%以上的信贷,而提供70%工业增加值的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极为困难(注:高梁:《历史积冰浮出水面,通货紧缩新病旧因》,《经济管理文摘》,1998年第18期。)。
三、治理通货紧缩的对策
我国经济发展的通货紧缩不仅时间长,而且幅度大,生产下降造成收入减少,反过来又带来物价下降,进一步影响生产。这次紧缩是我国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发生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治理通货膨胀国家可以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缩小存货款利率差,促使资金回笼,从而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主动权在政府手中。但治理通货紧缩的主动权不在政府手中,因为存在增加货币供应量而货币不被吸收的局面。治理通货紧缩,经济学界有如下看法。
(一)积极的货币政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货币政策操作,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间接调控代替直接计划。采用货币政策调控通货紧缩大多学者意见相同。政府通过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即再贷款、再贴现、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来刺激民间投资,启动经济。但货币政策时滞性明显,一般要在1 年以上才显示出结果。今年我国政府由去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向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其用意明显,加大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的调控力度。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较货币政策对其经济调控效果相比,具有较强时效性。1998年下半年,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1000亿元国债和与之配套的100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要看到财政政策面临的制约因素。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面临当前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都偏离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制约。其二是减税空间有限和财政风险、体制改革方向的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偏重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多一点还是政策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我国公共投资效率较低,计划体制尚未消除,大规模地使用财政政策的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的复归(注:夏杰长:《论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回旋空间制约因素及解决方案》,《管理世界》,1999年第2期。)。 政府也考虑到这一点,由1998年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变成1999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三)以结构升级带动结构调整
解决相对性的低水平生产过剩,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但其前提是结构升级。没有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发展空间,结构调整不会有大的余地或者根本不动。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刘世锦提出在以结构升级带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注意如下政策重点。第一,促进消费方式的改变。由传统的积累型消费向现代的平衡型和适度超前型消费转化,推进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链接。第二,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快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沟通储蓄与投资间的联系,充分发掘和利用经济中的盈利机会,并尽可能分散和化解风险,促进储蓄向投资的积极转化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第三,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第四,重建公共财政,在特定历史时期通过国债形式增强公共财政能力,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率。第五,加快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将小城镇的发展与乡镇企业的调整、提高及农村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变、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机结合,为城乡经济创造出一系列的经济增长点。
总之,克服和治理通货紧缩是摆在当前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要问题。从改革初期的政府经济、计划经济转向目前的社会经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要严格管理和认真解决社会化过程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消除是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代价和成本,政府在现代化经济中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把这种社会化的代价和成本降低到最低点,尽快走出总需求萎缩、经济萧条、高金融风险的困境。
收稿日期:199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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