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对清史研究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1)04-0056-12
陈垣(字援庵，以下称字)先生一生治学，于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成就卓越，特别是《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通鉴胡注表微》等名作，折服学界，人皆称之为元史大家。其实，他还是一位清史大家，不仅是早期清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又是一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对清人的有关学术给予总结，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史讳、年代、校勘等学科，另一方面在清史研究领域作出许多重要创获和贡献。本文拟就此对他的清史成就作一总结，以期有助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早期的清史研究与《柱下备忘录》的编纂
援庵自幼受清学影响较深，清学影响来自两方面：即家族与学馆。其学虽无家承，直系家族中并无真正的读书人，但陈氏宗门内部不乏学者。清同治间，先辈陈焯“以一人独资之力，重刊武英殿二十四史附考证，版式古雅，以较殿本原刻尤为夺目，世称新会陈葄古堂本者，即其先德也”①。族人儒雅之风濡染了援庵。他12岁时，在学馆发现张之洞《书目答问》，“进而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几年中，又把这本书读了好几篇……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一良好的基础”②。《书目答问》、《四库提要》是清代两部重要的目录书。以后他潜心史学，阅读的第一部书是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将这部书拆开，按“史法”、“史事”重新编卷，曰：“赵瓯北札记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其自序云：‘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校勘，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所谓史法也。又云：‘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所谓史事也。今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焉。”③又历数十年，反复钻研此书，于书中留下大量不同时代的批注，并自撰一联，曰：“百年史学推瓯北，万卷诗篇爱剑南。”在清学的诱导下，援庵步入了史学殿堂。
援庵早年的清史研究，缘起于办报。他经常为《时事画报》、《震旦日报》撰写时论散文，搜集清朝官书里的排汉材料，借用清初掌故，议论时政，激发革命情绪，反抗满清政府。诸如《说满汉之界》、《国朝首请泯除满汉畛域者仁和杭堇甫先生》、《释奴才》、《满洲嫁娶仪》、《论政府对于浙人之恶感》、《对二十、二十一两日谕旨之舆论》、《调和满汉》等。他还将清代史料整理编辑成册，题曰《柱下备忘录》。1936年1月援庵接受北平《世界日报》记者茜频的采访，曾谈到了这部《柱下备忘录》。“首先他说明《柱下备忘录》的内容，这是清朝开国以来的掌故，依着年份编录成册，略同《啸亭杂录》，约有五六十万字，不过他对于材料选录很严格，而且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同时意义也很深长，很容易启发民族思想，可惜因为特别的缘故，一时不能刊行。当他说完这种内容的时候，搬出一尺多高的稿本，使我惊讶。”④
1980年启功回忆说：“老师自己曾说，年轻时看清代的《十朝圣训》、《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书，把各书按条剪开，分类归并，称它为《柱下备忘录》，整理出的问题，即是已发表的《宁远堂丛录》。可惜只发表了几条，仅是全份材料的几百分之一。”⑤所言《宁远堂丛录》数条，即援庵于1925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周刊》发表的《奴才》、《武科》、《胡中藻案》和1933年在《辅仁美术月刊》发表的《查嗣庭轶事》、《许之渐轶事》、《何焯轶事》、《年羹尧轶事》、《钱名世轶事》、《方孝标方苞轶事》、《彭家屏轶事》等。《柱下备忘录》是援庵早年对清代史料的整理，亦是其清史研究的前期准备和基础工作。
二、揭示宗教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清代政治多和宗教牵扯在一起，尤其是皇帝与宗室的宗教信仰，使政治与宗教互为利用，又由于宗教各派悉欲借朝廷扩大势力，千方百计用自己的教义理念影响政治，排斥其他教派。因此，随着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波动，各教派彼此势力亦发生了变化。援庵撰《汤若望与木忞》一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此文利用清初名僧木忞《北游集》与德人魏特撰《汤若望传》对读，结合清宫档案，驳正雍正禁《北游集》之谕旨，解答了世俗有关董妃身世、宫人殉葬、顺治出家与顺治火化等传说，并将汤若望与木忞作了比较研究，阐明清初天主教与佛教势力之消长。汤若望为外国传教士、天主教司铎，木忞为佛门高僧，二人同受顺治皇帝知遇，“均可谓千载一时”，“若论功绩，木陈对清廷，实无功绩可言”。而汤若望效力清廷二十年，功高勋卓，除治历法外，还善于谏诤，深得顺治信赖，言听计从。如议立嗣皇，汤氏力主康熙，遂一言而定，“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汤氏与木陈皆借助于顺治发展其宗教，天主与佛两教势力消长以顺治十四年秋冬之交为一大界限。顺治八年至十四年秋为汤氏势力，顺治十四年冬至十七年为木陈势力。“若望之势力，系个人独力支持，木陈等之势力，系数人接力继进”。若望以谏诤劝戒、感化顺治，使之恢复理性；而木陈等人则以吹捧，结交内侍，使顺治成为僧徒手中之物，“此两派势力消长之真相也”⑥。援庵撰此文，始用僧人语录为史料考史，“颇有新发见与新解释”⑦。
《汤若望与木忞》一文发表后，援庵又发现许多和尚《语录》，于是又撰《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前者利用《憨璞语录》三部、《
溪语录》二部、《玉林语录》三部，就木陈和尚入宫、结交内侍、太后参禅、董后住处、董后设灵处、景山大道场、董后火化、顺治出家、顺治火化、董后陟天道场与保姆灵前说法等宫廷秘事作了考证。后者对董妃的身世来历和帝后的火葬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董妃即顺治三弟博穆博果儿的夫人，满洲旗人，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绝不相干。并指出清初帝后仍保存有火葬遗俗。这两篇论文是对《汤若望与木忞》的补充，可“参互考校，足补前文之不足，证前文之不误”⑧。
清廷宗室内部不断发生政争，政争一旦失败，又多投身宗教，求得解脱；亦有宗室为逃避政争，尝借宗教安身立命，保全品节，洁身自好。《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论述了这方面的两个典型。此文分上、下两编：上编考苏奴(即苏努)诸子；下编考简亲王德沛。苏奴父子与德沛均奉天主教，苏奴为努尔哈赤四世孙，天主教籍称他为清太祖之孙，因护教而获罪。援庵据清宫档案、实录等予以驳正，指出：“苏奴曾助允禩谋继立，大为雍正所忌，实为获罪之唯一原因。”⑨其六子勒什亨、十二子乌尔陈亦因参与政争获罪被遣，发遣在戍时受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领洗，热忱奉教。“清宗室中与苏奴诸子同时，而奉天主教者有德沛。德沛为清显祖塔克世之五世孙，亦与雍正为昆弟行”⑩。苏奴父子与德沛同为宗室，共奉天主，而人生道路霄壤之别。苏奴父子参与了康雍间政争，遭到贬遣，不得意时向教，而德沛喜欢隐居读书，虽仕不忘林泉，多言心性、学问，奉教领洗，受到清人的尊敬，雍正禁教，但不禁德沛。这篇论文发表后，有学者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撰文评论，并就穆敬远死地及死后焚尸提出疑问。援庵又撰《从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根据档案进一步确证穆敬远死于北京狱中，死后并未焚尸。北京西四牌楼北石老娘胡同东口，大道之旁，原有南向小庙一座，俗名当街庙，民国五年拓宽马路，将之拆除。相传雍正间曾有奉天主教王爷焚尸于此，车马过之辄颠覆，乃建庙压之，认为此传说不可信。
清朝政治又影响到宗教派系斗争。援庵撰《清初僧诤记》3卷，论法门宗派，曰：“济洞之诤”、“天童派之诤”、“新旧势力之诤”。“前数篇因派系纠纷，殊眩人目，然此烟幕弹也，精神全在中后篇”(11)。尤其是“新旧势力之诤”，殊有意义。清初部分僧人攀附新朝，形成以木忞为首的新朝派和以玉林为首的半新朝派。玉林等僧人“牵缀权势，凭藉贵游，攫人之田庐而鱼肉之”(12)。又“假豪贵之权威，坏法门之纲纪”。“苞苴投刺，广结豪贵，贪美食以适其口，占大厦以快其居”。真是“玉林却续绿林风，惯占丛林伐己功，天目虞山为别业，善权地藏作行宫。长言大义何曾义，自谓孤忠却不忠，冒宠欺君人不识，法门也有此奸雄”(13)。援庵评曰：“玉林本以新朝势力欺人，而寒松反责其二心待帝主，冒宠欺君，与《从周录》同一声口，何也?此正玉林与木陈不同之点，所以称为半新朝派也。”(14)
玉林抢夺善权寺后，令其徒白松丰主持。三藩之叛时，邑人痛恨玉林、白松丰等勾结清廷，遂焚毁善权寺。善权寺毁后，玉林为避叛军，仓惶北遁，改号匿于孙居士家，畏惧而死。援庵说：“盖凡一新势力发生，旧势力为之推倒，必乘时报复，此自然之理也。”当地居民聚众焚寺，具有反清意义，“且可见宗教与政治之关系，陈寅恪先生序《明季滇黔佛教考》，谓‘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然终不能无所关涉’，此亦其一例也。善权毁后，明年八月，玉林遂寂，实缘于此。”“新势力之不可恃如此。《四安乐行品》以不得亲近国王大臣，为说法者诫，岂不然哉，岂不然哉!”(15)
玉林的行径遭到佛门抨击，“寒松和尚惧世之诽谤佛教者，以是人为口实也，不得已有《指迷》一编，冀存其教于永永焉”(16)。援庵十分痛恨并蔑视那些攀附新朝贵族的僧人，说：“始吾未见《寒松录》，不知序(寒松禅师《指迷录序》)中所云‘是人’者何人，继而知为玉林，则又瑟然惊，嗒然若丧也。呜呼，所谓新朝国师者，固如是乎!以若所为，诚足以退人善根，阻人向上者也。木陈若是，玉林又若是，安归之叹，吾与其年(陈其年)有同感焉。夫二人者，性格似绝不同，然藉新势力以欺压同侪，则并无二致。所以彼此谤书皆盈束，非至死而诤不息也。”(17)
木陈、玉林之行径与日伪时期汉奸相类，援庵通过对清初僧诤的研究，揭露佛门败类，比附日伪汉奸丑恶。他于1962年3月撰《清初僧诤记·重印后记》，曰：“一九四一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扬扬，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时余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非专为木陈诸僧发也。”论佛门讼诤，旨在借昭示木陈、玉林等攀附新朝作恶，痛斥日伪汉奸欺压国民。历史学家柴德赓曾评论《清初僧诤记》，说此书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弄清了黄宗羲为什么不愿做和尚的原因。在清初有很多人为了不愿做清朝的顺民而剃头……但黄宗羲坚持不出家……原来当时庙中都保存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和尚每天都必须对此朝拜……这岂不是天天要向清廷统治者叩头吗?不干!这就是黄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过去一直不清楚，到抗战时候那就看得很清楚了。
第二是解决了什么是“投降”的问题，清初清廷统治者规定人人都要剃头，作它的顺民。这样剃了头是否就算是投降了敌人呢?不算!因为这是被迫的，虽然亦是耻辱，但还可以原谅。如果出去做官，那就是主动向清朝投降，是汉奸。这问题是因为在抗战时期沦陷区要划清界线而提出来的。在沦陷区受耻辱的事很多，如打手印，领良民证等，但这些都是被迫的，不能算是投降。凡是在敌伪大学教书，在敌伪机关工作的，那就是汉奸。《清初僧诤记》不仅解决了历史上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18)
援庵还十分注意宗教与文化的研究，其撰《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文分上下编：上编说明教外典籍对教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诸如补教史之不足、正教史之偶误、与教史相参证、由外典窥见疑忌者之心理、从反对者口中得到 反证、旁观议论可察人言等；下编论述教外典籍所反映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教中人物的品学、流品、行迹及著述。此不仅关系宗教，亦关系到中西文化交通。陈寅恪读是作，“佩服之至”。曰：“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鲜矣)。今公之作，以此标题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针度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19)
援庵对清代政治、文化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前期，而晚清的研究成果则较少，这自然与宗教势力的兴衰变化有关系，尤其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佛教均较兴盛，于社会政治、文化影响深刻。因此，这一论题便成了援庵的研究重点。
三、考论清代学术与图书文献
援庵对清代学术文献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全面调查《四库全书》、论衡清人学术著作、考证清代著述之作者与版刻、总结清代学术等方面。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成的一部巨型丛书。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成书至民国四年(1915)文津阁本《四库》移贮京师图书馆，120多年几乎没有一位学者能识其全貌，至于其成书过程、抽毁情况及原因，更是茫然。援庵积10多年之功研读《四库全书》，摸清了《四库》收书多少种和卷数，存目多少种和卷数，全书页数、册数、字数，过万页之书及部头最大之书等。计收书3461种，9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全书共2290916页，分装36275册，总字数99700万。部头最大者是清代学者张玉清等编《佩文韵府》。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他根据《乾隆御制诗文集》，撰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采用编年体，以事系年，逐年逐事排列，记述了乾隆三十七至五十七年(1772-1792)《四库》征书、采进、修纂、核校、补改、装订入阁等情况。清廷编纂《四库全书》，对图书查禁极严，有些书录入《四库》，又被检查撤出。援庵依据乾隆宫廷档案，撰《四库撤出书原委》(答余季豫[嘉锡]书)，考出周亮工、吴其贞、李清等人的书被撤出的原因，指出：因周亮工《读画录》诗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之句，清廷视为“违碍”；又因吴其贞《书画记》有“春宵秘戏图”，清廷以为“猥亵”，所以撤出。撤出的书还有李清《诸史同异录》、《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周亮工《闽小记》、《印人传》等凡11种。援庵还撰有《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以四库馆乾隆五十二年以后删改之《提要》底本，与广州小字本对校，录出被删改之周亮工等各条，“以抉其隐”。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储皖峰读此文，“爱不释手”，认为：“此文极不易作。一、倘不见四库馆提要原本，中有纪氏涂去周亮工名笔迹，虽知祝堃签出《读画录》诗句认为违碍，究不知实际扣除或抽改之内容为何若?二、倘不将各本加以比较，固不知广州小字本行款有疏有密与殿本异，亦不知湖州本后经挖改行款不一。又《空同集》条，原本‘周亮工书影载’，文津本漏改，亦未删；又《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条，原本‘周亮工书影曰……固亦无不可矣’。凡百三十九字，文津本亦漏改。不经对校，又何从知其尚保留原本痕迹耶!”(20)
援庵在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时，还曾“带领北京大学学生清点了文渊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并亲登文渊阁，将文渊阁书排列的函、架次序，按原来排放位置，画出《文渊阁书排架图》。之后，又清理了原存于御花园摛藻堂内的《四库全书荟要》”。“在点查武英殿刻书处时，又在其中发现了《四库全书》中撤出准备销毁而未毁的书，有李清《诸史异同录》、周亮工《读画录》等的残本，都是很难看到的书”(21)。由于援庵能看到外界看不到的书，故能洞晓《四库》撤毁书籍之原委。
至于《四库》及《提要》本身的错误，援庵亦多有驳正。其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尤所注意者，《四库》著录及存目之书，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其蔽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今特为之补正”(22)。
清四库馆臣依据《永乐大典》，辑出《旧五代史》。援庵发现《辑本》传写脱误、庙讳改字、率意改窜处甚多，凡胡虏夷狄等字，莫不改易或删除，因撰《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曰：“一百五十年来，学者承诵引据，以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窜至于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发其覆。”(23)清人为何如此删改呢?援庵曰：“今乃辑佚，何能轻易其词?此义馆臣岂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窜中秘书之故智，欲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者，其视清朝之心实与明季诸人无异也。不过一则阳斥之，一则阴指之而已。呜呼!四库馆之开，清之据中国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寻思哉!”(24)援庵此论不仅阐明了清代学术文献之隐曲，又揭示了清朝封建专制下汉族士人之心态。傅增湘为此书作序，曰：“乾隆中叶，海宇安和，文治勃兴，号为极盛之世”，“而孰知隐伏于士大夫之衷曲者，固深挚而不可磨灭如是耶。其外之虔恭愈甚，斯其内之厌弃也益深，君子观人心之未亡，而知国事尚有可为也。援庵之为此编，殆亦有感于是”，“凡有清一代敕编之籍，官撰之书，皆可遵循此例，窥寻笔削之旨以揭其缚束钤制之威。是援庵此作，宁独为薛史发其覆乎?”(25)
对于清人的著述，援庵亦多有精辟评论。他称赞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的编辑工作，而病诟官编《全唐文》，曰：“严氏编《全上古文》，亦先编目，凡百三卷，有刻本，即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每人作一小传(每文注出处)，极费力，极有用。后来《全上古文》刻本，即按此目录所指定之出处，抄出付刻也……凡易找之书，不必抄刻，难得之书及散篇然后抄之……但抄易校难，若抄而不校，无用也。近因故宫新印李北海《岳麓寺碑》，尝取《全唐文》一校，原来《全唐文》脱去四百字。官僚所编之书，如此其不可靠也。《全上古文》当少此病。且《全上古文》注出处，《全唐文》不注出处，一塌糊涂，殊可笑也。”(26)又曰：“若能将严辑《全上古文》按笔画繁简先编一姓氏通检，则检书较易。此种工作，似尚未有人为之，亦一憾事也。”(27)
其论王昶《金石萃编》，肯定此书编纂体例而嫌弃其文字错漏，曰：《金石萃编》“体例甚佳，而所录文一塌糊涂，试以现存拓本校之，错漏百出。此事非亲力亲为不可，王兰泉晚年患目，《萃编》悉委门下代撰，故其谬如此。如《全唐文》等官书，其谬尤甚，不可不注意也。”(28)
论毕沅《续通鉴》可参考而不可作证据，曰：“毕沅《续通鉴》成于幕僚之手，本非精湛之书，《书目答问》推许之，实为过当。关于宋元史事，吾人用他作参考，未尝不可，至于引证，则原书具在，我们应引原书，不应根据《续通鉴》。除非他的议论或他的考证有用。”(29)又曰：“毕《续通鉴》非佳书。”(30)
援庵比较推重全祖望的《鲒埼亭集》。1938至1948年他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实习”、“清代史学考证法”等课程，以《廿二史札记》、《日知录》、《鲒埼亭集》为教材，结合教学，撰写了20多篇史源学杂文，均为有关清人著述的考证。他说：《鲒埼亭集》“惟其文美及有精神，所以不沾沾于考证”。又说：“错误以《札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较少。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则莫若《鲒埼》也。”“甚欲用《经典释文》体，作一《鲒埼亭集考释》，但其书博大，未易毕业也。”(31)又曰：《鲒埼亭集》“文章、意义均佳，在清人集中总算第一流”(32)。
考证清代著述的作者与版本、纠正清人著作中的年代错误，亦是援庵清学研究之特色。其立论明断，精湛谨严，士林少与伦比。《书目答问》自光绪元年(1875)刊布以后，广为流传，士人几乎人手一编，“康有为讲学桂林，至谓《书目答问》常置怀中，学问自然增长，其推重可想”(33)。但《书目答问》的作者是谁?人多谓缪荃孙所撰。此说源出《艺风年谱》。援庵撰《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就《年谱》所载缪氏替张之洞“代撰”《答问》作了辨析，并根据光绪二年张之洞与王懿荣手札，确证《书目答问》为张之洞所撰，曾请缪荃孙助理，刻成后又嘱缪氏订正，并非由其“代撰”。
《梦游集》与《憨山集》是清初钱谦益编订的两部佛教史籍，曾有数种版本行世，人多不明其源流。援庵曰：“关于《梦游集》问题，二十二卷本当另是一本……江北本卷五十二至五十四题海幢法裔今照、今光收藏，卷五十五题虞山私淑弟子毛晋编校，这完全与涵芬影印续藏经本《梦游集》相同，可知江北本即鼎湖本。钱氏二序，两言四十卷，皆指钱氏自己所删订之本，非指鼎湖本。鼎湖本之名，本起于钱序，虽未明言五十五卷，而云大师弟子福善、通炯及刘起相所编，则即今涵芬本也。鼎湖本、江北本、涵芬本三位一体，均五十五卷。五十五卷本未刻时，钱氏据以删订为四十卷而刻之，是为虞山本。五十五卷本后刻，其中文字有照虞山本改易者并不奇，似不能因此遂谓五十五卷实源出于虞山本也。”(34)关于《憨山集》版本，曰：“《憨山集》嘉兴本即汲古本，钱氏据福善等所集重订，付汲古雕版，捐置《嘉兴续藏》，编入第五十三、四函，共十六册。”(35)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重刻《道藏辑要》，人或将此本误为彭本、贺本。援庵曰：“《道藏辑要》，光绪丙午成都重刻本，由彭瀚然发起，请贺龙骧助校，故所谓彭瀚然本，即贺龙骧本，非有二也。不过原刻《辑要》无子目(只有总目)，贺又编为子目，并汇抄道家书目，名《道门一切经总目》，连子目初编，共八册，附《辑要》以行。”(36)
清代学者汪中(字容甫)著《述学》(汪氏文集)，年代错误，连篇累牍。或数字颠倒，或岁星混列，或干支不符，或自相矛盾，等等。援庵撰《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多所指正，并由此得出两条教训：“一、校雠之事，非徒广搜异本，校其字句之异同而已。二、汪君近在百数十年，其所著书年月日之讹如是，则欲考先秦古籍年月之讹，岂易易耶!”(37)
研究清代学术，并运用科学方法予以总结，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为近代意义的学科，可谓是援庵对清学的特别贡献。他治宗教史，“拟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为《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阙，未有当也”(38)。《乾隆基督教录》虽未撰成，但由此写出了《元也里可温教考》，这是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此篇论文，花开在元史，而根却扎在他的清史、清学的基础上。以后他由宗教史而治中西交通史，又是在清理总结清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拓的；进而研究史讳学，曰：“清朝史学家如顾氏《日知录》、钱氏《养新录》、赵氏《陔馀丛考》、王氏《十七史商榷》、王氏《金石萃编》等，对于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嘉庆间，海宁周广业曾费三十年之岁月，为避讳史料之搜集，著《经史避名汇考》四十六卷，可谓集避讳史料之大成矣。然其书迄未刊行，仅蓬庐文抄存其叙例，至为可惜。今肆上所通行专言避讳者，有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刊《历代帝王年表》末，黄本骥《避讳录》五卷、周榘《廿二史讳略》一卷，分刊三长物斋和啸园丛书中。此三书同出一源，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故“以史为主，体裁略仿俞氏《古书疑义举例》”，撰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39)。年代和历表亦是治史的基本知识和工具，援庵撰《二十史朔闰表》，又是根据钱侗《四史朔闰考》、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等书，使清人年代学研究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整理古书离不开校勘，援庵著《校勘学释例》，总结出“校勘四法”。其中“本校法”归纳了汪辉祖 《元史本证》的方法，“他校法”概括了丁国钧《晋书校文》、岑建功刻《旧唐书校勘 论》的方法，“理校法”综合了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的方法。援庵由此建立的近代 意义的史讳学、年代学、校勘学，无一不是对清代学术的深入研究和完善总结。
援庵晚年撰《通鉴胡注表微》20篇，前10篇论史法，后10篇论史事。在写法上受了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启发。其表胡三省之微言大义，又多以本事疏证胡注，类似清人的宋元史研究。他曾论及沈钦韩对王安石的研究，说：“清朝人为荆公研究者，尚有嘉道间沈钦韩。荆公诗本有李壁(李涛子)注，沈为补注四卷，又为文注八卷，皆注本事，非熟悉有宋一朝掌故不可。沈又为苏诗查注补正四卷，皆为研究宋事者所必读，非止为苏、王诗文而已。注书例有二派：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如施国祁之注元遗山诗，亦注本事也。”(40)《胡注表微》亦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他说：“因‘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故非熟于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为何也。”又说：“说空话无意思，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相近时事实，即宋末及元初事实，是为上等；南宋事实次之；北宋事实又次之，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41)清代学术不仅影响了援庵，亦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故曰：“朱竹坨(彝尊)、全谢山(祖望)、钱竹汀(大昕)三家集，不可不一看，此近代学术之泉源也。”(42)
四、清代人物年事的考证
援庵研究清代人物，早期以宗教人物居多，以后学术领域拓宽，所考者多为学者，尤其是粤籍学人。其人物研究，或作专传，或考述史事，或辨人物生卒年岁。
《华亭许缵曾传》是援庵所撰“基督教四人物传”之一。许缵曾字孝修，号鹤沙，松江华亭人。其母为徐光启孙女，自幼入天主教，教名甘弟达。缵曾受母影响，少时领洗，教名巴西略。清顺治六年(1649)进士，改庶吉士，八年授检讨，十四年补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翻译《大学衍义》，十五年分校礼闱，旋外补江西驿传道副使，后又升四川布政使司、补河南按察使司和云南按察使等职，彼热心教事，清初天主教在四川、湖北、河南等地的传播与之甚有关系，晚年回乡办育婴所，将生平所撰诗文编成《宝纶堂稿》十二卷。缵曾于正史、方志无传。援庵依据许氏《宝纶堂稿》及所撰《鹤沙自序》等，著成此传，以补史志之阙。
《许之渐轶事》考证了许之渐因教案牵连被革职、后又平反的史实。之渐字青屿，江西武进人，“顺治十二年进士。由户部主事考选江西道御史，风采甚著。康熙三年七月，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等与各省传教西士阴谋不轨，许之渐、许缵曾等，以附逆，俱罢黜”(43)。康熙八年(1669)七月，利类斯、安文思、南怀仁等，呈请昭雪。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称号，许之渐、许缵曾等官复原职。
《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记述了康熙年间罗马教士多罗、山遥瞻、德理格、马国贤等在华活动。马国贤精绘画，“西名理拔，在内廷供奉十年，雍正元年回西洋，创建圣家修院于纳玻理府，培植传教中国人材，殊有名。然人言清初西洋画家，多举郎士宁、艾启蒙，而不举马国贤者，因马国贤作品流传较少也”(44)。马氏曾奉清廷之命，仿绘广州城内孔庙所悬明代理学家陈献章遗像一幅，进呈康熙皇帝。至民国，援庵于故宫懋勤殿旧档中发现粤督进呈马国贤所画陈白沙遗像折，而画像不知下落。
《钱名世轶事》记钱氏作诗谄媚年羹尧，忤悖雍正。雍正亲书“名教罪人”，令地方官制造匾额，张挂钱氏住宅，并诏“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警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45)。进士方苞诗云：“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宵枕惭多惟梦觉，夏畦劳甚独心知，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士人牵涉清廷政争，终遭身败名裂，这也是封建专制下知识分子的一种命运遭遇。
《记徐松遣戍事》纠正清国史馆人物传、《清史稿》、光绪《畿辅通志》、《国朝先正事略》、姚莹撰《赵慎畛行状》等有关徐松坐事发遣的记载错误和缺漏，指出徐松犯事被御史赵慎畛纠弹时在嘉庆十六年(1811)，十七年谪戍伊犁，被参事项九款：乘轿进棂星门；重价发卖诗文；优等生员纵钱；加增红案陋规；滥取佾生索费；家丁凌辱士子；卖给熟食索钱；强取弓箭发卖；出题割裂经文等。并无其父干涉考试之事。道光三年(1823)，御史钱仪吉奏参浙江学政朱士彦之父随棚分阅试卷，出题割裂太甚，朝野喧传。“姚莹为赵慎畛撰行状，遂误以赵慎畛之奏犹钱仪吉，徐松之事犹朱士彦，故谬曰‘湖南学政父干试事，公奏论之’也”(46)。文后附录清军机处档案“初彭龄等拟奏”和“徐松亲供”。使徐松遣戍事完整再现，凿有确证。
《全谢山联姻春氏》将清人随笔杂记与《鲒埼亭集》对读，考证春氏即曹孺人，旗籍，索佳氏称曹，故谢山文集曰“曹孺人”。全谢山(祖望)31岁(雍正十三年)时续娶满洲学士春台之女，逾年生一女，丁忧后五年又生一子。纠正《随园诗话》所云谢山年36妻春氏，逾年举子，续娶生子皆在服丧之中的错误。谢山承祖父遗志，故国观念独深，竭力表彰忠义，亦尝遭不测，因与旗人联姻，又与地方旗人官守来往，故能免祸。有人认为谢山《圣清戎乐词》中有“为我讨贼清乾坤”，加“贼”字于“清”字之上，因此入狱。援庵又撰《全谢山曾遭文字狱辨》，指出：谢山文集(《鲒埼亭集》)刊于谢山卒后四十九年，其生前并未入狱，“此盖说者因胡案推论及之耳”(47)。胡案即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因撰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诗句获罪。
援庵还善于利用清人遗文、书札、诗卷等，考证人物生卒年岁。1929年援庵访得清代学者胡方草书千字文，末书“乾隆丁未人日书于朱草诗林，金竹胡方临”。胡方字大灵，号信天翁，广东新会金竹冈人，学者称金竹先生，善诗、书，为“粤之先儒”。援庵搜求胡方墨迹，得一直幅与此帖，既而觉此帖署乾隆年号与金竹生活年代不符，阅李文藻《南涧集》金竹传，知其卒年74，而其《送罗戒轩诗》注曰：“君生癸未，余生甲午。”“甲午顺治十一年，卒年七十四，则雍正五年丁未也……雍正间人，何能知有乾隆年号，此帖之伪无疑”(48)。此由胡方诗自注证其卒年，又以其卒年证字帖之伪。
1933年夏，援庵回粤省亲，汪宗衍以增订陈澧(东塾)年谱求正，“语及新收东塾复戴子高墨迹，适衍自陈氏后人假得子高与东塾书原本，出以相视，援老大喜，欲为双璧之合而未果”。之后，宗衍将戴书抄寄援庵，援庵据之撰《戴子高遗文与年岁》(49)。子高即戴望，以字行，浙江德清人，与俞樾“同县、同时、同有学术上高名”，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其年岁有两说：或曰三十五，或曰三十七。援庵据戴氏撰《颜氏学记序》“丁巳后，得从陈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汉儒说”。戴氏与陈澧(东塾)书又云：“望年二十余，曾执经于宋于庭、陈硕甫二先生之门。”援庵由此推证说：“丁巳年二十余，则生于道光丁酉矣，若生于道光己亥，则丁巳才十九耳。年岁之事，据友人之言不若据家人之言，据家人之言不若据本人之言。《颜氏学记序》与《与东塾书》皆子高本人之言，自较友人之言为可信，则子高卒年实三十七也。”(50)此由遗文考人物年岁。
清人手札与人事密切相关，有时一札牵涉多项人事，若考出书札年月，其他相关人事问题便迎刃而解。援庵《跋陈东塾与郑小谷书墨迹》，考证东塾书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并根据书札内容进一步推证东塾女阿娴及门生胡锡燕均卒于此年。粤籍学者伍绍棠于同治十三年续刻《粤雅堂丛书》，东塾建议将郑小谷所藏《汪氏律吕通解》刻入，现存续刻本有伍宗曜跋，宗曜卒于同治二年(1863)。援庵据此手札证出宗曜跋在先，十余年后方有续刻本。援庵的考证不仅订补清代人事，还能纠正有关著述之误。汪宗衍曾致函援庵，曰：“承示东塾与郑小谷书，由女娴之卒知胡锡燕亦卒于同治十一年。偶翻钱宾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大讲义)附表云：锡燕生于嘉庆十五年，卒于咸丰七年，年四十八，与东塾同庚。可疑。而东塾《汉儒通义》有咸丰八年七月锡燕跋，知钱说必误。则尊藏东塾书札足以补订记载者不少也。”(51)
湖南省博物馆将所藏清代廉吏陈鹏年自书诗卷寄示援庵。援庵撰跋，介绍有关鹏年生平史料，曰：“陈鹏年，湘潭人……为人刚直不阿，为治务抑豪强、伸民隐，有包龙图、海忠介之风，故亦有‘陈青天’之目。”(52)因遭地方大吏所忌，罢官。他善书能诗，然其传世书法罕见，此自书诗卷作于康熙五十年(1711)，至足珍贵。
援庵访得清代学者凌廷堪(次仲)藏钱大昕(竹汀)、阮元(芸台)尺牍一册，“内有残札四页，有头无尾，据内容及笔迹，知为孙渊如札”。并为此札作跋，断定此由孙渊如(星衍)致凌廷堪，为嘉庆六年(1801)四五月所作，札中言及孙星衍与江永(慎修)、戴震(东原)、江藩(郑堂)、凌廷堪(次仲)等人对西方天文学的不同看法，曰：“后世之谈天有最不可通者，谓日大于地数倍，此西人之戏言，不过欲乱吾中法，而江慎修、戴东原笃信之，江郑堂及吾兄亦颇助其张目，要知古学天文与算法，截然两途。”(53)
清史专家尹炎武曾将王鸿绪、李文田等名贤尺牍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藏清人书札目录抄寄援庵，曰：“上海文管会藏清代学者书札百廿家，公开展览，兹写一目奉寄。上次北江札中之秋塍，公所考出者，亦在其内。又北江踵实斋《史籍考略》著《抄辑之例》，前亦未闻。潘次耕托闽友刻《日知录》，致叹于三徐不能为而我为之。其他各札中零玑碎金，往往而是。”(54)所言北江札考证，即援庵撰《跋洪北江与王复手札》，考证此札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札中所言“秋塍”为王复，“尚之”即徐受书，“新方伯”即景安，“尚书师哲弟”指毕沅胞弟毕竹，味辛为赵怀玉，竹初为钱维乔，“老夫子”当指毕沅。
援庵研究的清代人物，多是正史阙载，或载之不详、记载讹误者，所考史事，相关人事原委详尽，拾遗补缺，正误纠讹，再现真实，历史感十分强烈。他如此熟悉清代人物，当得益于他曾自编《清史稿传目姓名通检》，这是他阅读《清史稿》的工具书，常置诸案头，随时备查。尹炎武著《清史述闻》，多得益斯编，并为之作跋曰：“《清史稿传目姓名通检》二卷，新会陈援庵先生曩时之所辑也。原为励耘书屋中自备工具之用，向未刊行。三十年来，仅北京图书馆录一副本，余亦得假抄一过，藏诸箧衍，时用翻玩……此编诠次类例，则按姓名笔画多寡排列，若笔画相同之姓，又以其姓属于韵之先后为序。闳诣妙旨，较《史姓韵编》心同貌异。《韵编》于传目下往往注及字号地址，既与通检无关，何须芜累行格。至《清史稿》诸王列传，各自为卷，卷亦无多，欲索某王，开卷立见，故略而不录。亦犹《经籍纂诂》所载经子史传，皆出章名，而《孝经》、《老子》独否，其归一揆……”(55)如此，有清一代人物之状况尽在援庵掌握之中了。
五、拓宽清代史料范围
清人撰著国史，多取材于起居注、实录等，到了民国时期，清代史料范围被大大拓宽。援庵说：“史料逾近逾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56)而且他在清史研究方面十分注意新材料的开掘与利用，所利用的新材料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清代档案。它是清朝历史的真实记录，为了很好地利用，援庵于收集、整理、保护清代档案作出了重大贡献。1922年5月援庵任教育部次长，蔡元培呈文教育部，请将明末及清初内阁档案交由北京大学整理研究，经援庵斡旋，教育部派员监督将故宫午门历史博物馆所藏明清内阁档案、试卷等移交北大收管。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与史学系组成明清史料整理会，聘援庵等著名学者为委员，指导档案整理。援庵提出“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等八项档案整理办法，并亲自带领北大学生整理。沈兼士1931年曾忆及此事，说：“从前鄙人办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曾纠合多数学者，共同担任此种重大的工作，那时陈援庵校长就是中间一位最努力的；当时我们见到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清代的内阁档案，也就请陈先生指导整理；现在一般人都知道档案的价值，便是那时所开的风气。后来我们又参加故宫博物院的创立，现在的规模，多是陈先生当时所艰难缔造的。”(57)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国务院接受了清军机处档案全宗，储藏于集灵囿。为妥善保存并整理利用这批档案，援庵于1926年初与总理许士英相商，请将这批档案和杨守敬观海楼藏书移存故宫博物院，并亲自起草公函，呼吁加强对清代档案的保存、整理和利用，曰：“清代遗文，失今不图，后将莫及。”(58)由于援庵的交涉，使这宗档案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此外援庵还为故宫博物院购买清末湖广总督端方档案600册。
援庵又是最早研究清代档案的学者之一。1925年11月18日他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之乐寿堂所陈列的《教王禁约》与《康熙谕西洋人》两份档案作跋，即《跋教王禁约及康熙谕西洋人》，叙述了中国文献很少记载的清初关于传教与禁教的一场纷争。天主教入中国，围绕祀先、敬孔二事，形成内部两派纷争，两派讼于罗马教廷，教廷徇反对派之议，两次派使者到中国申明禁约，康熙诏谕西洋人，以不准传教为抵制，反映了清初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以后又陆续发现12份有关康熙与罗马教廷使节关系的文书档案。1930年，故宫博物院将这批档案刊布于《文献丛编》第六集，其中只有四份有年月，其它年份不明，故编排次序有颠倒。1931年10月，故宫拟将这批档案影印出版，援庵为此撰《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叙录》，将无年份的档案一一考订清楚。此外，在清代 政治与宗教、清代人物研究等方面，援庵亦都利用了档案新材料。
第二，和尚语录。语录原出僧人，记载大量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史料。历史研究大多注意宗教教义、僧传，并不在意和尚语录。1939年初，援庵在故宫古物陈列所发现《嘉兴藏》，“有清初语录二百余种，塔铭可采者多”(59)。因此书尚未被人利用，故称之为“三百年沉霾之宝窟”(60)。他带领助手，抄录了大量有价值的新史料，并将民国九年北京刻经处刻印的《嘉兴藏目录》与《嘉兴藏》进行核对，发现了一些目录未载的附刻教外典籍，如《北游集》等。自援庵发现木忞的《北游集》及《嘉兴藏》，才真正认识到和尚语录的史料价值。其撰《汤若望与木忞》，第一次引证语录考史，又利用《憨璞语录》、《溪语录》、《玉林语录》等撰成《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尤其是《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征引古庭、百愚斯、寒松操、云外泽、梓舟船、石奇云、浮石贤、费隐容、丈雪醉、敏树相、密行忍、云幻宸、圣可玉、恒秀林、知空蕴、梅溪度、赤松领、月幢了、长目电、善权位等和尚语录达数十种，考证西南地区佛教兴盛及僧俗活动，由此再现了明末清初移民逃禅，反抗满清统治的情况。《清初僧诤记》运用语录考证法门内部故国派与新朝派的斗争。《释氏疑年录》依据语录廓清了许多僧人的生卒年。由于新材料的发现，才能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而且宗教不能离开政治，语录虽出僧人之手，但多牵涉清代政治、文化和地方拓殖，既为清史研究增加了新史料，又开辟了新领域。
第三，清人手札、书稿、诗卷、遗文、字画等。这些不仅具有文物、文献和艺术价值，还具有史料价值，清代学人虽有不少人注意搜集收藏，但多注重前者，鲜有用来考史者。援庵极具慧识，在清史研究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它们的史料价值，不仅在人物考证方面作出重要成就，而且在文献史事方面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援庵在调查《四库全书》时，留心有关编纂掌故，他从馆臣往来书信中，得到了一些真情。四库馆臣于敏中曾自承德致函京师陆锡熊，论《四库全书》编纂，前后56件，附函5件，手札有日、月，但无年份。他撰《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根据手札用笺，内容及所书日、月，考出年份，即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一年(1773-1776)，“诸函前后亘四年”。并纠正了《北京图书馆馆刊》1933年所刊《于文襄手札》“徒以月日为次，故事实多倒置”的错误。他从于文襄手札发现其在编修《四库》中的作用，曰：“今观诸札，所有体例之订定，部居之分别，去取之标准，立言之法则，敏中均能发纵指示，密授机宜，不图画诺而已。”又曰：“统观诸札，办书要旨：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画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敏中亦深知其弊，故其奉办《日下旧闻考》附函有曰‘此书私办更胜于官办’；六月十一日函亦曰：‘欲将《玉海》校正，别行刊板，不由官办更妥’。然则世之震惊《四库全书》者可以不必矣。”(61)而且，援庵亦肯定了于文襄手札的史料价值，曰：“编纂《四库全书》掌故，私家记载极稀，诸函备述当时办理情形，多为官文书所不及，事关中秘，殊可宝贵。”(62)
张之洞号广雅，在两广办广雅书院，先有号还是先有书院名?援庵据张氏手札，纠正陈石遗《张相国传》之误，曰：“陈石遗撰《张相国传》，谓督两广时创广雅书院，故又号广雅。敝藏文襄光绪二年札，刻‘广雅堂自制署笺’七字。石遗曾入文襄幕，其说乃倒果为因，史事考证之难如此。”(63)
援庵还曾与胡适论杨守敬《水经注疏》的成书年代。他藏有杨守敬致梁鼎芬手札两封，出示胡适，并请其撰跋。胡适于1948年8月14日写成《跋杨守敬论水经注案的手札两封》，送援庵。12月7日援庵致函，曰：
大跋在杨守敬写给梁鼎芬的信里，发见杨守敬光绪十九年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又发见《水经注疏要删》卷首光绪五年己卯潘存的题词，是捏造的，最为有趣。
但此两札年月，大跋系以王先谦《水经注》合校本及《复堂日记》之刻成为依据，推定其最早当在光绪十九年或在后一年。鄙见则以梁节庵、叶浩吾在鄂时代为根据，断定此札须照尊说更移后四年……札中所署四月十三日，光绪廿三年丁酉四月十三日也……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杨守敬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64)
12月13日胡适复函，曰：
先生依据梁节庵与叶浩吾两人在武昌的时代，修改我的结论，断定杨惺吾两札作于光绪廿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四月，当时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
先生这个修正，我特别感兴趣。但今天翻查《邻苏老人年谱》，发见了一点反证，似还需再斟酌。(65)
援庵还注意从清人的手稿中，汲取治学的经验和方法。他“搜集了很多清代学者的手稿，其中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从这份手稿可以看出王念孙是如何搞学问的：他著《广雅疏证》第一次用的材料往往是对的，但是后来又发现了更新的材料，他并不是把第一次的划掉，而是将后来发现的新材料写在小纸条上贴在上面，再发现再贴，而用到书上去的，就是那最新、最可靠的材料……陈先生是非常钦佩王念孙这种做法的。”(66)史学家李瑚亦曾忆及援庵如何学习清人治学，说：“他早年曾向乾嘉学者学习，方法是，除了读他们所著的书以外，还买到他们的著作手稿、读书笔记和手札等，如对王念孙《广雅疏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的部分手稿，他都曾反复研究过，看他们是怎样著书，怎样修改，为什么把所引资料一换再换，等等。他认为，这样既可知道著书的艰苦，又可以学到他们治学和著书的方法。”(67)
励耘书屋藏有许多珍贵的清人手札、书稿、字画等。作者除王念孙、钱大昕、阮元、孙星衍、胡方、陈澧、张之洞、杨守敬外，还有洪亮吉、段玉裁、纪昀、程瑶田、程子陶、丁履恒、汪辉祖、章学诚、戴望、王杰、汤金钊、徐继畲、黄遵宪、康有为等。特别是章学诚的条幅，尽管书法欠工，但十分罕见。援庵常与傅增湘、蔡元培、胡适、杨树达、伦明、尹炎武等，互相展示其所收藏，切磋考证。1936年11月6日援庵访杨树达，出示“顷间在小市所得丁若士(履恒)诗幅一纸，字极秀丽”(68)。11月12日杨树达“答访陈援庵，出示法梧门、阮伯元、洪稚存、唐陶山、赵瓯北、吴谷人、顾元熙、徐山民(原名达)、邓湘皋(与黄虎痴者)诸人手札多通。法、洪、唐、顾字皆佳。援庵云：‘瓯北札颇难得，赵椿年为其后人，亦未曾见。’”(69)蔡元培、胡适还应援庵之邀，为其所藏汪辉祖书札作跋。蔡元培曰：“适之先生一跋，业已探骊得珠……顷已稍稍搜集一鳞一爪之材料，拟即整理成篇。惟弟有不情之请，拟以汪札胡跋及弟所附加之跋别抄一本，发表于张菊生先生之七十岁纪念册。因龙庄、敦甫及札中所举之毛西河、魏文靖、戴可亭皆高寿，而弟亦免得别觅题目也。”(70)胡适还为援庵所藏程瑶田题程子陶画的“雪塑弥勒”题诗两首(71)。援庵亦得傅增湘之请，为其所藏张宸(青雕)遗稿抄本作跋，考出窜入遗稿中之伪作，又为尹炎武考释钱大昕手简十五函之年月。1965年10月21日援庵撰成《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一文，考出两信为大学士王杰于嘉庆七年(1802)五月二十日、七月初三所作。这是援庵生平最后一篇论文，其学术始于清史，又以清史为归宿。
收稿日期：20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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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香港存萃学社编：《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崇文书店1971年版，第149页。
②陈智超：《史学家陈垣传略》，刊于《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
③陈智超：《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茜频：《学人访问记—历史学家陈垣》，载于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月3日。
⑤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载于《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⑥⑨⑩《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512页、第143页、第165页。
⑦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41页。
⑧同上书，第655页。
(11)(19)(20)(26)(27)(28)(29)(30)(31)(32)(34)(35)(36)(40)(41)(42)(51)(54)(55)(56)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07页、第377页、第631页、第670页、第380页、第673页、第782页、第788页、第695页、第698页、第546页、第547页、第666-667页、第665页、第679页、第696页、第508页、第129页、第125页、第380页。
(12)陈垣：《清初僧诤记》卷3引《百愚语录·陈其年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励耘书屋丛刻》1982年影印本，第2513页。
(13)陈垣：《清初僧诤记》卷3引《寒松语录》，第2515-2517页。
(14)(15)(17)陈垣：《清初僧诤记》卷3，第2517页、第2518-2520页、第2522页。
(16)陈垣：《清初僧诤记》卷3引《迦陵文集三·寒松禅师指迷录序》，第2521页。
(18)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载于《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
(21)刘乃和：《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刊于《紫禁城》1983年第3期。
(22)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华书局1962年版。
(23)《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9页。
(24)同上书，第195页。
(25)傅增湘：《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励耘书屋丛刻》1982年影印本，第1491页。
(33)(48)(52)(53)(61)(62)《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344页、第78页、第417页、第418页、第44-45页、第44页。
(37)(47)(50)《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第58页、第76页。
(38)陈垣：《万松野人言善录·跋》，1932年铅印本。
(39)陈垣：《史讳举例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43)(44)(45)(46)(60)《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87页、第189页、第84页、第96页、第518页。
(49)见汪宗衍《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后记》，澳门于今书屋1972年刊本。
(57)《辅仁大学校刊》第3卷第1期(1931)。
(58)见单士元《回忆陈援庵师》，载于《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1980年铅印本。
(59)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45页。
(63)(64)(65)(7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71页、第189页、第190页、第24页。
(66)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载于《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
(67)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同上书。
(68)(69)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第124页。
(71)《胡适日记》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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