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还是往哲学去的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用”逐渐成了公众话语中频率最高的字眼。一切似乎都在接受它的裁判，知识学问当然也不例外。除了个体的生存状况必须正视外，“实用”、“功利”对民族发展的历史重要性，也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推敲自己的“有用性”，不得不“反思”本学科的“实用性”。于是，“哲学往哪里去”之类的讨论屡现于大小报刊和各种学术会议。
与此同时，功利主义釜底抽薪般地冷却了多少年来人人弄哲学的热闹景象。实用价值观让一批又一批哲学工作者改行去从事“有用”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或者做别的什么。有人据此说，哲学陷入了危机。
仅从这种外延格局的改变是不能作如是观的。因为，这个断语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前提的：哲学在以前是繁荣的、正常的。然而，这不过是一个虚幻的错觉。过来人如果不执于成见，都会承认，相对于哲学承诺一切和哲学家“雨后春笋般”地成长（马克思语）的既往，上述“危机”其实是哲学病态的消释或新生的转机；它对整个社会科学的重新建构乃至人才的合理配置，也是不无意义的。
所以关心哲学的人似乎不必为此惆怅，哲学并没有失去它应该有的东西。哲学过去向四面八方僭越，而自己的营地恰恰是一座空城，将这种僭越重新归置于哲学王国，由农业社会的“大呼隆”进入社会化大生产，这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正是这“危机”的十多年，哲学无论就其学术成果还是从对社会进步的贡献，都是前几十年无法比拟的。
的确，也有一些有哲学潜力的中青年学者，出于无可厚非的诸种原因，也别趋一途。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未必不是一种“哲学的应用”。柏拉图讲“哲学王”，儒家讲“外王”，马克思讲“实践”，都是指哲学的对象化。如果改行者确有哲学功底和修养，他们总会自觉与否将其对象化，在经世致用之路上留下哲学的智慧印记。这难道不是以往人们乐道的“实践目的”么？即使从学术本身的积累来说，弃哲学从官、从商或从别的学科（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固然有一种“哲学的荒废”，但不全是，这未必不是一种“诗外功”的训练。古今中外成名的大哲学家，可以排一个长长的谱系，证明其并不终身局囿于哲学的屋檐下，证明其学术外的体验反倒更有效地成就了他们的哲学创获。
最深刻的哲学危机在于哲学学科认同的迷失，这同人的精神危机在于自我迷失是一个道理。
不少论者近来喜欢讨论“社会科学是不是生产力”（其中当然包括哲学）的问题。这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当然都是有意义的。不过有的论者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替失落了的社会科学争地位。地位太低，争一争也无不可，问题在于其立论的根据是：社会科学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这就用偏了尺子。
没错，社会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弄清社会科学各学科与生产力之间的复杂联系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理所当然要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尽力，但是企图用前者可以转化为后者，来确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立论上却大谬不然。因为这实际上不仅把“科学是生产力”这一命题庸俗化了，而且恰恰是取消了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的存在理由。社会科学无需通过与科学技术的攀比来证明其价值。哲学当然可以作用于生产力，但生产力却不可以作为哲学的尺度。这好比音乐可以在某种情况下促进劳动生产率（工业心理学实验可以证明）。但后者决不能作为音乐的尺度一样，音乐还有它更主要的社会审美价值；这也好比逻辑不能测验诗力，银元不能标量良心一样。
学科的存在根据是人类需要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但是把人们需要约简为生产力或其它物化形态，从而将其泛化为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人文学科的存在理由，这是把社会还原为机器，把人还原为物，把价值理性还原为工具理性，同时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哲学的栖身地。
显然，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学科危机。单纯的学科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其后面，哲学家失去了人文自信，社会失去意义的凭依。
任何社会都需要功利，同时任何社会都不能只有功利。“意义”是人的一个本质规定，由这个规定而生出了人文哲学。所以后者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有责任提醒社会，人是不能没有意义世界的。无庸讳言，哲学自我迷失的同时，也在放弃这种责任。倒是海外不时以我们不习惯的方式和变形了的话语传来几声警世钟（例如非理想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儒学或世界文化守成主义），但整个说来，海德格尔式、汤因比式的对现代技术文明和物化世界的忧患，我们在知识层面上已经作了不少介绍，但在价值和情感上还太隔膜，还不大敏感。对新儒家的“返本开新”，我们也懒得去辨析它的终极眷注。也许中国人太久地苦熬于经济贫困而宁可把意义悬置起来。
但是，当今人类的生存状况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西方世界的工业“沼泽”和“单面人”怪物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遥远的故事。衣食足后知礼节的线性进化论已经不再天经地义。世界文明的新走向已经使八十年代高歌猛进的中青年学者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推敲他们的内心图象，反省他们过去所批判的传统：老子、孔子、柏拉图、康德等等。
也许，世人可以悬置或暂忘意义，唯独哲学不可以，因为这是其安身之所。从它对社会的功能来讲，正因为世人在悬置，所以它不能。在考虑跨世纪哲学（或“时代精神”）的时候，鉴于上述各类“危机”，我以为哲学无需同其它学科攀比和较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在学科定位上，“我们最好还是维持这个名词的古义”，即“在理性努力经营使其成一门学问的范围内，把它理解为求达至善之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这里所说的至善之术，便是意义的追询，便是终极关怀。科学的发展不断地缩小着哲学的地盘，唯独这一点是科学夺不去的。
二十世纪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个世纪，工业化充分展开并进入了所谓“后工业社会”；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人因此丧生；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核威胁以及更深刻的精神危机困扰着人类。中国的情况更复杂一些：我们刚刚迈入现代化的门槛，后现代主义却不断向我们发出预警；我们刚刚在本来意义上开始科学民主进程，新儒家却借助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背景，“狮子吼”于面前。人们虽然可以不同意这些思潮，但无论如何，不可以无视其提出的问题。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是中国哲学界对这类问题第一次认真的回应，但在严格的“科玄”问题上这场论战并不具有很直接的现实性、社会性。现在不同了，中国人面临的两难状况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总之，这个世纪给哲学提供的思想题材太多、太沉重，它对哲学提出的要求也太迫切，哲学的活动空间也因此很大，所以没有必要与其它学科争地盘。决志于哲学一途的人们没有理由不用本学科的语言方式给人提供启迪。所以，我以为哲学还是往哲学去的好。哲学往哲学去，在今天意味着要承受诸如“不关心现实”之类的误解和社会责难（要功利社会理解“无用之学”的意义通常是困难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牺牲：固守“无用之学”，没有鲜花与喝采，没有赞助与奖金，连成果的发表也成问题，还要自觉承担人类的精神苦难，所以今天搞哲学的人多少要有一点圣徒品格。
这近乎劝人作牺牲，可是人类的发展是可以没有牺牲的么？圣徒和苦行僧可以把牺牲之苦内化为“平常心”、“大乐”，哲学工作者只能把牺牲称为“代价”。所以，治哲学比当圣徒难。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要选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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