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高尔基国民性话语中的人道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鲁迅论文,国民性论文,人道主义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0年代，当学界争相从政治革命的层面认识与理解高尔基时，鲁迅却敏锐地发现了高尔基在国民性与民族文化心理批判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间，鲁迅根据日本学者高桥晚成的译本重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并在1935年8月围绕该译著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谈到高尔基作品中的国民性问题。在前一篇文章《〈俄罗斯的童话〉小引》中，鲁迅强调，《俄罗斯的童话》“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①在后一篇文章《俄罗斯的童话》中，鲁迅又具体指出：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但又不只写出了老俄国人，所以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往往会觉得他好像讲着周围的人物，或者简直自己的顶门上给扎了一大针。 从亲自翻译《俄罗斯的童话》，到运用如此之重的话语发表犀利的评论，说明鲁迅对高尔基这部作品极为重视。那么，这部作品究竟写了些什么会令鲁迅如此看重？鲁迅又为何会说这作品给中国人的顶门上“扎了一大针”？ 《俄罗斯的童话》写于1911年底至1912年2月初，作者用讽刺幽默的手法，对斯托雷平统治时期的俄国反动势力作了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举凡鱼肉百姓的沙皇官僚、伪善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文坛上的颓废派、“勿抗恶”的社会思潮等，都给予了猛烈抨击与鞭挞。鲁迅曾针对此指出：“这种童话里所写的却全不像真的人，所以也不像事实，然而这是呼吸，是痱子，是疮疽，都是人所必有的，或者是会有的。” 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重视《俄罗斯的童话》，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鲁迅看到了高尔基笔下“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其实并非俄国所独有，而是“人所必有”“或者是会有”。据此，鲁迅自然想到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想到“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也恰恰是中国国民普遍所具有，所以在鲁迅看来，这些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对中国国民同样具有警示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肯定这部作品写得“太出色，太恶辣了”。② 由上可以看到，鲁迅正是在国民性批判方面和高尔基产生了共鸣。那么，为什么鲁迅和高尔基都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为什么鲁迅和高尔基都对国民进行无情的贬低、讽刺和挖苦？这实则是源于鲁迅和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是他们国民性话语的出发点，而且是其深层底蕴和最终归宿。鲁迅和高尔基都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道主义情怀开始国民性批判的，而国民性批判的目的又都是促使民众从愚昧、麻木中觉醒，从而反抗一切剥削与压迫，最终建立“人国”，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在这一基点上，人道主义就成为了解读鲁迅与高尔基国民性话语的关键词。那么，鲁迅与高尔基国民性话语中的人道主义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又彰显出哪些共性特质？本文主要从世俗性、反抗性和人民性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解答与论述。 鲁迅和高尔基国民性话语中的人道主义都具有世俗性、功利性的特点。这种世俗性、功利性的主旨内涵可以简要概括为“启蒙”和“为人生”。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以《狂人日记》《药》《祝福》等作品传达出鲜明的“启蒙”和“为人生”的文学观念，而到了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再次强调：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 可以说，鲁迅自从踏上文坛的那一刻起，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启蒙”和“为人生”的创作立场。那么，鲁迅为什么始终执著于此而不改初衷？其原因就在于，鲁迅深谙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实则是一部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历史，“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④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中国的广大民众却处于奴隶地位而不自知，身体健壮，精神上却麻木不觉醒。对此鲁迅忧心如焚，不惜弃医从文而从事民众的“启蒙”事业。在他看来，只有民众真正觉醒，摧毁“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中国才能跨越“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步入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第三样时代”。⑤ 如果说鲁迅“启蒙”和“为人生”的立场来源于中国社会的苦难和落后、来源于中国国民的愚昧和麻木，那么高尔基“启蒙”和“为人生”的立场则来自于他在流浪经历中的痛苦的生命体验。高尔基从11岁始就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涯，在流浪的途中他一直生活在底层民众中，因此对底层民众十分谙熟。他发现俄罗斯民众普遍具有贪婪、懒惰、残暴、卑鄙、空虚、无聊等劣根性。在小说《同志》中，高尔基针对此写道： 房屋高大而且往往是华丽的，人们却显得丑陋而且总是卑微的。他们从早忙到晚，在弯弯曲曲的小街小巷里东奔西窜，睁着贪婪的眼睛，有的是为了寻食餬口，有的是为了消闲解闷，还有的站在十字路口，带着敌意的目光锐利地监视着，好使弱者乖乖地屈从于强者。强者是指财主。人人都相信，只有金钱才能给人以权势和自由。个个都权欲熏心，因为他们全是奴隶。富人的穷奢极欲导致了穷人的嫉妒和憎恨，谁也不知道还有比金子的叮当声更悦耳的乐声，因此，人人互为仇敌，个个被残暴所统治。⑥ 但是高尔基在发现俄罗斯民众这些劣根性的同时，他也深切地洞察到俄罗斯底层民众身上内蕴的善良本性，认为俄罗斯人民虽然是“地球上罪孽最为深重的、最肮脏的人民”，但同时他们又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善良宽厚，说到底，这还是天才的人民”。⑦正是由于从这些“天才的人民”身上看到了可以拯救的希望，并期盼他们能够通过和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作斗争以获得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因此高尔基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启蒙”与“为人生”的文学立场。高尔基指出，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激发他对于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愤怒和勇气，做一切使人变得高尚坚强、能用美的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事情。”⑧ 鲁迅和高尔基都梦想与期盼底层民众能够早日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但同时他们又都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不得不面对国民劣根性一时难以根治的客观现实。面对这一客观现实，鲁迅和高尔基都没有逃避，而是选择正视底层民众性格中的弱点与缺失，并理智地思考造成这些弱点与缺失的深层原因，以寻绎底层民众如何能够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有效途径。比如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的真正用意决不仅仅是要突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也不仅仅是为了塑造两个让人怜悯与同情的对象，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蕴涵：作者是要通过这样的悲剧本身告诫当时盲目离家出走，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青年，如果没有经济上的自主权，生活中的一切都终将失去“附丽”，包括爱情，甚至是生命，所以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就必须要争得经济上的自主权。鲁迅对这一点深有体悟，他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明确指出，娜拉离家出走后的结局，“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⑨其原因就在于娜拉没有经济权，生存无法维系。由此看到，鲁迅对他笔下的人物虽然含有人道主义同情，但这并不是他作品的全部内容，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邃的理性思考。 高尔基的作品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比如在戏剧《底层》中，确实能够感觉到高尔基对安娜等为代表的底层人民的怜悯与同情，但这种怜悯与同情却并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作者实则要通过这部作品告诉读者：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具有强烈的伪善性，它只能给予人类廉价的布施和虚无缥缈的未来期许，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艰难窘迫的生存状态。人类要想摆脱被压迫与被奴役的地位，还是要靠人类自身能够相互团结、相互尊重。这样的理性思考，作者是通过鲁卡和沙金两个人物给予传达的。在作品中，鲁卡极力劝人现世一定要忍耐，认为“谁都得忍耐……谁都得照自己的方式忍受生活……”⑩作者对鲁卡提倡的这种虚伪的布尔乔亚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安慰哲学”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并通过听信了鲁卡的谎言去寻找新生之路的戏子的死，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鲁卡所谓“黄金世界”“正义之邦”的谎言。与此同时，作者借助主人公沙金之口喊出：“一定得尊重人！不要怜悯他……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一定得尊重他”(11)的响亮口号，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过上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一种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们之间能够彼此尊重的生活。这其中无疑内蕴着作者对如何改变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 鲁迅与高尔基国民性话语中的人道主义都具有较强的反抗性、战斗性的特点。 反抗性与战斗性不仅是鲁迅与高尔基国民性话语中人道主义的重要特色，而且是鲁迅将高尔基视为同路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鲁迅的好友冯雪峰曾在《高尔基和中国作家》一文中指出： 伟大的鲁迅在其晚年，对于伟大的高尔基的崇敬，是难以言语形容的。在他自己为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永不疲倦的工作和斗争中，鲁迅对于高尔基的奋斗不仅是能够共鸣的，而且无疑还以高尔基的精神来鼓舞他自己的。 鲁迅那样崇敬高尔基，对高尔基理解的那么深刻，并且向高尔基学习，——鲁迅这种精神，是和他全部战斗精神分不开的。(12) 冯雪峰的评论是切中肯肇的，因为鲁迅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表示，他在1932年发表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写道：“作家的名字知道的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L.Andreev)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阿尔志跋绥夫(M.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V.Korolenko)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Maxim Gorky)感受了反抗。”(13)实际上，鲁迅不仅是从反抗和战斗的角度接受高尔基，他对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也采取的是同样的角度与立场。 那时(按：19世纪末)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中略)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14) 从这段表述中不难发现，鲁迅之所以将俄国文学看作中国的“导师和朋友”，乃源于中俄两国国情的相同或近似，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15)但中俄两国又有所不同，虽然俄国民众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中国民众一样愚昧麻木，任人宰割，但俄国民众先于中国民众而觉醒，并以一代代人的反抗与斗争，早在1917年就赢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如此看重俄罗斯文学，如此看重高尔基的国民性写作，并积极倡导反抗和战斗的精神了。 鲁迅的反抗和战斗精神，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都有着极为鲜明的显现。以他的小说为例，就能够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精神贯穿线索，并能够发现鲁迅反抗与战斗精神的不同指向与内涵。《狂人日记》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吃人”历史的反抗；《孔乙己》是对教条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祝福》是对封建父权、夫权和神权的血泪控诉；《长明灯》是对笼罩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的抵制。而到了1930年代，鲁迅的反抗与战斗意识更为强烈，并在《铸剑》中直接阐明了向统治阶级复仇的主题。《铸剑》中的黑衣人宴之敖，不求任何回报甘愿为眉间尺报杀父之仇。文中宴之敖对眉间尺所说的一番话引人深思：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16) 这段话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宴之敖也是一个倍受压迫的人，但宴之敖并不是独特的“这一个”，而是有着类型化的特征，泛指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因为在文中宴之敖明确表示：“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宴之敖由此将自己纳入了被压迫阶级的行列。所以宴之敖的复仇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复仇，而是以被压迫者、被损害者的名义向整个统治阶级复仇。第二、宴之敖复仇之心异常急切，并已经做好了与仇敌同归于尽的准备。其原因在于“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联系鲁迅以往的作品，其实这种向压迫者复仇、与黑暗社会现实俱灭的思想其来有自。鲁迅早在1924年创作的《影的告别》中就明确表示：“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17)因此不难发现，宴之敖就是鲁迅的自喻，宴之敖所谓的“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恰是鲁迅自身的内心剖白，内涵着鲁迅在改造自身、改造国民性和同反动势力作战过程中内心的隐痛。 可以说，鲁迅的一生都在为弱势群体争得自由与解放而斗争，尽管他知道中国太难改变，“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18)但是他依然进行着“绝望”的反抗，并热切地呼吁“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这充分体现出鲁迅人道主义的“战斗与复仇和忧愤深广的特质”。(19) 相较于鲁迅，高尔基同样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抗和战斗意识的作家。他声称自己就是“为了反抗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20)并明确指出：“生活——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21)“生活就是主人要权利和奴隶要摆脱权利的压迫而进行的斗争。”(22)“只要阶级的国家还存在一天，文学家作为一定环境和时代的人，不管他愿意与否，有无条件，都必须为自己时代和环境的利益服务，而且正在服务。如果国家、教会和敌对阶级妨碍了他的阶级和集团的历史的必然趋势，文学家就得冒着丧失自由的危险，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反抗国家、教会和阶级。”(23) 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反抗和战斗意识，高尔基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忍耐”和“勿以暴力抗恶”的博爱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存留于他们身上的小市民习气进行了激烈的反对与批判。他在《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中愤慨指出： ……在这种鼓吹忍耐和勿抗恶的说教里面，有一种非常丑恶和可耻的东西，有一种近乎恶意嘲弄的东西。要知道，这两位世界的天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在那里，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力其荒淫无耻已达到惊人的程度。统治阶级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使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黑暗的刑场；这个政权的仆役们，从省长到普通警察，都无耻地剥夺和折磨千百万人民，愚弄他们，好象猫儿愚弄被捕的耗子。(24) 在这段表述中，高尔基揭示出反对和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统治阶级横行霸道，暴力其荒淫无耻已达到惊人程度的俄国，不分善恶，一味地采取忍耐和勿抗恶的说教态度，只能使被压迫者成为统治阶级“待宰的羔羊”。在这一点上，鲁迅与高尔基达成了共识。鲁迅早在1908年写作的杂文《破恶声论》中，就对托尔斯泰所主张的“和平主义”和“勿以暴力抗恶”思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清晰地看到了托尔斯泰的主张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与悖谬：“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25)之后，鲁迅又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多篇文章中谈到托尔斯泰的“忍耐”和“勿以暴力抗恶”主张的不可行性，认为面对中国当时“虎狼成群”的黑暗社会现实，“勿报复”“仁恕”和“勿以恶抗恶”，只能让“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坏人“得救”，而对于好人却是无益的。(26)因此，鲁迅曾在接受国外学者访问时直接声言：“我是绝对地反对托尔斯泰、甘地他们那种人道主义。我是主张战斗的。”(27) 正像鲁迅在其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反抗和战斗意识一样，高尔基的反抗和战斗意识在其作品中也非常明显。实际上，高尔基初登文坛就具有强烈的反抗和战斗意识，可以说，《马卡尔·楚德拉》中以死来维护自由的左巴尔、《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用自己燃烧的心照亮黑暗现实的丹柯、《鹰之歌》中即使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也要搏击长空领略战斗幸福的苍鹰等等，都是高尔基反抗与战斗精神的具体呈现。之后，在高尔基创作的《叶美良·皮里雅依》《切尔卡什》《科诺瓦洛夫》等一系列流浪汉小说中，这种反抗和战斗的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尽管高尔基这些早期流浪汉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中还有很多缺失，还未能明确反抗和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也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但这些人物身上强烈的反抗和战斗精神却值得肯定。因为在高尔基1892年从事文学创作之前，19世纪中后期的文坛，纵然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些作家，塑造出了许多优秀的底层人物形象，但这些人物形象往往是任人宰割的弱者形象，缺乏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反抗意识。在这种情况下，高尔基笔下“新人”形象的出现就具有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这种价值与意义就体现在：他们以其强烈的反抗和战斗精神，为19世纪俄罗斯沉滞而阴郁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而强劲的风，为僵死的俄罗斯躯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高尔基出身底层，他了解底层人民身上存在的反抗和战斗的巨大潜力，尤其是随着俄罗斯工人队伍的日益壮大，他越来越坚定了反抗和斗争的决心，并积极呼吁以革命斗争的方式铲除世界上一切的剥削、压迫的现象。这在小说《母亲》中得以集中体现。这部作品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由不了解革命到认同革命，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母亲形象，而且还借人物之口喊出：“同志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导师和朋友的墓前宣誓：我们将永远不忘他们的遗训。我们每个人将终生为祖国一切不幸的根源，压迫祖国的邪恶势力挖掘坟墓！”(28)“对于我们来说，专制制度不是束缚我们国家机体的唯一锁链。他只是我们应该从人民身上首先砸碎的第一条锁链……”(29)通过这些表述可以发现，这些人物较之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有了新的不一样的面貌，他们的反抗和战斗指向非常明确，他们已经成为了俄罗斯专制制度的自觉反抗者和“掘墓人”。 鲁迅与高尔基国民性话语中的人道主义都具有集体性、人民性的特点。也就是说，鲁迅和高尔基从来不是从个人本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他们所采取的都是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 鲁迅在早期探讨国民性问题时，虽然也曾倡导过“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30)，但是鲁迅从踏入文坛的那一刻起，他所说的“个人”就从来没有离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单独存在。比如，鲁迅的首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表层上呈现的是精神失常的狂人个人的“胡言乱语”，但其深层用意却是想通过这些“胡言乱语”，来剖析整个中华民族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在小说文本中，作者把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置于历史的审判台前，无情地揭露了其四千年来的“吃人”本质。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既然鲁迅将视点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高度来考虑问题，那么，作品中的主人公狂人显然就已绝不仅仅是“吃人”和“被吃”中的“这一个”了，而是具有中国普通民众的集体性、人民性的类型化特征。这些民众既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也无法摆脱“吃人”与“被吃”的历史，所以整日担惊受怕、惶惑不安。由此可以看出，早在写作《狂人日记》时，鲁迅考虑的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如何使民众免于“吃人”和“被吃”的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宏大问题。 鲁迅人道主义的集体性、人民性的特点，促使他与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划清了界限。他在1927年发表的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对中国人性格中的利己主义思想进行了犀利的嘲讽与批判：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31) 针对中国国民性中的这种利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番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32)在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鲁迅对国民性格中利己主义思想的深深厌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鲁迅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与担心。而这正是鲁迅坚定的集体性、人民性立场和明确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清晰彰显。 和鲁迅一样，高尔基国民性话语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中也具有集体性、人民性的特点，但鲁迅和高尔基对笔下的人民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如果说鲁迅对其笔下的人民往往充满着深深的忧虑，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表现出探深的担心，那么高尔基则不像鲁迅那般忧郁，而是对笔下的人民充满了乐观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心，甚至是一度成为人民的热烈崇拜者。他在《个人的毁灭》一文中写道： 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就时间、就美还是就创作天才来说，人民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33) 高尔基对人民的赞颂不仅体现在其理论中，而且体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比如在小说《忏悔》中，作者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俄罗斯人民的伟大，他借约纳神父肯定：“大地上所有的东西，包括你头脑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民众创造出来的。”主人公马特维最后也终于悟到：人民才是“大地的主宰和奇迹的创造者”。(34)这些都充分体现出高尔基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 正因高尔基时刻以人民为本位，所以他也和鲁迅一样，对国民性格中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表现出深深的不满，并视提倡私有制和个人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们是作为注定要灭亡的世界的审判者，作为确立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人道主义的人而出现的；而无产阶级是这样一种力量，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整个劳动人民的世界摆脱嫉妒、贪婪、庸俗和愚昧——摆脱许多世纪以来摧残着劳动人民的一切丑恶现象。我们是私有财产制——资产阶级世界的可怕而又卑鄙的女神——的敌人，我们是这个女神的宗教所确立的禽兽般的个人主义的敌人。(35) 这段表述揭示出了高尔基之所以将资产阶级视为敌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高尔基认为资产阶级提倡的“私有财产制”及其“确立的禽兽般的个人主义”，是造成劳动人民嫉妒、贪婪、庸俗和愚昧等“一切丑恶现象”的根源所在。所以他热切呼吁：“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人民；全部政权归人民。”(36)这实则体现出高尔基以人民为本位的坚定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 鲁迅和高尔基，两个具有不同血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传统的跨国作家，为何会不约而同地关注国民性话题？为何在国民性话语中内蕴的人道主义思想方面彰显出如此之多的共性特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真正是从弱势群体出发，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发言的，他们的思想内里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和底层意识。鲁迅在写于1935年的《〈俄罗斯的童话〉小引》中说道：“高尔基出身下等，弄到会看书，会写字，会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见的上等人又不少，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如果上等诗人自己写起来，是决不会这模样的。”(37)之后，又在写于1936年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指出，高尔基之所以“生受崇敬，死备哀荣”，“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38)其实鲁迅对高尔基这种平民意识和底层意识的强调与赞赏，不仅昭示出鲁迅对高尔基思想的认同，而且也说明平民意识与底层意识恰是鲁迅与高尔基精神上的相通之处。也正是由于这种浓郁的平民意识和底层意识，才使鲁迅与高尔基的作品那样富于人道主义思想，并促使他们理性地去思考，如何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发动民众通过反抗以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和解放等问题。 综上分析，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虽然鲁迅和高尔基在国民性话语中的人道主义方面彰显出许多共性特质，但并不是说两人在人道主义方面就毫无差异。实际上鲁迅和高尔基在人道主义方面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满含着革命的激情、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而鲁迅的人道主义则充满着社会的批判、悲哀的情调和沉郁的风格。那么，鲁迅和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其原因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环境中寻绎。虽然鲁迅和高尔基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但生存的境遇却大不相同。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在这一系列的革命浪潮中，资产阶级势力日益走向衰弱，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并逐步成为了左右历史的主导力量。而高尔基正逢其时，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广大底层民众反抗剥削与压迫的巨大潜力，并亲眼见证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胜利，正如鲁迅所言“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中含有那么多积极乐观的因素了。而反观当时的中国，内有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与压迫，外有帝国主义的践踏与凌辱，广大底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悲凉之气遍披华林。面对黑暗和令人压抑的社会现实，鲁迅一方面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异常强大，另一方面又深感中国底层民众的愚昧麻木，不具备反抗强权的能力。两者的叠加就使鲁迅根本无法看到苦难的底层民众摆脱剥削与压迫的出路究竟何在，于是他只能像一个冲进“无物之阵”的战士，向敌人不断地举起投枪，进行着绝望的反抗。这也就不能不使鲁迅的人道主义充满更多的忧愤深广、沉郁苍凉的意味。总之，如果将高尔基的人道主义喻为即使羽毛带血也要搏击长空的“苍鹰”，那么就可以将鲁迅的人道主义喻为明知无望也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死火”。不过，尽管他们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人道主义在社会批判、启蒙民众、重铸民族灵魂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却是一致的。时至今日，虽然鲁迅与高尔基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国民性话语的历史文化意义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依然在许多当代作家的身上得以承传与延续。 ①(37)鲁迅：《〈俄罗斯的童话〉小引》，《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41、442页。 ②鲁迅：《俄罗斯的童话》，《鲁迅全集》第8卷，第515页。 ③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④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8、225页。 ⑤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4-225页。 ⑥[苏]高尔基：《同志》，《高尔基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133页。 ⑦[苏]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花城出版社2010版，第134页。 ⑧[苏]高尔基：《读者》，《高尔基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⑨(18)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6、171页。 ⑩(11)[苏]高尔基：《底层》，《高尔基剧作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90、254页。 (12)冯雪峰：《高尔基和中国作家》，《冯雪峰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13)(14)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第474、473-475页。 (1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58页。 (16)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2卷，第441页。 (17)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第170页。 (19)吴作桥：《试论鲁迅的人道主义》，《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7期。 (20)[苏]高尔基：《初恋》，《高尔基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21)[苏]高尔基：《自作聪明的萝卜》，《高尔基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22)[苏]高尔基：《谈谈小市民习气》，《高尔基政论杂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3页。 (23)[苏]高尔基：《本刊的宗旨》，《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6页。 (24)[苏]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51-52页。 (25)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34页。 (26)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91-292页。 (27)[朝鲜]申彦俊著，金贞淑译：《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新东亚》1934年第4期。 (28)(29)(36)[苏]高尔基：《母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85、185页。 (30)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7页。 (31)(32)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7卷，第321、323页。 (33)[苏]高尔基：《个人的毁灭》，《论文学》(续集)，第54页。 (34)[苏]高尔基：《忏悔》，《高尔基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页。 (35)[苏]高尔基：《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词》，《论文学》(续集)，第449-450页。 (38)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