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战略行为解释：整合形势与企业特征的概念框架_企业特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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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学的发展是在运用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对中国企业的战略行为做出符合中国情境的解释和指导。在这个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基于市场基础的观点，更偏向于从中国企业所处环境的情境特征出发，研究中国企业的战略行为，包括解释中西方企业战略行为的差异性[1，2]。另一些学者则基于资源基础的观点，从中国企业所具有的自身特征出发，研究中国企业战略行为，解释中国企业之间在战略行为上的差异性[2]。本研究以国内外相关文献为基础，引入制度理论，揭示了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与企业特征之间的交互作用，整合了上述两种视角对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能够更全面解释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概念框架，从而为在经济全球化和现行经济体制交互作用下优化中国企业的战略行为、发展中国的世界级企业提供更有效的理论指导。

       1 影响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主要情境特征

       在研究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的过程中，学者们遇到的第1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在战略行为上不同于西方企业?在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学科发展的“情境钝感”阶段上，国内外企业战略行为上的差异主要被归因于中外企业特性的差异。在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学科发展逐步从“情境钝感”向“情境敏感”转变以后，这种差异被逐步归因于中西方企业所处情境的差异，包括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

       对中国企业战略行为所进行的情境嵌入式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国企业在战略行为上的独特性主要源于所处制度环境的独特性；源于中国经济转型在内容和方式上的特殊性。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所实施的经济转型在内容上是一种双重转型[3]，既包括从相对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向较为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所谓经济发展转型，也包括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所谓经济体制转型。中国所实施的经济转型的推进方式是渐进、放权和试验式的[4]。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企业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情境特征。中西方学者对中国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特征的表述很多，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表述主要有以下3种：

       (1)转型经济 多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研究均将“转型经济”视为中国独特的情境特征，即中国企业战略行为既受市场经济体制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5]。受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计划经济和行政干预仍然广泛和频繁地困扰着经济、市场和企业的正常运行，主要表现在：①各级政府手中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致使这些资源无法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进行有效和有效率地配置；②各级政府仍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③国有经济的比重偏高、效率低下，而非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④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政治体制和法制环境仍然存在严重缺失或不健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集中表现在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对国内市场的分割[6]。支撑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制度的机制源于以下3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即对地方政府的放权式管理、地方官员的任命制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评价机制。

       (2)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相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兼具高增长和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特点[7]。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仍然具有明显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境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通过以下两个途径给中国企业带来大量的发展机会：①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中国外向和内向企业带来大量的增长机会；②各级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过多干预不正常地扩大着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差异。由此，机会带动增长至今仍然是中国企业主要的战略导向[7]。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包括各种制度、规则和各种参与者及其行为都还不完善，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完全有可能在并不具备相应竞争优势条件下，利用体制不健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8]。

       (3)制度环境差异化 在渐进、放权和实验式的经济转型中，中国各级政府一直通过差异化的制度和政策的办法分别或者轮流地推动着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甚至不同隶属关系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一直给予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甚至不同资源和实力的企业以不同的优惠或者保护政策。与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中国市场经济缺乏统一性和公平性。不同类型或者不同区域的企业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或者说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影响在内容和程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因企业而异”的情况。在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制度环境的差异化特征在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竞赛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2 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情境特征解释

       受上述独特情境特征的影响，中国企业在战略行为上表现出了哪些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这是中西方战略管理学者都试图回答的第2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中西方企业在战略行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增长方向和增长方式上，如对行业多元化增长战略的偏好；从根本上看，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基本管理导向、战略思维模式以及如何应对制度影响上。对于中外企业战略行为上的这些更深层次上的差异，需要根据中国企业所处的情境特征，分别从制度基础和资源基础观的视角作出合理解释。

       (1)政府导向或市场导向 由于中国“转型经济”情境特征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基本经营理念的选择上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第1个“两难困境”，即无论是选择“以政府为导向”还是选择“以市场为导向”，都面临着“难以取舍”的局面。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并存一直被认为是转型期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9]。在无法准确判断或者预测政府还是市场更重要的情况下，一些企业选择了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但是往往会忽视来自于政府的各种机会和威胁；另一些企业选择完全“以政府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但是往往又会忽视来自市场的各种机会和威胁。多数企业曾经试图在具体的战略决策中采取“两手抓而又两手都硬”的方式去应对这种“两难困境”，即“一手抓市场，一手抓政府”[10]。然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上述两种管理导向在根本上是难以兼容的，因为支撑这两种管理导向所需要的资源、能力，尤其是价值观是完全不同和难以整合的。从长期或者战略上看，因为缺乏支撑政府导向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优势，长期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往往无法有效把握来自政府的机会或者化解来自政府的威胁；因为缺乏支撑市场导向所需要的资源、能力优势，长期坚持“以政府为导向”的企业往往难以有效把握来自市场的机会或者化解来自市场的威胁。

       (2)市场基础或资源基础 由于中国“新兴市场”情境特征的影响，中国企业在战略决策模式的选择上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第2个“两难困境”，即无论是选择“市场基础模式”还是选择“资源基础模式”，都面临着“难以取舍”的局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和中国经济转型地不断深入，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增长机会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迄今为止中国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发展机遇和投资机会的新兴市场国家[11]。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过早或者过于执着地采取“资源基础”的战略思维模式，因此错失大量通过行业多元化而获得高收益的机会；另一些企业则过晚或者过于顽固地坚持“市场基础”的战略思维模式，因此失去在主业上建立和发挥核心专长的机会。多数企业曾经试图在具体的战略决策中通过整合上述2种战略思维模式[12]去应对这种“两难困境”，即同时重视外部机会的把握和核心专长的建立。其实，上述2种战略决策模式被证明是难以兼容的，因为支撑2种战略行为模式的核心价值观和资源配置是根本对立的。从长期或者战略上看，采取市场基础模式的企业往往会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把握外部机会，而采取资源基础模式的企业则往往会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用于优势的建立和发挥上。

       (3)制度地位与制度影响 由于中国制度环境差异化特征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如何对待制度影响的问题上陷入了第3个“两难困境”，即无论是否按照自身地位接受相应的制度影响，企业都将面临着“难以取舍”的局面。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赋予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的社会责任和制度地位，要求企业按照各自的制度地位接受制度影响，并且给予满足相应的制度要求的企业以对等的制度合法性收益；另一方面，政府逐级放权，搞活企业，推动各种类型的企业大胆试验和创新，不失时机地突破制度藩篱，享受市场和制度创新的收益[13，14]。鉴于此，中国企业如果完全根据自身制度地位而默许、接受和认同相应制度影响就会面临牺牲市场和制度创新收益的危险；如果完全不根据自身制度地位而拒绝相应制度影响就会面临失去制度合法性收益的危险。深入分析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各个历史阶段上都完全认同自己的制度地位和接受制度影响的企业(即所谓“完全循规蹈矩”的企业)与完全不认同制度地位和接受制度影响的企业(即所谓“完全不循规蹈矩”的企业)都很难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得到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能够在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持续、适时和恰当地掌握这种“艺术”的企业家极其罕见。

      

       图1 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情境特征解释

       3 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企业特征解释

       研究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的国内外学者需要回答的第3个问题是：为什么在相同情境下中国企业的战略行为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为了揭示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共性和中西方企业战略行为上的差异性，已有研究都选择将企业自身特征，如制度地位、资源能力和管理传统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然而，为了探求在相同情境下中国企业之间在战略行为上的差异，现在学者们开始选择将企业自身特征相关的变量作为调节变量，甚至是自变量，研究企业情境特征与自身特征的交互作用对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大量研究证实，正是这些变量的影响导致相同情境下的中国企业在战略行为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3.1 企业的制度地位

       为了在稳定的前提下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上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要求。其中，国有企业需要更多地承担稳定的责任，而非国有企业则需要更多地承担发展的责任，即不同类型的企业实际上被赋予了不同的制度地位[15]。由此，制度地位相同的企业在“两难困境”下的战略行为具有明显的共性，而制度地位不同的企业在“两难困境”下的战略行为则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影响企业制度地位的主要因素包括下列3点：

       (1)行业特征 在渐进、放权和试验式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为了平衡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各级政府将所有行业划分成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种，并且对上述两种行业企业的准入、经营与管理模式给予了不同制度安排和要求，从而导致在不同类型行业中经营的企业面临着性质与方式都不同的制度影响。

       (2)所有制特征 在促进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各级政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政策和管理制度。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所有权、任免权和软预算等方式严格地管制国有企业的战略行为，但是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或者力度去管制非国有企业的战略行为。

       (3)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 考虑到所有制与所处行业特征的交互作用，隶属不同层级政府的国有企业具有不同的制度地位，也面临着性质和方式不同的制度影响。这种制度地位差异对国有企业跨区域整合国内市场的战略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研究表明，隶属于中央的国有企业比隶属于地方的国有企业更容易实施跨区域整合战略，并且更容易获得跨区域整合的整合效益[16]。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制度地位的高低不仅与企业的所有制和国有隶属关系特性有关，而且还与企业所有者或高管人员同何种层次政府的关系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关联。

       3.2 企业的资源能力

       在放权式管理、官员任免制和经济考核的多重影响下，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在这种制度情境下，中国企业与政府，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绩，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般都愿意给资源能力强的企业以相应的政策优惠和扶持、提供“贴身服务”，以及为其保驾护航。鉴于此，在各级政府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制度，尤其是强制性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因此存在着大量的“例外”和“打折”的可能性。这种情况绝对不是个别和偶然，应该可以视为转型期中国所特有的一种制度选择和安排。

       3.3 企业的管理传统

       面对相同的中国情境，制度地位与资源能力相同的企业在战略行为上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导致这种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是在经济转型不同阶段上以不同路径或者方式发展起来的企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管理传统包括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的战略思维模式和企业的管理模式等。企业管理传统对企业在“两难困境”下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企业管理者很难判断是否需要改变管理传统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企业战略管理者并不一定能够迅速改变管理传统。企业管理传统对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的影响潜移默化，具有很强的惯性或者惰性。

      

       图2 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情境和企业特征的解释

       4 中国企业的战略行为：一种超越情境和企业特征的解释

       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杰出企业的案例研究表明，少数中国企业的战略行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上述中国情境和企业特征的制约，从而使自己成为少数中国的“世界级企业”。如创建于1980年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曾经是濒临破产的国有控股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世界级企业”的代表[17]。相关学者对于中集战略行为的研究表明，该企业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基础的经营理念，但同时把握了一些来自政府的机会；一直坚持以资源为基础模式，但抓住了相关多元化发展的市场机会；一直重视发挥中央国企的优势，但是又能够有效地规避中央国有企业的制度约束；一直保持了重制造、重成本、重质量的管理传统，又能够在资本运营、国际化经营和技术创新方面进行实时和大胆地创新，在一系列“两难取舍”中表现出难以想象的“艺术”。认真和深入地分析中国杰出企业的战略实践可以发现，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应对“两难困境”和制度影响方面表现出了一些超出情境特征和企业特征的行为，与这些企业的战略管理者的特征及其背后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密切相关。

       4.1 企业战略管理者

       企业战略管理者，尤其是企业的董事会和企业高层管理者不仅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者，而且是企业战略实施的主导者。他们对中国情境、企业特征及其交互作用的认知以及在应对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影响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将在根本和深层次上决定企业战略行为特点。

       (1)认知 一个企业的战略管理者越是能够充分和全面地了解中国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尤其是上述3种情境特征及其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就越能够把握企业所处的“两难困境”；越是能够充分和全面地了解企业的制度地位、资源能力和管理传统的作用，就越有可能巧妙地利用这些自身特性对制度影响做出“变通”的应对，从而将企业在“两难困境”下的战略行为“拿捏”得恰到好处。

       (2)企业家精神 能否在“两难困境”中系统和连续地做出一系列对企业长期发展有利的战略决策，企业战略管理者需要的不仅是审时度势的能力，更需要敢于担当和执着坚持的企业家精神。对中国世界级企业的案例研究表明：如果主导企业战略管理者团队的是一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所有者或者职业经理，他们才有可能凭借过人的胆识、担当和执着在“两难困境”下做出一系列既取舍恰当又另辟蹊径的战略行为。

       4.2 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

       在欣赏杰出企业战略管理者的认知和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一定要知道选择、激励和控制企业战略管理者的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没有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保证，杰出的企业战略管理者的出现和存在只是制度上的巧合而不是制度上的必然，反之亦然。在研究少数中国世界级企业的战略行为中发现，与企业“顶层设计”有关的4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细小差异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企业是否能够发现、造就和持续地拥有“杰出的企业战略管理者”。这4个因素分别为：企业的股权结构、董事会、高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的激励方法。

       (1)企业的股权结构 无论是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其控股的企业来说，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都不是有效应对“两难困境”及其制度影响的治理结构。至少是在竞争性行业中，如果国有股权过大，则不利于战略管理者防止政府和制度的干扰；如果是家族股权过大，则不利于战略管理者防止非理性因素的干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适度分散股权结构和规范治理机制应该是优化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重要手段。

       (2)董事会 由于股权结构的调整相对较难，许多中国企业都是通过调整董事会人员的构成和规范董事会决策机制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有效性和效率的。引进外部独立董事和规范董事会决策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战略管理者排除来自政府和所有者家族的干扰，理性地分析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影响，准确把握企业的资源能力和管理传统，从而保证战略管理者在应对“两难困境”和制度影响上做出更有效的战略行为。

       (3)企业高层管理者 企业高层管理者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经历、年龄、知识和来源等特征[18]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对外部机会、制度地位、资源能力和管理传统的认知，并决定企业的战略行为。因此，根据对未来企业内部和外部经营环境变化趋势的判断，企业董事会应该通过调整高层管理者的构成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有效性和效率[19]。

       (4)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激励方法 嵌入在中国特有的情境之中，面对多种“两难困境”，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者需要足够的胆识和担当，才能够做出最利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战略行为。如果企业的所有者、董事会希望获得、拥有这样的高层管理者并有效发挥其才能，就必须给予他们相应的授权、管控和激励。一般来说，企业董事会采取基于长期绩效的激励方法更有利于企业战略管理者有效应对转型期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特殊情境及其影响。

      

       图3 中国企业战略行为：超越情境和企业特征的解释

       5 结论：一个整合情境—企业特征的概念框架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嵌入在中国情境之中，中国企业战略行为上的共性和差异性都应该视为是一种“情境效应”，均可以通过中国企业的情境特征和企业特征的交互作用而得到合理的解释。在整合上述关于中国情境特征、企业特征以及战略行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情境和企业特征的交互影响，构建了一个解释转型期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概念框架(见图1)。有效地利用这个框架不仅可以为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创新提供指引，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在现行经济体制下优化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特别是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指导：①可以基于中国企业所嵌入的若干情境特征回答关于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第1个问题。揭示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和推进中国情境理论化工作对推动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学科实现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②可以基于中国企业所嵌入的若干情境特征与企业自身特征的交互作用回答关于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第2个问题。企业特征对中国企业选择行为的调节作用可以分别从市场基础、资源基础和制度基础理论上做出进一步的解释[20]。具体和深入地研究中国情境和企业特征交互作用对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将有效启发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创新。③可以在考虑中国情境特征和企业特征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引入企业高层管理团队、企业家精神和公司治理理论，进一步解释关于中国企业战略行为的第3个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定历史阶段上，少数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级企业主要不应该归功于企业外部的制度安排，而应该归功于企业内部治理和企业战略管理者的贡献。由此可见，大力发展中国世界级企业不能够只依靠良好公司治理和企业战略管理者，更需要新一轮更全面和深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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