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高校合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达国家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校合并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关注。例如，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鼓励多科技术学院合并成综合大学，以求把二元的教育体制转化为一元的结构。20世纪70至90年代，美国各州政府努力推行州立大学合并以提高学校效率并减少运行费用。在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主张把规模较小的学校合并为规模较大的学校。1992-2004年间，出于效益、重组和质量提升等方面的考虑，中国高等教育界出现了多达870多项的合并。在南非共和国，最近也出现了通过高校合并来提高效率和提升质量的现象。
多年以来，高等教育界以及政策制订者关于高校合并的益处提出了许多主张。许多国家政策议程的共同之处是试图解决组织松散的问题，使大学能够更有效、更好地满足学生、政府和社会的需要。尽管没有强有力的实证性评价结论证明这些主张，实际效果可能与预期的结果并不一致，但合并对高等教育的相关利益者包括学生、教师和管理者以及政府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大家并无异议。
先前对高校合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时段某一地区(市、州/省、国家)的合并经验，较长时段跨度和不同国家间高校合并经验的比较研究相对比较缺乏。其实，要拓展时间视野，可以把合并看作高等教育体系结构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个彰显合并经验异同的机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影响合并决策和合并结果。
本文通过回顾高校合并的经验，集中讨论高校合并研究常涉及的三个问题：高校合并的类型；高校合并的原则；高校合并的结果以及哪些因素对其产生。回顾的目的是吸取高校合并实施中的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合并的原则和结果。这种回顾应有助于教育政策制定者思考是否要通过合并来实现高等教育重构，如何最好地实施合并政策来达到预期目标。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三个发达国家。三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在规模、政府部门和私有部门角色、各级政府的角色方面有所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高。本研究的结论基于这三个国家，也许未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其他发达国家。
一、问题界定及研究视角
1.机构合并：定义与分类
本文采用了古登格伯利和米克对合并的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机构联合为一个新的机构实体，并由新的实体来进行管理和执行，先前机构的所有资产、债务和责任都移交到这个新的机构。”在此过程中，先前的机构逐渐失去其身份和独立性，至少其中一个机构的法律实体身份不复存在。
“合并”这一术语本身，泛指高等教育机构间所有类型的合作，包括联合、联盟和附属等。不过，每一种具体情况又都不相同。伊斯特曼和兰格指出，“联盟不是协会，协会不是附属，合并不是上述任一种”。合并只是高等教育机构间相互合作的一种方式。伊斯特曼和兰格修改了最初由哈曼所创立的模型，他们认为机构间的合作是一个连续体(见下图)。
在这一连续体中，每个组织在从合作中获取或失去什么的过程中，他们也获取或失去了自主。连续体中的任一点都是优势和劣势的最佳平衡。另外，该模型清晰地表明，合并只不过是组织之间多种合作形式之一。合并并非独立出现的现象，并非仅仅是对独立于其他合作形式的诱因的回应。所有合作都是对同样因素的回应，只不过不同组织采取了不同的安排形式和最佳平衡点。
不过，合并可能是组织合作中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因为其中组织发生了显著变化。奥尼尔和巴内特把合并视为组织间变化最彻底的形式，因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法实体变成一个。巴格莱利和奥利把合并描述为一种激烈事件——“完全不可复原，一方或两方法律意义上消亡，而产生了一个法律意义上新的实体”。
尽管合并只是组织间合作的一种形式，但合并本身呈现出多种形式。根据参与的一方基本不受影响而吸收了另一个或另一些组织，还是结果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合并可以分为结成一体和收购两种。结成一体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结合形成新的组织，即组织A和组织B结合形成新的组织C，组织C有新的名字、使命和运营范围。而收购指的是一个组织吸收了另一个组织而本身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即组织A被组织B吸收，组织B成为唯一法律继任者，组织A解散。
哈曼区分了自愿合并与非自愿合并。自愿合并是两个或多个组织主动发起合并，而非自愿合并是迫于外力。这种区分遭到古登格伯利的批评，他认为没有一种合并是完全自愿的，他指出“总是有外力来驱动合并，从明确的政府倡导到竞争性的市场条件影响，是对环境发展的进攻性或防御性举动。”
古登格伯利和兰格借用企业界的方式把合并分为水平合并与垂直合并。也有人根据进行合并的学校数量进行区分。还有人区分了高等教育领域普遍的合并与个别高校间的合并。
2.高校合并的原则与结果
高校合并不是自发或自动产生的，而是有意识、有准备、审慎选择的结果。不过，既然合并涉及巨大变革，要求详细规划以规避风险、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反对意见，为什么组织会考虑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呢？本文试图从三个理论视角来分析：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资源依赖、新制度主义。这三个视角都把组织与其外在环境联系起来。
(1)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理论
政府对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取决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参与，这在各个国家差别很大。政府通常要考虑的是机会平等、公正、效率等问题，通过行政调节和财政调节来对高等教育施加影响。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公共支持，必须不断关注政府目标和政策的变化。因此有必要理解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意义，以下分析说明高等教育接受管理和资助的方式强烈影响到合并决策过程。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有明显的公立特征。事实上，直到1986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一直是公立组织。高等教育本质上是州政府的事情，联邦政府几乎不对各个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立法控制。但联邦政府却提供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持，这使得真正的控制权非常模糊。由于高等教育机构在财政上依赖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的宏观政策和规划上就有决定权，而州政府则在高等教育政策上相对无权，成为被动接受者。
英国高等教育也有较强的公立性，很大程度上由公共财政支持。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有较多发言权，而地方政府的权力减弱。中央政府承担更多财政责任，但又一直敦促高等教育提高非国家来源的财政支持比例，认为这将减少对于财政委员会及其权力的依赖。多年来，英国一直在探索引进一种借助绩效指标进行质量监控的方式，以促使大学之间相互竞争。
与澳大利亚和英国不同，美国高等教育既有公立特点也有很大程度的私立特点。联邦政府的权力远远小于州政府。私立大学独立于政府控制。对公立高等教育最有力的控制手段是州预算，每年由州立法机关进行检查和审批。高等教育机构都可获得州政府和私有部门的资助，其中公共财政资助的比例差异很大。公立大学的收入中，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拨款通常占到50％，而私立大学的学费超过所有收入的50％。
高等教育机构不仅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高度依赖环境资源。公立大学特别依赖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而私立大学则特别依赖学生学费、私人捐赠、补助、捐赠基金等。这种环境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与这种环境互动，并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政治经济的视角有助于解释高校合并的环境因素，突出政府角色和政策的长期变化，它是影响高等教育机构外在的、宏观的因素。
(2)高等教育的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指高校为了生存必须要确保其关键的环境资源。高校无法提供自身所需的所有资源，必须与控制这些资源的部门相互作用，因而依赖这些环境资源。高校因而“不是自我导向的，不能自主地、不受社会环境干扰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是他人导向的，在外在的约束和控制中坚持不懈地追求自主和判断力”。
即使高校依赖于环境，他们还是主动选择如何运用这种依赖。每当环境变化威胁到关键资源时，高校就会做出反应以确保持续获得资源。换句话说，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高校试图避免可能的资源损失。高校通过多种途径来保证资源依赖，其中之一就是合并。高校采取合并来实现重组、实现环境中的稳定发展。合并能够实现快速发展，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资源，同时也减少了依赖性。佩芬和萨拉赛克认为“学校规模是关键因素，大的高校对于环境而言拥有更多的力量和相互作用……更有能力抵御环境的直接压力和即时压力……有更多时间来意识到外在威胁并作出回应。”
(3)新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主义关注制度环境，即“增加社会行为稳定性和意义的认知、标准和规范结构与活动”。认知涉及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即符号、信仰和社会认同；标准指社会职责、规范和价值观；规范指法律、规则与制裁等。高校靠遵守这些规则、要求、信念以及想当然的假设以获取环境的支持和合法性。
新制度主义者指出，由于高校为寻求合法性而吸收内化了这些信念、规范和规则，使高校长期以来变得更为类似。这常被称为“制度同构”。也就是说，“处于同一制度环境中的高校由于面对类似的规范性和标准型压力，往往倾向于选择借鉴成功高校的模式，于是变得越来越相似”。
任何新组织形式被广泛采用都会带来标准、信念和实践上的变化。学术人员、作家、高校、政府和专业人士在通过创造共享知识和信念体系来引领趋势并使新的组织形式合法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新组织形式的采用刚开始比较缓慢，之后广泛传播，不是因为它能够改善表现而是因为其合法性。也就是说，组织把表现的改善归因于新的组织形式，认为采用这种形式是合法的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一过程在企业界合并活动中得到检验和证实。斯特斯和阿兰发现，有些企业进行合并只是由于早先进行合并的公司取得成功，未必是因为他们有具体证据证明合并对他们经济上有利。
资源依赖和新制度主义是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分析了制度对不断变化环境的回应，是对政治经济“宏观”分析的补充。这三个层面的分析表明，与合并相关的制度变化若是看作特定地方和国家背景下高等教育体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则更易于理解。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视角来检验高等教育合并的结果。宏观层面，着重评定外在于高校但在整个高等教育框架下合并的结果，如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中观层面，重在检验每所高校的合并结果，如一所高校的财务健康情况；微观层面，重点考虑合并对高校中个人的影响，如对教师专业工作的影响。
由于多种原因，有关合并结果的相关信息很难获得。首先，教育质量等结果难以量化，关于教育质量究竟是什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其次，很难获取相关数据来说明实施合并的成本。第三，难以证明合并何时结束。如此一来，合并结果就可以用多种形式来解释，高校合并的成功与否则难以评定。评定合并结果无所谓方法正确或错误，因为到目前为止文献中还没有一致意见。由于高校合并的实施是出于多种原因的，所以对合并结果的期望也是多样的。
二、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高校合并：根本原因与系统变革
1.澳大利亚的高校合并
二战结束时，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只有教师学院、几个资金短缺的技术学院、六所创建于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州立大学。尽管战后曾努力创建大学以培养人力、发展科技，但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急剧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未得到满足。
可能是考虑到大学的扩张花费太大，高等教育学院(CAEs)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建立，标志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二元制的开始。其中高等教育学院集中于职业培训，而大学主要是学术发展和研究。高等教育学院的学生有毕业文凭但没有学位，教育花费远少于大学里的同龄人。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的高校合并一直是半自愿的。许多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高等教育学院都是两个、三个、四个学校合并的结果。哈曼指出，多项合并都起始于政府的鼓励或温和的压力。当然，政府也曾迫使一些学校合并以解决特定的地方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全球经济萧条，伴随着新上台的保守自由党政府致力于削减公共支出和公共部门规模，导致高等教育机构面临政府经费投入的大幅削减。另外，由于人口变化，高校也首次感受到了招生人数削减的影响。由于担心教师教育招生人数的急剧下降仍不能冲抵教师需求的减少，担心资源浪费和新毕业教师过剩会引发政治社会问题，1981年联邦政府强求30所专门进行教师教育的高等教育学院进行合并以降低费用。这些学校被告知，除非他们与多所高等教育学院合并或与大学合并，否则联邦政府将停止对他们的财政支持。
到1983年底，39所高等教育学院、两所大学经历了合并。库克大学和卧龙岗大学与附近的高等教育学院进行合并，但只是做了少许调整，基本保持了原来的结构和管理。其余高等教育学院通过两三个、四五个学校的合并组成了新的学校。其中，只有四所学校未受到这次合并浪潮的冲击。1983年劳工党当选，阿米德勒、纽卡斯尔、霍顿和米尔波拉这四所高等教育学院对于合并没有达成共识，劳工党遵守当选前的承诺，对当时备受争议的合并问题不加干涉。这次合并浪潮的积极作用是成功地缩小了教师教育的规模、把一些资源释放出来增加其他领域的招生，如商科等，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学院的灵活发展。不过，随着高等教育学院规模的扩大并且提供更广范围的课程设置，这次合并也导致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之间界限日益模糊。
劳工党政府强调效率和效益，强调高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时，二元高等教育体制间的差别日益模糊。1987年，二元制被废除，被统一的全国体制所替代。这次政府采用了不太具有强制性但同样有力的政策。学校为了获取政府财政支持，不得不采用统一全国体制，而且要达到政府对学生人数的最低要求，即至少拥有2000名全日制在校学生的学校才能获得基本资助，拥有5000名全日制在校学生的学校才能获得教学和专项研究资助，而拥有8000名全日制在校学生的学校才能获得全面教学和研究资助。
政府决策一发布，高校开始纷纷寻找合并对象。尽管不像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样指定高校要合并，但联邦政府还是对完成合并较好的州和高校进行了表扬，并严厉批评了合并进展不大的州和高校。为了刺激高校进行合并，政府在费用方面对高校予以支持，如早期退休金和基本建设费用。由于合并，澳大利亚高校规模布局发生急剧变化。1988年，大多数高校(69％)全日制在校生数都不足5000人。而到1991年，情况完全倒过来了，大多数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数都超过了8000人，只有17.5％的高校在校生数少于5000人，而且此类学校大多数早先已经合并过。
2.英国的高校合并
与澳大利亚一样，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也是直到二战之后才成形的。由于战后高等教育需求激增，高校开始大量扩张。许多学院升格为大学，并新建了多科技术学院和新的大学。然而，这并没有满足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与澳大利亚建立高等教育学院的扩张策略一样，英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是在大学内部进行的，而是建立新的多科技术学院。这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二元体制的开始。大学保留了学术和研究的角色，多科技术学院则提供非全日制、非学位的课程，发展适应不同学生的职业教育。
到1971年，70所艺术、商科、教育和技术学院合并形成了30所多科技术学院。规模标准在组建多科技术学院时起着决定作用。政府要求校均全日制学生数不得低于2000人。因此，艺术、商科、教育和技术学院不得不进行合并以达到此要求，以获得政府的继续资助。2000人，这个数字有点武断随意，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和证据来说明它。但不管怎样，多科技术学院在英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向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过渡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普拉特和巴盖斯和多纳尔森研究了政府发起的大量创办多科技术学院的现象，但都没提及合并过程本身。古登伯格利认为没有研究合并这一问题很容易理解，因为合并是政府要求的，学校本身作用有限，另外，当时对所有的高校而言，合并是一个崭新的概念。
1971年以后，合并成为应对高等教育紧缩、财政危机、人口减少、教师过剩等问题的常用模式。1972年，政府开始重组160所教师学院，但并没有具体明确提出重组高校的数量和类型。
与1966年多科技术学院的合并不同，70年代开始的合并中，高校发挥了明显作用。尽管合并是由政府发起的，但学校还是有多种可能性，结果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合并重组。洛克、普拉特和巴盖斯评论说，这些选择考虑到了学术质量和声誉，处于学术梯队底端的学校被关闭，而有热情成为多科技术学院的学校与多科技术学院进行合并。
随着经济恶化、财政削减，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决策者和政治家们仍把合并作为一个重要方法。1983年，新阿尔斯特大学与阿尔斯特多科技术学院合并，新成立的大学比传统英国大学角色更多样化。这一合并引发了“多科巨型大学”的合并浪潮。不过许多提案都被拒绝。
1992年，政府重新指定多科技术学院为大学，废除了高等教育的二元体制。与澳大利亚政府不同，英国政府没有通过合并来使高等教育体制统一。多科技术学院要想拥有大学的头衔，必须达到一定标准，如课程设置范围、各科人数分布等。此时，生均经费下降给高校带来很大压力。到1994年，政府开始鼓励高校间进行战略联合。拉玛斯登评论说，战略联合倾向于发生在大的高校间，而合并倾向于发生在较小的高校间，其中规模大的高校身份得以保持。1992年以来英国高校数量减少了10％，其中一些小的多科技术学院合并为大的多学科高校。
3.美国的高校合并
与英国和澳大利亚明显不同，美国高等教育在法律和财政上更多的是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职责。这意味着高校合并不大可能作为国家政策推出，而只能是在州的层面上进行。不过，州政府发起的合并运动在历史上也不多见。美国高校合并主要是高校之间协商的结果，而且大多是私立高校。
(1)政府发起的高校合并
州层面的合并出现时，通常是为了应对招生人数减少和财政经费削减的问题而进行高校间的协调。1979年康涅狄格州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将技术学院和社区学院合并，主要是为了解决招生人数和财政经费减少的问题。尽管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对此表示出强烈兴趣，但学校还是强烈抵制。多年以来尽管合并这一话题多次被提起，但从未真正实施，直到会员大会发布了一项研究，认为1982年以来技术学院招生人数下降40％是因为没有提供反映工业新需求的课程，没有适应学生的需要。遍及全州的经济危机加剧了这一问题。1992年5月5日，康涅狄格州会员大会颁布法案，要求五所州立技术学院与另外五所社区学院合并。
美国许多关于合并的公共政策法案都是为了巩固州高等教育体制，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971年威斯康星大学的形成。1971年之前，威斯康星有两所独立的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各有自己的理事会和几个校区。进行合并主要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竞争。另一个例子是1982年波士顿州立学院并入马萨诸塞大学。
(2)高校发起的合并
美国大多数高校合并是高校自己发起的。文献研究显示，高校发起合并几乎总是与财政有关。米莱特对十个合并案例的研究发现，财政原因是合并的首要因素，不过财政问题不仅包括直接短缺，也包括有些学校要巩固其财政地位。巴格莱利和奥利认为高校理事不愿采取极端的合并行动，除非其生存面临危机。通过合并，财政上面临严重问题的学校可以避免关闭，还能继续运转。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和社会因素，包括巩固学术质量、提高公平和入学机会。米莱特认为，尽管在学校发起的合并中可以看出多种原因，但主要原因仍是财政方面的。
私立学校之间的合并。1986年钱伯斯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美国一些私立学校的合并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分析，发现可以解释私立学校间合并发生的变量是在财政情况、名声、学术使命和效益方面，一方主导另一方。
公立学校之间的合并。公立学校中也运用合并来增加资源、减少费用。明勒、贝德尔和皮特森认为，尽管公立学校的合并很少，但合并仍是解决招生人数减少和财政经费削减的有效方法之一。1985年，位于马萨诸塞的蓝山技术学院与马萨索特社区学院的合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公民投票限制税收，使得高校资源缩减。学校提出计划进行合并，认为不仅对学校本身而且对马萨诸塞州的公立高等教育都有益处。
公-私立学校间的合并。1941-1979年间，美国共计出现了116次公-私立学校间的合并。例如，经费严重困难的西部学院并入公立的迈阿密大学。根据肯尼迪的分析，迈阿密大学看到了可以用很低价格获得西部学院的土地和建筑，而且可以增加自己的财政能力。另外一个例子是1962年私立布法罗大学与纽约州立大学合并。布法罗大学是一所拥有文科和理科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综合性大学，其财政运营主要依靠学生学费，担心今后无法提高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学生需要。布法罗大学并未出现经费困难，而是担心今后会出现经费困难故而并入纽约州立大学。
教师学院的合并。美国教师学院也进行合并，但与英国和澳大利亚不同，美国的合并由州立法机关或大学自己发起。美国教师教育机构起始于19世纪20年代，当时叫师范学校。20世纪90年代，由于对教育行业的尊敬、中学入学人数的增加、教师素养的需要、对师范学校课程的担忧等因素，师范学校开始联合为教师学院。二战后高校学生人数激增，许多教师学院被并入综合大学。20世纪50年代许多与技术学院合并成为大学，60年代又升级为研究取向的大学。如麦纳师范学院和华盛顿师范学院于1955年合并为哥伦比亚地区教师学院，1976年又与联邦城市学院合并成为哥伦比亚地区大学。
4.三个国家之间的比较
澳大利亚和英国高等教育主要由中央政府资助和控制，高校合并由国家范围发起。相比较而言，美国州立政府对教育负有首要责任，高等教育有强烈的私立特点，联邦政府对高校合并不发挥作用，合并活动由州政府和高校自己发起。美国高校合并主要在州层面和学校层面，在既定时间段里没有全国范围的合并。各州之间的差异和地区控制的传统增加了全国范围高校合并的难度。
财政和管理也与合并的实施过程有关。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中央政府是高校合并的实施者。美国公立学校合并的实施与澳大利亚和英国一样，由州政府实施，学校只有遵从。而涉及私立学校的合并通常是自愿进行的。公立学校之间的合并、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合并也有，但不及私立学校间的合并那么普遍。美国高校自愿合并通常都是要恢复财政健康和渡过生存危机。对招生规模较小的学校而言尤其如此，他们必须适应激烈竞争的外部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自愿合并。
三个国家教师学院的发展都有力地说明，它们的合并是高等教育长期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没有联系的一个事件。教育学院最初都是规模较小的专业学院，通过非大学项目的方式培养教师如师范学校或中学后非大学性质的教育组织。后来通过合并发展成规模较大的学校，升级为具有大学地位的组织。
在三个国家中，高校合并在改变公共高等教育结构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在澳大利亚，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学院的创立标志着二元公共高等教育体制的开始，90年代高等教育学院与其他大学的合并导致统一的公共高等教育体制。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多科技术学院的成立使得高等教育结构走向多元化，90年代多科技术学院的合并或升级废除了二元的高等教育制度。1971年美国威斯康星州把两所公立高校合二为一。
简言之，公共教育部门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关系深深影响到合并的决策过程，政治经济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影响高校合并的环境因素以及三个国家高校合并过程中的差异。组织视角(资源依赖和新制度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学校如何回应于环境因素。政治经济的视角与组织视角相结合，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高等教育合并的根本原因和系统变革。
三、合并结果与影响因素
下表总结了合并结果与影响因素：
表 澳大利亚、美国和美国的高校合并结果
对合并结果澳大利亚英国
美国
的影响因素
政治因素
公共高等
20世纪80年代末期昆士合并为更大规模的高校， 公立高校难以进行合并，公立高
教育的政治 兰、西澳大利亚、首都堪 高等教育体系的重构 校的合并少于私立高校
本质 培拉所在的区都延迟了
高校合并活动
来自学校
公立高校被强制进行合公立高校被强制进行合公立高校被强制进行合并
的反对并，财政刺激和鼓励减少 并，财政刺激和鼓励减少
了高校的反对了高校的反对
合并后处于较弱一方的合并后处于较弱一方的合并后处于较弱一方的高校通
已合并高校 高校通常在学校计划和高校通常在学校计划和常在学校计划和独特性方面遭
间的 独特性方面遭到损害 独特性方面遭到损害 到损害。比起私立高校与公立高
主导权问题 校之间的合并来说，私立高校间
的合并更易于成功
经济因素
经济生存
政府威胁停止财政资助， 政府威胁停止财政资助， 政府威胁停止财政资助，强制公
强制公立高校进行合并强制公立高校进行合并立高校进行合并
财政薄弱的高校试图通通常情况下财政健康状况得到
财政稳定
过合并来改善财政健康改善。两所财政薄弱学校间的合
问题并结果则值得怀疑。
1989年合并带来了些许缺乏经验证据来支持高缺乏经验证据来支持高校合并
效益 的成本降低 校合并的规模经济效益。 的规模经济效益
高昂的合并交易成本。
1.政治因素
(1)公共高等教育的政治本质
高等教育尤其是公立高校运行于其中的政治体制增加了合并政策的复杂性。对美国公立高校而言，协调委员会、州立法机关和行政领导都参与决策过程，联邦政府对合并决策没有发言权。对澳大利亚和英国公立高校而言，困难在于州政府和联邦或中央政府角色和行为的不同。比如澳大利亚州政府对州高校拥有立法责任和权力，但联邦政府由于财政垄断而具有很大发言权。
由于公立高校的政治本质，它们的合并不可避免地要比只涉及私立高校的合并复杂得多。公共政策要考虑教育机会、效率和公众问责等问题，而私立高校的运营，董事和校长能够相对自主行动，所以公共政策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影响方式大为不同。公立高校的最终控制权在学校之外，而私立高校的控制权在学校本身。
(2)来自学校的反对
澳大利亚和英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及美国公立高校的合并一直是政府直接干预的产物。当合并提议来自外部而非高校自己做出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反对声音。例如，美国威斯康星合并议案发布时，大多数高校都反对，他们担心合并会削弱优异、破坏多样性、声望减低、损害学术自由、丧失某些使命和自主权。哈曼和米克指出，高校反对合并的理由主要是学术质量下降、学校特色丧失。例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反对与阿米德勒高等教育学院合并，理由是：大学与高等教育学院的目标不同；合并不会降低费用，不会带来教育优势；大学研究传统和地位将受损；大学应该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许多高等教育学院也反对合并以捍卫自己学校的独特性。尽管存在反对、愤怒和争论，政府对其决定仍很强硬，宣布如果学校不合作将停止财政支持。因为高校严重依赖公共财政支持，他们别无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和英国政府为减少学校的反对，开始实施较为温和的合并政策。
(3)已合并高校间的主导权问题
钱伯斯首次提出这个问题，认为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模式是合并高校之间相互平等，但大多实际情况是合并的一方主导另一方。一方处于主导地位时，较弱一方在使命、计划和程序上就要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当私立学校与公立高校合并时，这种情况则尤其明显。伯格指出，这种合并将导致公立学校主导，削弱了私立学校的独特性和自主权，另外，私立学校必须适应行政变化如州政府管理。
2.经济因素
(1)经济生存
正如资源依赖理论所说的那样，如果合并成为获得持续资源支持的必要条件，学校就更可能投入合并过程。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数生存受到政府政策威胁的学校都选择了合并。当然，任何一所学校如果可以避免合并，它都会这么做，但前提是保证有持续的财政支持。由于资源威胁而选择合并并非都是出于政府压力。合并也可能是对周围竞争性环境变化的一种回应。竞争性环境的变化包括学生人数的变化、周边地区高校分布变化、周边高校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
(2)财政稳定
许多受财政困扰的高校会与财政健康的高校合并。研究者指出，合并的主要原因是一方财政困难，通常合并后的高校财政会比较稳定。米莱特研究了美国十项合并案例后发现，当初财政困难作为进行合并的一个理由，合并后财政状况都有所改善。皮特斯历时9年对31项美国高校合并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合并最普遍的一个优势就是改善财政状况。汤普森提出警告，涉及财政困境的高校合并未必总能够实现财政稳定。无论如何，两个都有财政困难的高校不应该合并。两个学校都负债运转，他们的联合可能只会加剧困难而不是解决问题。而且，一些研究者也提醒说任何已合并高校的财政实力都不是永久的。既然一所学校存在严重财政困难，为何会有学校愿意与它合并？一些案例研究给出了答案。德贝尔在对教育领导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总结道：“如果财政健康一方考虑到长远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考虑到会获得某种实惠，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会阻止他进行合并。”因而，如果财政困难一方的问题被认为是可解决的，而且它的并入能够提升财政强健一方的形象，合并过程就可以继续。
(3)经济效益
许多政府和学校总是倾向于高校合并必然会出现高效率和经济效益。罗莱认为，合并确实能带来许多好处，如减少建筑维护费用和过剩资产处理费用，不过，很多因素会导致高昂的交易费用，如劳动法的要求、需要补偿的员工工作条件的差异、入学条件的差异、学费的差异等。因此，合并过程的净收益会非常有限。的确，合并过程需要大量资源，耗费员工许多时间，这是巨大的隐性代价。一些花费是预料不到的，合并计划通常低估了代价，而高估了收益。
简言之，因经营规模扩大而得到经济节约这种政府发起合并的论点从理论上说是符合逻辑的，但实践上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普莱切德指出，由于几乎没有证据来支持高校合并的规模经济效益原则，更有力的合并原因应该是确保参与学校生存的需要。
3.组织因素
(1)组织文化
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亚文化。学校文化是由其历史演变发展而来的，是学校共享的理解。每一所学校都有根植于制度中的目标、愿景、信念、忠诚、风俗和冲突，很难在合并过程中得到调整。即使学校间从学术角度看高度协调，但经常具有可能严重威胁其整合的潜在文化差异。除去学校文化，学校管理者、教师、职工、学生中间还普遍存在亚文化。
很少有学校只拥有一种文化，有时亚文化之间可能是冲突或矛盾的。学校文化和亚文化使得任何一个高校合并的过程和结果变得复杂。潜在的文化冲突可能源自合并高校间学校文化的碰撞，也可能来自学校内部亚文化的碰撞。学校层面或个体层面不协调的文化可能严重阻碍合并过程的成功。发展一种共享价值观、态度和工作条件的统整文化是需要谨慎巧妙处理的艰巨任务。
(2)组织需要与个人需要
组织需要与个人需要间经常存有一种张力。澳大利亚一项对所有高校管理层的调查表明，3/4的被调查者赞同政府的高校合并改革，而对五所大学从指导教师到教授的各级大学教师的调查则表明超过3/4的人反对合并改革。堤斯指出，大学教师把合并看作对学术共同体以及教师专业地位的侵犯。
合并过程中，保护自我利益、各群体间相互冲突的需要以及层级化的决策都加剧了张力和冲突。合并引发的巨大变化不仅局限于学校管理层、使命、计划和程序上，所有学校组成者，包括教师员工都受到影响。一些隐秘、含糊、不确定的合并总是加剧其成员的压力、焦虑和反对。因为合并有时造成学术职位和行政职位冗余，合并就会涉及解雇一些教职员工，有些合并的高校引入提前退休机制。卡努在研究美国一所大学和技术学院的合并中发现，教职员工尤其关心有关他们职位和报酬的合并结果。洛克、普拉特和巴盖斯也指出合并中牵涉的薪水安全对员工的重要性。合并早期各学校员工的姿态和行为差别很大。一些学校的员工很快就认为合并在所难免，他们就从反对合并转变为保护现有员工的就业权和工作条件。而另一些学校的员工如新英格兰大学和纽卡斯尔大学不认为受到威胁，教师协会还劝说教师发起反对合并的运动。
(3)组织多元化
合并为高校提供了拓展学术范围的机会，可以补充当前的课程设置。提供不同课程设置的学校合并到一起，这意味着合并后的高校课程更加多元化，但整个高校体系则更趋向一致。高校合并后变得更大，那么更大就必然更好吗？哈曼认为，更大未必更好，因为规模更大的学校其恰当的位置可能受到威胁。每一所高校的建立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办学理念、文化，都是为了吸引不同的学生、教师，都是为社会或国家培养人才，都是为了在当地、国家以及全世界获得竞争力。不过，与其他学校合并后，每一所学校的独特性就丧失了。涉及不同学科重点的高校合并更容易取得成功还是涉及相同学科重点的高校合并更容易取得成功，对此没有一致意见。
4.小结
如上所述，三个国家中高校合并结果和影响因素方面存在惊人的一致性。例如，当公立学校政府财政资助受到威胁时，他们都遵从政府的合并政策而实施合并。学校对合并的抵制很少能够阻止公立学校合并的发生。当学校财政健康状况存在危险时，它会寻求合并来保证经济生存能力或改善财政状况。三个国家都把提高效率作为证明合并行为的理由，但缺乏证据来支持这个论据，都存在夸大合并的潜在收益而低估其代价的倾向。另一方面，相对于澳大利亚和英国而言，美国高等教育中私立高校占很大比重，私人资助比重也很大。美国经验表明私立学校间的合并比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间的合并更容易实现。
合并过程不是简单的程序问题，而是颇为耗时且涉及风险、不确定性、规划和协商。钱伯斯评论道，合并体现出“学校复杂性的倍增，各个问题都如此特殊，以至于每一次合并都必须亲力亲为、谨慎对待”。不过，三个国家高校合并也存在共同经验，他们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第一，高校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合并政策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环境会发生变化，一个组织的行为(如政府)几乎总会引起其它组织如高校的反作用。合并就是高校对政府政策或高校竞争环境等外在发展条件的反应。
第二，非自愿合并可能招致高校的抵制，即使最终结果已经决定，在时间安排和程序上保留些自主性总是可取的，自愿性的合作措施也许更好。如果高校在最终结果的形式和条件方面能够有发言权，那么合并实施过程就更可能发生。
第三，我们已经知道存在众多形式的合并，有高校专业人员发起的合并，有由于政府指示或政府财政刺激等外在压力而产生的合并，有国家或州层面的合并，有高校自主的合并。每一种合并活动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使我们知道未来类似的合并如何更顺利地实施和改善。从理论和政策角度说，记录并比较这些不同合并经验都是有益的。
第四，合并需要大量资源，最大的潜在费用是消耗员工大量时间。短时间里合并不会节省钱财，要成功实施合并，必须有充足的可用资金来补偿合并的直接花费。就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合并而言，需要提供财政刺激来补偿风险、奖励取得的成绩，正如澳大利亚和英国所作的那样。
第五，教职员工需要意识到自己对于正在进行合并的学校来说很有价值，尽管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教职员工的积极支持对于任何重要的学校变革都很关键。
第六，合并能够拓宽课程种类，增加高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不过，这也会威胁到学校的独特性。合并是一种权衡，最终决策必须由某一高校或政府作出。
第七，一直没有证据说明合并能促进运营效益。这一发现与资源依赖理论一致——进行合并是为了保证生存而不是为了赢利或效益。这说明任何合并背后的原理都应该是战略上和理论上的，而不应根据节省费用的愿望来预测。
最后，有必要对合并进行持续检查和评估，政府和高校都需要了解合并的效果。合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高校更有效更有能力地面对未来需求和资源的变化。
限于篇幅，本文参考文献经作者同意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