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经验
张世飞
【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真正满足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作为传播者的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具有深厚的理论学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注重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群体，有选择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并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大众化 传播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空前流行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流行程度。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大为流行。五四前后，李大钊等人利用报纸、刊物甚至大学的讲坛、图书馆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大钊是我国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进大学讲坛的学者。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1920年7月，李大钊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9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开办了《现代政治》讲座，介绍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情况。10月，他又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讲座。之后，陆续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史学概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观》、《今与古》等重要文章，都是《史学思想史》讲义中的内容。他还在女子高等师范、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开设了一系列新课程，如《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在这些课程中，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馆。“‘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的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它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有一个时期守常（李大钊——编者注）常到这里工作。”①其他进步团体如“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也视其为导师。
就连国民党主办的《建设》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都刊发了许多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建设》自1919年8月创刊到1920年4月，就刊登了20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主编胡汉民发表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时间差不多。戴季陶除了撰写《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我的日本观》、《革命？何故？为何？》等文章外，还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译成中文，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登。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比较积极的影响，也在客观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
定量评价过程是依托了有效数据，经过合理运算而量化危险源形成事故的概率，对危险源的破害范围的确定以及对相应危险性指标的计算起到积极作用。在企业生产的危险评价中，对区域性、系统性重大安全风险要运用QRA（定量风险评价）、LOPA或SIL等专业工具进一步分析评价。
1923年北京大学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对于“现代中国流行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这一问题的回答，426名男生中有203人选择社会主义；30名女生中有22人选择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之外谁是最伟大的人”这一问题的回答，列宁在497票中独得227票，比威尔逊多176票，而杜威仅位列第11位。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的影响是很大的。
四、加强培训和宣传推广。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最低建设要求的学习和培训，从建设和验收等环节帮助乡镇建设管理员熟练掌握最低建设要求。加强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和管理，积极引导工匠在施工中自觉执行最低建设要求。加大宣传推广力度，通过在村庄张贴宣传挂图、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确保农村危房改造的每个农户都知晓最低建设要求。
第二，通过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工农群众，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后，就把那里变成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图书馆购置了一大批新书，其中不少是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书籍，如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马克思传》等，为进步教员和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1918年10月，他把北大图书馆原来的四个室改为四个课，即购书课、登录课、编目课、典书课，并在典书课之下设六个阅览室。首先向读者开放的是报纸和期刊两个阅览室，为广大读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新思潮提供方便。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就是在这一时期“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③。
中国当时的先进分子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重点研究，初步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第一，唯物史观不仅可以改造中国社会，亦可用于考察中国的政治变迁。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更清醒、更准确的认识。在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同一时期，孙中山也曾提到过马克思的著作。真正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作出详尽介绍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通过研究，他们进一步认清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第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有更加深刻、更加直观的了解。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则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大学成立，通过对街头群众的演讲，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北京大学学生会还于1920年开办了平民夜校。1920年底，李大钊委托邓中夏等人赴长辛店地区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的优秀骨干。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在李大钊的提议下，在北京西郊罗道庄开办了农民夜校。这些都不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第三，影响到北洋政府的军队内部。李大钊等人的革命活动，不仅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影响到北洋政府军队的基层士兵。1919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致信陆军部：“准陕西督军电称，陕省近日邮件中发现一种印刷品署名士兵须知，系真理社刊行，其中词意不外提倡共产及无政府主义，并详述法国式革命与俄国式革命之区分……”④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再加上国民党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介绍，使得许多人群对“过激主义”（即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马克思主义的蔑称）有了一定的了解。由此可见，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播到不同层次、群体的人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五四时期取得成功的三个要素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什么能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取得成功呢？这当然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能在五四时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真正满足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既有研究多从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入手，以分析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分析这一问题，还可以有更多的视角。比如，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因为在当时，人们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分法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学界通常强调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出于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又分别撷取了上述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要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撷取了最重要的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撷取了剩余价值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撷取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学说。这些理论都是当时的中国人最为关注和需要的理论。
团结乡乡村旅游发展以及“美丽家园”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其后期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将PPP模式运用到美丽乡村旅游发展建设中，及对乡村旅游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等，对促进云南乡村旅游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从上述思路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传播并不是同步的。概括地说，唯物史观成为被最先传播的重点，其次才是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⑤这种转变，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如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等密切相关的。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传播的渠道、传播的特点，等等。
二是传播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学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跟李大钊等革命先驱有密切关系。全面地体系及史实重建，实非本文之所能及，这里仅就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进行分析。首先，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注重研究劳工和农民问题，这为他们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李大钊等人较早抛弃了进化论，这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造了有利条件。再次，李大钊等人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积极因素如经世致用思想，也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最后，李大钊等人均有留学经历，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对其思想转变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体，有着极其鲜明的特征，即“学贯中西、知行统一”。这些优势，使得他们在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他们自觉地通过自创刊物、发表著述、译介经典、与非马思潮论战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三是注重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从被传播者即受众的角度来看，李大钊等人注重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群体，有选择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李大钊等人努力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并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李大钊向进步学生和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批正直有为的青年。毛泽东就曾说：“在他（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五四前后曾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就有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谭平山、谭植棠、许德珩、张申府、范鸿劼、朱克靖、李子州、杨景山、任国桢、王懋廷、王濡廷、刘天章、袁玉冰、李梅羹、谭寿林、于树德、屈武、杨杏佛、萧一山、张仲超、罗章龙、刘仁静、王有德、黄绍谷、王仲强等。这些民族精英都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在全国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的知识界颇为流行，以致“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⑦，还影响到广大工农群众、城市平民，甚至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基层士兵。除向进步学生和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外，李大钊等人还通过创办刊物、举办工人业余学校等形式，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如在上海，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新青年》还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组织甫一建立，就开始了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通过改组《新青年》、使《觉悟》成为共产党的外围刊物、出版党内刊物《共产党》，培养干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各地进行建党工作等活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在北京，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骨干。通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指导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并帮助建立革命组织等工作，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其次，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中央特别提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理论家的职责，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大力推动理论创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实启示
【注释】
首先，理论要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当前，要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等人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最终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在北大秘密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确定宗旨“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⑧。随后，又公开签名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主张“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⑨。这样，就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对同一时期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广州、济南、武汉、长沙等地纷纷建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组织，有着明显的直接影响。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1920年 8月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图3显示了RPL-FAHP、0.8×ETX+0.2×RE和0.6×HC+0.4×RE在不同节点密度下的平均分组丢失率。可见在不同节点密度下RPL-FAHP的平均分组丢失率均明显低于0.8×ETX+0.2×RE和0.6×HC+0.4×RE。表明RPL-FAHP通过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路由度量,并采用FAHP确定各路由度量最优的权重系数,进而求出最优偏好父节点传输数据。所以RPL-FAHP可明显降低分组丢失率,改善网络性能。
再次，借助现代化的传媒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媒，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载体，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人类的生活。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积极适应网络时代的新要求，迅速占领理论宣传的制高点，充分掌握理论教育的主动权。
最后，在准确分析受众的基础上力争使传播效果最大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有了很大的变化。正确认识当前阶级、阶层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数据上看来，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商品房价格迅速上涨，大大超过了居民的购房能力。针对这种情况，从2003年开始，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投机欲望等。然而在政府众多调整政策施行之下，商品房价格却依然保持增长趋势。1998年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后，我国商业地产业逐步完成向市场化的转型。从经济角度看，市场需求决定价格水平。但随着近十年来商业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一、二线城市商品房的价格水平长期处于高位?很明显，在当前我国这样一个半垄断竞争的商业地产市场中，在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情况下，价格并不能反映商品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
历史深刻表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潮流从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①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82页。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功范例，对于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4月30日）
《汉书·食货志》载：“辟土殖谷曰农”，以恋土情结为核心的乡土文化赋予农民独特的乡土烙印。在有关农民的经典描述中，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农民所特有的态度(Redfield, 1956)。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土”是他们的命根(费孝通，1998)。[5]37对传统农民而言，土地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一份社会保障，更是一份情感寄托。如何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主线，重点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事关中国乡村未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特性。
②《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③[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页。
④《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07》，参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620 页。
⑤李新、陈铁健也持类似观点，参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13页。
农垦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农垦以职工家庭经营为基础、大农场统筹小农场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完善，国有农场统一经营管理和服务职能更加强化。全国农垦创建各类现代农业示范区600多个、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6000多个。各垦区土地资产化资本化积极推进，680多万亩土地经评估作价后注入农垦企业，新增国有资本金580多亿元；140万亩土地进行了抵押担保，抵押金额达36亿元。
2）挖掘修复工程应结合道路交通环境、工期和周边市政设施的保护等因素，进行设计、施工，使道路修复工程达到优质、安全、高效。
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⑦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⑧《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4日。
土豆播种机的播种架试验装置的最优组合在试验优选方案中没有出现，为确保优选前后的播种质量在试验指标(粒距合格率、重播率、漏播率)上有可比性，进行二次试验，选取的主要参数为播种机架倾角α=10°、皮带转速ω=0.27m/s、种勺空间尺寸大小55mm×17.5mm。试验结果表明，优选后的排种器排种粒距合格率可达91.0%，重播率9%，漏播率2.0%。优选后的土豆播种机播种架试验装置综合指标优于其它参数组合下的排种性能。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重点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9GJJB004）阶段性成果】
责编/张晓 美编/史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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