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利性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机构转型的目标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机构论文,成人论文,目标论文,营利性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6－0035－05
20世纪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经历了急剧的变化。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私有体系走向大众教育、公共体系。非传统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包括成人学生以及那些少数群体。知识的迅速增加、信息时代的开始、为满足职业流动而接受教育的需要导致教育成为终身的必需品。在这种背景下，新的教育提供者的介入满足了成人接受继续教育的需求，这种教育与市场需求相一致，成为传统高等教育新的尝试[1]。20世纪90年代，营利性大学在美国异军突起，逐步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加剧了高等教育的分化。随着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正遭遇“哈姆雷特之问”，营利性大学成为成人高等教育机构转型的重要选择。
一、营利性大学蓬勃发展的生存之道：何以立本
(一)哲学基础：以产业论为根基
大学作为传递高深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知识，探索前沿学问领域的机构，是当代社会必不可少的机构。一所大学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决定了她的办学定位、办学宗旨、办学职能等。
高等教育专家约翰·S.布鲁贝克(John Seiler Brubacher)认为大学主要存在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2]。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知识不仅出于满足闲逸的好奇，还因为他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就是高等学府。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从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拓展出为公众服务的职能，大学经常被喻为“服务站”。德鲁克(Drucker 1969)认为，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3]。
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是从社会需要出发，将这一逻辑起点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认为大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大学的发展应该服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学发展的高深学问成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关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大学应与社会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越来越多地卷入大学事务，从外部对大学机构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大学出于生存的考虑，也越来越多地对外部集团的要求做出反应[4]。二战后受实用主义哲学“有用即真理”观念的影响，“大学成为知识工业的重地，让学术界与产业界结成伙伴关系，使大学与市场结合，突出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5]的思想得到广泛的认同，美国大学的服务职能进一步得到彰显。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大幅度削减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大学只依靠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已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于是大学意识到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创新成果，引资创办高技术公司，加速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和催生新的产业，向企业转让技术专利，承担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任……大学的“服务”职能慢慢衍生出“创业”这一新的大学职能，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衍生出“产业论”这一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产业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开始在美国逐步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产业论哲学观认为，整个大学系统就像是一个大型市场，大学就像是市场中的企业一样，需要相互竞争，需要为得到企业、政府和学生家长资助的青睐而不断调适办学方向、课程设置和管理机制。在产业论哲学观的指引下，有的高校还跨越了传统地域上的界限去争取学生和资源。一些高校正在把自己看成是国际性机构，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高校竞争[6]。
“产业论”高等教育哲学强调学术的创业化和知识的资本化。学术创业化一方面是指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延伸，另一方面是指技术转化能力的内化，即大学承担起传统上由工业承担的角色。创业的核心便是知识资本化。知识资本化是大学的新使命，它使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这种哲学观基础下的大学正在趋于企业化，强调市场交易、可视性及公众形象的提升；关注教育的成本效益；鼓励发展收益相关的分权结构[7]。
正是基于这种“产业论”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引领，为适应强大的高等教育的市场需求，一大批具有勃勃生机的营利性大学应运而生，其中美国的凤凰城大学是最具典范的代表。在凤凰城大学短短3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从最初一个仅有8名在职成人的培训班，发展到现在拥有30多万名注册学生的世界巨型大学。截止到2005年8月31日，凤凰城大学在美国39个州、波多黎各、加拿大共有90个校园、154个学习中心。它同时在范库弗峰、英属哥伦比亚设有分校，其校园遍布美、亚、欧。成为全球最大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
(二)治理结构：学术与管理分家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的三项基本原则。法律确认的大学自治是最基本的前提。没有大学自治，就谈不上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是大学生命的真谛”[8]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冲突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之间存在矛盾的反映。如果行政权力大到可以经常干涉学术事务，那么学术自由的法律条款就成了一纸空文，因此学术自由最终离不开学术权力的保障[9]。学术权力本质上是学术自由的保障，保证学术自由的发展也是行政权力存在的依据[10]。只有通过大学的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的适当分离，不断提高学术专家在处理学术事务中的权力，倡导学术理想和弘扬学术精神，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权利。
营利性大学既是学术机构也是商业机构，它们在教育领域被认为属于“营利性高等学校”的范畴，在经济领域则被看做普通的企业部门，它们要接受来自教育管理机构和企业管理机构的双重管理监督。营利性大学兼具商业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学校要平衡商业文化与学术文化。在营利性大学中，在董事会、校长、教务长、院长层面上，主导文化是商业，他们用商业术语来描述机构活动、讨论各种倡议、评估各种结果。在课堂层面，营利性大学遵循一般学术机构的要求。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营利性大学的教室里，很可能根本区分不出它和传统高校课堂有什么不同[11]。
将学术领域与管理领域分开是营利性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一个关键特点。教师不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他们只专注于“产品”的生产，投身于课程和教室中的学生，管理工作则由专业管理人员负责。从管理层面来看，这种以商业方式运作的高校最大的优点就是高效率。教授不是大学的“主人”而是雇员。营利性大学既不设教师终身制，也没有教师参与治理的机制，教师被称为“从业者教师”。而校长和院长们则是专职管理者，不需要受学术自由的束缚，不需要同教授们就行政管理问题进行太多的协商和妥协。营利性大学的校长的主要精力用在筹划、制订和执行机构策略上，尤其是在资源和运作的管理上[12]。
加州州立大学的院长加里·博格(Gary A.Berg)认为凤凰城大学做到了学术性功能和商业化功能协调运作，但有着零散的职责划分。在许多方面，凤凰城大学继承了泰勒的管理理念和劳动关系。大部分兼职而非终身制的学术团队来教授核心课程，并向学术经理汇报谁决定教什么和如何教。然而学术经理并不直接涉及商业运作，大批的商业经理承担凤凰城大学对股东应负的责任。凤凰城大学雇员认可并拥护学术性和商业性目标的“创造性”张力，他们或许不太喜欢凤凰城大学的这种不对称的劳资关系。凤凰城大学雇佣终身制和学术(同盟)协会的缺位，则势必促使其加强管理手段和为其财政的成功做出很大贡献[13]。
(三)运作模式：商业化运营方式
营利性大学热衷于运用营销策略和信奉商业用语，他们在对市场的理解和进入市场的方式方面有着显著特点，营利性大学相信市场[14]。例如，首先凤凰城大学把商业服务的方式用于大学的经营，整个服务群体定位准确。凤凰城大学把目光投向了具有自主教育需求、又能够承担教育费用的目标人群，即那些22岁以上，不能或不愿进入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在职成人[15]。斯特拉耶大学的首席财务官亨利威尔·金斯(Harry Wlkins)说：营利性大学弥补了其他高校不能满足的教育利基市场，这个市场就是向上班族提供教育[16]。其次，价格是市场营销中最活跃的因素。价格上的差距往往能左右消费者的选择，影响学校的招生工作和市场占有率。凤凰城大学采用灵活的学费策略，来冲减学生的学费支出，降低学生的教育成本。最后，与政府及相关的企业密切合作，搭建网络教育平台。美国教育委员会、美国大学协会、美国成人和继续教育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美国护理学院协会等多个教育组织都是凤凰城大学的自愿成员，支持其教学实践，主要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持。由于大多数公司对凤凰城大学的资格都是予以肯定的，所以，凤凰城大学的学生大都可以从其所在的公司得到学费补助[17]。
哈佛大学原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rk)认为既然联邦政府在大学管理上以及向大学提供经济支持方面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那么大学校长及其工作班子就应当努力针对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问题反过来影响政府官员。如许多大学行政部门雇佣了专职人员向政府催要更多的科研经费和更多的政府奖学金补贴[18]。凤凰城大学的成功与繁荣最大贡献之一便是影响了公共政策并创造了一种有益的商业环境。凤凰城大学的母公司阿波罗集团(Apollo Group Inc.)在联邦和州层面上雇用说客，凤凰城大学校委员会总有颇具影响的共和党人，并且和华盛顿方面的共和党要人有着紧密联系。凤凰城大学也在关于非传统机构获得联邦财政援助的适切性的立法改革中获益。依靠与有权力的政客联系，并利用其能力影响公共政策，凤凰城的这种作法被认为是典型的、成功的美国式交易。阿波罗集团有超过30名政治公关人士努力帮助斯波林(Sperling)延伸他建立全球性营利大学的目标。凤凰城大学拥有自由的就业市场，同时也更加自由地攫取纳税人的钱。
目前凤凰城大学的政治公关人士的重心放在生涯大学和营利性教育机构要获得美国高等教育法的重新认定上。他们正给政策制定者施压使其放松控制，营利性教育机构必须加入联邦援助项目。许多非营利性学院和大学的领导反对任何的改变，因这种变化会更有利于营利性教育机构攫取本已渐寡的联邦经费(波德Burd 2003)[19]。
为降低办学成本，凤凰城大学将其自身的开支减少到最低程度。一般来说，教师工资、学校设施以及辅助人员的消费是多数大学的主要开支，凤凰城大学显著地减少了这三项开支。几乎所有的教职工都只是兼职任教。阿波罗集团固定资产有限，没有传统的大学校园，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校园及学习中心其实是一幢幢办公楼，上课用校舍全是租用的。没有自己的体育馆，也没有专门的图书馆，主要通过网络电子资源，或租借其他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的资源，这些做法节约了巨大的成本。
二、成人高等教育机构转向营利性大学：何以可能
(一)划定结构改革特区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不进行转型或改革，只能被社会淘汰，但一刀切的改革也不会带来最佳效果，甚至适得其反。美国法律对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的区分十分明确，简单来说，不能把扣除成本后的净收入分配给机构的建立者、捐助者和机构成员的是非营利机构，不受这一限制的是营利机构。学术界把该分界称之为“禁止分配限制”(Non－distribution Constraint)[20]。“非营利性”的具体衡量指标有三点：“第一，组织的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二，组织的利润不能用于成员间的分配和分红；第三，组织的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21]。而营利性组织，尽管市场条件千差万别，但都以获取利润，以营利作为其最终目的。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根据成人高等教育服务商品化、市场化的取向程度将各种成人高等教育划分成两大类型：公益性成人高等教育和非公益性成人高等教育。我们可以把非公益性的成人高等教育作为结构改革的特区与实验田，进行分类改革。在公益性成人高等教育方面我们鼓励外资和民间资金公益性地投入；在非公益性成人高等教育方面，鼓励外资和民间资金按市场化的方式投入运作[22]。
对非公益性的成人高等教育可以尝试向营利性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经费来源除学费收入外，还可以通过公开上市吸纳社会资金，通过挖掘和吸引投资群体的形式获得投资资金，这方面也最能体现其营利性组织属性的特点。营利性的成人高等教育在组织结构和管理过程上采取以公司管理的价值观为基础，采取简单矩阵型和组织内部分层化的结构。简单结构的部门化程度很低，控制跨度宽，通常仅有2－3层垂直层次，员工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这种扁平化的组织管理结构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率。
(二)确立“利”“益”共赢理念
对于营利性大学，涉及处理营利性和公益性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营利性和公益性是不是必然的二元对立？营利性的获得是否必然以损害公益性为代价呢？
教育具有“外溢效果”(External benefit)，弗里德曼(Friedman)称之为“邻近影响”(Neighborhood benefit)，教育中包含了公共利益。有人认为，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不能有营利性机构介入，否则会破坏其外溢效果。营利性教育机构所关心的不是为公众提供服务，而是如何赚钱，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廉价的产品服务，对“私利”的追求会破坏“公益”[23]。
追求“私利”和守望“公益”能否共赢呢？成人高等教育已经超出义务教育阶段，成人接受高等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良好发展，适当让成人支付学费也符合回报与付出的对等原则。为保证公益性不被营利性所损害，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建设让人不敢为追求“私利”而破坏“公益”；在市场机制中，让人明智地为“自利”而“利他”，就要有制度约束，保护其产权，使其出于长期的、广义的自我利益而努力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声誉。为追求“私利”而生产的教育产品，也有正的外部性，也含有“公益”。教育的公益性主要表现为教育所具有的外溢的社会效益，营利性大学所改变的知识教育的福利化分配方式，并不会改变教育结果的社会效益。
营利性大学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和选择权，在美国民主化进程中，营利性大学承担了重要角色，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公平的隐形力量。营利性大学在妇女、有色人种、印第安人和残障人士等社会边缘群体接受教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名为《高等教育中的黑人学生问题》(Black Issue in Higher Education)的期刊报道说，授予少数民族学生工程技术和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专业学士学位的前几名高校都是营利性的。在德里夫的新泽西分校，40％多的学生是黑人。在斯特拉耶大学，43％的学生是黑人[24]。
(三)规划共同治理边界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机构应该改革以“科层制”为主体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借鉴西方营利性大学的共同治理模式。共同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拥有包括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社区、舆论影响者和其他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拥有专用性资本的主体，他们分别向企业提供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拥有企业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股东不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企业则是这些提供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种合约，是治理和管理这些专用性资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的治理和管理应当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各利益相关者应广泛参与公司的治理。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是一种影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会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和政策。共同治理的目标是合理平衡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以此来安排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力[25]。
共同治理作为一种大学校园民主的体现，《学院与大学治理声明》①把其定义为：基于教师和行政部门双方特长的权力和决策的责任分工，它代表教师和行政人员共同工作的承诺。一般理解为大学董事会、行政管理部门、教师、学生等大学各类成员共同参与大学治理。同时提出了共同治理的原则，即“大学组织重大事情的决策既需要首创能力，也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大学各组成群体在决策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谁对具体事务负有首要责任，谁就最有发言权”[26]。成人高等教育机构要建立董事会制度，要确立董事会、行政管理部门、成人教师、学员等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与权利边界，通过共同治理，以实现成人高等教育效益的最大化。
(四)秉承市场化意识形态
市场化是美国营利性大学竞争的基本手段之一，“大学即意味着经商”[27]，“现在大多数高校都把自己视为市场型的机构”[28]。相信市场就意味着机构运作时，好像市场会告诉你市场需求情况；相信市场还意味着走进市场时，好像市场是一个友好的、有力的真正社会和经济需求信息来源；相信市场还意味着按照这样的信条去运作企业，即当运作正常时，自由市场经济通常能自我调节。市场需要我们去解读，去理解，但不需要我们去改变，因为市场本身就是在变化[29]。美国高等教育是市场化运作的典范，大学通过市场营销手段获取生源、师资和经费[30]。营利性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公司，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是其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砝码之一，市场化在营利性大学经营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国学界对高等教育市场化一直存在着持续且激烈的争议。赞成的人从工具论的角度出发，赞同市场进入大学，认为大学市场化可以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益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市场会破坏大学的种种理想主义传统，会损害大学责任和使命的完成[31]。然而，不管你承认与否，大学自走出象牙塔之时，市场就开始了对大学的影响。市场介入大学成为目前全球的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成人高等教育作为主要致力于开发人力资源的一项事业，与社会联系更为紧密，主要以政治论、产业论作为其哲学基础，成人高等教育更容易、也更有条件成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实验田。“满足闲逸的好奇”和“守望大学传统”可能不是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机构的主要方向，“担当社会动力站”应该成为成人高等教育的主要办学宗旨。投资市场化、招生市场化和办学市场化应成为成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共同治理的正式提出，源于1966年美国教授协会、美国教育委员会和美国大学和学院董事会协会联合发布的《学院与大学治理声明》(简称《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