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苡丹, 韩宁[1]2015年在《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以鲁迅小说两个英译本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尝试采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对鲁迅小说两个英译本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分别从词汇层面和句子层面考察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和策略。分析结果表明,两个译本都显现出独特的风格:威廉·莱尔的译本冗余度显化特征显著,词汇丰富,句式复杂,书面语特征明显,阅读难度相对较大;而杨宪益的译本用词简单,句式简洁,更符合源语意合的语言特点和原文洗炼含蓄的风格。
李燕[2]2013年在《文化心理学观照下的鲁迅小说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研究杨宪益翻译鲁迅小说的特色，倘若单纯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谈会有过于蹈矩之嫌。只有结合对译者的分析，将描写性的研究也融入进去，方可主客观兼顾，两全其美。本研究的理论视角是文化心理学，笔者认为一切行为皆由心理活动支配。翻译是一种语言心理活动，或基于语言媒介的心理活动，实质上就是一场文化心理活动。具体来说，本文结合了文本的文化心理和译者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研究：一是研究文本的文化心理。文本创作是实践中作者的一种心理活动，创作心理是作者文化心理的体现。文本的文化心理反映了作者的文化心理。原作其实是一件文化作品，作者的文化心理和作品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作者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而作品又是作者文化心理的折射和反映。译者对文本的解读是对文字进行分析解码的过程，译者不能像普通读者只需体会文字带来的感受，沉浸在想象中；译者必须有刨根问底的精神，一份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完成每个文字的解读。文本是作家的心迹记录，折射了作家的心理。因此翻译时，对文本文化心理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帮助译者正确解读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和意义，从而做好翻译工作。二是译者的翻译心理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原文的思考、加工和再现就是一种文化心理活动。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主体，即译者的文化心理活动，是译者置于他生活的文化背景中来深度挖掘内心世界的意图、目的、观念及价值观等。译者的文化心理对于翻译作品的选择、翻译的方法和策略运用、翻译的目的都起到制约作用。因此一部上乘的译作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完成的，译者借助原作实现自我精神追求，原作通过翻译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提高。本研究以分析鲁迅小说文本为主要手段，解析杨宪益的翻译特色时，始终把文本分析放在首位。同时，也说明了他个人的文化心理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操控作用。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缘起、译本选择和译者介绍、理论基础、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介绍鲁迅小说英译状况和杨宪益翻译鲁迅小说研究状况综述，之后阐明本研究的创新点。第三章是作者和译者的文化心理探索，笔者尝试分析了鲁迅和杨宪益文化心理的形成因素，指出翻译是对原文作者的心迹跟踪，质量上乘的翻译首先就需要对作者的文化心理有正确的解读。既然是研究鲁迅小说译本，研究鲁迅的文化心理是首要问题。译者的文化心理更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翻译决策和行为。我们分析影响他翻译行为的文化心理因素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去把握：宏观上，他的翻译生涯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他的翻译行为无法摆脱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的影响，具有时代特征；微观上，他个人的家庭背景、婚姻状况、爱国精神、性格特点和思维方式都具有他的独特性。所有因素的综合形成了他独有的文化心理，并直接影响到他的翻译行为。第四章是词汇翻译，首先从鲁迅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入手，探讨杨宪益针对小说典型词汇部分的翻译；再谈到极具特色的鲁迅小说人物名称和篇名的翻译；最后通过计算机软件分析对比杨宪益和其他两位译者的用词差别，对其独特词和空缺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语义诠释一定要符合原作的文化历史背景及作者的文化心理，语义的最终定夺必须在原文的文化心理框架中进行，不应望文生义，更不应“胡思乱想”。即便是意译也应有“意”的依据。大量详实的代表性例句对比分析表明，杨宪益在词汇层面的翻译上，受到了思维方式、时代环境、工作性质等各方面的影响，他在翻译时忠于原文，准确理解词义和感情色彩，追求简洁明了，传情达意，并尽量兼顾审美效果。他主要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方法，有时也会造词翻译，用词斟酌，规范得体，力求在读者面前还原一个真实的原文。第五章是修辞翻译，鲁迅在作品中运用的修辞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几乎用尽所有传统的修辞手法。杨宪益在翻译鲁迅小说修辞时，费尽心思、竭尽全力，以求“情欲信，辞欲巧”。本章从词汇、句法和语意三个方面对鲁迅小说中所用的一些主要修辞手法的翻译加以探讨。总的来说，杨宪益在处理词汇层面的修辞时能直译就直译，不能直译就采用意译以追求语义的对应，最大程度上保留和原文形式上的对等的同时，也追求语气和情感的一致。比起其他两位译者，杨宪益用词更为谨慎、简练，追求形与义的对等。留有遗憾的是，有些不加注释的翻译无法把作者创作原文时想要表达的内涵体现出来，没有再现作者的创作心理，同样也没有照顾到译文读者希冀通过译文走入作者创作心理世界的阅读心理。在翻译句法层面的修辞方法时，杨宪益注重句式结构的安排，轮廓鲜明，译文形式多样，简洁紧凑，读起来余音绕梁。在具体内容的再现和选词上面，他的翻译灵活度比较小，紧扣原文，即便采用意译，他的译文也是三人中最为贴近源语的。他对翻译工作一丝不苟、绝不含糊，态度认真。对原文的理解和把握不浮于表面，译文总是力求再现深层次内涵。在翻译语意层面的修辞手法时，杨宪益仍旧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他用语讲究，凸显重要性时，会选用比较书面体的词语和表达。相对莱尔口语色彩浓的用语，他用词形象，简炼得体，力图保留中国的文化意象和表达形式，对于源语文化的重视大于对读者阅读习惯的重视。总体来说，杨宪益对待修辞时绝不马虎，他仔细解读修辞中的内涵信息，把握文本心理，即作者的创作心理。他的翻译思想、用语习惯、思维方式、文化审美等对译文都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第六章是描写翻译，小说中人物和环境的描写的翻译再现了作者的创作心理，译者在对其进行翻译时不免带上译者本身的翻译痕迹，也正是译者自己的翻译心理的体现。杨宪益在各类描写翻译上的特色就是其翻译心理的最好见证。本章从地点环境、杀人场景、人物外貌、人物语言和人物动作等五个方面就场景描写和人物描写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杨宪益在处理描写翻译时的特色。综上所述，从小说描写的角度上看，杨宪益的译文忠于原文，在结构、用词、语气上都能和原文保持一致，传情达意。在整个语篇的处理上表达流畅，前后呼应，融会贯通。在选词上精准传神，行文美丽。他对待翻译工作严谨认真，驾驭英语挥洒自如，功底深厚。第七章是结论。通过词汇、修辞和描写三个层面的鲁迅小说译文比较，本研究归纳出杨宪益的翻译特色。接着从译者的翻译心理角度找出产生特色的原因，对比译者受到的时代影响、工作目的、译本选择、目标读者定位、翻译思想、思维方式等影响，阐明不同的翻译心理因素直接导致不同的翻译。最后说明本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闵俊[3]2018年在《论鲁迅小说英译本中的文化意象传递》文中研究指明中外译者在传递鲁迅小说英译本中的文化意象涉及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意象或文化信息误读、错位和失落等等。这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即译者的个性化翻译,如归化和异化的手段,误译和漏译等。本文选取了鲁迅小说英译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译本,结合实例分析和探讨中外译者对小说英译本中文化意象的处理,有助我们深化对翻译与文化关系以及文化意象可译性限度的认识,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传播。
王惠萍[4]2014年在《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皮姆的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模式作为基础。皮姆认为翻译史的相关研究环节是以译者开始和结束的，从而将翻译史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译者主体身上。译者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影响。本论文采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依照罗宾逊对“后殖民”第三阶段的定义，“后殖民”是二十世纪末我们对于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的看法，时间跨度为所有的人类历史。后殖民翻译理论对于文化身份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影响其译介活动的；（2）译者的译介活动是如何塑造本土以及异域的文化身份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包括：（1）揭示译者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戴乃迭的文化身份具有特殊性，既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受到其女性文化身份的影响，从而对其译介活动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2）展现译者译介活动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作用。本研究考察戴乃迭在译介中国文学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译介作品的海外接受情况，以探讨戴乃迭的译介活动对构建中国民族形象的作用；（3）剖析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并给出相关建议。本研究借助对戴乃迭这一译者及其他相关译者的考察，以揭示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的对外译介情况，及制约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种种权力因素，并希望给出相关的建议和看法。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运用。一方面，本论文采用语料库实证分析方法，对《边城》四个英译本翻译语料库进行检索，给出文本分析数据，由此展示戴乃迭独具特色的翻译风格；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例证、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法，结合不同译本中具体的翻译实例，从微观层面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并分析对比不同译本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最后归纳出制约译者译介活动的因素和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在研究的时间维度方面，本论文同时运用历时与共时研究方法。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历时研究，具体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城》四个英译本的比较，其二是戴乃迭译介生涯不同时期的代表译作比较；另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共时研究，对形成于同一时期的《沉重的翅膀》的戴乃迭译本与葛浩文译本进行比较。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后殖民视角考察了权力因素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具体为：其一，从宏观角度看，戴乃迭具备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在翻译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杂合性、协商性和流动性的特点。（1）杂合性。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使她既能充分理解原作的精神，在翻译时尽力传递原作的风味，同时又能关注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2）协商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受制于翻译活动所处的特定时代，处于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之下，其特定的文化身份是特定时期和语境下种种矛盾和冲突协商的产物。（3）流动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随着其文化身份的流动而出现变化，其后期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顺利沟通而采取的有效策略。其二，从微观角度看，戴乃迭又具备女性文化身份。在译介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时，戴乃迭充分关注了中国女性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翻译时在尊重原文内容和精神的基础上，采取相对温和的变通手段，以提升译文的女性主体意识，强化作品的女性主义色彩。
吴岳鹏[5]2013年在《《故乡》两个英译本评估：豪斯模式》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翻译市场的繁荣发展,一本书经常会出现不止一种的翻译版本。如何甄别这些译本质量的高低,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思考的问题。读者们呼吁通过一种公认的模式对译本质量做出客观的评判,这就使得翻译质量评估更具实用意义。翻译质量评估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译学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也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规范翻译市场。在翻译质量评估领域中,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本研究试从鲁迅短篇小说《故乡》的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探索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在汉译英当中的可行性、可信性。首先,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中西翻译评估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细节。其次,介绍了豪斯初始模式和修正模式关注的意义、对等和功能等核心概念,分析豪斯模式的理论依据和评估步骤并指出其优点与不足。再次,运用修正模式从词汇、句法和篇章手段这三个方面对鲁迅短篇小说《故乡》的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相对客观的翻译质量评述。本文从运用豪斯模式对《故乡》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中得出,豪斯模式对汉译英翻译的质量评估具有可操作性、有效性并明确翻译质量评估今后研究的方向。
周世培[6]2015年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鲁迅小说的英译》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对鲁迅小说的诸多英译本的研究主要是单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微观方面的研究,要么是不同英译本的译文研究,要么是不同英译本的文化研究或者是不同英译本的译评研究,很少涉及整体方面或者是宏观方面,即很少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而且对鲁迅小说英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杨宪益夫妇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很少涉及对英国学者蓝诗玲译本(以下简称蓝译本)的
黄婷婷[7]2018年在《目的论视野下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以鲁迅小说《呐喊》的两个英译本为例》文中认为文化负载词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是特定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其形成与使用都与特定的国家和民族密切相关。本文旨在目的论原则指导下,依据纽马克对文化的分类原则,对鲁迅《呐喊》的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对不同译本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探究。在对比杨宪益夫妇版本与汉学家莱尔版本的基础上,分析译者基于异化翻译策略与归化翻译策略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法,揭示了文本翻译目的论的指导功效以及文化负载词的传导作用。
杨菁雅[8]2016年在《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鲁迅小说《药》《孔乙己》《风波》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功能对等理论,本文以蓝诗玲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药》、《孔乙己》、《风波》为文本研究对象,旨在运用描述性的分析方法探究两位译者如何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更好地实现译本功能。通过对上述两位翻译家所译译本的文化、语法、修辞三个角度进行穷尽性城性考察与质性分析,本研究发现,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目的导致了其译本所承载的不同功能,而译本的不同功能直接影响了译者对于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蓝诗玲希望通过对上述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起译入语大众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其译本所承载的功能即是如此,故大量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则主要希望通过对上述文学作品的翻译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其译本承载着使这种精神和文化财富通过自身的艺术粹质和魅力传向海外人士的功能。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的方式将鲁迅小说再现在译文当中。具体来说,在文化层面,杨、戴夫妇在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八成以上(82%)的异化手法,而蓝诗玲采用了八成以上(87%)的归化手法。在语法层面,杨、戴夫妇全部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100%),而蓝诗玲对归化策略的使用近八成(77%)。在修辞层面,杨、戴夫妇在修辞格的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八成(80%)的异化手法,而蓝诗玲采用了六成(60%)的归化手法。在质性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在三个层面的每种具体情况下,虽然两位译者对于翻译的处理方式有所差异,但不同翻译目的所导致的翻译功能差异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对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总而言之,在通过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其翻译目的及功能的过程中,两位译者均尽可能地做到了功能的对等,出色地完成了翻译任务。因此,在译者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之前,应该思考其译文的功能是什么以及如何让译文与原文在此功能上达到对等。只有明确翻译目的及译文功能,译者才能更好地选择相应的翻译方法及翻译策略。
路旦俊[9]2005年在《从《阿Q正传》的两个英译本看鲁迅小说翻译中的“信”与“雅”》文中认为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中,《阿Q正传》无疑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这篇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未庄为背景的小说,不仅给我们塑造了深受精神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形象,而且给后人留下了“阿Q精神”这一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刻文化含意的术语。今天,阿Q已经成了世界文
郑雅[10]2015年在《文体学视域下《阿Q正传》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该作品深刻剖析了国民的劣根性,以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著称。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将原作品的文体风格准确传达出来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以文体学相关理论为基础,从语音、词汇、句法和修辞层面对杨宪益夫妇和蓝诗玲的《阿Q正传》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以考察原文文体在译文中是否得到充分再现。
参考文献：
[1].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以鲁迅小说两个英译本为例[J]. 严苡丹, 韩宁. 外语教学. 2015
[2]. 文化心理学观照下的鲁迅小说英译研究[D]. 李燕.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3]. 论鲁迅小说英译本中的文化意象传递[J]. 闵俊.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 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D]. 王惠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5]. 《故乡》两个英译本评估：豪斯模式[D]. 吴岳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6].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鲁迅小说的英译[J]. 周世培. 山花. 2015
[7]. 目的论视野下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以鲁迅小说《呐喊》的两个英译本为例[J]. 黄婷婷.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
[8].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鲁迅小说《药》《孔乙己》《风波》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D]. 杨菁雅. 浙江大学. 2016
[9]. 从《阿Q正传》的两个英译本看鲁迅小说翻译中的“信”与“雅”[J]. 路旦俊. 鲁迅研究月刊. 2005
[10]. 文体学视域下《阿Q正传》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 郑雅.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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