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货币中性与资源配置理论的困惑——虚拟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基础理论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经济研究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从来不承认经济危机是经济系统内生的，这个理论认为：在私有化经济中，只要充分自由化就会存在自动均衡的市场机制，这个机制会导致最优经济状态；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都只是外生变量引起的偶然（小概率）事件，即使偏离均衡，市场机制也会自动纠正任何偏差，使得经济恢复到均衡状态。这个理论有着迄今为止被认为可以与物理学相媲美的严谨数学论证。根据这个理论，经济自由化程度（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其经济恢复能力理应最强。当2008年金融危机突然爆发的时候，相信这个理论的人认为，多则半年少则3个月美国经济会迅速恢复。但是3年过去了，美国和欧洲还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克鲁格曼说，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往好处说是百无一用，往坏处说就是贻害无穷。对经典理论的质疑不仅仅是它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寻求新的视角和理论构架。
一、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数学化发展
所谓“主流经济学”，是特指西方经济学界多数人认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当代主流经济学就是西方通行的微观经济学教材中所描述的理论体系及其逻辑延伸（包括高级宏观经济学和贸易、金融理论）。凡是与其一致的理论都可以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凡是与这个基础理论冲突的都是非主流（包括凯恩斯主义）。发展到现在，这个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是由新古典或新自由主义的基础理论所构成，其基本思想并无本质变化，最为显著的进步就是它的数学化发展。
1.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框架
构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有三个：微观经济学的相对价格理论、新古典的货币中性理论和在上述基础上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它们支撑着全部新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大厦。
在经典理论的这三大支柱中，最基础的理论就是“一般均衡理论”。它是用来解释相对价格决定的理论，也是解释资源配置机制的理论。从瓦尔拉斯到阿罗—德布鲁，其论证的基本思想没有变，他们都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有极大兴趣，他们的理论是要论证：私有制下的分散决策必然会使经济达到一种最优的均衡状态。亚当·斯密用语言描述这个思想，瓦尔拉斯用线性代数和微积分来表述这个思想，德布鲁则使用集合论来表述同样的思想。
这个理论从理性人的假定出发，论证了相对价格决定机制如何使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在一般均衡状态下，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收入分配也是最公平的，因为所有要素收入都与其边际产品价值相等，也就是要素收入与要素各自“贡献”的价值相等，在这个理论中公平与效率毫无矛盾。而要达到这个状态，就需要完全竞争的假定（瓦尔拉斯、帕累托）或分散决策的私有制假定（德布鲁等），这就是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均衡的含义是稳定，达到均衡就不会有任何危机。与马克思、凯恩斯（还有马尔萨斯）将经济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痼疾”的观点不同，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外生的，不是市场经济固有的，因此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不可预测，也无规律可循。他们用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等来解释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
谈论一般均衡理论缺陷的经济学家很多，但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眼里，一般均衡理论是不可替代的。它是唯一可以将自由主义理念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收入分配的）公平与（资源配置的）效率完美连接为一个整体的理论。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就要坚持自由主义，坚持自由主义就不可以放弃一般均衡理论。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是政治取向，它决定着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将基础价值观和政治取向贯穿理论体系的始终，是经济学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当社会科学的研究被信仰所左右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极端化，就像坚持极端平均化的价值取向会断送社会主义一样，坚持彻底自由化的价值取向也很可能会断送资本主义。
在一般均衡理论中，货币是多余的，它仅仅是交换媒介，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货币中性”理论，用以解释货币数量与物价总水平之间的关系。货币数量仅与名义经济变量有关，与物价总水平有关，丝毫不会影响实际经济活动。这个基本信条成了迄今为止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货币既然是中性的，经济增长就只能是“真实（real）”财富的增长，将这个理念落实在统计指标上也就是实际（人均）GDP的增长。实际GDP在宏观经济学中称为总产出，它是由技术水平和资源投入量决定的。真实财富是由这些真实变量决定的，与名义变量和货币变量无关。描述这个真实财富创造过程的是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这样，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也就是现代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一般均衡”、“货币中性”和“经济增长”这三个理论逻辑一致，横贯微、宏观经济学，从而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迄今为止的经典理论框架，经济自由化则是这个理论框架的精髓，① 均衡和最优状态的存在性是这个理论论证的核心，其实也就是论证自由化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但是，无论是在帕累托还是在德布鲁的理论中，这都是一个“理想状态”，这个状态依赖于他们的纯粹自由化假定。纯粹“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与完全“平均化”的社会主义一样，也是一种“空想”，只不过平均化的社会主义是穷人的空想，完全自由化的资本主义是富人的空想罢了。
2.经济学的数学化发展
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一般均衡理论是其全部经济学的基础，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为标志，数学化成为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发展的主流，数学化被等同于科学化。而德布鲁之后的一般均衡理论是最具数学公理化形式的经济学理论，仅就其完美的数学逻辑而言，它就可以在《高级微观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经济学的最高殿堂。将经济学发展为像“物理学”那样的学科是多少代经济学人的梦想。这个梦想从未实现也从未被打破，这也是经济学的尴尬所在。
德布鲁等极力推崇经济学的“公理化”发展，结果使得经济学不是更像“物理学”，而是更像“数学”。他们对数学逻辑的兴趣远远大于对现实经济的兴趣，他们实际上是在数学逻辑中寻求经济事实，这与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求事件背后的逻辑完全是两回事。完全相信逻辑的正确性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学术准则，严密的逻辑推理是他们从数学学科带来的优良素质。问题是假定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往往很大，“假定”不但要站在逻辑过程的起点，也要在逻辑过程中不断增补以保持逻辑的严谨性。例如，先假定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定完全竞争），然后再假定利润最大化是可以实现的（连续性和凸性假定），于是就可以有严格的利润最大化均衡逻辑。[1](P45－47)这几乎不是在发现问题，而是在维护数学逻辑本身不致被真实情况的不典型或不纯粹而打断或无法展开，于是，书本上严谨的逻辑往往与真实经济中的逻辑大相径庭。从瓦尔拉斯到德布鲁，其实都是先假定可以达到均衡的各类条件，然后再论证均衡的实现机制，论证过程中还要增补一些假定条件。这与物理学发现真实事物背后的逻辑相去甚远，却离数学发展逻辑本身的目标更近一些。这样的数学化虽不是毫无意义，但它却不是帮助发现经济规律，而是帮助叙述思想中的逻辑。从瓦尔拉斯到德布鲁都还是在叙述斯密的思想，叙述私有制自动达到均衡、达到最优状态的逻辑，数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功能主要还是一种叙述因果关系的逻辑语言。与历史方法相比，逻辑清楚了，事实却模糊了。这比用语言叙述时的“逻辑模糊”、“事实清楚”似乎是走到了另一极端。
理论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水平已经不逊于物理学，但可以严格描述经济数量关系的经济学公式一个也没有。数学化和公理化发展使得经济学不是活在历史和现实经济中，而是寄生于数学逻辑之上。截止到现在，经济学的数学化与其说是要解决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倒不如说是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数学关系，在经济现象的启发下发展一个特殊的数学分支——经济数学，它正在远离真实经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好的效果，但是，在原则上它属于历史方法。
3.私有制的假定与真实私有制的结果
在主流经济学中，私有制是市场效率的根本保证，因此，华盛顿共识告诉前苏联要彻底市场化就要彻底私有化。前苏联已经有相当深厚的工业基础，根据这个经典理论，私有化以后不久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现代工业化大国。但是，一夜之间私有化了的前苏联却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曾被严谨数学逻辑证明过的结果。私有化使得前苏联本来就缺乏效率的企业失去了必要的保护，面对西方企业的竞争，绝大部分制造业企业都在竞争中垮掉了，只有资源型行业发展起来。俄罗斯没有成为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而是成为了与阿拉伯国家类似的资源型经济大国。现在，高利润的资源型经济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的支柱，财富迅速集中在富人手里，他们决定投资，从而决定俄罗斯经济的走向。富人不会投资于微利的低端制造业，甚至不会投资于高端制造业，因为从事制造业对于从事资源型行业和金融业的老板来说不是利润率低就是发展高技术的机会成本过高。俄罗斯政府已经不再建立国营企业了，加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日益强大，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再有成为世界工厂的机会。私有化没有促进工业化，反倒堵死了俄罗斯工业化的道路。俄罗斯失去了成为世界工厂的机会，便不会有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机会。既不是世界工厂又不是世界金融中心，俄罗斯恢复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前景被自由化的梦想断送了。
理论上的私有化逻辑与现实中私有化的逻辑完全不同，不是理论上的假定太宽泛，而是将私有制假设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唯一前提本身就有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育不是简单的私有制或自由化就可以概括的。私有化假定在德布鲁的逻辑中会出现一个最优状态的市场经济，在前苏联的现实中却毁掉了其原有的工业化经济并使其转向资源型经济。其实，私有化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的真实逻辑与私有制假定下的逻辑是有巨大差距的。即使在美国，一贯坚持彻底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容忍政府大规模向银行业注资和大力度进行经济干预的情况，当美国三大投资银行倒闭、花旗银行也需要政府大规模注资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政府再不出手美国金融系统就会有完全崩溃的危险。自由化价值观和政治取向下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差距并不比空想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差距更小。
前苏联是“自由化”断送的第一个超级大国，它现在正在断送第二个超级大国的经济繁荣。不是什么阴谋，真正的推手是资本，特别是货币资本，它摧毁了前苏联，成就了中国，现在却在尽情地摧残着美国和欧洲。
二、美国虚拟经济的GDP创造与经济二元化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引领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的GDP不再主要是由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创造，而主要是由金融和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创造。这不但使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遇到了挑战，也使得货币中性与资源配置理论遇到了麻烦。
1.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方式的全面转型
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交流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全面转型：一是用高度依赖虚拟经济创造GDP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了依赖工业化经济创造GDP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二是对外经济交流方式发生了全面逆转，经常项目国际收支从70年代以前的持续顺差转化为70年代后的持续逆差，金融项目国际收支从70年代以前的持续逆差转化为70年代以后的持续顺差。
50～6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美国传统实体经济（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农业、采矿业、公用事业、信息业）创造的GDP占其GDP的比例为40％～50％（见表1），其中，制造业创造的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为25％～27％，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GDP只占美国GDP的11％～14％。虚拟经济（金融、保险与房地产服务业，职业服务业）创造的GDP占比不过为14％～19％。70年代以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实体经济份额逐步下降，虚拟经济的份额逐步上升，美国开始了经济虚拟化和去工业化的过程。到2009年，美国传统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美国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8.87％，其中，制造业GDP占比已经一路下降到11.22％。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的GDP占比则上升到21.53％。美国虚拟经济在2009年创造的GDP已经超过美国GDP的1/3（33.58％）。美国经济不再依靠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来支撑了，而是靠金融、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来支撑。70年代以前美国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建筑，已经让位于新的三大支柱产业——金融（和保险）、房地产和职业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它们与制造业不同，它们不是由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来支撑的行业，而是靠流入的货币资金量、创造金融资产的过程以及“金融创新”技术支撑的行业。这就是美国经济运行方式和GDP增长方式的根本性变化。
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去工业化，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70年代以前，美国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一直是顺差，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一直是逆差（见表2），美国对外的经济交流方式是以美元贷款和援助形式通过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逆差输出美元，境外美元除少量用做储备资产外，多以购买美国制造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形式流回美国，这样就促进了美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工厂地位的稳固。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改变了美国对外经济交流方式。由于美国对外发行美元失去了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元流向境外的速度和规模开始加大。经过70年代的调整之后，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就完全与70年代以前相反，转变为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近30年（仅1991年除外）。与1970年以前的25年完全相反，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对世界提供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的净出口国，却是对世界大量输出各种债券和金融资产的净出口国；靠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成为国际经济生活中靠购买产品和各种能源参与世界经济的“净消费者”。从“世界工厂”的“产品净生产者”到“世界净消费者”的转变是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的根本变化。
美国经济的虚拟化与其对外交流方式的转变是相互促进的。美国经济越是虚拟化，本国创造的货币收入越多，可交易和可供“出口”的金融资产越多，本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和机会成本就越高，低端制造业就越是要转移到境外，形成去工业化；经济越是去工业化，本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低价商品就越少，消费品就越是要依靠进口供给，经常项目国际收支也就越是朝逆差方向发展；经常项目国际收支越是逆差，境外美元就越多，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境外需求也就越大，这反过来就会不断刺激美国金融资产的扩张和虚拟经济的膨胀。经济虚拟化、去工业化与国际贸易失衡及境外美元资产膨胀其实是一个统一的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方式全面转型的过程，与其他国家无关，是资本追求货币利润的行为所导致的美国经济内部结构演变的结果。
2.美国经济的二元化——就业恢复乏力的根源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2009年美国就业者人均创造的GDP为10.31万美元；传统实体经济人均创造的GDP为13.73万美元，接近全国的均值；虚拟经济人均创造的GDP均值为19.29万美元，高于全国的均值；低端服务业创造的人均GDP为6.11万美元，远低于全国的均值（见表3）。人均GDP也标识着不同行业增加一个就业岗位所需GDP的增加额。例如，在虚拟经济中，GDP每增加19.29万美元才增加一个就业岗位，而低端服务业中，GDP只需要增加6.11万美元就增加一个就业。从GDP创造的效率看，虚拟经济排在第一，实体经济第二，低端服务业第三。从创造就业的效率看则完全反过来，低端服务业排在第一，传统实体经济排在第二，虚拟经济排在最后。其实，人均GDP越低的行业，其单位GDP就业人数就越高，对就业的贡献率也就越大。
各行业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也就是该行业对美国GDP创造的贡献率（见表1），各行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例也就是该行业对就业的贡献率（见表4）。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计算，2009年，美国传统实体经济对GDP创造的贡献率为26.87％，对美国就业的贡献率为20.15％。而在20世纪50年代，传统实体经济对就业的贡献率为47.78％，对GDP的贡献率为51.1％。实体经济对就业和GDP的贡献率一直是大致平衡的，当实体经济正在走向边缘化的时候，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会越来越弱，“奥肯定律”自然就会失效。2009年，虚拟经济对GDP创造的贡献率为33.58％，远远大于其对就业的贡献率17.94％。传统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为43.72％，则远远大于其对GDP创造的贡献率25.94％。政府服务业对美国就业的贡献率为18.19％，将它们与传统服务业对美国就业的贡献率加在一起，美国一般服务业对美国就业的贡献率达到了61.91％。
美国的去工业化对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低端制造业可以转到国外，劳动者却不可以随低端制造业一起转移出去，于是低端制造业的就业者大部分转移到了传统服务业。这个过程中，能够进入虚拟经济的就业者终究是少数。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一般服务业越来越集中着低收入者，就连教育、医疗业的相对地位也在下降。与虚拟经济相比，这些行业已经沦为劳动密集型了，其人均创造的GDP仅为6.25万美元（见表3），不但低于虚拟经济，而且低于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在美国行业人均GDP创造排序中倒数第二，仅高于餐饮业的人均GDP。这些低端服务业对GDP创造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对就业岗位创造的重要性却越来越大。由于美国制造业逐渐淡出美国经济，传统实体经济可以保持GDP增长与就业增长基本同步的经济增长模式就逐渐让位于一种二元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经济形成了“GDP创造主要依赖虚拟经济，就业岗位创造主要依赖一般服务业（低端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是美国经济的二元化。虽然不是农村与城市经济的二元化，却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元化，也是“就业经济（低端服务业）与GDP创造经济（虚拟经济）”的二元化。
制造业淡出美国经济使得其经济形成了虚拟经济与低端服务业分别支撑GDP创造和就业岗位创造的二元化经济结构。美国虚拟经济是全球化的，而其低端服务业却是本土化的，美国虚拟经济是高收入、低就业的经济，美国低端服务业是高就业、低收入的经济，二者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这就是美国出现“失业型经济复苏”现象的根本原因。在金融危机中，这种二元经济之间缺乏密切联系的状态就更加清晰，危机中获得美国政府大量注资的金融业恢复之后，不是帮助低端服务业恢复，而是将大量资金投向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假定GDP创造与就业创造一致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能解释美国GDP已经开始增长而就业却毫无起色的原因，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基本上不适用于美国了。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描述为“物质生产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美国经济的二元化使得价值增值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脱离，也造成了就业岗位创造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脱离，形成了就业岗位创造、价值（GDP）创造、物质创造三者之间各自相对独立进行的状况，这种二元化的现实经济与一元化的经济增长理论之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三、虚拟经济如何创造GDP
虚拟经济可以直接创造GDP是统计的结果，问题在于虚拟经济创造的GDP是不是真实财富。如果不承认虚拟经济创造的GDP是财富，这就意味着美国有1/3的GDP完全是虚构的。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原则，承认虚拟经济可以直接创造GDP，就要搞清楚虚拟经济创造的GDP与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GDP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与20世纪50～60年代钢铁、汽车、建筑三大实体经济的产业支撑美国经济不同，现在是虚拟经济支撑着整个美国经济，虚拟经济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而是创造着巨大的货币财富，其中的纯收入也被计入GDP。但它们要变成实体经济的财富，必须通过国际购买，这就是美国的财富创造的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的质变。金融可以直接创造GDP是说可以直接创造货币收入形式的GDP，这些收入在美国根本没有产品对应。这样，货币也就不再是中性的，这就是需要改写经济增长理论的初衷。
1.虚拟经济的第一定律
货币增加可以直接导致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增加。例如，当进入股市的资金大量增加的时候，股票市值会大幅度上升，交易额也会不断上升，按交易额收取的各种佣金、服务费就会增加，与此有关的利润和工资也就会增加，这些利润和工资会直接计入GDP，这就是货币变量直接创造GDP的一种具体方式。
如果美国的虚拟经济是为美国的实体经济服务的，在实体经济创造的GDP不断下降的同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也应是下降的。但在现实中，实体经济GDP下降的同时虚拟经济的GDP却在上升，这就意味着在美国，虚拟经济不仅仅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可以自我服务，直接创造GDP。第一，虚拟经济创造的工资与利润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虚拟经济内部的相互服务，如证券公司与银行间的相互服务，房地产服务业与证券公司的相互服务，等等，这些活动与实体经济活动并不直接相关，其纯收入却被直接计入GDP。但是，这些活动还与虚拟经济从业者的劳动增加有关。第二，还有一部分类似金融机构自营收入的活动甚至连金融机构的相互服务都不是，这些活动的利润来自炒作资产的差价，与赌博的赢钱性质相同，其中的纯收入也被计入GDP。正像赌博活动本身与为赌博者服务不是一回事一样，自营的收入的增加也并非金融服务的增加。它不增加任何产品，也不增加虚拟经济从业者的劳动，却大幅度地创造收入和增加利润。第三，各行各业参与的金融活动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与本行业的生产活动无关，“以钱生钱”要比制造业靠生产产品赚钱快得多，也多得多，这些刺激了美国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参与金融投资（和投机）活动。这些活动与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活动基本无关，其运营资金也不会直接支持实体经济活动。虚拟经济虽然创造GDP，却是货币财富性质的GDP，其多寡与货币变量直接相关。于是，我们就有了虚拟经济的第一个定律：
流入虚拟经济的货币量越是增加、交易越活跃，虚拟经济活动创造的货币收入就越多，其中被计入GDP的工资和利润数额就越大。
2.虚拟经济的第二定律——金融创新与GDP创造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金融杠杆的广泛使用，这使得靠虚拟经济获得收入比靠一般制造业获得收入要更容易，其利润率也往往更高。硅谷和其他高科技行业依靠科技创新来增加利润，华尔街则依靠“金融创新”来增加利润。所谓金融创新，不过就是创造使用金融杠杆的新技术、新方法以便创造更多的金融资产和相应的货币收入。金融杠杆的应用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用借款去炒资产，如房地产按揭、炒股票的融资融券以及金融衍生物交易的保证金与交易额相差的倍数等等。这种金融杠杆的风险十分明显，往往被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者严格加以限制（如自有资金比率、保证金比率等）。另一种是将收入流证券化，也就是将定期稳定获得的收入流资本化为可以销售的金融资产。对于出售（或抵押）收入流的卖者（或融资者）来说，它的收入流可以转化为数倍到数十倍的资产，其比率就是收入流资本化的杠杆率。买者不但可以接替卖者享受原来的收入流，资金募集者还会得到销售部分股权的大量现金（包括经纪人的佣金收入和企业上市的创业利润）。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收入流并没有变化，却增加了新的资产和相应的现金购买力。无论是以收入流为抵押发行债券还是企业凭借稳定的收入流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资产和现金收入都会成倍增加，其宏观条件仅仅是有没有增加的货币或延长的金融杠杆来支撑新增资产的发行。
这种收入流的资本化不但可以将实体经济的收入流变成资产，也可以将各种虚拟经济活动的收入流资本化为资产，如住宅抵押贷款（包括次级贷款）的证券化，金融资产再打包的ABS、CDO、CDS等等。金融创新创造出大量金融资产，于是金融资产的膨胀带来了金融业表外业务膨胀，场外交易膨胀，投机活动猖獗。金融创新也设计出大量人们无法确切了解的金融资产。金融杠杆跨银行、跨金融机构、跨行业、跨期叠加和延长，风险被分散到各个角落且不断积累。这一方面使得证券化的金融杠杆几乎无法监控，另一方面也将风险的分布变得繁杂而诡异。这就是为什么从《巴塞尔协议》到各国央行（甚至银行自身）早就在不断严格限制金融杠杆率使用的情况下却还是要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金融创新对于虚拟经济如同科技创新对于实体经济一样，可以直接为其GDP的创造提供动力，而不必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提高。② 由于虚拟经济不再是简单的分享实体经济的收入，而是放大它形成巨额资产和新的收入流，再加上虚拟经济自身的收入流也可以被金融杠杆的叠加应用来资本化，这就注定了虚拟经济创造财富的能力要比实体经济大。这样，虚拟经济的第二个定律可以概括为：即使流入虚拟经济的货币量不变，金融杠杆率（主要是资本化的金融杠杆率）越高，或被叠加应用的金融杠杆链条越长，虚拟经济创造的利润和薪金也就越多，虚拟经济创造的GDP也越多。
这意味着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一样，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动力。
3.虚拟经济的第三定律——“成氏定理”
货币变量通过虚拟经济可以直接创造GDP，如果这是无条件的，像津巴布韦那样“奔腾式的通货膨胀”岂不很快就可以使这个国家变成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了吗？这意味着货币中性与非中性之间必须有转换的条件。在美国，随着实体经济的萎缩和虚拟经济的扩张，附着在物质形态上的GDP越来越少（去工业化），附着在债券等金融资产和其他资产上的GDP越来越多（经济虚拟化），直到本国生产的物质产品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需要，而本国虚拟经济生产的各类金融资产越来越超出本国的需要，于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就越来越朝着逆差的方向发展，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就越来越朝着顺差的方向发展。
当经常项目逆差和金融项目顺差在长期维持大致均衡的时候（见表2），美元汇率可以保持基本稳定，从而使得其国内虚拟经济得以持续膨胀26年之久（1982～2008年）。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虚拟经济的第三个定律：
随着本国虚拟经济在经济总量中份额的增长，将促进本国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向逆差方向发展，促使本国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向顺差方向发展，只有二者可以长期保持均衡的时候，本国的虚拟经济才可以正常运行。
这个定理也可以称之为“虚拟经济的介稳性”或“成氏定理”（因成思危最早提出而得名）。[2]
成氏定理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香港特区也是如此）货币变量可以直接创造GDP，而在津巴布韦货币变量只能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虚拟经济理论并不是一味的否认货币中性，货币中性存在与否取决于本国虚拟经济是否具有“介稳性”。如果本国虚拟经济创造的纯收入可以转化为境外的购买力，本国货币变量创造的GDP就可以通过消费其他国家产品和资源与本国虚拟经济创造出的纯收入（GDP）相平衡，而输出境外的购买力又会以购买本国金融资产的形式回流，这会使得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取得平衡，保持国内物价稳定，保持本币汇率稳定。
成氏定理实际上解释了货币中性存在的真实条件。新凯恩斯主义与卢卡斯等当代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短期内不是。其实，在现实中我们根本不会有绕过短期处于长期的办法，因为我们时时都处在短期，用长短期来解释货币中性与否，倒不如更明确地标识货币非中性的条件。
成氏定理也可以将货币非中性的条件解释为：本国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必须转化为境外购买力才可以使得虚拟经济创造的GDP最终实现。实现本国虚拟经济境外购买力的条件包括：第一，本币是国际货币；第二，本国有大量外汇储备可以支撑本国虚拟经济的境外购买力；第三，可以持续借入外汇。无论依赖上述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本国虚拟经济的介稳性都可以实现；而一旦失去或部分失去这些依靠，介稳性就被破坏，虚拟经济创造的纯收入就会贬值，那些依靠虚拟经济形成的购买力就会全部或部分转化为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的纯收入（GDP）将全部或部分化为乌有（蒸发），这就是一定要对这类经济活动冠以“虚拟”二字的原因之一。美国面临的风险不是监管缺失，而是其经济支柱的虚拟化。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靠美国制造业支撑的，境外美元多用来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技术，于是美国经常项目总是顺差，现在则是境外美元主要购买美国的债券和金融资产，美国是金融项目国际收支顺差。美国经济的支柱虚拟化了，美元的支柱虚拟化了，美元必然会在新的货币、金融危机中大幅度缩减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份额，这就是美元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经济将陷入持续衰退的根本原因。时间会检验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成氏定理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指出了贸易失衡的原因不是外部的，是内部的，是国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结果。这意味着汇率调整不会改变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状态，而这个状态不消失，美国贸易失衡就会持续。这也是对传统汇率理论的一个挑战，“浮动汇率会自动使贸易均衡”的理论显然无法解释美、英自80年代以来的持续逆差和德、日同期的持续顺差，成氏定理却可以解释。特别是日元升值两倍以上仍不能改变日本长期贸易顺差的事实就已经表明，内部因素对贸易状态起决定性作用，汇率对此的调节作用有限，外部因素的调整不能使内部因素决定的失衡状态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四、资源配置的过程与一般均衡理论
在美国和英国，虚拟经济已经成为引领整个经济走向的核心。虚拟经济中滞留着大量资金，这使得虚拟经济具有了流动性储备池的功能。这个流动性储备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资金的流向和流量，也就是配置着市场经济中的血液——流动性。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货币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多地参与相对价格的决定过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资源配置，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资源定价方式和资源配置的方式。
1.现实中资源价格决定与资源流向的决定
在现实中，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金融和房地产的收入已经居于整个经济的顶端，另一方面以它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也成了流动性与货币资本的配置中心。
第一，资源的定价和配置早已突破了任何国家的国界，实现了全球化。例如，阿拉伯国家自身对石油的需求量是很有限的，发达国家和高经济增长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和交易（包括期货市场的投机）就成了石油价格及其全球性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资源定价越是国际化，获得国际购买力就越是重要，这也是“货币先行”理论的基本观点。而国际购买力的强弱与金融业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货币发行权有绝对的依赖关系，这就使得资源的真实供求中渗入了货币与金融权利的影响。
第三，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交易不但是国际性的，而且都有期货市场。在期货市场上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大量投机基金的作用，例如铜的期货市场上大约有70％以上的交易参与者与铜的使用和生产毫无关系。毫无疑问，大量投机基金参与了大宗商品的定价过程和该资源的配置过程。这种现象不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种常态。参与资源交易的投机资金越大，资源价格的波动性越大，而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中，资源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大量货币加入导致的购买增加会对不同需求价格弹性的产品价格产生不同影响，并导致相对价格系统的改变，从而改变原有的资源配置状态。
第四，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创造GDP的时代，大量资金涌入一个国家、地区甚至行业，会带动技术、人才和其他资源涌入。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货币资金的流动对于任何经济体获得资源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货币资金的获得已经不是靠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收入，它可以由虚拟经济活动大规模创造出来。因此，虚拟经济就不能被简单的看作是再分配机制，它已经是既对价格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又以货币资金配置的方式决定着谁有权力获得资源，因此虚拟经济已经成为了第一序的资源配置机制。
2.一般均衡理论与货币经济
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资源配置机制既不涉及货币，也不涉及资本流动，这不是因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模型中容不下货币和信贷关系，而是其自由化的基本理念不能或不允许这样做。自希克斯将一般均衡理论与局部均衡理论打通以后，这个资源配置理论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它在德布鲁以后的最新发展也不过是要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来论证货币存在的正当性，他们的努力目标是如何将货币塞进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同时使它具有正值，也就是使它不至成为多余的东西。实际上，要不使货币在一般均衡理论中成为多余的东西，货币和货币资本流动就要参与价格决定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这就要否定货币中性；而要坚持货币中性，货币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就一定是多余的。这是一个无解的两难困境。
3.实际变量与名义变量决定之争的启示
在主流经济学中，实际利息率、工资率，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都是由其边际产量（边际生产力）表示的“实际变量”决定的，货币变量只影响它们的名义值。以利息率为例，主流经济学认为，利息率与租金一样，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货币量的增减并不影响其实际值，只影响其名义值。例如，“实际利息率＝名义利息率－通货膨胀率”的公式就来源于这个理念。凯恩斯则认为，利息率是由货币的供求决定的。凯恩斯假定，只有一种永久性债券与货币现金可供人们选择，这样，货币的供求决定利息率也就等于永久性债券的供求决定利息率。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是金融资产的供求而不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着利息率。这意味着凯恩斯认为货币变量决定利息率决定投资，决定实际GDP。这当然是与新自由主义的要素价格决定理论相悖的观点，也许凯恩斯并不真的相信这个无法计量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无论是格林斯潘还是其他金融活动的深度参与者们会真的相信，美国如此庞大、繁杂的金融资产交易与利息率的决定无关，庞大的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与资源配置无关。其实，美国的金融系统时时刻刻在配置着经济的支配权——货币资金，它涵盖着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一切资源的配置权利，也决定着任何地区或行业的兴衰。华尔街不仅是在美国而且是在全世界行使这个资源配置的权利，这么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在经典经济学中却怎么也塞不进去，这在其他学科看来是一件过于不靠谱的事情。
五、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及其启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他的价值论，也阐述了它的价格理论。它的生产价格理论既有资本的一般均衡条件，也有所有商品供求均衡的理念。在他的再生产图示中，既有所有资源达到供求均衡的资源配置含义，也有所有资本的利润率达到一般均衡的理念。值得强调的是，他的资源配置理论中货币不是多余的，而是资本运动的先导、目标和利润最终的体现形式。
1.马克思的价格决定与资本配置理论
虽然马克思及其后来者们并没有明确提出过资源配置原理的命题，却不等于马克思没有完整的论述过资源配置的原理。马克思最具资源配置意义的理论有两个：第一个是生产价格理论，以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为核心来阐述相对价格的决定，实际上也可称之为资本配置理论；第二个是其再生产理论中显示出的供求均衡条件。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提出了总劳动配置的问题，它看似是一个价值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总劳动配置在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决定理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马克思将供求因素通过总劳动配置引入了商品价值形成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南开大学的魏埙教授和谷书堂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都先后做出过详细的论述。总劳动配置是马克思资源配置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论》第3卷的名称）中资本统治着收入分配，统治着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就是真实的商品相对价格决定。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之下，资本流动会导致利润率平均化，每一种商品的成本加上平均利润就是其生产价格。当平均利润率形成的时候，意味着资本在部门间（也就是不同商品生产之间）的配置达到均衡状态，这时才形成生产价格，这个生产价格就是处于均衡状态的相对价格。相对价格的形成是资本均衡配置的结果，而不是原因。[3](P173－176)资本达到均衡配置的时候，资源配置也就达到均衡配置的状态。因为在资本达到均衡配置时，根据现有生产力水平下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关系（西方经济学称为要素密集度K/L，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总劳动的配置就确定了。由于生产力既定，物质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关系既定，这个过程就决定了其他资源的投入量。马克思的逻辑是：完全竞争会导致资本的均衡配置，而资本的均衡配置决定了所有商品的均衡价格，也决定了劳动和其他资源在所有商品生产之间的均衡配置。
在《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循环过程中货币资本是资本的第一形式，资本必须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相当于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物”概念）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最后回到货币资本形式上。[4](P58)所以，马克思的资本流动和资本配置是一个以货币资本运动为先导的综合性概念。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是商品的物质内容（即使用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体现价值独立性的货币却被当作财富的一般形式成为资本追求的目标。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头脚倒置”的。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过程会游离出货币的理论。他指出，大规模工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中会游离出大量暂时闲置的货币，这些货币（也就是企业储蓄）才是资本主义信贷关系的基础，并非自古以来就有“居民”储蓄，更不是封建时期的“居民储蓄”造就了资本主义信贷资本。在封建社会中，贵族并没有储蓄供商人或资本家借贷之用，穷人更没有储蓄，只有商人有储蓄。但商人的储蓄是高利贷资本的源泉，不是资本主义信贷资金的源泉。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信用制度不是建立在高利贷资本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居民储蓄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产业资本游离出来的“闲置货币”的基础上。这一点的重要意义是，他解释了资本与货币之间天生就有的密切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同“货币转化为资本”一起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起点，就凸显了货币与资本的天然关系。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主流经济学的时候，实在是难于理解：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瓦尔拉斯在他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竟然将货币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多余的东西，既不参与价格决定，也不参与资源配置。而自由主义理念的继承者们即使面对美国这种比任何经济更加依赖货币、金融的经济体却仍然坚持货币中性的观点，大有“宁可掉头，也不脱帽”的中国古学人的“气节”。究其原因，还是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在作祟。现在，货币被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而在主流经济学中毫无地位的状况已经变成了障碍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桎梏。
2.马克思的一般均衡意识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论证了两大部类和两个副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对资本运动的重要性，在这些部类之间必须保持供求均衡：首先是物质内容的供求均衡，其次是价值上的供求均衡。马克思虽然只列出了四个部类，却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所有产品的供求关系都需要在物质内容上和价值关系上达到均衡。这就是马克思的“一般均衡意识”。这个意识后来被列昂惕夫扩展为投入—产出表。这个表将马克思的产业间供求关系必须均衡的思想一般化到所有商品，并将其推向实际应用。马克思对再生产均衡的论证与希克斯一样，是通过利润最大化所有产品供求均衡的微观层面进行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以及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都有一般均衡意识，但却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有重要区别。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均衡，效用和偏好在瓦尔拉斯体系中至关重要。假定既定偏好和存在“原始收入”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起点之一。而马克思等人的一般均衡理念中，消费是收入支撑的，而收入必须是生产的结果，他们都继承了斯密的“生产决定消费”的传统理念，上一期生产决定下一期消费，这个本期消费又决定本期生产。这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
3.资源配置理论与理论经济学的新框架
如果我们不能回避货币对经济的巨大作用，也就不能忽视虚拟经济中滞留大量货币的事实。在虚拟经济满足成氏定理要求的情况下，货币的功能就不止于交换媒介（经典理论），也不止于一种金融资产（凯恩斯），货币会蜕变为一种巨大的经济能量。它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增长，参与一切经济过程，也制造风险和灾难。在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不但虚拟经济已经居于GDP创造的顶端，而且货币资本的配置也正在成为资源配置顶端的市场机制。虚拟经济的功能就是对货币能量的配置，当然，虚拟经济也配置风险，其功能还包括系统性风险的积聚、积累和分布。直面虚拟经济，直面虚拟经济中价值化的财富积累和风险积累的“复杂”系统，重建符合现实世界的货币能量配置、资源配置和风险分布的理论，已经是理论经济学不可以回避的课题。
建立描述虚拟经济创造GDP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将此模型与实体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型结合在一起来描述当代发达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有条件地承认“货币非中性”，论证“货币非中性的条件”，论证货币功能转换，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货币理论；以货币资本的配置为先导，在充分考虑虚拟经济资金配置功能和风险积累功能的基础上重建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理论，这就是虚拟经济学说的理论框架。虚拟经济的研究不是要建立一个经济学的分支，它是从虚拟经济角度研究经济，概括经济理论，从而与传统经济学有着鲜明区别的一个理论经济学的学派。
经济学不是自娱自乐的高雅游戏，它负有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必须对经济现实提供解释，帮助人们理解和驾驭现实存在的经济。中国需要真正能与现实相符的经济学，世界也需要。理论经济学需要创新，经济理论创新的命题和方向来自实践，特别是来自主流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而不是旧有理论中的缝隙和“空白”。金融危机之后，那些不再因循守旧的青年学者们迎来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本文如有幸为他们垫脚，当属万分荣幸。
注释：
① 这里，所谓精髓就是统帅其全部理论的灵魂、需要维护的基本价值观，没有它全部理论就无法存在。
②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提高”是主流经济学唯一可以接受的金融活动对GDP创造产生影响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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