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江涛[1]2010年在《驳杂与务实：《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新研》文中认为葛洪,魏晋着名士人,道教外丹学派集大成者,其所着《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学界对于《抱朴子内篇》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大多已成定论,因此本文主要讨论《抱朴子外篇》中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等。在第一章中,主要讨论了葛洪本人的史实,以及对《抱朴子外篇》进行文本统计分析。关于葛洪本人的史实讨论,主要集中于葛洪卒年的问题上。由于史料记载互异、真伪难辨等原因,学界对于葛洪卒年主要有两种看法,即八十一岁说和六十一岁说。通过仔细研究相关原始资料后我们可以发现,六十一岁说出现较早,八十一岁说其所依据的《神仙传》材料,很有可能为后人写入。与八十一岁说一起出现的,是关于葛洪“尸解”的传说；“葛洪八十一岁尸解成仙”一说,标志着葛洪在道教史上地位的确立。由于《抱朴子外篇》思想驳杂,因此从整体上把握殊为不易。本章从基本的统计入手,就文字统计而言,各章之间字数相差悬殊,除了因为古籍散佚的因素之外,大致可以看出,其中字数相对较多的十叁章,是《抱朴子外篇》着重讨论的内容；就次序分析而言,位于“学”“教”两章(《勖学》、《崇教》)之前《嘉遯》《逸民》两章,地位十分重要；就各章内容对比分析,其中内容关联出现的部分,例如《嘉遯》／《逸民》、《君道》／《臣节》等章,也是重点讨论对象。在第二章中,主要讨论了《抱朴子外篇》中的言行观、人生观和隐逸观。在第一节里,通过分析“言”与“行”,我们可以发现,葛洪主张重“言”、慎“言”、“言重于行”。这一主张即是对先秦以来言行观的继承,也是魏晋时期特定历史形势的产物。在第二节里,对于葛洪的人生观加以分析,认为《抱朴子外篇》中所提出的“立德”、“立言”是葛洪的人生目标,“立功”在当时并不是合适的方式,这与西汉以来士人汲汲于功名的态度完全不同。在第叁节里,我们对于葛洪的隐逸思想加以细致分析,提出“重生”等主张；隐逸的目的也并非对抗政府权威,而是从基层教化入手,力图重建士风；由于社会动乱,隐逸亦是士人实现人生观的重要方式。在第叁章中,主要讨论了《抱朴子外篇》的政治思想,主要分为“有君论”、“君臣论”、“礼刑论”、“举贤论”四个方面。在“有君论”里,批评了鲍敬言的无君主张,认为君主的出现是必要的,也是符合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在“君臣论”中,描述了理想的“君”、“臣”素质,并对臣废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礼刑论”中,提出礼主刑辅的治国方式,“礼”也需要删繁就简,以避免流于形式主义,同时主张恢复肉刑；在“举贤论”中,认为君主应该从士人中选拔贤人以治理国家,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拔方式,对于基层官吏尤其应该加以重视。在第四章中,主要讨论了《抱朴子外篇》的文化思想,分为“社会批判”、“仁明论”、“贵今论”、“重文论”四个方面。葛洪对于世风是十分失望的,认为当时浮华交游、酗酒成风、待人无礼,这都是需要靠“礼”和“学”来改变的。在“仁明论”上,主张“明”高于“仁”,这是与传统儒家思想互异的,因此也收到了后世学者的非议。在“贵今论”中,主张历史是进化的,因此不可以执泥古代。在“文章论”中,认为文章今胜于古,重视文章的现实意义和实用性,尤其是子书应该大力发展。在第五章中,讨论了《抱朴子外篇》中的儒道关系和对诸子的反思。在“儒道关系”上,首先对“儒”“道”二者的概念加以分析分类,由于《抱朴子外篇》和《抱朴子内篇》的内容侧重不同,因此造成前者认为儒家思想是重于道家思想,而后者则是恰恰相反。对于诸子的反思,主要体现于对于老庄、墨子和杨朱的深刻认识：对于老庄,相对而言称赞老子非议庄子；对于墨子,葛洪的理解十分深刻,不但在节葬等方面赞同,在言行观上以及“辨／辩”方面,都继承了墨子的思想；对于杨朱,则赞同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思想。
曹艳[2]2013年在《葛洪《抱朴子外篇》文学研究》文中认为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着述篇章，富于班马”，着作颇丰，但大多佚失，现存主要着作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抱朴子外篇》五十卷、《神仙传》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葛洪《抱朴子外篇》作为“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一部子书，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且魏晋时期既是子部逐渐向集部转变的重要时期，又是骈散分化的重要阶段，作为葛洪“骋辞章于来世”之作，《抱朴子外篇》的文学价值更值得我们系统关注与考察。本论文立足于《抱朴子外篇》文本，从主体、主题、文学观念、文体形态、文学技巧等方面对其文学价值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考察，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地定位《抱朴子外篇》在六朝骈文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主体论，探析葛洪精神世界。首先，从葛洪生活的动荡的时代、葛洪的家世师承、个性性格等方面分析葛洪儒道兼修的精神世界形成的独特机缘。其次，从葛洪对葛洪的儒家情怀、对道的向往以及儒道合一与终归于道等层面，分析葛洪儒中有道、道中有儒、儒道合一的精神世界的内部建构。再次，分析葛洪精神世界建构的时代特色，即两晋时期，与葛洪一样具有儒道并存思想的士人有很多，如刘琨、郭璞、干宝、王导等。从这个层面上讲，葛洪的思想精神并算不得特异。其精神世界建构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虽然与当时许多士人们的心态相同，但却同中又有异，表现出与其他士人不同的个性特征。第二章为主题论，对《抱朴子外篇》的思想倾向进行考察。《抱朴子外篇》便是葛洪痛定思痛的产物，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但从葛洪精神世界建构的角度来看，其主题思想的指向和目的便是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风气进行批判，总结亡国之痛，从而为新政权的巩固提出意见和建议。首先，从无礼之风、交际之风、嗜酒之风等方面分析葛洪对社会世风民风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拯救世风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其次，从君主统治、为官吏治、用人制度等层面分析葛洪对社会政风的批判以及匡正政治风气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再次，从学风、放达之风、文风等方面分析葛洪对士风的批判以及改良士风的建议。第叁章为文学观念论，考察葛洪理论与实践两分野下的文学观念。首先，从立言助教、义深辞美、文贵丰赡、子赋相通等方面分析了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的文学理论主张。其次，从《抱朴子外篇》创作的实际情况分析，其中体现出的葛洪的文学观念有拯风济俗、辞义兼善、风格多样、子赋互渗等，从而得出葛洪《抱朴子外篇》创作中反映出的文学观念与其理论上提出的文学观念是相符一致的。第四章为文体形态论，分析《抱朴子外篇》浑融众体的文体形态。我们认为葛洪《抱朴子》作为晋代子书的代表，其文体形态浑融众体，风格类型丰富多样。《抱朴子外篇》是以“单行之笔”的散文为基本形态，具有情理兼具的特点，同时又具有明显浓厚的赋体与骈文特征。首先，从笔锋犀利、辩证理性，说理透辟、论如析薪，情感激荡、挚深感人等方面论证了《抱朴子外篇》是情理兼具的杰出散文。其次，从对称美、典雅美、辞采美等方面论述了《抱朴子外篇》具有骈文的审美特征与风格。再次，从主客问答的结构体式、铺陈夸饰的艺术手法、包蓄宏大的气势等方面分析了《抱朴子外篇》所具有的赋家底蕴。第五章为文学技巧论，分析《抱朴子外篇》中运用的巧妙高超的文学技巧。首先，从作品篇章的整体布局之术、具体谋篇之术、设问辩对等方面分析作品的章法结构技巧。其次，从逻辑推理、用典例证及其它等方面总结归纳作品的析理论证技巧。再次，从句式句法、比喻及其它等分析作品呈现的语言修辞技巧。结语对《抱朴子外篇》在六朝骈文史的地位和贡献给予定位。
刘玲娣[3]2002年在《《抱朴子外篇》与葛洪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两晋之际的学者葛洪，在壮年时期写下了两部重要着作——《抱朴子外篇》和《抱朴子内篇》。其自序云：“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这两种着作自问世以来，因内容和风格的巨大差异而遭遇不同的命运。《内篇》很快成为道教经典之一，其中对神仙可学的神学论证为东晋以后道教理论的系统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学界对《内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但对《外篇》的研究尚欠深入。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以《外篇》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利用文献学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着重对其中体现出来的儒道兼容思想、政治、伦理思想、隐逸思想等进行若干剖析。 第一章“从抱朴子内外篇之分看葛洪的思想倾向”，通过对《抱朴子》内外篇成书时间的考证和作者在《自序》等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结合既有研究成果，认为二书写作于葛洪35岁之前，定稿于葛洪50岁左右，《外篇》和《内篇》一样，体现了作者较为成熟的思想。葛洪的真正理想是成为被儒家认可的“文儒”，浓厚的儒家情怀始终贯穿在其思想中。 第二章“葛洪思想体系中的道儒关系”结合内外篇内容，从道本儒末、尊道贵儒、孔老皆圣、论道扬儒、成仙之途五个方面论述了葛洪思想中的道儒关系。葛洪对道儒关系的反复论述，体现了他融儒入道、儒道兼修的思想和人格。在道教史上，葛洪首次将儒家思想大规模融进道教的伦理思想中，从理论上为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葛洪对儒家思想的尊崇也为魏晋以后儒学的复兴开了先声。 第叁章“《抱朴子外篇》的伦理、政治思想”主要分析了葛洪的身国同治思想，刑德并用思想、反无君论思想以及人才思想。葛洪继承了道教的“身国 ／艺呸八硕士学住论文 一 AIASTER’S ThESIS 同治”思想，以身拟国，从理论上将修身与治国有效结合起来，并根据时代发 展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懦学的重要性。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葛洪还主 张刑德并用、刑为仁佐，刑之至用，要在“诛贵”，刑德须臾不可分离。针对 魏晋时期泛起、以鲍敬言的《无君论》为代表的否认君主制的潮流，葛洪作《洁 鲍》篇，对其进行了系统批判，反映了葛洪思想中强烈的关注社会现实的倾向。 而其贵贤任能的人才思想，从人才的重要性、人才的识别、选拔和利用等方面 全面论述了人才问题，于今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四章“《抱朴子外篇》的隐逸思想”围绕《外篇》中表现出来的隐逸思 想，认为趋利避害、保身全志、重生爱生是葛洪隐逸思想的基础，显隐任时、 出处同归、尊隐重隐、融儒入道是其隐逸理论的基本特点，其隐逸思想贯穿着 出处两难的紧张和矛盾，体现了儒道之间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总之，《抱朴子外篇》多发前人所未发，无论在道教史上还是在儒学史上， 它都是一部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典籍。尽管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抱朴 子外篇》己非原貌，但其中蕴涵的思想丰富而生动，值得后人深思和继续发掘。
武锋[4]2007年在《葛洪《抱朴子外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抱朴子外篇》是葛洪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此次着述的完成为更好地了解葛洪以及两晋时期的思想状况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作为其时南中国区域非常突出的一部子书，这一着作也为研究江南学术风尚保存了珍贵的资料。全文共分五章，依次对葛洪家世、《抱朴子外篇》的文本、《抱朴子外篇》的思想以及其与时代思潮的关系进行了某些探讨，试图对葛洪其人其书所蕴含的内容进行一定程度地梳理。第一章主要探讨了葛洪的家世。葛洪虽自述为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但其先祖却在西汉末季、东汉初叶由北方迁入。本文经过考证认为，葛洪其先为梁国宁陵(今河南商丘宁陵一带)人，后因反对王莽统治被迫移居琅邪(今山东诸城东南)。其后，葛氏一支离开政治中心南迁句容，由一武力强宗逐步向文化世族过渡。在前贤时哲研究的基础上，本章对葛洪的家族世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明晰了葛洪自十世先祖以来的世系情况。对争论较大的葛洪卒年问题，本章经过对文献的重新分析，认定葛洪享年八十一岁。通过对葛洪家学、师承、交游等的分析，本章明晰了葛洪生平、时代与其思想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探讨了《抱朴子外篇》的文本情况。葛洪撰着《抱朴子外篇》主要源于成一家之言、表达现实关怀、驰骋辞章叁方面的考虑，而《抱朴子外篇》的着述前后经过了酝酿、草稿、定稿、订补、修订诸阶段，主体部分的写作绵延近十五、六年，是葛洪倾尽心力之作，是其思想成熟的集中体现。《抱朴子外篇》着成之后在当时即引起较大反响。但是，现存《抱朴子外篇》的文本缺佚情况是大量存在的，这从历代史志对《抱朴子外篇》的着录情况可以考见，也能从唐、宋类书征引《抱朴子外篇》文字不见于今本者得知，其佚亡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梁、隋之际与唐、宋之间，战火频仍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现今可知最早的《抱朴子外篇》版本是明本，其与原始形态已有较大差异。根据葛洪的自述和历代史志以及目录书的记载，六朝本《抱朴子外篇》当有手写本五十卷。宋本《抱朴子外篇》出现十卷本、二十卷本、叁十卷本、五十卷本等多种版本，主要以刻本的形式流传。明本《抱朴子外篇》以四卷本与五十卷本为多。而清本《抱朴子外篇》也主要以四卷本与五十卷本的形式流传，其版本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颇为可观的。特别是清代学人对《抱朴子外篇》的校勘成就突出，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章还探讨了《抱朴子外篇》在当时以及其后所产生的影响，从中可以略窥其价值之一斑。第叁章探讨了《抱朴子外篇》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葛洪的政治思想有很强的法家意味。葛洪强调严格的君臣之分以及君臣关系，认为两者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如此方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他对废立君主的行为抨击有力，并不惜借批评伊尹、周公、霍光等圣贤名臣来强化这一批评。显然，葛洪如此看重君臣关系的措置有其现实背景的刺激，是与魏晋之际篡弑严重的社会历史实际相联系的。同样，葛洪也异常看重刑法的作用，强调严刑重法，认为刑法从积极作用上可以惩奸除恶，从消极作用上可以预防犯罪的发生，他也指出了人君赏罚不当的恶果，强调了执法者的素质。葛洪在选举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他指出，汉晋之际选举弊端丛生，主要表现在名实不符、徇私舞弊、大族垄断叁个方面，为了矫正这一不良状况，葛洪建议应该扩大察举策试的广度、加大惩治选举不法行为的力度、注重基层吏治建设与人才选拔来改善选举的弄虚作假情形。葛洪对选举的设想颇与以后的科举制度相契合。在仁明思想上葛洪主张明先仁后、舍仁用明，这种思想与儒家大异其趣，实受魏晋之际才性论以及社会现实的影响甚深，也是魏晋之际知识发展水平的一种体现。《抱朴子外篇》的社会思想均是针对魏晋之际的社会、风教、礼俗有感而发，对其时的社会状况多有批评，并多愤激之辞。葛洪批评了放达之风、婚丧无礼、酗酒无度等等诸种恣意妄为、不遵礼法的行为，认为这些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消弱了政治统治力，十分有害而危险。通过这些批评，葛洪希望社会能够做到遵礼守法、节制私情、稳定有序。通过葛洪的论述，我们也能了解魏晋之际个人与社会、礼法与情感、名教与自然等冲撞与协调的历史面貌。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抱朴子外篇》的士人精神、学术思想以及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葛洪的人生观表现出很大的内倾趋势，即对外物的追求欲望极少，甚至不屑一顾，而对内心的自我调试、自我满足非常在意，有一种高扬精神的气度。重内轻外、抱朴自守是其表现。这种思想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轻物重生，非常看重个体生命的如何安顿，不为外物的掠取而损害生命。葛洪强调士人气节对于士人人格的重要作用，那就是不能屈服权力与富贵，而要以学识与道德为修养、为富贵，从而力图超越传统的富贵观点，重塑士人人格。葛洪议政救世、不计成败的政治态度，也为士人的批判性人格与独立性人格树立了榜样。葛洪的学术思想主要包括历史观、文章观、礼制观等。葛洪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同时认为当代历史并不比古代历史差。葛洪的礼制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指出礼制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阐明礼制之必要及不可缺乏；另外一方面，他又指出对待礼制不能采取信守不变的方针，主张礼制应该切于实用，所以提倡删礼省烦，删减礼制中繁冗浮杂之处，并分门别类排列以便于指导现实。葛洪提出前者是为了反对两晋之际不遵礼法、群趋放诞的社会风气；提出后者主要是反对礼学家的繁琐之弊，使礼制切实可行。葛洪的文章观主张文行并重、尊崇子书、注重实用、今不弱古。葛洪在历史人物评价上，表现出与常人不一样的眼光，他视伊、周为乱臣贼子，视吕尚为无仁屠夫，葛洪之所以如此评论，前者是为了维护君臣关系，后者是为了替隐士辩护。因此不难看出，葛洪的历史人物评价往往是为了以古刺今，有其现实的考虑在内。第五章主要探讨了《抱朴子外篇》与《抱朴子内篇》的关系。葛洪着《抱朴子》内、外篇，两书基本完成于东晋初年，时当葛洪叁十五、六岁左右，代表了葛洪成熟的思想。葛洪同时着有《抱朴子》内、外篇，这绝不是简单的篇目划分，也并非是思想的断裂，而实是葛洪思想一致的贯穿。葛洪在道本儒末的思想基础上，打通儒、道、墨、法诸家，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创立了自身的思想体系。葛洪是通过处理儒家与道家、治身与治国、出世与入世的关系上具体地表现了其以《内》统《外》的思想。所以，《抱朴子》一书分内、外篇，以《内》统《外》、两者贯通，是葛洪思想浑然一体的表现，这一思想样态的出现与魏晋之际的时代思潮以及葛洪道教理论学者的身份息息相关。只有视《抱朴子》内、外篇为一整体，才能更全面、更具体、更准确地理解葛洪的思想，也才能更好地把握葛洪思想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丁宏武[5]2006年在《葛洪及《抱朴子外篇》考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分上、中、下叁编。上编两章，重点考察葛洪的生平与着述；中编叁章，集中论述《抱朴子外篇》的成书过程、撰写动机、思想倾向、文学思想及文学特征；下编叁章，着力探讨葛洪的思想、人生追求与学术成就。关于葛洪的生平，本文从葛洪所处的时代与文献辨析入手，在详细考察其家世与生平的基础上，重点对葛洪的扶南之行、庚寅封侯以及卒年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考辨。认为《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确系葛洪手笔，其中所载葛洪早年的扶南之行属实，此行的时间应在光熙元年(306年)至永嘉四年(310年)之间；葛洪受封为“关中侯”的《庚寅诏书》，其他史籍也有记载，具体颁发时间在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叁月初八(庚寅日)；葛洪的年寿及卒年，东晋中期袁宏的“六十一岁”说最为可信，其卒年应在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葛洪一生着述甚丰。历代史籍所载其作品数量众多，内容庞杂，其中不少作品真伪难辨。经考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十一所辑葛洪诗五首，都不是葛洪之作；《西京杂记》《汉武故事》等作品，也决非葛洪伪托。前人对葛洪作品的搜集，尚有遗漏，《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即是。《抱朴子外篇》是葛洪早年的代表作品，也是他“骋辞章于来世”的鸿篇巨制。葛洪于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开始草创《外篇》，经十多年的努力，至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大体写定；他撰写《外篇》的主要目的在于留名、助教、资治；《外篇》的思想虽然兼融百家，但基本倾向仍然属于儒家。就《抱朴子外篇》来看，葛洪的文学思想虽然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在某些方面敢于突破传统观念，提出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文德并重、今胜于古、辞赡义深、品藻难一等主张，对文学的地位、发展以及文学创作的标准、文学批评的原则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涉及和论述。在由汉魏文论发展到六朝文论的过程中，葛洪的文学思想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抱朴子外篇》不仅继承借鉴了传统子书的说理方式，而且将连珠体广泛运用于子书的推论说理，创造性地运用骈体、赋体论事析理，表现出明显的骈化倾向。其风格是西晋“繁缛”文风的继续，并不体现东晋文的“平淡”风格。葛洪生逢乱世，又幼年失怙，故性格内向，不随世变。其家世、师承、交游中儒、道两种观念又交互影响，所以其思想明显不同于当时的玄谈之士，显示出“抱朴守拙”的个性。总体来看，葛洪的思想具有调和儒道、兼融百家的倾向，同时也经历了一个由以儒为主到以道为主的变化过程。与此相应，愤世嫉俗、贵今应变、笃信长生也成了其思想的几个主要特点。葛洪的一生，始则治身治国兼顾，终于弃人事而求长生，是出处两得的一生，也是出处两难的一生。葛洪所倡导的人生观，既是两晋时期门阀士族“仕隐兼修”、“身名俱泰”，既贪恋世俗生活又想得道成仙的人生观的反映，也是家世师承中儒道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静为逸民之宗，动为元凯之表”，葛洪的理想，也是中国古代士人共同的梦想。葛洪注重养炼，追求长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对长生之道的探求，不仅是对葛玄、郑隐等人未竟事业的继承，也是时代意识强烈关注个体生命的客观反映。葛洪的尝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初衷，并不是故意欺妄世人，而是一种积极有为的、近乎科学的尝试。葛洪虽然生活在玄学盛行的两晋之交，但他所处地域及家学、师承都倾向于汉代儒学。受此影响，葛洪的学问也具有明显的汉学倾向。正因为这样，葛洪与玄学的关系显得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对玄谈所引起的任诞世风提出严厉的批判，对老庄之学的不合世务屡有非议。但与此同时，他也崇尚以人物品评为主的汉末清议；在构建神仙道教理论的过程中，也吸收借鉴了玄学关于本末、有无、养生等问题的理论精华。作为“博闻深洽，江左绝伦”的学者，葛洪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在道教、化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我国古代卓越的道教理论家、化学家和医学家，而且也是两晋文坛不可忽视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此外，葛洪在历史、文献、天文、地理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他对孙吴、西晋灭亡原因的总结，对《西京杂记》《肘后救卒方》的整理编集，对西晋以前道经目录的编撰，对浑天论的继承发展，对扶南等西南诸国方位特产的记述，都说明他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
李侠[6]2012年在《《文心雕龙》与《抱朴子外篇》文学思想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生于梁朝初年的《文心雕龙》,以其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含蕴丰富的文学思想,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着作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文学理论范畴,如神思、通变、体性等,这些都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此杰出的成就,除了刘勰自身的才华外,与他对传统文化和前人着述的继承与创新密切相关。其中,葛洪的《抱朴子外篇》便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抱朴子外篇》五十二篇多处涉及文学,全书讨论的文学问题是丰富、全而的。犹为重要的是,葛洪的诸多文论片段,实为日后刘勰文学思想中重要观点出现的前奏。研究《文心雕龙》与《抱朴子外篇》文学思想的相关性,不仅能够进一步发掘《文心雕龙》,中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文化意蕴,而且有助于把握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流变情况。然而,至今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和论着尚不多见,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亟待进一步地发掘和拓展。基于此,本文选取了叁个前人较少涉及的方面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文心雕龙》与《抱朴子外篇》文学思想的渊源关系以及刘勰对葛洪文论的创新和升华。正文共设叁章：第一章“《文心雕龙》与《抱朴子外篇》的泛文学观及其特点”分为叁节。第一节通过钩稽“文”之概念从先秦到魏晋的演变轨迹,得出：自汉魏而后,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及其衍生的“文学”一词,已逐渐演变成艺术性的纯文学之代称。第二节首先分析了刘勰与葛洪文学观的特点,并将他们的文学观与其时流行的纯文学观进行比较,得出：刘勰与葛洪同时持有一种特殊的泛文学观,它一方面疏离于六朝文学日益追求艺术特质的主潮,一方面又体现了艺术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特色,因而兼具“复古”与“新变”的双重面貌；继而分别从为文之用心、文学发展的规律两个方面入手,揭示了葛、刘二人相似文学观的内部关联,从而证明刘勰确有继承葛洪的泛文学观。第叁节首先分析葛洪文学观中存在的矛盾现象及其成因；继而通过阐释《文心雕龙》“文原论”、“文道观”的内涵,揭示了刘勰如何采用“唯务折中”之法化解葛洪遇到的矛盾,从而实脱了《文心雕龙》泛文学观的理论创新和升华。第二章“《文心雕龙》的体性论与《抱朴子外篇》的才性观”分为叁节。第一节梳理了才性观的起源和发展,并着重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才性阡关系的叁派观点及其对葛洪、刘勰造成的影响。第二节分别从重视作家的天赋才情、提倡创作适F而为、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等方面分析了刘勰体性论对葛洪才性观的继承。第叁节分别从数穷八体的风格分类法、八体屡迁的风格变化论以及文贵乎时的时代影响论叁个方面分析了刘勰体性论的创新之处。第叁章“《文心雕龙》的通变论与《抱朴子外篇》的文学发展观”分为两节。第一节从反对“崇古非今”、提倡“今胜于古”、重视古书的价值、提倡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等方面分析了刘勰通变论对葛洪文学发展观的继承。第二节分别从区分通变、会晓通变、在通古的基础上追求新变等方面分析了刘勰体性论的理论创新。
郭勇[7]2003年在《《抱朴子外篇》与葛洪的文学观念及其文学成就》文中研究说明葛洪(283-343)，是我国东晋初期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文学领域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关于他的研究，过去往往侧重在哲学、宗教、医药等方面；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只是多侧重在文学理论方面，而对其创作的文学研究尚待具体、深入。本文拟从葛洪的思想，美学、文学思想与哲学源渊，葛洪文学思想与前代的关系，《抱朴子外篇》的文学特征与成因，葛洪对后世文艺理论和文学的影响，葛洪的文学史评价等方面，对《外篇》和葛洪予以全面而有重点地分析，以期具体认识葛洪的文学思想的进步性，以及这给他的创作带来的影响，并将此作为其文章艺术的理论阐释，更好地把握和评价《抱朴子外篇》表现出来的文学特征。 寿考问题，有不足六十、六十一、六十叁或六十五、八十一等不同说法。笔者信从六十一岁说，即生于283年，卒于343年。期间经由西晋灭亡，战乱，北征以及东晋中兴，这些对葛洪的人生、思想、着作都有很大影响。葛洪像陆机一样，具有“父祖情结”。二陆被杀，对葛洪人生与着书立言理想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葛洪的性格，受王充、陆机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好学与抗俗。 葛洪着述丰富，除子书外，还有诗、赋、碑、颂、传记等十余种文体，共计约七百余卷。不论是总数，还是种类和质量，葛洪在两晋时期都堪称“大家”。 葛洪思想复杂。不惟儒家，兼有道、法、墨、刑名、阴阳各家思想；《抱朴子外篇》内容丰富，囊括“人间得失，世事臧否”，较为全面的反映了葛洪的哲学理念、政治伦理和法制观念、为人处世的原则以及古质今妍、今胜于古的美学和文学思想。 葛洪的文学思想是有来源的。哲学上，一是“叁玄”(《易》《老子》《庄子》)，赋予了他辨证的思维方式；一是荀、韩(《荀子》《韩非子》)，赋予了他进化论思想。前代文论上，受王充、曹丕、陆机的影响最大，但葛洪对他们又各有批判和创新。 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的文学特征，从两个坐标系去分析。一是子书体系，分析它作为一部子书在构思、论理、文风上的特征。一是骈文体系，分析它在俪对、用典、辞藻、用韵等方面的特征和效果。《抱朴子外篇》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原因有两个。客观原因是仕风和文风；主观原因是多读、勤思。本文论述以主观原因为主。 葛洪的美学、文学思想和子书创作，对后世美学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作家创作都有着重要影响。前者，如刘勰、颜之推、萧绎等；后者，如李白、杜甫、苏轼等。无论理论建树上、还是文学创作艺术上，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葛洪思想、文学观念和艺术方面亦有不足之处，但从整体上看，是应予以肯定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抱朴子外篇》的美学、文学思想和文学特征，及其理论根源，并初步探索葛洪与《抱朴子外篇》对后世美学、文学理论的影响和文学史评价。 本文主要运用实例分析、归纳、比较和统计方法，以期使论文更具体、更深入、更可靠。 本文最突出的几点是：为葛洪的美学、文学思想寻绎到了哲学上的主要源渊；对葛洪《抱朴子外篇》用双视角观照，具体分析了它的文学特征与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用比较法，探寻其思想性格、文学体式、语言技巧等方面的直接源头，用统计学方法，通过实证分析，归纳并总结它在用典、辞藻等方面的突出特点。 通过上述方法和分析论证，得出结论：葛洪的辩证思维得益于“叁玄”，这就形成了他丰富的美学观、文学观，这在他论说事理和俪对、辞藻方面有直接作用；他的进化论得益于荀、韩的重人为的发展观念，这对他的文学进化论，以及文章的用典、藻饰、用韵上的特点都有着决定作用。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葛洪文学思想是进步的，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其文章艺术，既有他自己的个性风格，又昭示和推动着说理骄文的发展进程。 本文的意义在于给骄文和散文的研究一点启发，对葛洪研究尤其是语言艺术方面的研究有所充实、深化，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文学史对葛洪关注过少，分析过简，评价过低的不足。
曹艳丽[8]2010年在《葛洪神仙道教美学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葛洪是我国魏晋时期着名的道教学家,他所着的《抱朴子》、《神仙传》等不仅是神仙道家的专着,其中还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葛洪神仙道教理想的架构,受到了哪些思想的影响,有哪些特点和可贵之处?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将葛洪的神仙道教置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时代背景下,从思想渊源入手,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其中包含的美学思想进行探究和解读。本文分叁部分论述葛洪的神仙道教美学思想：第一章论述葛洪的神仙道教理想。葛洪建构的神仙道教吸取了战国燕齐“方仙道”的神仙思想,继承了黄老思想的精华,借鉴了早期道教的神仙方技。以“玄”、“道”、“一”为逻辑起点,寓道于术,追求长生不死的仙人境界,以实现进入神仙世界的最终目的,实现了对神仙道教的哲学改造和转型。第二章论述葛洪的人格美追求。葛洪将“仙”作为可致可学的人生美好理想,将人格美的塑造与得道成仙糅合起来,主张以道塑美,以美得道,认为只有坚持“积善”,“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才能真正实现成仙,进入神仙世界。他提倡的“人格美”其实就是“仙格”,这一人格美的定义带有鲜明的儒家伦理色彩,超越了老庄消极无为的人生追求,具有现实进步意义。第叁章论述葛洪的审美思想。在承认美的客观性的基础上,葛洪进而阐释了美具有多样性,主张以和为美；指出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两方面的差异性导致了审美差异的客观性；说明审美鉴赏力对审美活动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具备审美的能力才会发现美,所以必须提高审美主体的修养和鉴赏能力。葛洪的审美思想是从士大夫阶层的审美立场出发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葛洪的神仙道教美学思想是以玄为本,以长生求仙为目标,追求神、灵、肉的合一,化“仙格”为人格。他坚持道本儒末,注重“修身”与“修仙”的统一。他的美学思想是围绕着“玄道”展开的,其审美理想从传统出发,但又不拘泥于传统,时而背道而驰,时而回归道本思想,提出了不少与众说迥异的见解,极能开人耳目、启迪后人,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唐精彬[9]2008年在《《抱朴子·外篇》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葛洪,晋朝人,生于西晋太康五年(284),卒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2),着名的道教学家,在其《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言其一生“着述篇章,富于班、马”;又自称“不为纯儒,忝为儒者之末”。《晋书·葛洪》传记载其重要着作有:《抱朴子·内篇》20卷,“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之事,属道家”;《抱朴子·外篇》50卷,“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抱朴子·外篇》的思想,前学的论文大都着重讨论其性质应归于儒家、或道家,因而歧义纷争。笔者撰写这篇论文不再囿于这些议论。而是直接引用葛洪着作中的原文,从其对儒家思想中合理成份的利用,并想借此推动那时社会政治发展,力图揭示葛洪《外篇》中反映出来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倾向,并可作为我们今天对儒学研究的借鉴。葛洪《外篇》中反映的某些儒家思想并不完全体现在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而是运用儒学理论并综合采用先秦各家思想中合理的成分充实自己的着作,以此指导自己的社会人生理想,并寻求“新的”出路。其实,在《外篇》中,他也认为儒家思想中也有不合时宜并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为我们今天在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现实状况下,如何利用和发展儒学,以及对儒学进行改造的课题,提供了借鉴和新思路。葛洪的可敬之处在于,一方面作为一个道教学者,并不完全沉醉于钻研其方术和炼丹;而另一方面却仍然关心着处于当时黑暗、腐败社会中的天下苍生。他曾经入仕,其后又退隐写书,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要通过其着作,特别是在其《外篇》包含的政治思想中展示自己的治世才能,并表现出他不曲意迎合那时门阀政治的高尚情操,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援也”(《抱朴子·外篇·应嘲》)。本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葛洪的生平考述;第二章是关于《抱朴子》研究现状及其本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第叁章是研究《抱朴子》哲学思想的形成背景;第四章分析《抱朴子·外篇》的政治思想,这一部分是从他的君主观、人才观、刑法观等方面展开研究;第五章是讨论《抱朴子·外篇》的社会思想。总之,《抱朴子·外篇》无论在道教史还是在儒学史上,它都是一部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经典,已有前贤作了讨论。其中,鲁迅是较早从文学史的角度认识到《外篇》价值的先学之一,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为学生开列学习中国文学必读的12种书目时,就将《抱朴子·外篇》列入其中。尽管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抱朴子·外篇》某些成分已非原貌,但其中蕴涵的思想丰富而生动,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值得后世深思和继续发掘其值得借鉴的义理。
李中华[10]2010年在《葛洪《抱朴子外篇》儒学思想辨微》文中研究指明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历来被研究者看成是"杂家",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定论,究其原因是由于没有仔细研读原文和受评论家影响造成的。我们通过仔细阅读和分析《抱朴子外篇》的原文,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可以得出《抱朴子外篇》不同于《内篇》的思想倾向的结论。《内篇》属道家,而《外篇》属儒家。从《外篇》提炼出的"夫唯无礼,不厕贵性"、"崇教勖学,精六经之正道"、"量材授官,贵贤任能"、"诘鲍论君,辨证古今"等命题,可以看出完全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范畴。《抱朴子外篇》儒学思想有两个特点:一为"驳难",二为"通释"。
参考文献：
[1]. 驳杂与务实：《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新研[D]. 范江涛. 南开大学. 2010
[2]. 葛洪《抱朴子外篇》文学研究[D]. 曹艳. 河南大学. 2013
[3]. 《抱朴子外篇》与葛洪思想研究[D]. 刘玲娣.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4]. 葛洪《抱朴子外篇》研究[D]. 武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5]. 葛洪及《抱朴子外篇》考论[D]. 丁宏武. 西北师范大学. 2006
[6]. 《文心雕龙》与《抱朴子外篇》文学思想相关性研究[D]. 李侠.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7]. 《抱朴子外篇》与葛洪的文学观念及其文学成就[D]. 郭勇.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8]. 葛洪神仙道教美学思想探析[D]. 曹艳丽. 山东大学. 2010
[9]. 《抱朴子·外篇》社会政治思想研究[D]. 唐精彬.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08
[10]. 葛洪《抱朴子外篇》儒学思想辨微[J]. 李中华.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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