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批判的五大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误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日益加深、加剧，中国文化的现状与未来正日益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成为文化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而这种关注与争论的最集中的“操练场”就是文化批判。随便翻翻各种报刊杂志，即可见到文化批判满天飞的壮观景象；与此相应，文化批判的作者队伍也日益壮大，原先从事更加专门的学术研究的学者、评论家纷纷掉转“枪头”，操起文化批判，各色大小作家、记者、编辑、自由撰稿人等，也一起呐喊助威，一时好不热闹。真是群贤毕至，老少咸集。
与一般的人文学术文章不同，文化批判的对象不限于历史上高雅的“经典”文化，它主要关注的是与普通大众（而不止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大文化，诸如大众文化、现代传媒，乃至与人的日常生活（如性爱、服饰、居室装饰、体育运动等）紧密相关的经验现象。正因为这样，文化批判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性与参与性，它擅长于及时而敏锐地对于当下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作出批判。职是之故，文化批判就像其名称所标明的，以批判性而著称，其言辞一般也比较激烈犀利，属于鲁迅所说的“匕首投枪”一类（当前许多文化批判大将均以鲁迅传人自居，不是偶然？）。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文化批判这种文体在成为知识分子反思社会与文化、反思自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定位与作用、参与公众讨论的重要中介的同时，由于距现实太近、批判性太强而有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与误区，其中主要有如下诸端：
一曰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众所周知，文化批判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运用话语权力、文化权力、文化霸权的理论，来分析社会中各阶层之间、性别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种族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话语／权力关系，正是这一点使得它具有强烈激进色彩与批判精神。但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热情并不等于他的批判理性。批判理性的根本保证，是对于真实的批判对象，亦即公共领域中大多数人所真切感受到的支配性压迫，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这是有效的、理性的文化批判的逻辑前提；然而，仅仅是批判热情尚不足以保证准确把握批判对象。有时恰恰相反，热情的膨胀会导致走火入魔，不但无助于而且还有害于对于批判对象的把握。而如果连批判对象准确把握也无法达到，那么，批判只能流于虚妄。批判得越慷慨激烈、振振有辞、义愤填膺，就越不着边际、荒唐可笑、混淆视听、危害无穷，使文化批判堕落为非理性的情绪发泄。
时下为数不少的文化批判文章给人这样的印象：大义凛然、言辞偏激、情绪激昂、义愤填膺，唯独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似乎文化批判就是情绪越偏激越好、倾向性越极端越好，至于理性精神与客观态度倒是无关紧要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象是：写文化的批判文章容易极了，似乎一个初通文墨之人，只要有激情，有“良心”，有正义感，文笔犀利且书写快捷，就能够写出优秀的文化批判文章，而且是以一天上万字的速度写（美其名曰“短、频、快”）。不客气地说，像这样的文化批判在今日大有泛滥成灾之状，呈现出严重的泡沫化趋势（参见拙文《泡沫批评漫议》，《博览群书》1996.5）。
二曰缺乏倾听对立意见的耐心与诚意。90年代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应当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文化批判这一新兴的文类中展示无遗。
当今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都不再存在原先的“配对”与支持关系，三者之间的变革速度也是不同步的；同时，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状态以及异质化的倾向，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多种政治因素的并存，以及多种文化价值取向的并存等等现象。
面对这一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异质的中国，在知识界产生了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以及共识的消失。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与价值标准对这个社会作出完整而准确的解释与评价。这种状况是每一个有志于解读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现实。不管是谁，想要发明出或者寻找到一种无所不包的、万能的、一次性将所有问题一网打尽的阐释模式是不可能的。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多元的、各种不同的阐释模式的相互宽容、共存，它不但容忍而且呼唤异质的阐释模式与评价标准；但是同时又努力在不同的模式与标准之间形成良性的互补与对话关系，在多元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沟通。争论的双方都必须意识到或承认：对待异质的复杂对象，任何阐释角度或评价尺度都是有局限的，当然也都有它独特的有效性、深刻性，但是这种有效性与深刻性又只能限于一定的范围或“区域”。事实上，就一个人而言，全方位常常意味着无方位，全角度意味着无角度。所谓“全方位”与“全角度”，只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与方位的对话、勾通与互补中形成，而这种对话互补关系的形成，又有赖于每个个体意识到自己的阐释角度的局限性，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别人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与胸襟，形成良性的互补关系。
1995年文化批评界的一个弱点，就是缺少对话的规则与诚意，各家各派自说自话，结果自然是众声喧哗，热闹有余而对话不够。许多人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的阐释模式或价值标准是绝对正确的，具有无限的阐释有效性，急于用宏大话语表达自己的“终极真理”，而没有耐心与诚意去倾听别人的那怕是“片面的”真理，把不同于自己的阐释角度、价值尺度一棍子打死。这种态度只会把文化的讨论引入歧途，大家都意气用事，为争论而争论，是非常不利于真正的文化建设的。
三曰公私不分，个人利益驱动压倒公众立场。文化批评的学术品格与距离意识，也是文化批判理性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文化批判一方面要体现对于现实的敏感与参与，它不是书斋中的纯学术；但是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其明达的理性，而明达的理性离开了起码的学术品格与距离意识是不可思议的。
学术品格与距离意识的核心都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与公正立场，它要求批评主体对于自己的主观倾向，尤其是对于主体自身的利益诉求，保持应有的自省精神与超越能力。就当下中国而言，这种学术品格与距离意识的核心是尽可能全面地把握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以及它的主导方向。当然，从绝对的意义上说，任何知识活动都不可能完全悬置或彻底清除主体的利益诉求，但是对于这种利益关系如果不加应有的自觉与制约，且任其膨胀，必将遮蔽文化批判的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难以准确地把握批判对象，更无法建构健康的批判话语与批判文体。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导致各社会阶层的利益重新分配，知识分子本身也不能例外，事实上，不少知识分子在谈论与评价社会文化转型（如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的市场化等等）的时候，由于过多地掺入了个人或某一知识阶层的利益诉求，结果是把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诉求当作是判断批判对象的唯一标准。
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明达理性与学术含量的文化批判是不容易写的（不比纯学术文章容易），它不但要求批判主体有正义感、使命感以及敢于说真话的勇气，更要有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客观求实的科学精神，并且能够从公共立场出发超越一己的私利。正因为这样，文化批判才更需要对于情绪与私利的制约与超越。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这种偏狭性似乎无法避免，但作为以文化批判为志职的知识分子，偏狭性则会影响他准确而公正地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状况的分析把握。
四曰“导弹”打“苍蝇”，因小失大。现在的许多文化批判动辄调用西方的时髦大论，什么后现代后殖民第三世界批评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什么葛兰西阿尔多塞德理达福科，而其批判的对象却常常是一个微不足道（不在于小，而在于主要性不够）的现象，甚至这个“现象”也是批判者为了操练自己的大理论而“制造”出来的，给人以“洲际导弹”打“苍蝇”之感，威力不可谓不足，只是太过浪费，且几近喜剧。结果是原先不被人知的“苍蝇”被打上了天，在超级强光的照耀下一下变得人人皆知，名声大振，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尤其可笑的是，“洲际导弹”打“苍蝇”不是因为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值得一打，只有“苍蝇”了。事实上，比“苍蝇”更值得打的东西多得是，只是我们的批判大将们或者是不敢打，或者是错误地以为不值得打罢了。这样的文化批判颇似一种安全的逃避，在表面的高深莫测与大义凛然背后，深藏着的恰恰是批判勇气的缺乏。其实中国当前的文化批判应该指向什么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根本用不着时髦高深的理论就能把握。那些用导弹打“苍蝇”的批判家们缺乏的与其说是学理，不如说是勇气。
五曰机械套用西方理论。90年代中国文化批判的另一个显著误区是不顾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语境，机械套用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批判话语，尤其是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导致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认知与评价误区。
显而易见，在人文知识分子的阵营中，反世俗化与大众化的声音似乎远远地超出了为之辩护的声音，人文精神、道德理想主义、抵抗投降等一面面文化批判的大旗，都把矛头指向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被众多的大陆人文知识分子用以声讨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批判话语，并不是什么土生土长的本土话语，而是来自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些文章在痛斥大众文化无深度、平面化、商业化、标准化、模式化、机械复制，以及缺乏终极关怀、消解人文精神、拥抱技术主义的时候，在他们抨击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沉溺感官刺激性、丧失个性自由与批判立场的时候，显然是自觉不自觉地搬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人的理论。但是他们恰好忘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拒绝西方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也不能用西方范式宰割中国的经验事实。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现实的错位与脱节。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化所处的历史阶段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极大的错位，那么，在援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时候，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它在理解与分析中国问题时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否则，机械地将西方批判理论套用到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必将遮蔽或模糊一些真正重要的理论问题，造成认识的盲区与评价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