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_时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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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人们的效益意识很强烈,档案界也不例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提法屡见各类报告、文章。那么,什么是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什么是档案工作的经济效益?两者是什么关系?它们对档案工作有什么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档案界各位同仁在认识上也不尽一致,在此本人发表一点看法,恳请各位指正。

一、何谓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是社会学范畴内的一个专用名词。它是指从社会总体利益出发来衡量的某种社会活动的效果和收益。而在衡量某种社会活动的利弊得失时,不仅应注意这项活动的局部效果,而且更应该注意该项活动对整个社会的效果。简言之,社会效益就是要获得社会活动的总体最优配置。

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是从社会总体利益来衡量档案工作的效果和收益。说得通俗一点,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是指档案工作对社会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效果和收益。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里我们所讲的档案工作社会效益,主要是指广义上的,即把档案工作的一切非经济的效益都理解为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

档案工作社会效益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的基本涵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社会效益是档案工作对外部环境所作的社会贡献。

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室),保存着亿万卷档案,这一信息资源,是国家与社会的宝贵财富,在政治斗争,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为民众排忧解难,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向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各种门类的档案,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二)社会效益是档案工作的政策法规与社会公众协调关系的体现。

档案工作为保证自身的正常运转,必须为自己制定必要的政策、制度以及一套衡量其活动成果的标准。档案工作是国家各项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在这个整体中,档案工作的自身管理是取得社会效益的基础,而社会公众的利用需求,则是档案工作发展的动力所在。档案工作的局限与它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往往与社会公共目标,发生冲突与矛盾,而档案工作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这种矛盾相互调解的产物。

(三)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可以分别是潜功能与显功能。

档案工作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所作的贡献,效果十分明显,很容易被人发现,比如,“一份档案了结一笔历史冤案”①,“档案使双枪老太婆的冤案得以昭雪”②,等等,这种提供档案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的功能是有目共睹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档案工作社会效益显功能的具体体现。然而,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在许多情况下是不为人所知的,有些档案是现在投入了劳动,若干年后,甚至几十年后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有人把档案工作社会效益的这种潜功能,形象地比喻为:“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二、档案工作社会效益的表现

众所周知,档案工作部门属于非赢利性的单位。作为档案馆来说,它经营的目标“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拓宽多种利用渠道,充分发挥档案作用,增加效益,为社会各项实践活动服务”。因此,衡量其效益大小所注重的不是它获利的状况,而是它的社会功能发挥的状况。档案工作部门自身运行处于最佳状态,就会获取较高的社会效益。尽管多数情况下,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会呈现潜功能,但归纳起来还有如下种种:

(一)政治效益。档案和档案工作在我国历次政治斗争中,功不可没。比如: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及有关部门,前后提供3000多卷档案,使该“决议”顺利形成。再如:1980年底,辽宁省档案馆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供了《中共满州省委12号通知》原件。该《通知》明确说明,1930年4月满州省委遭到重大破坏,是由于杜兰亭叛变造成的,与刘少奇同志毫不相干。1980年,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将这个《通知》影印件,作为历史证据列入《关于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证件》中,使该案的复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③

档案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在这方面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使双枪老太婆的冤案得以昭雪”。《红岩》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的生活原型叫邓惠中,她是四川华莹山岳武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48年7月岳武起义失败后,全家人被捕,1949年11月27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大屠杀中,母子同时遇难,儿子邓诚于1950年定为烈士,而她却因有所谓叛逆嫌疑,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83年,四川省委派出人员对邓惠中的“叛徒”行为进行复查,他们在历史档案中查到在邓惠中被捕前十天,就有一个人向敌人提供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并提供了该人的住址,不久,该人即在重庆被捕。通过查阅档案,证明×××的被捕与邓惠中同志是没有关系的,澄清了事实,排除了疑点,在她牺牲35年之后,才定为烈士,真可谓“档案一字重千斤,沉冤昭雪慰忠魂。”④

(二)政策效益。在大量的馆(室)藏档案中,党的方针政策与各种制度规定,一般情况下都保存完整良好,为各种类型的社会公众解决切身利益问题。例如80年代初,沈阳市有成批的中小学教师多次到市教育局上访,要求解决学历问题。上访者大都属于60年代精简下马学校的毕业生。妥善解决他们的学历问题,成了当时的一件大事。经过查档,找到了当时辽宁省教育厅和沈阳市教育局关于对这批教师原毕业学校“改称”、“改制”的报告、批复及招生简章和学制等有关材料,经报请上级批准,共为17300多人解决了学历问题,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使他们更加安心工作。⑤

(三)公众效益。由于档案是历史记录,具有原始性,第一手材料的特点,所以在海峡两岸同胞,隔绝了数十年之后,通过档案“牵线搭桥”,使许多失散多年,一直无有音讯的骨肉同胞、亲属、朋友,得以重新团聚。

档案还可以挽救众多人的生命财产。例如1985年6月12日凌晨3时45分,湖北省秭归县新滩镇发生一起3000余万方的特大滑坡,约有500万方土石,从400米高处直冲而下,激起水花高达70余米,新滩镇1500间房屋全部淹没,滑坡不到1小时,美丽繁荣的新滩镇,从地球上消失了。长江中断航运12天。然而,在这样巨大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中,居住在新滩镇的1371人竟无一人死亡,创造了奇迹。这种奇迹的发生,除组织领导有方、指挥果断外,与正确运用档案有直接的关系。科技人员通过对该地区地质档案和气象、水文档案分析,得出该地区1985年5、6月间将发生大规模滑坡的结论,并于5月9日发出了险情通报,为拯救千余人性命立了大功。中央领导同志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也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档案的社会效益得到了充分地显示。

此外,档案在解决公众的切身利益,解决纠纷,继承遗产,评定职称,证明学历,恢复党籍,离休退休,留职下放,上山下乡等一系列工作活动中,都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帮助。

(四)法律效益。众所周知,在法院审判过程中,档案是很重要的证据。有这样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北京第四医院病案室,于1994年8月15日,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了一份病案,该患者叫王××,因为一件无头碎尸案涉及到她。1994年5月,在北京西直门立交桥下发现一起无头女碎尸案,因证据不足,时至8月仍未结案。事情是这样的:5月上旬王的爱人与她发生口角,争吵中他用擀面杖打了王的头部,王立即昏死过去。他以为王已死,便丧尽天良地拿起菜刀将王头砍下来,剁碎扔到下水道中,正当他准备把王的尸体扔掉时被巡逻民警发现,不得不承认自己杀了人。然而无头女尸是否是其爱人王××呢?他杀的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法医验证无头女尸的血型是“AB”型。那么王××到底是什么血型呢?因为王××于1987年1月25日在北京第四医院妇产科生小孩,当时验了血型为“AB”型。由于病历档案的提供利用,此案终于了结。⑥

此外,对于合同、契约、协议书、宣言、公告以及规章制度等等涉及法律与监督等问题,档案既可以提供证据,又可以进行咨询。

(五)文化效益。档案从形成之日起,就是文明的标志,充当了忠实记录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角色,作为延续人类历史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不仅有益于当代,而且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事业。

利用档案形成的文学作品,介绍着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作家在写作中参阅档案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广西业余作家韦岳昌,1983年成功创作了七场粤剧《刘永福》,创作过程中参阅了10余种有关的历史档案,剧目在电视台播放后,受到了观众的普遍好评。事后,作家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钦州市档案馆提供许多丰富的档案资料,我的创作是不可能进行的。”上海专业作家陈村,1985年利用档案完成的中篇小说《走通大渡河》以及短篇小说《蓝旗》,同时获得首届上海市文学作品奖。湖北省黄梅县利用艺术档案把黄梅戏请回娘家⑦,该县黄梅戏剧团,积累了大量的艺术档案,通过艺术档案的提供利用,为黄梅戏正本清源,请回湖北娘家来提供了凭证。安徽黄梅戏校校长马兆望赞叹地说:“这些珍贵的档案,对于黄梅戏工作者来说是个秘本,安徽黄梅戏的许多剧目与唱腔是黄梅采茶演变而成的,你们的档案资料很有价值。”

三、不应忽视档案工作社会效益的影响

研究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不仅在实践上、理论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当前还具有迫切性。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总是首先提出经济效益的目标,而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提出“社会效益”的目标。因为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人类所能提出的只能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经济目标,由此所注重的也只能是经济效益。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当人们追求的已不仅仅是基本的生活需求时,多种多样的社会需求便突出起来了。于是就产生了社会效益的问题。从档案工作的发展趋势来看,从目前重视经济效益的研究,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甚至到更重视社会效益的研究,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我认为要想充分发挥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树立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随着开放、搞活、承包、简政放权、党政分开等等政策的贯彻落实,协调诸种社会力量以实现档案工作整体效益(其中包括社会效益)为目标的迫切要求就不可避免地突出出来了。档案工作部门在其自身经营运转的同时,也有一个为社会作贡献,实现社会效益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会减少改革的阻力,为改革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甚至“一切向钱看”,势必引起种种社会问题,不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档案工作部门通过向社会提供档案服务,不仅可以为社会带来收益,从而提高档案工作效益,而且也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自己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引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二)理解和尊重档案工作

人们应当纠正只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片面观点与作法,逐步消除那种以对生产性和赢利性单位的效益要求,不加分析地套用到档案工作效益上的做法。”人们不能要求档案部门能够从自己本身获得收益而对档案工作投资自负盈亏,因为档案工作的收益在事实上只能体现于档案的利用者当中,档案部门必须由国家和社会‘供养’起来;才能去为社会服务。如果不明确这种关系,其结果要么就是把档案工作逼上‘自我服务’的死胡同,要么就是从根本的意义上取消档案工作”。⑧勿庸讳言,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整个社会都应重视与支持档案工作。

(三)档案工作要追求的是整体效益

在讲求效益的时代,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要获得健全发展,就必须讲求整体效益。上述种种仅仅是指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它是档案工作整体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经济效益和其它效益,此点,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尤为明显。同样,经济工作要取得高效益,就离不开档案工作部门的服务,是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以此类推,档案工作在为宣传教育服务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服务当中,也提高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效益。

总之,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与其它效益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应正确处理好各种效益的关系,提高档案工作的整体效益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湖北档案》1988年第4期

②《吉林档案》1989年第5期

③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1989年8月,第106页)

④《吉林档案》1989年第5期

⑤《沈阳档案》1988年第1期

⑥《北京档案》1988年第1期

⑦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1989年8月,第107页)

⑧《档案》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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