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福利，人本主义——与黄有光院士的有关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本主义论文,院士论文,福利论文,快乐论文,黄有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 国际上的快乐问题研究已经很成气候， 并有一份著名的《HAPPINESS STUDIES》杂志专门研究快乐问题。我在这一领域躬耕多年，去年末，我特和著名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进行了关于经济学、快乐与人本主义问题的探讨。我从研究快乐开始，而走向人本主义的经济学归宿，而黄有光则走向了经济学的福利主义。这便包含着我与黄有光在快乐、福利、人本主义等思想研究方面的基本异同。
去年10月，我在电脑上写作，电话传来了一个稍显生涩的声音：我是黄有光。我先是一怔，瞬息便省悟到对方是澳大利亚黄有光院士。惊喜之余，互致问候，知道黄教授正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学。我们互相告诉E-mail地址后，并讨论起“快乐”问题。不久，我收到了黄教授发来的信件和他寄赠的《经济与快乐》一书，以及其它有关快乐问题的文章。
黄有光教授是我所认识的研究快乐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为了能够和这位世界级学术知音交流，期待学习更多的知识，我专程拜访了他，并就经济学、快乐、福利、人本主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出乎意外的是，我们除了一些重大的基本观点相同之外，更多的则是分歧与差异。这些分歧与差异促我思考，促我学习。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研究快乐、福利、人本主义等经济学的重要议题，是有意义的。
一、关于快乐
我和黄有光教授有三个相同观点：（一）快乐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二）快乐归根到底属于精神，物质是满足精神快乐的诸多手段之一，亲情和宗教是另外的重要手段。（三）我们都相信共产主义，认为它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对于统一我们对于人类行为本质与社会制度趋向的认识，是重要的，带根本性的。然而，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差异。探讨对这些差异性的认识，很有助于对快乐问题研究的深入。
首先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关于快乐认识的起源性差异。自从古希腊思想家伊壁鸠鲁提出人类行为以“趋乐避苦”为目的以来，快乐便逐渐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不同学者对快乐的起源性研究和研究视角却多有不同。黄有光实乃奇人，他的快乐思想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黄教授1942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约在6岁时， 便觉悟到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这一幼稚时期的思想，竟成为他后来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基石和指导自身行为的准则。与其相比，我乃苦命人，快乐思想难得天赐，而是起源于对人类行为目的的问题的冥冥苦思。
1981年，我国经济理论界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作为一个衷心经济学的中文专业学生，奇怪的知识结构加不着调的理论思维，使得我把生产目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维度进行思考与解释。在经过反复的思辨和整合后，使我形成了一个结论，即认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各自的精神快乐，生产目的自不能外，并写成了一篇近3万字的论文，题为“关于目的性质的研究”， 一直搁到《快乐论》出版。这一苦命的思想，也竟然成为我这半路出家的经济学教书匠的理论思维基础，甚至将为之永生。
其次，在我们都认为快乐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的同时，对于快乐内涵的认识也有差异。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快乐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黄有光认为，福祉就是快乐。黄有光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和米香、艾考斯等福利经济学家把“福利”与“快乐”看成是一回事的观点没有实质的区别。艾考斯在《基础经济学》中替“福利”作的解释就是：“福利”与“快乐”是一回事，经济的任务是致力于“福利”，亦即致力于“人类的快乐”。（注：罗志如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97.）我与黄教授进行讨论，不同意快乐就是福利的观点。我提出，福利的内涵更加注重物质利益关系，福利只能是实现快乐的一个条件，快乐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以广义物质消费为基础而又超然于物质消费之上的一种主观的精神感受。这里的广义物质是指包括以光、波、文字、声音等物质为载体的包括所有物质、亲情、宗教活动等在内的信息传递活动。 黄教授认为， 我与他的不同观点可能产生在对welfare一词的译法上。
三是快乐与偏好的关系。这是我们对于快乐认识差异中的另一个问题。黄有光问我快乐与偏好的关系，我思索之。他认为，有三种原因造成偏好与快乐的差异。即信息不全、理性不充分与对他人快乐的考虑使一个人的偏好可能偏离其快乐。所以，黄有光认为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适时，我未置可否，事后沉思，则是不能全赞同。我认为，趋乐避苦是囊括所有人类行为的行事原则。人们追求快乐可以是有理性的追逐，也可以表现为缺乏理性、凭借冲动与个人偏好的。理性人、心理正常人的自杀，同样是趋乐避苦的一种反映，吸食鸦片同样是吸食者为了寻求快乐刺激而使得人脑中的内源性鸦片肽和外源性鸦片相结合的活动过程。因而，所有偏好性行为在本质上都是追求快乐的表现。只不过人们追求快乐的行为确实是有多种多样的类型，有正常的，有偏废的，有利于健康的，有不利于健康的。但所有这些行为都只能是人们追求快乐的不同行为表现。因此，我与黄教授的认识有差异，认为偏好同样是人类追求各自不同快乐需要的表现，追求快乐则是人类所有偏好行为的本质规定。显然，我认为人们各自不同的偏好组合，只能是各自快乐观念差异的反映。而在这一讨论的后面，实际上还存在着重要的一与多的宇宙观问题。
最后是快乐思想在经济学发展与归宿上的差异。众所周知，黄有光是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福利经济学中创立的“第三优原则”是很著名的，并且创立了综观经济学。黄教授幼稚时萌生的快乐思想，大量地溶解在他后来的福利经济学中。或者更加明确地说，他是对边沁和穆勒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greatest number ）的功利原则在福利经济学中的很大发展与完善，许多论著都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由快乐思想发展到对经济学的“求善”——形成福利经济学，是黄有光快乐思想在经济学上的发展与归宿。并且，由于他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对人性本质的充分理解的思想基础上的，从而使得他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更加可靠的人类学思想基础，对人的行为的分析也更加合理、准确。
然而，我的快乐思想的发展则导向了另一方向。由于我的快乐思想形成于一个艰涩的思考历程与哲学归纳。在这种思维求真的背后，其逻辑的结论必然将求解一种更加根源性的人类行为真理。这就使得我的快乐思想最终发展成了人本主义及其在经济学上的运用，并创立了这一学说，填补了经济学上的这一块空缺。
二、关于寿命指数与动物快乐
黄教授请我吃饭，我们边吃边谈，讨论另一个话题。我谈起阿马蒂亚·森发表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的那篇“用死亡率来作为衡量经济成败的指标”的文章，并问起他和森的讨论。我首先提出，我基本同意阿·森的观点，认为以寿命来作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综合指标是唯一正确的，也与快乐理论唯一对接，并说明我的研究和论文发表要比森早几年。我的论证是这样的：人的各种快乐需要只是人类自身身心正常发展需要的反映。快乐满足的结果又必然反应为人们身心的健康发展，其客观结果是人类群体寿命的延长。发展、福利、宗教、环境、教育普及率、社会公平性等等的变化，最终都会集中反映为人们获得的是快乐还是痛苦更多，从而引起人们身心状况和精神状况的变化，集中并最终反映为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变化——寿命变化。因此，我认定，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与最终意义只在于使人类获得更加健康快乐的生活，从而充分地显示为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延长。
黄有光对此直言不讳，表示不能同意，并且似乎他已经就此题与森进行过论争。黄教授不加思议地提出一个假设：设如有一个狠心的老板，让他的雇员吃一种能够非常长寿的药，又让他们做很苦的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痛苦与长寿并存的结果。所以，寿命长并不能够说明快乐，寿命不能够成为检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综合指标。对此，我无法反驳黄有光的长寿药假设，但我也不放弃我的结论。我仍然认为我的论证是科学的，既痛苦又长寿的假设是违背快乐原则的。黄有光思想之，曰：寿命只能代表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百分之九十几，而不是百分之百。这也许是他能够同意我和森（Amtya Sen）的观点的最大限度。
这段讨论中，我发现了作为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的黄有光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治学态度严谨，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二是讨论中完全采用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方法，即他所说的经济学的方法。他多次用假设和证伪方法和我讨论问题。如在讨论最大快乐时，他又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假如你揿按钮 A（按钮时没有苦乐，按后失去记忆），可以得到100%的快乐，升入天堂，以前的记忆全部忘却， 其他人则全部下地狱。假如你揿按钮B，可以得到99%的快乐，升入天堂， 以前的记忆同样忘却，其他人则可以避免下地狱。这是一个关于快乐最大的个人选择命题。我回答选择B，黄有光同意。但我对选择B的理解和黄有光的并不完全相同。我认为，他人快乐实际上就构成个人快乐最大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揿按钮B的个人快乐同样是100%的。人类会有越来越多的相互间的道德关怀，爱人实际上就构成自爱和自我快乐的重要内容。
用餐中，黄教授点了个鱼，我们讨论到动物快乐。关于动物快乐，涉及到生态伦理学和新近才提出的生物经济学。这也是我经常困惑的问题之一。从生物链角度，狼吃羊，羊吃草，有其必然性。但动物有它们自己的快乐需要，人为了自己的快乐吃动物，必然会给动物造成痛苦。其实，万物皆有灵。你不吃动物，光吃蔬菜，你又如何知道菜不痛苦？如此的矛盾，什么都不吃，便是自己不能生存，便又和人类的快乐原则相背离。就此我请教黄有光。黄教授实际上已经研究到动物快乐，并出了文章。他解释之：对于家养的鸡，是由于我们吃它，才给了它出世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吃鸡，就不会养鸡，鸡就没有出世的机会。我们养它才吃它，所以吃鸡是合理的。不过，鸡在被养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快乐的环境，如不挨饿，够大的场地等等。
动物快乐是个重要的经济伦理学问题，它涉及到其它生物生存权、人类统治生物世界的合理方式等问题，并联系到相应的伦理学观念以及我们对待周围生物世界的态度。这些问题同样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并最终关系到人类自身物种的繁衍与发展。对于动物快乐是一个仍然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现在人们对此一问题的兴趣不多，然而佛教的怜惜生灵观念却是这方面值得重视的思想。黄有光教授对此的研究给出了一个福利经济学者的意见，并在Biology and Philosophy （1995）上发表了“福祉生物学”的论文。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而我则更加不知所措。
三、人本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的长期方向
由动物快乐讨论到人本经济学。黄有光直言，他不喜欢人本经济学这个名称。他言意所虑或其有二：一是以人为本，其它生物只能服从人的需要，生态毁坏便在理中。二是黄有光教授认为，经济学从来就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至少古典经济学就已经是这样做的。这里，再次显示了伦理学与哲学、福利主义与人本主义在一些基础理论认识上的差异。借此，我要诠释一下这两种理论关系：
哲学与人本主义研究的是世界和人类活动中的根本性问题，伦理学和福利主义则研究的是这其中的关系性、派生性问题。如老子从天人关系出发，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研究出了道德哲学。孔子则从人伦关系出发，形成了君臣关系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出了道德伦理学。两者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是不相同的。而经济伦理学并不就是经济哲学，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福利经济学并未有如建立在经济哲学基础上的人本经济学之深入到天人关系的根本。当然，黄教授所言，所虑，也不只是从经济伦理学和福利经济学角度来思考快乐、群己、物我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可能，他已经深入到如其所言的伦理哲学问题了。
深入释之，人本主义是建立在“人是目的”理念基础上的一种关于人类行为和天人、物我关系的哲学思想。它表明了思想家们对于自身行为和外部世界的一种基本认识态度。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于人自身因素的注重，把社会经济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发生与处理归结到人类自身来进行解释，并寻找问题的解决；而且表明了对于真正人类自身需要满足的注重，对异化的物本思想的扬弃。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教育学、人本主义管理学以及十分有意义的人学均是基于这种认识基础而产生的。
在弄清了人本主义的基本观念后，便可以解释如上两个问题：
一是人本主义和人与自然、人与其它生物的关系问题。其实，人本主义讲的是人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点，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为物，为生态资源之保护，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生活需要的更好满足。但这决不含有轻视其它生物的意思（黄有光认为我这里面肯定会有损害其它生物的问题）。至少是中国式的人本主义是充分遵循天人合一论的思想的。天人合一讲的是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员，并非其主宰者，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必须保护自然，争取与自然的相互调适，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自己。所以，以人为本和保护生物两者是统一的。或者说，“人本”是目标，天人合一是途径。以人为本，不是以物为本——忘却经济发展的人本目的——通过无端的损害自然资源以满足狭隘的利益欲望，才能够真正有益于自然——人文——经济三者的和谐发展。
二是关于经济学一直在研究人的问题。确实，古典经济学里有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观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利己主义的行为伦理观基础上的，并创造了注重人类自身行为价值的劳动价值论。但是，斯密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论是具有矛盾的，这便导致了后来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即注重道德情操思想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注重利己主义思想发展且越来越偏离于人类自身价值理念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100多年的“物本经济学”的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中，把人假设为“经济人”并抽象为一个简单的生产要素或价格要素，以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的而展开整个经济学分析。经济学撇开了人类行为的更加系统深入的分析和价值判断，而成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进行分配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脱离人的行为的科学分析而仅顾财富增长的偏向是明显的。直至1960年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这种现象才逐步被扭转和改变。宋承先教授讲的：“在绕了经济学地球一圈之后，新经济学重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人本身”。（注：宋承先.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355.）指的也正是这种情况。因此，黄有光讲的经济学一直在研究人的观点是有可榷之处的，至少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于人的关注和人在这些经济学中的地位是并不相同的。
借此说明，现在的经济学已经不是我们所曾经认识的那个“关于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学说”。我这样说，有两个重要的依据。一是宋承先在《人力资本价值论》一文中说：经济学是研究满足人的欲望的行为的人事科学。陈振汉先生说的经济学是人文科学，是以人的活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二是就在今年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讨会上，国内新生代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博士明确提出：经济学已经不是以往人们所定义的研究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学说，而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经济学似乎一夜之间成了与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研究同一问题的学说。由是，我要老生常谈：“经注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而最重要与最基本的莫过于对群己关系0天人关系的经济学考察与处理。 而这种考察应是半点也不离开人的生活与人的情感立场的。因而，经济学应当是人本的、伦理的、行为科学的。经济学没有自己的出发点，它与所有研究人的问题的其它学科分支具有同样的根基，那就是人。”（注：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J〕.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2.）
为什么人们对经济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认识会有如此重大的转折呢？这其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逻辑序列，认识这个逻辑序列对于我们理解人本经济学，乃至是认识21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首先，人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体和归宿。由人类欲望引发的对各种物质对象的需要是经济活动由以发生的最直接、最根本原因。经济活动从哪里开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就从哪里开始。经济活动的起点与发动者是人，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及满足欲望的手段的稀缺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无论是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还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发生的矛盾，都是因人的无穷欲求所引起的。经济学在总体上就是为了解决这由人挑起而又无尽的稀缺性矛盾而产生的。而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在人与自然交往以获取物质资料的过程中，人始终处于矛盾的主体地位。国别、民族间的经济差异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在各自的经济活动中采用了差异很大的制度形式与管理方式造成的。如果再进一步深入，解开“稀缺性”的内在构造与实质，稀缺性的根源正是在于人类自身能力的稀缺，而非人力资源以外的其它自然资源。正是人类的有限能力与无限欲望，构成了稀缺性矛盾的真正本质。（注：陈惠雄.对稀缺性的重新诠释〔M〕.浙江学刊，1999年，（3）.）因此，人必然地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与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是一切经济、社会矛盾的引起者和主体，而且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与归宿。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都是为了使人的快乐需要能够更好地满足。因而，社会经济活动的最终归宿是人及其需要，经济学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根本上是由人的欲望无限而能力有限的“稀缺性”矛盾引起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即对“有限生命成本约束下的快乐最大化目标”这一经济学的根本规律进行求解。经济学便必然成为分析和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
其次，由于从边际效用学派开始，经济学开始日益地偏离于古典学派重视人的价值的研究方向，逐渐成为解决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的学说。然而，在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人们发现了问题：人不仅仅是个价格要素与生产要素，人类的生存境界也不只是个功利境界。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欲望和更高的存在境界与欲望等等都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规范”问题实际上不可忽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必须切实得到重视。而现实人也不是理性人，毁约、机会主义、搭便车等损人利己行为充斥于人类的存在环境。再深入，人们又发现GNP 增长也远不是体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确切指标，人的发展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最有意义的尺度。这些新的研究结论，促成了人们对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新认识，形成了经济学重新重视人类自身行为分析的古典回归倾向。并由于经济伦理、道德失衡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显著地加大了经济学家们对于人文精神和人类行为问题的思考。把越来越多的价值分析结合到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最后，人类告别短缺，走向剩余，倘佯在丰裕社会的十字街头。这样一个改变了的存在世界对于经济学家们认识世界的转变，是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样经济环境的改变，使得经济学者能够走出功利境界、从一个更大的人性化空间来认识经济学的性质和对象，并终将觉悟到人本主义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噫乎，言于斯，终于斯。学子无知，托怀言志，谨以此浅识向黄大师拜教，并垂教于学界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