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路径--以安徽省四个示范村为例_农村论文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路径——以安徽省4个样本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徽省论文,为例论文,样本论文,路径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现实之一，是农村劳动力从转出地出发，到达转入地工作，并可能在两地之间不断流动的过程，具有明显的空间移动性。因此，其空间特征与地域原则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国外，20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开始将研究的出发点转移到空间特征和数量模型上[1]，如Zipf将引力概念用于人口迁移研究[2]，Stouffer提出了中间机会(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的概念[3]；20世纪80年代，基于宏观的“推—拉”模型或行为水平上的“刺激—反应”框架[4]，大量的移民空间选择模型被建立[5]；20世纪90年代，民族志方法受到关注，认为其能够抓住移动的速率、节奏、联系，进而较好地揭示人与地方的内在联系[4]。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特征的关注有：从宏观整体上把握中国人口、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流向与流量[6-8]；从行政区域尺度，探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本村或附近村庄、集镇、县城、大中城市，或省内、省外的倾向[9,10]；物理距离尺度，关注距离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决策的影响，打工者在打工目的地的群聚特征[11-13]。整体来看，国外学者对移民空间特性的研究已逐步由传统的统计分析转向关注社会文化关系的质性分析，而中国学者目前对个体时空行为路径及其演化特征的研究仍涉及较少。

       时间地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瑞典地理学家Hagerstrand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论[14]。他把人口统计学的生命线(life line)概念加上空间轴后得到的生命路径(life path)概念应用于人口移动的传记性研究中，成为行为地理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该方法被广泛运用到日常通勤、购物、休闲等活动的研究中[14-16]，多关注一天24小时这个时间段。当关注时间较长时，Davies等指出以时间轴为基础的纵向分析法更加适合具有连续性与动态演变过程特质的人口迁移研究[17]，Tornqvist考察了有成就的科学家在适宜的创新环境之间的迁移流动[18]，Frandberg分析了瑞典年轻人跨国移动的时空路径[19]。可以说，用时间地理学方法开展人口的迁移流动研究，国外虽有一些初步成果，但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较为少见。

       借鉴时间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的概念与测度方法。以安徽省为研究区，选择4个样本村进行实地调研，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路径类型与特征。有利于从个体微观角度，深入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特征及其制约机制，从而为区域与城市人口管理提供较为清晰的思路。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概念内涵与问卷设计

       时间地理学是分析个体活动参与和活动机会限制的有效框架，时空路径是框架中的基本概念工具，记录个体在时空中移动的轨迹(由驻点和轨迹片断构成)[20]。借鉴该理论，将农村劳动力伴随转移就业过程形成的活动轨迹称为转移就业时空路径。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涉及时间较长，往往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采用生命路径的方式[19]，称之为转移就业历程，其活动轨迹只包括农村劳动力每年在家乡和就业地之间往返，而不包含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活动轨迹。测度主要内容有：①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间与空间特征，时间采取年作为计量单位(1991年为起点)，空间以地级市(直辖市不细分)为单位；②转移就业特征，包括每次就业的工作类型、收入、每年回家次数等；③影响就业路径的原因，包括获得工作的途径及放弃工作的原因。据此设计调查问卷。

       2.2 案例地选择与实地调研

       安徽省农村劳动力众多，人口分布极不平衡，省内经济欠发达，紧靠长三角发达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劳务输出地。根据人口、经济、地理位置的差异性，选择转移就业模式有较大差异的阜阳、合肥、巢湖①、黄山四市的典型行政村作为样本地(表1、图1)，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

      

      

       图1 样本村的区位示意图

       Fig.1 The location of four sample villages

       调研在2012年1月15日-21日间进行，利用外出打工的农民回乡过春节的时期，研究团队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在双钟村、周楼村、汤徐村、仙和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分别获得192份、169份、178份、223份问卷。其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为：男性比例是女性的两倍；年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26～40岁年龄段是外出转移就业的主力；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受访者占多数(占总数的70％左右)；80％以上是已婚；打工地在各样本村差距很大，呈现市内、邻省、省外(除邻省)三种类型；职业类型呈现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三分天下的格局，但各样本村差距很大(表2)。

      

       2.3 数据处理

       根据获取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历程的时空数据，建立时空数据模型。数据模型主要是由驻点和轨迹片段构成，个体在时空活动时被测量的位置为驻点，个体在两个相邻驻点之间的移动情况为轨迹片段。驻点的时空信息包括经纬度坐标、时刻三个变量；轨迹片段由驻点确定，包括起始驻点与终止驻点。首先运用Arcgis Desktop软件定位各样本村及打工地的位置；然后运用Visual Studio和Arcgis Engine软件编写程序，实现时空路径的三维可视化(图2)。平面二维表示空间属性，纵轴表示时间属性，家乡至就业地之间的直线连接表示每个劳动力当年的打工路径，多年的路径则由以家乡为起始驻点的向就业目的地扩散的多条轨迹片段组成。在时空间预算基础上，分析就业进入、就业节律、就业路径的时空间特征，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模式。

      

       图2 不同类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

       Fig.2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employment's space-time path

       注：村名后的序号表示样本序号

       3 时空路径类型

       对762位农村劳动力打工路径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得出几种典型转移就业类型(图2)；对每种类型转移就业的时空特征进行界定，作为类型划分的依据(表3)。在对所有样本的类型进行逐一判定的基础上，探讨不同转移就业类型的时空间特征、个体属性特征及形成原因。

      

       第一种类型的农村劳动力，从开始外出打工就一直在某地，称之为稳定型。该类型的人数和比例(58.53％)是六种类型中最高的，其人口社会学属性特征与总样本几乎一致。说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具有较强的地区惯性，初次打工地、打工行为往往影响其后来的打工模式。该类型劳动力在各村首位打工地的人数比例比平均比例一般要高，说明该类型有更强的集中于特定打工地的趋势。

       第二种类型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打工地变动频繁，后来固定于一地，称之为逐步稳定型。该类型人数比例较少(7.48％)，女性、中年、服务业比例大，高学历少。他们的打工地往往不是所在村首位打工目的地，其打工空间范围也较大。说明很多农村劳动力在打工初期具有较大的空间盲目性，受经济因素(工资是影响该类型劳动力职业转换的首要原因)影响，表现为较强的流动性。但这部分人家庭负担较重，大部分人流动时间不长，即走向稳定。

       第三种类型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地点总是不断变化，称为漂泊不定型。该类型人数比例较大(14.57％)，仅次于稳定型，男性、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者、未婚比例高。就业时空路径呈现短小、零散、范围广、跳跃式的特点，往往不在该村首要打工目的地。说明虽然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希望稳定在一地打工，但受工资、劳动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其流动性比较大，家乡附近城市有没有较多就业机会对劳动力形成漂泊就业模式有很强影响。

       第四种类型的农村劳动力，打工初期离开家乡，后期却回到本市，带有明显的回流趋向，称为回流型。该类型人数不多(7.61％)，只有58例，说明目前回流还不是主流。该类型男性、中年、已婚、从事建筑业者较多，平均回流时间是2007年，说明回流主要受到家庭原因以及家乡城市发展的影响。这些劳动力在外地打工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期望值，在家乡城市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回流。

       第五种类型的农村劳动力，打工初期主要在家乡城镇或城市，后逐步到外省市打工，称为逐步开拓型。该类型人数比例偏少(1.97％)，打工地从空间上看是个渐进扩散的过程。工资不理想、不喜欢该工作是该类型劳动力放弃初始打工地的最重要原因，空间的逐步拓展表明该类型劳动力有着对家乡的依恋，但由于受工作属性的影响，促使其逐步向更远的外省市寻找工作。

       第六种类型的农村劳动力，时空路径断断续续，带有明显的兼业特征，称之为断续型。该类型人数不多(9.84％)，年轻人少，女性、已婚、从事制造业者较多。打工路径空间不连续，但空间范围较广，流动性并不是很强。劳动力外出打工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大，“家里有事”是放弃初始工作的第一原因，其次是工资和工作强度、对外地环境的适应性等。

       统计4个样本村各转移类型劳动力的频数及频率，可以探讨各类型劳动力的分布状况。根据表4，4个样本村稳定型就业类型比例都较高，说明农村劳动力一旦进入外出打工的行列，只要觉得比较满意，一般都会继续下去，表现出对初始打工地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同时说明大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并非是在对外界就业环境深入分析与比较基础上的“最大收益”的结果。除了稳定型，其他类型劳动力在各样本村分布非常不平衡：逐步稳定型主要分布在汤徐村，该村以北京为目的地、以做早点为主要职业的打工模式早就形成，打工初期经历较多的地点选择是其对较远打工地的适应过程；回流型主要分布在周楼村和仙和村，两村以家乡城市为首要打工地；逐步开拓型主要分布在周楼村，所属的合肥市作为省会，开始就对周边农村具有一定吸引力，后期受到外地更高工资等的吸引，逐步离开合肥；漂泊不定型主要分布在双钟村和汤徐村，附近都没形成较强的就业吸引中心，都将外省作为首要打工地，外出打工流动性强；断续型则主要分布在仙和村，农村劳动力对外出打工还呈现审慎态度，对家乡依恋较强。这说明地域差异对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模式有很大影响，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理位置不同，对外界就业环境的信息理解和就业期望就有很大不同，从而影响其转移就业时空路径。

      

       4 时空路径特征

       4.1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地域演化特征

       分别将各样本村打工历程的空间数据进行汇总，发现各样本村打工地都有相对集中的趋势，根据对不同打工地的集聚程度差异，按照其相对于原转移村落的位置关系，对打工地进行合并：江苏、浙江、上海合并入“长三角”，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合并入“南方”，北京、河北、山西、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合并入“北方”(图3)。可见，经过20年的外出就业历程，4个村都已形成了以一个或两个重要打工地为核心，辐射范围广泛的转移就业空间。

      

       图3 4个样本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地域演化

       Fig.3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 employment regional evolution of four sample villages' space-time path

       双钟村形成了以长三角为首要打工地，南方、本省发展迅速的就业空间。自1991年，双钟村劳动力在向北方向的郑州、济南、北京，向南方向的深圳，向东南方向的湖州、绍兴等地都有较早进入，但只有深圳、长三角两地的规模逐步扩大。2003年后，凭借长三角城市群的吸引，这里成为双钟村最重要的打工地。2006年以后，本省，特别是合肥逐渐成长为双钟村的又一重要打工地。目前，温州、无锡、杭州、上海、苏州、深圳、合肥已成为双钟村外出打工的七大集聚城市，形成了“簇团”式[12]分布格局。

       周楼村外出重要打工地是合肥和长三角。自1991年，到两地的打工规模保持基本一致的发展速度，但2006年开始出现差距，2009年后到长三角的打工人数明显下降，到合肥的打工人数快速攀升。显然，作为家乡城市和省会，合肥对周楼村的劳动力有很强吸引。但长期以来，安徽省经济发展滞后于长三角地区，因此在距离与经济两因素的较量中，形成了两个转移就业集聚中心。随着近年合肥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其对周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超过了长三角地区。

       汤徐村形成了北京一个首要打工目的地和长三角、北方两个次级打工目的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汤徐村就开始有人到北京从事餐饮、建筑等行业，这种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强化，目前仍然对本地劳动力产生很强的吸引力。这主要是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其经济吸引力较强并且相对南方城市生活成本较低，而汤徐村周边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吸引力较强的中心也是重要原因。

       仙和村形成了黄山一个首要打工目的地和长三角一个次级打工目的地。黄山市临近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联系密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仙和村外出打工者在向黄山市中心城区集聚的同时，逐步向长三角地区流动。但2007年以来，黄山市和长三角两地对仙和村打工者的吸引力发生变化，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回流。这主要是因为徽州区作为黄山市的重要工业中心，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打工者集聚的新的热土。从仙和村劳动力到长三角打工的空间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上海、湖州四个城市。

       4.2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进入特征

       4.2.1 空间进入的时间特征 一地区平均初始打工时间反映农村劳动力对外出打工就业方式的认可时间，平均初始打工年龄则反映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市场的人力资源特征。对4个样本村劳动力第一次打工的时间和年龄进行分析发现(表5)：21世纪初期是各年龄段农村劳动力从心理和行为上全面接受打工就业方式的时期。不同样本村对外出打工接受的时间存在一定差异，双钟村最迟(2006年)，其他3个村都是在21世纪初的几年。4个样本村平均初始打工年龄为26岁，其中汤徐村劳动力的初始打工年龄较低(23岁)，而周楼村较高(28岁)。26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初始打工年龄都在19岁左右，说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离开学校就进入打工行列。26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中，汤徐村初始打工年龄较低，而双钟村较高，说明汤徐村农村劳动力更早进入城市就业市场。

      

       4.2.2 初始工作行业特征 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初始打工行业和最终打工行业并没有太多变化(表6)，但初始打工行业更倾向于建筑业和服务业，最终打工行业更倾向于制造业。4个样本村有较大差异：双钟村打工行业的变化与整体倾向一致，但程度远远大于平均水平，最终有半数的劳动力选择了制造业，原因是该职业更为稳定，不需要四处漂泊；周楼村从事建筑业的人数比例有很大提高，从事制造业的比率有较大幅度下降，原因是在合肥从事制造业的工资低于建筑业，而劳动强度也很大；汤徐村初始职业选择时即将服务业作为最重要职业，而后这种趋势一直没有变过，该地劳动力主要在北京等地从事早点等餐饮服务，该行业劳动强度大，但收入较好，能够满足劳动力的收入需求；仙和村打工行业人数变化不大，但建筑业和制造业有增多的趋势，原因是黄山市城市建设与工业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多就业机会。

      

       4.2.3 初始打工途径 基于对4个样本村调查数据分析，归纳得出劳动力外出打工途径的总体特征(表7)：一是“老家亲戚、朋友”是最重要的打工媒介，位居第二的是“自己直接应聘”，其他几种途径都不是太重要，而通过“政府部门”找到工作的人数最少；二是农村劳动力初次找工作更多地依靠“老家亲戚、朋友”，但随着劳动力在外打工经历的增加，依靠自己寻找工作的情况增加。这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途径还是根植于家乡的社会网络，但其打工经历使他们单独寻找工作的能力增加。不同样本村对不同打工途径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汤徐村和周楼村对“老家亲戚、朋友”的依赖最大，其次是“城里亲戚、朋友”，说明亲戚、朋友网络对这两地劳动力的外出打工非常重要。仙和村“自己直接应聘”人数在4个村中占的比例最大，该村劳动力以建筑业和制造业为主要打工行业，外出打工对亲戚朋友的依赖性不如其他3村，较多的是依靠自己。双钟村“中介公司”和“企业招工”占的比例较大，该村以制造业为主要行业，其工作来源较多的依赖中介和企业。

      

       4.3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流动节律特征

       农村劳动力在打工地与家乡之间的流动节律反映两地间的空间关系及其工作性质、家庭阶段特征。通过对打工者每年回家次数的分析，认为有四种流动节律类型(表8)：第一种是每年回家次数小于3次(含3次)，一般打工地离家乡比较远，只有春节时回家，称为“春节型”。该类型比例最大，达到76.25％，说明远距离流动就业仍是安徽省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流。双钟村和汤徐村均超过95％，属于典型的外出流动就业类型；周楼村和仙和村均不到60％，已有较多农村劳动力转向其他节律类型。第二种类型是每年回家次数在4～10次之间，其打工地点一般在周边省份或省内城市，受家中老人和孩子的牵绊，打工者往往在节假日回家，称为“节假日型”。这种类型在各个样本村都有，但数量都不多，说明该类型不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主要形式。第三种类型是每年回家次数大于10次，但也不是天天回家，该类型的打工地往往就在周边城镇，但受时间、交通等限制，不能住在家里，只在休息日回家，称为“休息日型”。这种类型总共有97例(12.73％)，仅次于“春节型”，这种类型可能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趋势。第四种类型是每天都回家，称之为“每日型”，仅在仙和村有该类型劳动力。

      

       4.4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流动特性

       4.4.1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 从农村劳动力打工涉及的空间尺度来看，目前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已涉及市、省内(市外)、邻省、省外(除邻省)、国外五个空间尺度，除了到省内(市外)和国外的打工人数较少外，其他三种类型地域都已成为外出打工的重要目的地，农村劳动力就业形成三类空间指向。

       第一类是近距离家乡城市指向。由于土地、户口等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这使得他们在转移就业决策时尽可能离家乡近。在家乡城市打工由于收入比农村高，离家又近，往往会成为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打工地。周楼村和仙和村都是以这种类型为主。第二类是中等距离邻省发达城市指向。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根本目标是获取较高的收入，长三角地区由于离安徽比较近，社会联系多，和省内经济差距大，因此成为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最重要的打工目的地。4个样本村中，双钟村将长三角作为首要打工地，其他3个样本村都将其作为次级打工地。第三类是远距离大城市指向。对于距离较远地区来说，打工地必须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才可能使打工者稳定下来，往往只有全国性大城市才具备这样的优势。汤徐村就是以北京作为首要打工地。

       4.4.2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流动具有很强的粘性特征 对农村劳动力来说，所谓“空间粘性”，就是对原有打工地，或老乡、亲戚打工地的一种依赖，这种依赖将会阻碍其转向其他打工地。从对样本村调查数据分析，可将农村劳动力“空间粘性”划分为对家乡城市的“粘性”、对老乡、亲戚打工地的“粘性”以及对原有打工地的“粘性”三种。这种“粘性”最终表现为打工地的相对集中。从4个样本村来看，周楼、汤徐、仙和都有最重要的打工城市，其就业人数接近各村样本数的一半。此外，每个样本村都有一些相对集中的打工城市，空间上已形成“簇团”状分布格局。

       4.4.3 家乡成为农村劳动力家庭、社会、经济联系的重要结点空间 历史上长期的农耕经济形成了中国农村聚族而居的生活传统，家族是基本的社会组织。目前，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劳动力重要的经济活动方式，但打工者的城市生活面临着居住、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仍是打工者最基本的保障。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家乡虽已不是其社会经济活动的唯一空间，但仍是进行家庭、社会、经济联系的重要结点空间。大部分打工者在家乡滞留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在这里实现了与家庭和家族的最基本联系；虽然大部分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却仍然保持着“农村人”的身份。

       4.4.4 社会经济地理位置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地域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 对于以外出务工为主要就业方式的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区来说，其社会经济地理位置就是其与预期打工目的地的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可以用空间距离、交通距离、信息距离来表示。每个农村劳动力输出地与全国性大城市、邻省发达城市、家乡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交通距离以及信息距离是打工目的地选择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农村劳动力是选择家乡城市，还是选择邻省发达城市，或全国性大城市，取决于打工的平均收益和获得这种收益所要付出的“距离成本”之间的权衡。

       5 结论

       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和方法，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的概念和测度方法。通过对安徽省4个样本村的实地调研，获取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路径样本，实现了时空路径的三维可视化，探讨了时空路径的类型、地域演化特征、空间进入特征、流动节律特征和空间流动特性。由此得出：①社会经济地理位置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地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出于社会经济宏观差距的原因，目前安徽省仍以“春节型”流动的省外发达城市打工为主要形式；②由于受打工途径、“求稳”心态等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很强的粘性特征，每个样本村往往形成以一个或两个重要就业地为核心的打工空间，家乡则成为重要的社会联系结点空间；③21世纪初是农村劳动力全面接受打工就业方式的时期，2006年以后，随着省内城市的发展，在离城市较近的乡村，“回流”趋势明显；④转移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对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做出理性适应的过程，社会经济地理位置及其演化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路径，劳动力个体属性特征则影响其反应特性。

       收稿日期：2014-01-12；修订日期：2014-05-08

       注释：

       ①巢湖市：安徽省原地级市，2011年撤销，本研究仍采用原行政区划。

标签：农村论文;  农民论文;  长三角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