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意识出现的理论与实践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价论文,意识论文,背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代价问题自有人类社会出现之后就已产生，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很少被作为问题提出来，人们也没有代价意识。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代价问题才日益凸现出来，以致现在人们谈到发展时，便不能不考虑代价。代价意识的出现，主要有两大背景：一是理论背景，二是实践背景。本文拟就这两大背景作一些简略描述与分析，以有助于对代价问题的认识。
一
就理论背景来看，代价意识的出现是发展理论发展的必然。从“发展等于进步”到“发展不简单等于进步”的观念的转换，必然会引起对代价问题的重视与思考。
将发展等同于进步，这是近代以来的思想产物。自培根、笛卡尔从人类认识和控制世界能力的提高入手为社会进步作了初步论证之后，在牢固确立进步概念方面出力最多的，恐怕要推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派。启蒙学派的著名代表杜尔哥明确地把进步理解为包括一切时间和空间、涉及生活各个方面和各种因素、适用于一切种族和阶层的发展总趋势，认为人类的进步意味着人性的逐步进化和提高，意味着真理、道德、自由和幸福的扩展。（注：参阅弗林特：《法国和德国的历史哲学》第一卷，伦敦1847年版，第110－111页。）启蒙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孔多塞认为，个人具有从最简单的感觉一直发展到复杂观念的能力；整个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同个人一样，“人类理智的进步服从于在个人认识能力的发展中可以观察到的相同的一般规律”（注：孔多塞：《人类理智进步的历史概念》，伦敦1955年英译本，第4页。）。按照这一规律， 人类理性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上表现为不断的进步，而且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进步还将无限地延续下去。杜尔哥和孔多塞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法国启蒙学派的主导思想，即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人类借助于知识的增长能够学会如何去控制自然，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从而实现社会的进步。
然而，历史的发展远不像启蒙学派描绘的那么简单。法国大革命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方面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对这种革命的失望。启蒙学派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彻底铲除一切与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可事实证明，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王国，不管它与以往的制度相比如何合理，但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和启蒙学派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页。），这种失望情绪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进步本身的看法。在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日益暴露和尖锐化，并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之后，原有的发展就等于进步的观念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怀疑和反对。于是，19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发展、审视进步，这就暗含着代价问题的提出。例如，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随着近代化生产而来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人开始发生异化：个人失去了共同的目标而作为孤独的存在，因而近代社会结构成了一种无规范的异常的东西。与迪尔凯姆同时代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韦伯，则对历史的进步提出了更深刻的质疑。在他看来，近代西方世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沿着“合理化”的路线在发展变化，可是理性却失去了它的规范性的价值，变成了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抽象的、为了不合理的目的去统治世界的工具。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合理的标准可应用于价值的选择。如经济领域内的合理化，排斥了道德方面的关心，把最大限度的生产、赢利当作人的使命；对整个社会效率的崇拜，要求消灭个人的因素而加强合理的社会政治控制，由此又导致了社会机构的官僚化……近代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否代表了历史的进步，确实大可怀疑。
同上述思想家所持的观点大致相近，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每一种发展都含有相应的代价。“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展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就是通过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来换取物的世界的增值来实现的；而要减少这种代价，必须借助于社会革命：“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如果说19世纪众多的思想家对待发展问题头脑还比较清醒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中期，特别是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一度繁荣，发展理论中的盲目乐观主义又开始抬头，发展完全被理想化地描述为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过程，问题与代价则根本不在关注的范围之内。如帕森斯的“传统—现代”模式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都把西方国家的发展作为楷模，并以此向所有非西方国家展示美妙的前景。其基本观点是：只要文化、技术发展了，经济增长了，社会就会自然而然走向进步。因此，在这些发展学者的视野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剥削”、“不平等”、“不公正”等概念，社会历史仿佛就是一部轻松愉快的经济技术发展史、文化交流史。战后20多年，这种发展观确实支配了国际发展研究。
6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乐观主义的发展观开始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发展研究不再仅仅关注社会进步，更关注为实现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在这方面，首先向传统发展观提出挑战的是发展学中的激进主义，主要是“依附论”学派。在“依附论”看来，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虽然发展中国家依附于西方国家也可以得到某种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往往是西方国家受益而发展中国家受害。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作为代价的。
继“依附论”出现之后，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所揭示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和发展的困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通过对生态环境、人口危机、资源开发利用、世界经济危机、南北关系、战争与和平、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国际人权与民族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研究，罗马俱乐部提出了震惊世界的“增长的极限”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虽然取得了并将继续使人类取得难以置信的进步，但是，如果人类忘记或丧失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人自身的文化进步，只期待科学技术来确保我们的解放和幸福，那就是一种疯狂、轻率的表现。“如果不彻底改变人类现在的历程，人类事务的全球性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们觉得在达到增长的物理极限很久之前，就可能从同一基本根源中产生出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来”（注：转引自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211页。）。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和“增长的极限”的结论，尖锐地提出了代价问题，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各种发展理论。
进入80年代以来，围绕着发展战略的制定，代价问题进一步受到发展研究的高度重视。传统发展观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为其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以高消费、高享受为其发展的追求目标和推动力，因而它片面强调发展的经济目标，片面强调发展的速度和数量，忽视对资源的保护和污染的防治，忽视自觉地调整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合理比例。由于这种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的设定，至少要以牺牲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长远利益为代价，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代价问题的高度关注。现在，随着发展理论的发展，代价问题已被日益紧迫地提上了发展研究的重要议事日程。
二
就实践背景来看，代价意识主要是由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严重挫折而引发的。
第一个挫折是战后20年发展中国家的“跛足”发展。在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经济曾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但是，许多国家的经济虽然增长了，但其社会问题却突出地暴露出来。不少国家贫富悬殊非常之大，多数社会成员并未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整个国家也处于严重不发达状态。这种现象常常被发展学家称之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在拉美国家，这种情况非常典型。战后，拉美国家主要立足于国内，经济发展较快。自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间，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4%， 工业产值年均增长6.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7%，由1950年的396美元达到了1980年的2045美元。这几项指标的增长幅度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拉美经济辉煌的背后又掩藏着大量的污浊。据拉美社1994年2月19日的报道，拉美4.6亿人口中有穷人2.7亿，其中1.96亿极其贫困。在拉美， 两极分化非常明显：一方面是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大量国有资产转归国内少数人和外国人；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者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迅速贫困化。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拉美人是世界贫富悬殊的冠军，比亚洲和非洲还要严重”。拉美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可以说就是极度富裕与极度贫困的结合。正因为这种发展是畸形的，所以长期以来，“发展”在许多拉美人的心目中竟成了贬义词。进入70年代以后，对这种发展状况的批评日益增多。在联合国通过的“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国际发展战略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不正义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的。这就要求有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在工业与农业、贸易与财政、就业与教育、卫生与居住、科学与技术等领域中采取以共同和集中行动为基础的全球性发展战略。”（注：转引自肖枫编著：《西方发展学和拉美的发展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这样的看法和主张，实际上就提出了严重的代价以及代价如何克服的问题，促使人们对发展战略进行深刻的反省。
另一大挫折是世界范围内的盲目发展所带来的自然界对人类的严重报复。加快发展无可厚非，但发展的急功近利则使人类逐渐走到了与自然界全面对抗的尖锐对立的境地。今天，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越来越频繁：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土地沙漠化、生物物种锐减、海洋与淡水资源污染等等。环境与生态的危机日益严重，人类已经被逼到了必须作出历史性抉择的重要关头：不是生存就是毁灭。面对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与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人们感到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而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认识到只有实行可持续发展，才能使本代乃至后代人少付出一些代价。可以说，人类正是从自己的生死存亡中认识到了代价问题的严重性。目前，环境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的重要内容。尽管南北双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还存有分歧，但双方还是开始认识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南北双方的共同利益之所在，而且也是南北双方的共同责任。
中国近年来对代价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是由两大实践问题引起的：一是经济体制的转换；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经济体制的转换来说，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本来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制度还不健全，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完善，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好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如市场秩序以及整个经济秩序的混乱、权钱交易的出现、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贫富差距的增大等就是典型的表现。这种状况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以至思想文化领域。近年来人们议论颇多的道德滑坡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腐败问题、社会风气问题、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问题等，就是比较突出的表现。对于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出现与蔓延，人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并向全社会发出了强烈的呼唤。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说，加速经济增长本来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必经之路。但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仍沿用了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重经济效益，轻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重发展的速度和数量，轻发展的质量；重外延扩大再生产，轻内涵扩大再生产是其典型表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如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碱化以及耕地肥力下降，耕地面积逐年减少；采伐量集中且过大，毁林开荒、乱砍滥伐使森林资源短缺；草原退化，野生植物、动物物种减少；淡水资源、湿地、海洋生态系统与矿产资源的破坏和污染等，都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成为发展的沉重代价。
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代价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发展观由对进步的关注扩展到对发展中的问题与代价的关注，这是对发展的更全面、更完整的理解。代价意识的出现和强化，是发展观的进一步扩展与完善。可以说，随着代价意识的出现和强化，人类将会更加理性地关注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从而更加顺利地推进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