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通过对全国12种图书馆学重要期刊1990年以来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发文调查，从10个方面描述了理论研究的基本进展状况，并针对综述性文章增多等情况，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关系、理论研究与发展战略的关系、理论研究与新技术发展的关系三个角度，对1990年以来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进程进行了反思与评价，指出了图书馆学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综述 评价 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经历了本世纪80年代前中期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后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研究两次高潮后，理论界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尤其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了“低谷说”，且占有很大的市场。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图书馆事业建设是否处于“低谷”，进入9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情况到底怎样？首先要明确判断的依据及“低谷”的含义。
1 数量上的分析
笔者对90年代以来在中国图书馆学刊物上发表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文章进行了调查与统计。所选刊物以历次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期刊编辑组评出的图书馆学核心期刊及优秀期刊为样本共12种（见表1），统计文章的发表年限为1990年1月至1996年6月。
表1 90年代中国12种图书馆学核心期刊刊发基础理论论文数量[*]
本文作者统计的数据与“丘文”中所统计结果出入较大，可能主要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及对文章内容理解的角度不同所致。
1.1 期刊发文数量 从表1可以看出，自90年代以来，在一些颇具盛名的图书馆学核心刊物上，基础理论的发文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如《中国图书馆学报》发文33篇，《图书情报工作》发文34篇，分居第四和第三位。另据统计，《中国图书馆学报》于1990年7月～1995年6月间，“基础理论”方面来稿57篇，占全部来稿的17.6%，仅次于“事业组织与管理”方面的来稿63篇（占全部来稿的19.7%）而居第二位。1991～1995年《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发文中，“图书馆学理论”有55篇，占全部发文的11.8%。由此可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未步入“低谷”，仍然是图书馆学研究者们及学术专业刊物选题的重点[（1）]。
1.2 主题分布 本调查将所收集的理论研究论文大体分成两部分：一是学科建设（表2前10个主题）；二是学科发展特色部分（表2后4个主题）。各主题历年发文数量见表2。
表2 9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14个主题历年发文数量
从表1、表2可以看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走势是：1991年达到高潮，1994年处于低潮。90年代前两年，理论研究的步伐受80年代惯性的带动，仍处于上升阶段；1991年之后逐年下降，到1994年处于最低状态；1995年有所回升，1996年全年发文估计将与1995年持平。
1.3 数据统计分析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9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是理论界对8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反思与评价，其次是对新时期图书馆职能的讨论。反思与评价是80年代末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主流趋势的继续；而对图书馆职能的重新探讨，则受到了图书馆信息业的相关领域与图书馆生存空间的极大影响。一方面是信息技术对传统图书馆工作的冲击与挑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给图书馆建设带来严峻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给图书馆开拓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这一时期有关图书馆职能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性文章大增，并且在近3年的发文量已超过反思与评价性文章。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对图书馆学学科要素，诸如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图书馆属性、学科结构、学科范畴等问题的研究，发文达32篇，居第三位。
通览9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12种核心期刊，可以发现，图书馆学研究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市场经济下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课题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处于什么地位，应当引起研究者们共同思考。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未走明显的下坡路；但在具有探索性的实质性问题研究上，的确有些差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处于“低谷”。任何一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都受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80年代人们重视基本理论的探索，而90年代人们则重视了发展理论研究—图书馆事业建设。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自然会不同。作为图书馆学研究者，似乎更应该摆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研究与发展研究的关系，基础研究与事业建设研究的关系。
2 1990年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概况
90年代初、中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虽然其火热场面无法与80年代的初、中期相比，但其理论研究的各方面均得以发展和深化。
2.1 理论基础研究 80年代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形成了多家论点，到90年代，这些论点大部分因其提出时就没有完善，尚未得到系统阐述便消声匿迹了，只有两种论点得以继续讨论：一是知识说，另一是知识交流说。可见，基于知识的图书馆学研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在这两种论点中，知识说只有其倡导者彭修义同志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2）]，终因势单力薄，而未成气候。知识交流说则在其支持者刘洪波的研究下，成果迭出。仅1990～1992年的两年间就先后发表了《知识组织与知识社会化过程》[（3）]、《论“知识交流论”》[（4）]、《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5）]、《图书馆知识组织的新思路》[（6）]、《探究知识组织的底层》[（7）]等5篇论文。可以认为，刘洪波是知识交流说唯一的继承者。但1993年后，我们未再见其对此问题的真知灼见，实在令人扼腕。
2.2 学科要素研究 受市场经济、信息技术的强烈冲击以及信息服务产业的迅猛发展与激烈竞争，图书馆的职能必须重新加以考察。因此，这一时期人们更多地论述图书馆职能在新形势下的转变、强化与再认识，提出了图书馆的编辑出版、公共关系、教育、情报、科研、信息交流、娱乐、咨询等职能，并且集中在教育、情报两个方面。实际上，所谓“新形势”下的职能没有一个跳出UNESCO定义的图书馆职能范围，研究者们只是对“新形势”下图书馆的职能加以新的阐释而已。
提升图书馆学学科地位，是图书馆学研究者们的“夙愿”，也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意识到有力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因此，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异常活跃。此方面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对90年代前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与分析；另一类则论证具体方法如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运用。所涉及到的方法主要有逻辑方法、系统方法、情报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随机抽样法、“三论”、专门方法、创造技法、跨学科研究、定量研究、假设等。
与图书馆职能研究相对应，对图书馆属性的研究也比较热烈，如图书馆的保守性、公共物品属性、信息生产与服务性质、元生产力属性等。此外，还有从中介性、跨学科性、阶级性等方面阐述图书馆性质的。
相对来说，对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结构及研究对象的讨论在90年代则无大的突破，更多地是综述80年代的研究成果。
2.3 比较图书馆学 90年代对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颇为热烈，研究者们围绕着4个方面展开探讨：一是从史的角度，考察比较图书馆学在中国和西方的形成与发展；二是对比较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它的跨学科研究，“三论”对其发展的意义；三是开展对人的研究；四是对比较图书馆学进行重新的评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2.4 图书馆网络化问题研究 关于图书馆网络化问题的探讨，更加尊重中国网络建设的现实，正视现代网络技术发展现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方面讨论我国图书馆网的建设与管理；另一方面论证计算机网与图书馆网的合作前景。刘兹恒认为[（8）]，目前我国尚无一个现代意义的图书馆网络，仍需采用图书馆联合体的形式作为权宜之计；图书馆事业网与计算机检索网密不可分，两者只能是高度的统一，而不能分立为二；大众图书馆网和科学图书馆网两种形式互相补充，才是我国图书馆网建设的可靠模式；正确地发展图书馆网的道路，应该是从上到下进行。李洪则称[（9）]，我国图书馆网络应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我国图书馆网络建设现存的“部门所有、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弊端。王知津[（10）]从理论上探讨了现代图书馆网络的组成、层次、结构；书目公用事业与现代图书馆网络、图书馆合作体、图书馆联合体与图书馆网络等问题。
2.5 一体化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环境的变化及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一体化问题也不断产生新的认识。目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是对80年代提出的“一体化”发出质疑与否定；另一种态度则是结合新技术的发展，展望一体化的前景，在承认“一体化”概念合理的前提下，研讨区域性与基层专业性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可能性。
2.6 人文图书馆学 令人瞩目的是，蒋永福同志一人不断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呼唤图书馆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回归[（11～13）]。他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与人的相互作用；盲目推崇“世界3”理论和信息技术的结局是泯灭了图书馆学的人文性质；为了恢复图书馆学的人文性质，应建构以探索用户与图书馆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为切入点，以提示用户、图书馆人与文献信息之间的关系规律为目标的人本主义图书馆学。这是对目前图书馆学界一部分人言必称“计算机”的极大挑战。
2.7 发展战略研究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图书馆学领域兴起的发展战略研究终于又步入了“怪圈”，只讨论了三四年便偃旗息鼓了。进入90年代，人们提出了对宏观现实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并称之为“发展图书馆学”[（14）]。此类研究被认为以“突破‘馆内科学’的樊篱，走出教学型学科的死胡同，确立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求为学科建设推动力的理论价值观”。刘家树同志[（15）]进一步探讨了发展图书馆学的概念含义、体系结构及当前研究的重点。文榕生同志[（16）]则针对“发展图书馆学”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对发展图书馆学在整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新的论证，但他对开展发展图书馆学研究的意义则采取了认同的态度。总的来说，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在90年代的声势还不够强大，仅限于几篇文章而已。
2.8 以全新视角重新考察理论研究的历程 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历程，是90年代理论研究的新画面。首先是对研究者的研究[（17）]。新一代的图书馆学研究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知识面广，具有开拓精神与批判精神，能批判地吸收中国图书馆学传统，结合现代技术的新发展、学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改造与完善传统图书馆学内容，并能寻找图书馆学新的学科生长点。以人为映像，折射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与发展。
其次是对理论价值观的研究。有人认为理论价值观有两个价值标准：理论的实际效用，追求理论体系[（18）]。有人认为在两种价值观之间保持一种“必要张力”，“将有可能使图书馆学研究按照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相对自主地运行”，“将有可能使实践界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宽容，促进图书馆学发展。”[（19）]
第三是从科学史的角度，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全貌作出概括[（20）]。作者指出了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传统、科学世界图景、方法论传统、价值观传统、科学精神传统，探讨了这些传统形成的机制及其功能和变迁。
2.9 研究者研究 从研究者研究角度看，有人提出，图书馆学的发展需要图书馆学权威，但不能将图书馆学的发展归结为权威的更替。尤其在分析图书馆学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转化问题时，应当全面把握库恩学科发展思想核心，找出前科学与常规科学的分界，分析图书馆学权威在图书馆学转化中的作用，进而选择出合乎实际需求的转化途径[（22）]。
2.10 图书馆学名称的讨论 9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最乍眼的一点是图书馆学名称的争论。一方面人们对图书馆学名称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图书馆学的提出，在学科发展初期是合适的，它研究的就是“馆内科学”；而到今天，图书馆学研究范围已远远超出“图书馆”这一实体，上升到了知识、信息的高度，因而名称的内涵也应发生相应变化。另一方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学科专业代码等分别提升了图书馆学在学科中的级次，有的甚至作为一级学科，其下包容了二级、三级学科。人们正在热烈地讨论学科命名问题，力求寻找到一个能涵盖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群的具有相当内涵的统一名称[（23）]。
3 对1990年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思考
3.1 综述性文章的意义 从前面的统计与论述中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综述性文章大量出现，成为中国近年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大特色。笔者认为，此类文章的出现有其历史的、现实的、人为的诸方面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
3.1.1 理论开拓型研究力度不够。人们通常把图书馆学研究分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而图书馆界通常是重实践，轻理论。可是，一门学科得以在学术之林树立，获得学界承认，不是以其实践性为依据的，而是注重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与阐释力。这些因素的取得，是需要一批见识广、功底深、学品高、眼光远的理论家的建设，这就要求这些理论家不但要具备精熟地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具备坚实的哲学功底，丰厚的人文素养，牢固地与现实的结合力。
3.1.2 从历史角度看。80年代初、中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繁荣兴盛，当时第二代图书馆学家推陈出新，纷纷确立自己的学术主张；第三代图书馆学家积极论证，颇有成流成派之势。但好景不长，理论研究被扣上“脱离实践”这一可怕的帽子，在“一遭遇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驱使下，开展综述研究，倒不失为稳妥之举。
3.1.3 从研究者角度看。有两种人，一是老一辈图书馆学家们，需要总结一下自己曾经亲历的中国图书馆学发展之路；二是思想活跃的年轻学者。他们静下心来，冷静地审视80年代图书馆学的热闹场面后对当时喜庆的局势终感迷惑。于是学术的探索研究只有终结，学术思想只好沉默，在沉默中有一部分同志各奔东西了。
3.1.4 从社会环境角度看。市场经济对文化事业的冲击，也影响到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身上。“甘于坐冷板凳”，却得不到社会等价的回报，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
综述性文章的大量出现，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正面意义在于适应了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历史与特色。分析历史、借鉴历史，避免已走过的弯路，总结经验，剔除与纠正偏见，为以后的理论发展奠定基础。通过综述，对各家观点进行比较，以利于问题的解决与人们达成共识。通过综述可以在理论发展史上形成一段缓冲区，让人们有时间去认识、消化及吸收、反思过去的是非。综述文章泛滥的负面影响则为已趋平静、僵化的理论思想蒙上了一层面纱。一味推动人们的总结性不能激发人们的开创性，无利于理论的进展。
3.2 理论研究的意义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至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围绕着微观图书馆学而展开的，无怪人们称图书馆学为“馆内科学”。人们无意于拔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而是从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出发，探求图书馆工作的真谛。从而在80年代初、中期，各种略带思辨色彩的说法不断创立，出现了将理念图书馆学引上正轨之端倪。
科学求真、求善、求美。图书馆学之善，自无可非议、有目共睹。其真与美，至今尚不丰满、完善，它的确立依赖的正是理论图书馆学的发展。图书馆学实践性强，以前侧重于图书馆工作行为的描述，而忽略了对这些行为规律的提升；正是缺乏这一点，才使得人们不承认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的底气才不足。笔者认为，理念图书馆学应该是一种超脱于图书馆具体工作的一种思辨之学，它的思想来自于图书馆工作的实践，是对图书馆工作的抽象。它的地位应相当于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中的“哲学”，它应是图书馆学各种分支学科、各种理论研究的归宿。正如刘迅同志致力于建立一种图书馆学元理论体系，以此“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支撑点及其理论前提”[（23）]。
回顾8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曲折进程，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当时的各种说法不够完善，很多只是提出观点，而无充分的论证，自然让人感到中气不足；二是研究者与实践者“工匠意识”浓厚，极度轻视理论建设，没有体会到理论研究的真切功用，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盖藏书章、贴书标之类的实际工作；三是中国人民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深为“脱离实际”，“不走群众路线”所惊吓，在“与实际结合、降低理论层次”的口号下，退却了，迷茫了。适逢当时“全盘西化”思潮泛滥，实用主义充斥社会，这也反映到了图书馆学从业人员的思想中。
笔者的意见是：理念图书馆学的概念应该确立，它是理论图书馆学（普通图书馆学）中的“极品”，是理论之理论。可以说，它是“实际—理论”这一模式的再一次升华。抽象与思辨，不能直接指导实践工作，但它在图书馆学整个学科建设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不赞成对理念图书馆学毫无基点的批评，不赞成低层次的否定。理念图书馆学应该保持其雍容、华贵、典雅的“阳春白雪”的高贵品性。
3.3 反思：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进程的思考 我们认为，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进程的研究，根据理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主要应把握三个方面：
3.3.1 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关系。这一问题曾作为一支强心针剂，被人为注射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热潮中，使理论研究窒息。前面已经论述过两者的关系，主要谈及理念图书馆学。理念图书馆学作为基础研究的最高层次，无所谓指导实践的问题，它在构造一幅图书馆学真、善、美的画面。而其指导的专门基础理论研究，才存在指导实践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即使这样，专门基础理论研究仍然完全不同于经验的描述，它必竟还是理论，必然是对实践的理论总结，它仍旧也应该具有超前性。也只有这样，它才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有学者指出，目前要大力开展开发研究与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24）]。这不失为目前发展图书馆学理论的好办法。对于实践一方来说，也不能只会评论理论界的研究成果，重要的在于行动。理论成果还只是纸上谈兵，还需要实践方在实施过程中的修正与补充。不能否认，图书馆学理论已产生了一些具操作性的实际性原则，但还未得到应用，难道这也是理论界的“空洞”吗？
3.3.2 理论研究与发展战略研究的关系。80年代的发展战略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①战略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探索和阐明图书馆与社会的各种关系；②战略研究本身的理论，包括战略思想、战略道路、战略发展原则等；③战略发展方案，如目标、途径、手段、措施等。不可否认，发展战略研究的出发点是好的，它是想把中国图书馆学与社会结合起来，是想让图书馆学真正能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但我们不应忘记，解决问题的基础理论未奠基好，如何去处理矛盾呢？战略研究本身也不否认理论研究，它的三要素中明确提出加强理论研究的就占两点。因而，我们现在不能批判当时的战略研究。它应当是诊治中国图书馆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良药。开展战略研究与理论研究也并不是水火不容、背道而驰的。相反，两者可以互相借鉴、补充、利用，达到图书馆学研究的良性发展。由此可见，理论是战略研究的基础，战略研究是理论研究的持续发展。
3.3.3 理论研究与新技术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与新的信息技术冲击下，图书馆人再一次显示出了其实用、功利色彩。图书馆学研究人员热衷于引入日新月异的新技术，而不探讨它对图书馆的冲击，不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图书馆学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客观地讲，图书馆学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与挑战下，理论完善日趋紧迫，急需重新构建引入信息技术这一因素的理论大厦。我们开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探讨新技术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才会使图书馆学更具有生机与活力。谢拉早就指出：图书馆学研究的并不仅仅是利用机器来检索资料或是利用网络来提供快速的借书；图书馆员应以知识而不是工具为特色，人不能成为工具的奴隶，相反工具应是人的奴隶，它只能为人服务；图书馆工作不能只关注过程，而不重视目的，长此以往图书馆学将会失去人性化的色彩[（25）]。
Studies on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since 1990
Wu Weici Zhang Guangqin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materials derived from 12 Chinese important library science journals since 1990,the article lays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s of basic theory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from 10 respects.The authors engage in introspection and evaluation to the basic theories of library science advancement since 1990 from3 angl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theo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and theory research and new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