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性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时代性论文,风潮论文,话语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101—11
“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1](第25辑，P141) 确切地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革命应该始于辛亥革命，它不仅奠造了推翻帝制的历史成就，而且也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纪元。但“‘革命’，是不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专有名词呢？”[2](P1) 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人们面对革命现象日趋“普泛化”时的发问。面对这样的“世纪性”质问，答案可能不尽相同，甚至会截然相反，但是从“话语”层面而言，我们则又不难发现，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确实还没有任何话语能比“革命”这一话语更广泛、更久远、更刻骨铭心地影响或制约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态。① 事实上，无论20世纪以来的“革命话语”② 呈现出多么繁复和多变的面相，但其时代性的转变及其特质的形成，却又无不导源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之间的深层关联以及由以形成的历史惯性，应该是我们认知和体悟这一世纪性话语的历史元点。
一、“文字收功日”：革命成为风潮
进入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一开始张扬出的旗帜就是“革命”。在新世纪的第一年(1901年)，《国民报》第1期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3](P69) 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 “天下之是非有定乎，革命之起也，孰不谓之为大逆不道，彼倡之者，岂预知将来之必户祝之、户祷之也。”[3](P94) 庚辛之际，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革命话语逐步推演为时代性话语，它使得19世纪人们相率乐道的“师夷”和“自强”话语开始失去主导价值，如梁启超所谓：“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种也已矣。”[4](P420)
“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20世纪的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并非仅仅是“民不聊生”的产物，而带有强烈的士大夫造反的色彩，反政府的主导力量并非“民”而是“士”，究其所源，正是在庚子年间由勤王运动拉开了中国“士变”的帷幕。“革命”已然构成标领时代的中心话语，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言说如此，即使是属于保皇党的康有为，也很难对革命“话语”直接发难，而是反对“攻满”(章太炎所以作《正仇满论》)。1902年康有为在其《辨革命书》中说：“夫革命之义，出于孔子之称汤武，而孟子以诛纣为诛贼，不谓之弑君。”并特别强调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3](P212、217) 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本身秉持慎重的肯定态度至少可以说明，“革命”话语已经是超越了一个阶级或阶层的专属概念，而具有时代性的意涵——尽管人们对于革命定义和内涵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
孙中山在融汇中西基础上创获和构建了其“革命学说”，即“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余之革命主义内容，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5](P206) 其始初也不过为曲高和寡的思想之一种而已，然而，所谓曾经是“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6](卷1,P420) 的社会心态，在短短几年间却孕成飚变之势，反清革命风潮成排山倒海之势而来，“‘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7](P237) “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或“又从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其一变而为“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并“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8](P692) 同盟会成立后，“会中更发革命刊物——民报——革命思潮，几遍全国，起义之事，日益多矣！”[1](第25辑,P116)
革命言说浸润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最终聚合为席卷整个社会的风潮，实得力于近代书刊报纸的传媒推动。“当光绪三十年左右，革命空气，已经弥漫全国。一般热忱国家民族的志士，多趋向革命新潮，直接间接的去活动，共同唤醒国人，推翻满清专制的君主政府。于是各省市多有学会或刊物从事联络与宣传。”[9](第86辑,P275) 当时的上海成了留日学生行前的主要出发地和回国后的重要居住地，成为国内翻译和出版日本书籍的主要地区和革命派在国内的最大宣传中心。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01至1904年间，中国译书533种，其中大多是在上海出版和发行的。[10](P283) 冯自由在清末《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收列115种图书，其中51种是在上海出版的。[11](第3集,P136—156) 另据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版)所列，武昌起义前海内所出刊物103种，上海65种，外地38种；其中革命刊物33种，上海24种，外地9种，有近3/4集中在上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革命志士在上海成立“竞业学会”，出版“竞业旬报”，表面宗旨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骨子里却宣传排满，鼓吹革命。”[9](第86辑，P275) 上海是清季国内舆论传播的中心，它对清末共和革命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厥功甚伟。
当时，年轻的革命党人曾有预言：“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这个预言很快得以实现，“自由花发春何处，革命风潮卷地来。”[12] “而许多思想学说，凡对于既存的旧社会不满、攻击，以及对于新社会的建设有所提醒、促进、帮助者，也就是革命的思潮”[13](P21) 等等，以“革命”和类似于革命的言说，到1905年时就风靡天下，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中心话语，如徐珂《清稗类钞》云：“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14](P1724) 革命话语以其极为广泛的意义和多样化的释义流布于社会大众之中，在逐步超越革命党人的理论范畴，并最终突破了“革命”与“保皇”论争的立场后，迅速推演为一种社会风潮。
首先，即使在当时的中小学讲堂上，革命言论也广而传之。曹亚伯在庚子之后、壬寅春间，到湖南新化中学教书，“虽教博物及数学，然处处引发学生革命之思想。”所教加法一节，谓“清兵入关时，大杀汉人，在扬州十日，杀八十万人。在嘉定屠城三次，杀二十五万人”，“又杀十八省同胞几三百万人，共杀汉人若干云云。”每日除三学堂讲课外，还按时到福音堂演说，“凡以促成革命之成功而已。”[9](第86辑，P2、5) 叶圣陶中学的校长也时常会告诉学生们一些诸如“观乎政府之种种丑态，益知此辈之不足恃，所恃者惟诸君之少年耳”、“劝吾侪剪指爪去发辫”等鼓动之语。[15](P8)
其次，革命话语在清政府的官员乃至皇室宗亲中，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当时颇有人传言谓其有意交结革命党人表示好意”，[11](第5集,P228) 甚至在拟处革命党汪精卫极刑时，肃亲王曾与法部尚书廷杰说：“革命党人遍天下，旦夕且暴发。”[16](P266) 并示意减轻对汪的刑处，以至于章炳麟“特致书善耆，劝其加入同盟会，合谋革命”。[11](第5集,P228—229) 《朝野新谭》中也有裕庚之女谈论革命的一番对话：“中国本称古国，夙称守旧。苟有改革，则必有不便于己者出而沮挠。今则世界又一变矣。留学归国者日见其多，彼曹亲沐西方之文明自由，故欲绍介于中国，遂不得已，而有革命之事，吾固甚表同情，以个人意见言，吾亦赞成革命。”“今之倡言革命者，亦不过要求人民应得权利，以官职言，人人固当有服官之权利。若如满洲人之法，如摄政王之法，则无钱者将终其身沉沦，而不能自达。欲不革命得乎？”[17](P70) 虽然“野史秩闻”难以确证，但从此社会传闻中似可以感知整个社会各个层面所受“革命”话语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最后，革命已经作为一个“公共话语”而存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几成口头禅，被中国社会广为接受并成为公众信仰，以至于辛亥革命多年之后，邹鲁仍不免感慨：“辛亥武汉起义，上海《民立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清吏震惊，党人气盛。”[18](P493) 黄郛夫人沈亦云也回忆说当时“上至社会名流，精英贤达，下至商店伙计，贩夫走卒每日都争相阅读报纸。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常能看见或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余人听，或顾客与店员隔着柜台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了买卖”。[19](P59) 甚至社会上，“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尽管“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20](第1卷，P204) 鲁迅的《阿Q正传》也设“革命”一节，形象地描绘了辛亥年间下层民众的“革命心态”。当然，许多民众的这个选择往往不是由主意识所决定，而是由一个“无法察觉的意识层次”(unconscious level)所插手选定的。
某种意义上而言，清政府之崩溃并不完全在于革命起义力量之强壮，而是被从风而靡的“革命话语”即“全球革命潮”所淹没。正是在“全球革命”风潮下，民间改革派和部分政府官员在“皇族内阁”的现实面前，“心中也不无怨望，乃转与革命派合流，共谋推翻清廷。”[21](P12)“近代的革命，不纯靠武力，宣传居很重要的角色。……革命文学常先革命暴动而发生，作为武力革命的前驱。……但自革命文学兴，其气势磅礴，使零星的革命暴动为之失色。辛亥革命收功于武昌一击和各省响应，其以能一击而中，此起彼应者，实宣传之力。”[22](P1) 直到20年代末，人们仍然对于如风如潮的“革命话语”有一种心向望之的感受：“我们知道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往往发现在实际的革命运动发生之前。革命前之‘革命的文学’，才是人的心灵中的第一滴的清冽的甘露，那是最浓烈的，最真挚的，最自然的。与其说先有革命后有‘革命的文学’，毋宁说是先有‘革命的文学’后有革命。”[13](P8)
二、“同志仍须努力”：革命蔚为传统
辛亥革命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以共和民国而替代皇帝专制的制度更迭，这一事实本身就宣示并强化了孙中山关于革命的时代价值的认定：革命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3](P187)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话语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不再体现为一种引领时代的风潮，而演变为一种社会性的景从或心理崇奉。鲁迅曾以讽喻的口吻描述：“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20](第3卷,P78) 辛亥革命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制度或政治的更易，而更广泛也更精致地在人们的传统习惯中展示出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20世纪初短短数年间，禁忌一下变成了图腾，人人都可以自封为革命。”[24]
在发生革命的都市里，人们经常看到各种以“革命”为标志的“斑驳陆离的团体”，“各省反正以后，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的，莫如大小团体的轫立，分子复杂，土豪劣绅、贪官地痞们，都靠他做掩护。于是一般腐(恶)化分子，摇身一变而为爱国志士。靠此交结官场，抵挡民众的反对，且利用社团做工具，希望在县、省、国议会选举的时候，可以夺取政权。”因了“社团的加入，手续简便，只填一张入会书，缴纳三元会费，即发给襟章一个。因之诸色人等胸前挂有襟章的，触目皆是。好像身上没有襟章，是不时髦，不爱国，甚至反对共和似的。我亲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拖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孩童，身上都挂了襟章去开会。”办团体的职员，“胸前襟章，挂着十个八个”，“五光十色，随风飞扬”。[9](第86辑,P179、180) 即使在并没有发生革命剧变的乡村，革命话语也同样进入民众的生存世界里。“最滑稽的是，我们这穷乡僻壤里也闹什么民主党、共和党。许多秀才、举人、绅士老爷、乡下的读书人又找到新的出路了，有的参加民主党，有的参加共和党，还有的来了个双保险，民主党、共和党都参加了。在他们看来，革命了，反正了，参加一个什么党，才能升官发财，这个机会不能错过。”[25](P100) 哪怕是在传统时代一向就存在的属于一般利益的纷争或斗争，也会高擎起“革命”的旗号，“一些乡村农民开始运用‘革命’、‘共和’的新名词来进行反抗斗争。”[26](P68)
无可否认，“自辛亥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1](第25辑,P143) 然而，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27] 的民初社会政治，激发着人们改造现实的主导性选择趋向仍然指向了革命。尤其是“革命之父”孙中山于1914年6月于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组织机关，再图革命”，[6](卷3,P92) 并首次在党的名称中公开标示“革命”，厘定“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方略”，宣布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后，就已预示了“继续革命”的情势。辛亥革命后的现实教训使孙中山认识到以和平方法争取政权已不可能，再次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28](P382)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之价值和意义逐步氤氲为人们生活中的主导性选择，并由此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即以革命传统取代了旧时代的伦理传统。“乃觉革命党遂不必讲廉节者，夫吾国之以廉节为废物者已多”[29](P23) 虽为偏激之论，却也道出了伦理传统在革命传统大势中的消解趋势。“中国数千年之礼俗教治而于所谓平等自由之说，倡于海滨，蔓延于二十二行省之通邑大都，而风俗遂至于不可问然。”[26](P67) 正是这种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革命传统”的潜移默化，造成“国中文治派，无展布余地，有志者从事文字革命”，“种后打倒北洋军阀之因”。[30](P223) 革命之成为传统，它的影响及其作用就不再体现为学理之解说或思想之论辩(如辛亥革命前革命与保皇之论争)，而成为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不约而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取向。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文中言及袁世凯及北洋败亡之因时，就喻指了“革命传统”这种隐而不显却又强大的影响力：“科举既废，学校渐兴，国民思想，起剧烈变化”，“中外大学专门学生，年有增进，革命性的人物日多，即北洋派潜势力日减”，由此奠基“北洋必败之运命”。其时，人心风尚所趋，“凡怀才自负者，几无效用之地，北走胡而南走越，不期而归于革命一途。”[30](P232—233) 即使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也体察到了“洪宪帝制”面对社会人心“不期而归于革命一途”的必然悲惨的命运。他在1915年年末作《分明》一诗，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的无奈之语，“明言帝制不可为”。据此，“民党孙洪伊等宣言书云：项城次子克文，且不赞成帝制，况他人乎！”[30](P46—47) 这确乎进一步印证了梁启超的论说，即辛亥革命促成国人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国民中已经渐渐养成了民族建国的精神和民主政治的精神。“已经挂上了民国的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31](P242)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话语演变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32](P72) 甚至原本属于“比较稳健和偏于保守的刊物”，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等，也转而“肯定革命与暴力的正面作用”，体现了舆论界对“革命话语”的认同。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之失道，已经超过了19世纪末的晚清朝廷。[32](P72—73、72) 一直到1924年国民革命(亦称大革命)运动的兴起，革命几乎席卷了整个社会阶层。这个时期革命成为时代风尚，也成为人们价值评判的唯一尺度：整个社会最终被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阵营。[32](P66—101) 其间，1925年3月12日，被尊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中山病逝，其悬挂于灵堂前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成为所有站在历史或试图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人们必然标示的口号或信念。“革命”成为一种口号，一种不由分说的传统，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种获得历史正当性的标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潮或话语的完全消亡(诸如民主、科学、实业救国、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也曾竞相面世)，然而它们大多不过逞一时之潮，旋起旋落间作了历史的过客，或者被守定于特定政治集团的范围，而未能成为社会性的话语。“至少在当时一般民众心目中，‘革命’已深具政治正义性与合道性。”[32](P93)
尤其是当历史的建构也被“革命话语”主导后，它几乎就成为整个时代或全民族的价值取向了。辛亥革命之后，大革命运动之前，较有影响的革命史著陆续面世，如贝华之《中国革命史》，张昭麟之《中国革命史》，剑慧、吴毅之《中国革命史》等等。贝华《中国革命史》虽然明确中国革命史始于20世纪之初，即“中国革命运动，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但从“革命话语”角度言，它又将其溯及到中国历史的上古时期，所谓“革命之名词，古已有之，革命之事实，我国自汤武以后，不下数十次；不过都是皇帝贵族之革命‘取而代之’罢了，并非是平民的革命，所以对于民众很少关系，只知道一个专制皇帝的朝代，被另外一个强者夺去而已。”[5](P1、2) 相继而出的史著，虽然“现在谈中国革命史的，多数是从兴中会起”，[9](第86辑,P162) 但是，却有相当多的“研究中国革命史，有把台湾朱一贵的中兴会(康熙六十年，1721年)、林爽文的天地会(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们的白莲教(嘉庆元年，1795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人的天理教(嘉庆十八年，1813年)，都归入革命史之内”。更为常见的却是将中国革命史起点从庚子前移至太平天国运动。[9](第86辑,P162) 张霄鸣的《太平天国革命史》认为，太平天国“不独掀动中国全部革命高潮，几致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并且波浪所及，使远在西欧的帝国主义，都为震动”。不唯如此，该书还提出，太平天国“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非常重大。对于辛亥革命、‘五卅’及一九二六年之革命高潮，皆有重大影响，尤其对于中国目前不断爆发的农村斗争，更给以非常巨大的经验与教训”。[9](第95辑,P1) 张著还将此后的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延续，是“踏着太平天国革命道路前进”或“完成这一尚未完成的伟大革命事业”。[9](第95辑,P268、270) 在不断建构的“革命史”进程中，将近代革命的起点由“兴中会”推进到太平天国，实际是从历史观层面折射着“革命传统”的深度影响。
民国时期，随着历史的前行，一个明显的趋向即是将“革命”的历史追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前推移，形成“层累”建构的中国革命史。其后，更晚出的革命史不仅将“中国革命”的起源归结为基督教的传播，“即国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种而植其因”，“明白揭示我国革命，从太平天国而到国民革命，都受了基督教理的影响”，[9](第86辑,P76) “基督教为革命的原动力”。由此，所谓的“中国革命”似又可以从“公元1807年(嘉庆十二年)，英人马礼逊传入基督新教，才对近百年中国的政治革新运动，无论直接间接，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为起点了。因为“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崛起，以及十四年的反清，他的动机与设施，和招致曾国藩们的起兵，无一不和基督教有关系”。[9](第86辑,P110、89)
及至后来，更有以“革命传统”来观照整个中国历史的：“革命之在中国发生，已是二千余年以前的事了。”“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由辛亥建国以前，中间经过三四千年，在几十个王朝盛衰兴亡，此长彼消的历史当中，也曾发生过几个重大的革命阶段。”[2](P2) 在1932年的《中国经济年鉴》中谈及17世纪中国人口急剧变动状况时，也归结为“革命”之因：“一六○○至一六九九时期死亡率最高实有历史的原因。盖彼时中国政治窳败，国家危乱。十七世纪之初，南方民众图颠覆原有政府。革命运动将告成功，满清崛起于北方，一六四四年称帝。未几征服汉族，革命青年多被杀戳。”而谭永年主编之《辛亥革命回忆录》，竟提出“中国之有革命思潮的发动，是始自商之成汤”，以至于将陈、吴起义到项、刘争霸，概括为“这一个革命时代，历史上称之为‘楚汉革命’”。[9](第26辑,P72—73) 踵接其后的还有“隋唐革命”，以及“近代之民族革命”之“朱明反元、反清复明，汇而为太平天国革命”。因此，“从元明时代之革命阶段，与太平天国之革命时期，而至辛亥革命，这三个革命历史的政治观点上，来分析其意义与动机，史家称之为‘民族革命’。”[9](第26辑,P75—77)
当曾经的“风潮”或思想被转变为“传统”之后，革命无论从话语还是从行为上而言，就成为不断的、持续的，甚至是习惯的选择。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二次革命或推倒袁世凯的“再造共和”的持续的“革命”，即使取得功效，也只不过是“革命时代”甚或“革命历史”的一个阶段，诚如鲁迅所体认的那样：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20](第3卷,P428) 因此，“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就成为这个时代“革命话语”的新的特征：“但革命是求进化，革命是无时间性的。今天所谓‘新’者，明天即变做‘旧’；今天合于时势，明天即不合于环境的要求；其所要迭次起来革命者……革命即是造成时势，时势来要求革命；所以革命与时势乃互相为因果。世界无尽时，即革命也无已时，所以革命是无时间性的。”[2](P3)
三、普泛化：革命话语与日常生活
20世纪20年代，面对已经成为口头禅的“革命话语”，人们不免产生疑惑：“革命如果为赶时髦的，革命如果为求快意的，这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2](P1) 但是，“革命传统”又体现为人人追逐的“时髦”，这种社会现象的悖论恰恰又是历史的逻辑展开。1928年2月2日上海《中央日报》开辟“摩登”专栏，发表《摩登宣言》，以Modern(即“现代”)为旗号，称颂国民党是“摩登革命精神之产物”，同时进之以箴言，说如果国民党“能以国民之痛痒为痛痒”，就称得上“摩登”，否则“腐化恶化，自速其亡”，那就是“不摩登”。[24] 正如蒋光慈所云：“革命文学已成了一个很时髦的名词”[13](P19) 了。
王奇生的研究表明，“与清末之际革命与改良互争雄长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尽管对于‘革命’本身，三党各自的诠释大有不同)。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332](P72) “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蹿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1923年—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共发表各类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现‘革命’一词多达25次以上。这无疑是1920年代革命在中国再起的一个重要表征。”[32](P72) 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互竞的“革命话语”固不必论，因为当革命成为传统之后，“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32](P72) 就成为一种常态或习惯。更值得关注的是，革命话语趋于“普泛化”的征象是它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几乎事无巨细均要纳入“革命”之范围，其普遍性、广泛性诚然不可细数，具体如下。
一是辛亥革命之后，各种关于革命的生意如旗帜、书籍、明信片、剪发用品等多如牛毛，遍地开花。这些生意也以直接或隐秘的方式进入了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③ “革命话语”普泛于生活的各个场景，这在鲁迅笔下也有形象而生动的描写：(为欢迎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人民代表群集车站欢迎，手执国旗，嘴喊口号”，被社会舆论渲染为“革命空气，非常浓厚”。[20](第3卷，P583) 20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一篇随感录中，就谈及20年代上海报贩以“看女革命的跳戏”(跳戏，即跳舞)的吆喝招徕生意的情景。[33](P123) 谢冰莹也由衷地说：“革命是其‘婚姻问题’和‘未来的出路问题’都可得到解决的‘唯一出路’。”[34](P133) 人们的整个生活都被“革命”所笼罩，生活中的革命和革命的生活几乎无可分离。大革命运动中的1927年在一次模仿新年仪式的革命表演中，“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正如毛泽东所观察到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它仍然是一场聚会。暴动的农民不仅给地主戴高帽游街，也不仅杀死他们的猪，吃光他们的粮食，而且也要躺在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乡村的一个节日。”[35](P205)
辛亥革命前原本属于非常态的“英雄”之举，一变而为国民日常生活之所需。“人类的进化不已，即革命的事业无穷。大而至于政体的变更，社会的改造，小而至于一件事业的建设，一个私人的努力，也莫不在革命范围之内。”[36](P23) 所谓“凡是中国的国民，都应当就着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本职，努力做革命的工作——如文字宣传、演说鼓吹、捐资赞助等”。[1](第25辑，P3) 甚至后来的“新生活运动”也被直接称之为革命运动，即“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使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合乎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合乎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为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之最有效之革命运动”。[1](第53辑,P56)
二是与旧时代截然不同的景象更鲜明地体现在年轻女性群体中。“在这块居住着纯朴农民的古老土地上，为了糊口，父母仍要卖掉女儿，品行端正的妇女深居简出，而现在却出现了一代宣称男女平等的‘短发女郎’”。革命化的女性更加引人注目，“她们身穿制服，跟在国民革命军后面当宣传员，她们唤醒了乡村，组织起妇女协会。”“在十多个省中，有近一百五十万妇女参加了”国民革命，而判断她们是否是革命女性的一个外显标志，就是制服和短发。“在中国，短发已成为妇女们为之献身的旗帜。”这些姑娘身着男制服，不知疲倦地走家串户，极力宣传放足、剪发和年青人有权自主婚姻。“这些事实表明，是强烈的革命感情使她们如此行事。”当然，这个极其生活化的革命象征，也成为她们厄运难逃的标志——“中国时有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二十个妇女被当作革命者杀害了，而宣布她们为革命者的唯一证据就是她们梳短发”。[37](P116、129、197—198、124)
三是文学生活中更是充满了革命话语。鲁迅说：“今年(1927年——引者注)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20](第3卷,P567) 20年代末的文学表述中，“革命”被赋予特定的含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出现了“革命文学”的论争。1928年初，由太阳社的钱杏村、蒋光慈创办的《太阳月刊》，其《卷头语》开篇即号召：“弟兄们！向太阳，向着光明走！……我们相信黑夜终有黎明的时候，正义也将终不屈服于恶魔手。……倘若我们是勇敢的，那我们也要如太阳一样，将我们的光辉照遍全宇宙！”茅盾以“方璧”的笔名立即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欢迎〈太阳〉》一文，赞颂道：“《太阳》是一些从革命高潮里爆出来的青年文艺者的集团……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24] 辛亥之后，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这十数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时代”，文艺作品中“所见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恋爱谈，或宣传品式的纯概念的革命论而已”。[38](P281) 而浪漫的恋爱却又与革命浑然为一体，许多青年女性是在对于浪漫生活的追求中走向革命的。经历过大革命时代(即20年代—30年代)的青年，都深切地感知到，“所有的革命者都很浪漫。没有浪漫，谁会参加革命呢？……理想主义、激情、不满现状、追求美好生活——如此，你就拥有了浪漫主义的精神。”[35](P141) 国民革命时期的浪漫小说，几乎都与浪漫的爱情和性有关，当然也与革命有关。列奥·李在《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说到郁达夫的发现：“一种革命职业的出现，可能只是因为微不足道的情欲，它的培育与一位温柔纯洁的女子的爱无法分开。那种情欲如果扩展开来，其热情足以烧毁暴君的宫殿，其强烈足以摧毁巴士底狱。”[35](P143) 与此相反的作品(纯文学作品)则往往被视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文学。“假使这时候有人吟风弄月，有人写情诗，有人作恋爱的小说，有人谈论古代的艺术，‘贵族的’、‘小资产阶级’、‘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的罪名便纷至沓来了。”[13](P12) 而一面声称“绝端无政治的关系”的小说杂志，在标明自己“一改革浮泛之文辞：二改革秽亵之思想”立场的同时，却将杂志命名为《小说革命军》。④
四是文学之外的学术领域也同样充斥着“革命话语”。如“文字革命论”的提出：“总之，方块字是反现代、反科学、反民众、反世界的大怪物，要使中国成为现代的、科学的、民众的、世界的中国，绝对地首先把方块字废除。”[39](P1) 1931年5月北大的一位教授(李中昊)曾以一种“革命宣言”的语调表述其文字革命立场：“革命同志们！来罢！来努力于咱们的‘国语罗马字运动！’”[39](P1)
当然，日常生活的“革命化”及其革命话语，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如影相随且相互推助，共同成就了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就革命的向度来说，1926年是一个关键，正像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言，“1925年以前的革命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一种社会性的向度。”由此，“群众运动随着五四运动而兴起，尤其是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后快速发展”，“那些曾经在1925年—1927年之间使得革命生气勃勃并动员起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革命目标的热忱信奉。”[40](P49、30) 当“革命话语”已经远远超越了革命本身，当“革命”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不二选择或唯一主导话语时，超越社会生活样态的思想家的提示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今日所谓‘革命’，真所谓‘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用武力来替代武力，用这一班军人来推倒那一班军人，用这一种盲目势力来替代那一种盲目势力，这算不得革命。至少这种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多大价值的。”[41](P344) 这是对“革命话语”普泛化的一种警示，而未必是针对革命本身的批判。
四、比较与反思：被遮蔽了的“革命”
20世纪的“革命”话语在纷乱歧变中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演变轨迹，而辛亥革命则是其时代性转变的历史节点。
一个显见的历史性转变是，辛亥革命之前，正是孙中山通过对“革命”的近代释义，将其与造反、起义、光复和暴动等传统话语相区别。“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名辞。”[11](初集,P1) 此后，孙中山受日本报纸之影响，认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11](初集,P1) 这当然不是一个名词的简单借用问题。孙中山一方面以“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革命”一语的古典借鉴上寻找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同时，又十分注意于阐发“革命”的现代价值，充分张扬其时代意义：“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5](P206) “我等今日与前代殊……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42](P15) 因此，今日之谓“革命”，前代不过“光复”而已。孙中山以体系化的“三民主义”把传统时代的造反、暴动、起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近代革命，突出革命“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的专制，故要社会革命”。孙中山提出：“余之革命主义内容，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也。”[43](P79、211—212) 从而，孙中山赋予“革命”以独特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使传统时代单纯的造反、起义、暴动等话语黯然失色。尽管当时也出现“排满”、“家庭革命”、“婚姻革命”之说，却未能动摇孙中山关于“革命”话语的核心地位。
然而，辛亥革命之后，当新时代“革命传统”蔚然成风后，革命话语由此渐成普泛化流行语；革命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却淹没在社会大众的集体行为和政治取向的惯习之中，革命逐渐沦落为造反、起义、暴动甚至权力、利益之攘夺的另一种表述。如湖北民国初年相继发生的“无组织的农民”“六十九县的吃大户”事件和黄梅农民五千余人捣毁劣绅南屏住宅的“民变”，也被称之为“其革命精神真已可观”。[44](P52) 而且从传统时代相沿袭而来的华北“红枪会”，也被称之为“革命组织”。[45](P91) 甚至跟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也有随波逐流之趋向，“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 “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46](P4)
在近代革命话语与传统造反话语兴替交错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蕴含其中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呈现出明显的提升和沦落两种趋向，而这种时代性分界则是辛亥革命。面对日呈流俗的“革命”与造反(起义、暴动等)的浑然难别，近代革命的真义或本义终被淹没或遮蔽，以至于“以为革命是杀人放火的事，似乎，不杀人、不放火便不算革命”。[47](P123—124) 本来，“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他们主持胜利的局面，最怕别人来革命，故自称为‘革命的’，而反对他们的人都叫做‘反革命’……而终日凭借武力提防革命也终不能消除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41](P344)
当革命成为传统并弥漫于整个社会生活，革命话语成为人人可用，却又时时可变的评判工具后，历史的悖论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就更加令人困惑不解。比如，所谓军事力量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认定：一方面“推倒军阀之军队‘即为新起之民军’”(即国民革命军)，另一方面“原有之旧军队”(北洋军阀)，“不明革命之真义，惟一二野心家之盲从，实为假革命军，结果常为反革命。”[1](第25辑,P43) 又如，对段祺瑞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判别：其“由津入京，解散猪仔国会，拘囚曹贼，自称执政，已是革命的方式；他一称执政，别的通电不发，便先发了一个反对革命的电报！在他的本意，以为这个电报一发，自然有一般反革命的乌合之众来拥护他”，这个“号称革命政府之段祺瑞政府”，却“惟反革命之军阀命令是听”⑤ 等等。
革命与反革命的标线，完全以“自我”而设定，如“哪一个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哪一个是反革命”？且不说国共两党之间的对峙与角力，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是纷纭多变，所谓“最初一般叛徒，违背了国民党，变成政学系；其次一班叛徒，违背了国民党，变成陈炯明一系的联省自治派；再次一班叛徒，违背了国民党，便变成冯自由一类的同志俱乐部；最近一班叛徒，违背了国民党”⑥ 等等。在国民党内部的政争或权力利益的纷争中，也用尽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如在上海发生的国民党人的《革命》杂志被国民党上海党部的查禁案。据景明之《“革命”反革命》一文记述：九月廿三日《中央日报》 载：沪市指委会第四十三次常会，有“八区指委会呈：为市内发现《革命》等反革命刊物，请迅予查禁案”。关于这个《革命》刊物，主编当然坚持认为是“很显著地反共”的，“近来不留情面地反陈公博的《革命评论》主张。”当局却对此采取了禁止发行的措施。刊物主编于是反唇相讥：“倘以为国民党只许有《革命评论》一类的反革命言论，凡反反革命的便是反革命，这无怪《革命评论》一类的刊物多如牛毛，本刊敢撄其锋，自然罪该万死，不反革命也反革命了。”[48](P207)
何谓革命？又何谓反革命？“革命，反革命，不革命”，目睹了借助于革命与反革命话语而上演的一出出极端而庸常的话剧，精于梳理复杂世象的鲁迅，也难免困惑不解：“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历史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0](第1卷,P556) 在这令人目眩神迷的革命话语中，革命的本义已消失殆尽。“赵秀才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项上，与假洋鬼子也相约去革命”。“同到静修庵里去革命”，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木牌打碎，顺手革走了“宣德炉”。[20](第1卷,P401) 庸常生活中的讥讽，其实深藏着历史的哲理。
20世纪之初，革命话语一经出现即带有与生俱来的普泛性特征，这在当时执舆论之牛耳的梁启超关于“革命”的释义中就有着经典性的解说：“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对于当时革命话语的普适性问题，梁启超也有深切之感受：“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3](P244)
在一个人人思变的时代里，将一切变动之现象或历史均纳入“革命”话语之中，使革命一词成为人人得而言之、人人得而用之的话语，确曾推助了革命话语或革命思潮的风行。不几年，“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大势已成，未始不与此密切相关。它以历史的喜剧而成就了革命本身。辛亥革命后，社会现实仍然促动着历史的主潮沿着“二次革命”、“再造共和”、北伐革命……乃至各种各样“继续革命”的轨迹前行。历史运行的惯性将“革命”——曾经引领时代的思潮，转变为无须论辩的传统(革命思潮时代，尚有保皇与革命之论争)，以至于所有站在时代潮头或试图站在时代潮头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力量，几乎都无例外地以“革命”话语来建构自己的时代合理性和合法性：无论权争、党争，甚至经济和利益的锱铢较量，却都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从而，在20世纪形成的独特的“革命传统”，就变成超越历史上久以存在的“伦理传统”，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语。“革命”话语几乎主导了一切社会生活；而革命(尤其是近代革命)的真义却被普泛化的“革命”话语所遮蔽。这是历史的悲剧，当然，为悲剧而付出的代价却久长而深远。
革命，尤其是近代革命本来只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它既有着真实的历史内容，也有着学理上可以把握和界定的意涵与边界，并不是历史上的一切造反、起义、暴动均可归结为革命。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之所以赢得划时代的地位与意义，正在于它从根本上完成了从传统造反(起义)向近代革命的历史性转折，抽离了“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价值，又何言革命，尤其是近代革命。对此，梁漱溟有着真切的认识。他说：“以一新构造代旧构造，以一新秩序代旧秩序”来说，“辛亥一役应承认其为革命。它并且是中国封建解体后唯一之革命。”[49](P224)
革命并非日常生活的常态；同时，日常生活轨迹亦不能与革命运动始终重合。对此，留给我们尚待思考的问题和历史的建构或许还很多，需再做深入研究。
注释：
①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中说：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从此历久而不衰。
② 近年来，关于革命话语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建华之《“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孙中山“革命”话语与东西方政治文化考辨——关于“革命”的历史化与“后设”诠释问题》(《中国学术》2001年第2期)等，陈著侧重于“革命”语汇的形成、中西文化语义之互动、流变等。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一书及其相关论文，对二三十年代“革命”话语与党际政治运动也作了深入分析，但上述成果均未能就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时代特质展开充分讨论。
③ 参见陈建华：《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史林》2008年第3期；瞿骏：《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以追悼会为中心(1911—191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④ 《小说革命军》，“本社单简之宣言书序言”，上海波罗奢馆发行(未注明年月，据其内容当为20世纪20年代末——引者)。
⑤ 《革命导报》，民国十四年十二月，第1期，第14页。“专件”《中国国民党对时局的宣言》，第14页。
⑥ 孙文主义学公主持之《革命导报》发刊词，见《革命导报》第1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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