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战后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赢得和巩固自己的独立后，都迫切希望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落后状况。它们在半个世纪左右的实践摸索中尝试了多种发展战略，这些战略使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一部分执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注：以下讲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一部分执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大体上陷入了增长困境、高通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中；另一部分是游离于追求经济增长战略之外的国家，则半个世纪以来既无增长，也无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使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去选择和实行自己的发展战略，但它们客观上采取的不同发展战略确实深深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水平。本文将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第二类即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侧重分析其失败的原因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论述从赶超战略转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转轨的可能性和重要意义。
一、传统赶超战略的发展困境
赶超型发展战略是指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力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以达到提高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目的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经济政策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表现为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率和GNP 的总量而没有把经济发展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2 ）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实现少数产业在前沿上赶超与发达经济之间的技术差距，但是先进产业由于脱离经济实际而无法对其他产业产生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经济体系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性质；（3）政府的保护是赶超产业赖以存在的基础， 经济政策上表现为高关税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经济体系较为封闭。
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的实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正好搭上了国际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的班车，70年代中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到80年代危机则全面爆发。拉美受“中心——外围”论的影响最大对赶超战略的推行也最为积极，但80年代对于拉美是“失去的十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人均收入下降10%，通胀最高曾达4位数字，外债高达4200亿美元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非洲的一些国家在战后受“依附论”影响，也脱离实际推行赶超战略（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实施什么发展战略），80年代对于非洲是“悲惨的十年”，年均增长率仅为1.4%， 人均国民收入下降25%，5亿人中有1.2亿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注：程极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世界经济》1997年12期。）；还有一些国家受“大推进”理论的影响，急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甚至重工业化，掀起经济增长率的竞赛（注：程极明：《世纪经纬——20世纪世界经济的总结与展望》，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尽管其官方没有正式提出赶超战略，但其实际运作恰恰体现出这种脱离实际的要强战略。实施这种战略的国家，鲜有成功的例子。
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最终走向了困境，个中原因既有自身因素，又有国际环境因素使然。它们必须全面地审视和总结既往发展战略，才能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来选择新的发展战略。
二、发展中国家选择传统发展战略的根源
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赶超型”发展战略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便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个时期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扩张和经济发展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无论重商主义者还是德国历史学派，都强调赶超发展对国富民强的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富民强的希望。而且，从50年代到80年代，冷战思维的影响及其对发达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担忧，使他们在政治与经济上实行相对封闭的发展战略。个别国家认为跨国公司是新的殖民工具，忽视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经济上甚至要求与发达国家“脱钩”，提倡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搞区域经济一体化……普雷维什、辛格和阿明等经济学家的“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则为这种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于是各国竞相建立起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强调自力更生。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实际条件的局限，这种发展的余地很有限。尽管在70年代以前有着比发达国家稍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些更应看作是其民族独立后百废待兴和经济基础差和经济基数小等原因造成的，而与“脱钩式”和南南合作的赶超战略没有必然决定性的联系。到80年代中后期，由于两极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以前在政治、军事掩盖下的矛盾一下突出起来，这种发展战略的弊端便暴露无遗。
这种赶超战略失败的根源在于，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便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看作是发达不发达的根本区别，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被看成是赶超战略能否实现其自立自强的关键。但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资源尤其是资本严重匮乏以及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事实，使其根本就无法达到目的。资本缺乏限制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速度，而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就业水平上升，并进而使国内市场相对萎缩，这就妨碍了有限的资本通过在国内市场快速的循环与周转来实现自我增殖和自我积累。尽管实践上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可以使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但由此引起了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无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虽然某些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被人为拔高了，但这是以其他产业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的，结果使赶超战略在总体上落空。
这种发展战略失败还源于时代的变迁，战前世界经济结构是“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发展中国始终处于软弱不振、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的发展战略便很自然是告别传统的农业文明，通过赶超战略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战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使世界经济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结构中，由于规模经济、跨国公司生产一体化的发展，工业品价格在不断下降，服务业、信息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对在上升，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后工业化，不断把那些技术含量低、生产附加值低甚至是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在战后主导了以汽车为支柱产业的一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之后，又在主导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新周期。目前，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产值在 GDP中的比重已占30%以上，而传统的制造业产值在GDP 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导产业仍然是制造业，其信息业还在萌芽之中。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果仍从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信息业按部就班也赶超发达国家的话，其全方位要强战略又会引起新一轮的贸易条件恶化，使其赶超战略实施效果越来越差，以至于酿出更大的危机而必然招致失败。
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战略只在一部分（如80年代前的中国和印度）而并非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里实施的原因，除了历史的和冷战格局外，还和这些发展中国家具备的某些条件，如经济总量较大，经济资源较多，市场容量较大，国民经济结构较全面等有关。东南亚诸国因为其市场狭小无法实施，每当政府想要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立即会遇到财政赤字扩大，外贸收支逆差，通胀居高不下等问题，于是只能转而放弃干预，改由市场自发调节，所以比较早地放弃了赶超战略。他们改变战略的结果，反而使他们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实行了正确的产业政策，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在80年代出现了较大的转机，获得了非常高的增长率。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自觉地采用了比较优势战略，不自觉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由于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放弃赶超战略，转向比较优势战略。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重构的有利因素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谁都不会否认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经济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至80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4.5%，而经济封闭的发展中国家同期增长率仅为0.7%（注：《日本经济新闻》11月9日。）。对于目前仍处在发展边缘的落后国家来说，重构传统的发展战略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较为可行的选择。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经济发展必将更多地依赖比较优势的禀赋状况来选择自己的优势产业和发展战略。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也给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带来了非常好的机遇：首先，两极格局的解体打破了两个平行市场结构，使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作用得以发挥；其次，冷战结束使国际间的竞争由军事和政治转为经济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发展经济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由于高科技革命对历史积累的要求相对不高，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接相对劣势要少一些；再次，冷战结束也为资本、劳动力、管理等要素的国际流动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条件，发展一国经济不必囿于自身的资源禀赋而可以从世界获得；第四，国际竞争越来越多地以国家集团（如各种区域集团和一体化组织）的方式出现，这也为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便利的途径；最后，各种国际组织如WTO的出现， 也为协调国际经济活动提供很好的条件。
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尽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发展。
第一，获得发展自己优势产业的资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目标的实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199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290亿美元，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30%。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实现其全球战略服务的，但在外资实现全球战略取得利润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获得就业机会，增加了资本积累。
第二，世界市场的扩大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提供增殖条件。跨国公司进入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强化国际分工，提高经济发水平，据统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结构中，制成品比重已从1980年的56%上升到1994年的77.7%（注：郭连成：《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财经问题研究》1999年1期。）， 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扩大加速了发展中国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同时还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
第三，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技术升级和管理革命。跨国公司已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掌握雄厚的资本、高技术、最新信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其全球扩张中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流程再造，出现管理创新并推动体制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其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四，发展中国家利用这次机遇与发达国家结成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组织，为本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传统的国家结盟是以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军事实力为先决条件的，经济发展目的只能放在其次的位置，冷战格局的瓦解使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同一区域一体化组织的伙伴，利用一体化机制加速发展便成为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又一理想战略选择。
四、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重构的内容
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转轨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赶超战略应当让位于比较优势战略，这是战略调整的核心。比较优势战略的确定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充分运用自己在全球中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或产业来发展并获得对相对劣势产业的弥补，以取得经济全面发展和综合国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战略调整：
1.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中去。发展中国家应摈弃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为取向的单方向、一边倒的开放模式。利用本国（如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体）低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针、积极引进外资，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以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2.正确定位自己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在比较优势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主导因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更应充分扬避短。很显然，发达国家在R&D方面占据明显优势， 发展中国家只是在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来实现规模化生产时才具有优势。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在资本积累尚未完成之际，片面集中国力以图在某个产业上获得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这是传统赶超战略的翻版。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定位主要就在生产环节，要以一流的软硬件来迎接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的转移。等到资本实力增加，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都得到提升，发展中国家再根据自己的实际考虑提高某个（些）产业的R&D能力， 以扩大其比较优势。
3.优化国内经济环境，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建立在其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外资进入的目的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组合出成本最低的商品和劳务，以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所以，发展中国家在改善自己的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基础教育，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应控制工资增长以及资源价格上涨的的速度，以不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为宜，以防消费早熟而削弱国民经济竞争力，以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
4.重新选择一体化的发展对象，重点面向那些能够与之产生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推动南北一体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传统的一体化实践中，尽管政治因素促成了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但由于其内部产业结构同一、经济缺乏互补性、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又限制了市场能力的扩大，加之历史积怨以及外来干涉而使一体化名存实亡，其发展的结果与欧共体迥然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NAFTA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模式， 欧盟—地中海经济圈、环印度洋经济圈是这种模式的新构想。
五、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重构需注意的问题
实施新的发展战略还需要发展中国家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以避免比较优势战略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1.适时加强R&D力量，扩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利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其经济取得一定发展之后，要及时加强基础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力量，提高自己在产品价值增殖链条中的资本含量、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以提高自己在产品增殖中的地位和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这些国家在原先的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逐渐表失所造成的。
2.规范市场运行，防范金融风险。
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取消外汇管理，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范围。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市场发育不成熟，立法不健全且执法不严，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也比较薄弱，况且国际金融领域至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这就为投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发展中国家要确保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注重宏观调控，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重要的前提，要规范市场运行，加强金融监管，谨慎开放资本市场，防止经济泡沫化。
3.社会公平和鼓励效率并举。
70年代以前曾经出现三种“增长——分配”模式，即先增长，后分配模式、重分配而轻增长模式以及增长与分配相兼顾模式，结果，以墨西哥、巴西、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第一种模式普遍患上“墨西哥病”，两极分化很严重，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以斯里兰卡为代表的第二种模式的高福利政策严重影响了投资的增长，从而使高福利政策失去了基础；以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第三种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比较优势战略、鼓励效率优先时，要尽可能实现社会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其主要目的也就是要保证在实施经济发展政策时能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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