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与悲怨——中国古代诗人心态探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诗人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以悲剧理论对中国古代诗人的心态进行剖析，从主体情感的形成，探索中国古代诗歌悲凉基调的成因，证明中国古代诗歌特有的审美效应。
关键词 诗人心态 悲怨 感伤 仕不遇 悲凉
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如果从中国古代诗人的心态构成进行透视，其主体情感无疑是悲怨与感伤，并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悲凉基调。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基调，悲凉概括了两方面的含义——悲怨与凄凉，这由诗人内在情感被郁积压抑的原因而决定。当“悲凉”作为一个特定用语赋予它意义时，不妨解释成为：是诗人在其诗歌中显现出一种壮大美、忧郁美的审美效应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情感反应。
哀怨与悲凉基调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决非偶然，而是一以贯之，源远流长的，其形成原因也不是单一的，这里，试从“仕不遇”这一老话题，来透视一下中国古代诗人的特殊心态。
一
“仕不遇”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绝对的现象。“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白居易），生动地概括了古代文人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共同命运。因此，“仕不遇”也就成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传统主题。而明知“不遇”，却又极力去追求“遇”，也正是古代文人的悲哀所在。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决定和造就了诗人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中的精华。他们出生后，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要饱读诗书，以便满腹经纶，经世致用。而传统文化的影响规定了他们的人生道路本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终极目标是辅佐君王，济苍生，安邦定国。因此，他们从小就胸怀天下，有着极大的理想抱负。从而在他们身上也就存在着“仕”与“不仕”以及如何“仕”的矛盾，即使那些一时身居官位的，也会因被贬、或官职卑微不能济苍生而矛盾重重。
“仕”是文人的愿望，“治国平天下”是文人们的最高追求。但这些愿望与追求却常因同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无法实现，苦闷也因此而生。特别是像陶渊明、李白、杜甫、辛弃疾这些对自身期望极高，理想抱负坚定的人，更会因理想的实现可能性之小而矛盾重重，失望也愈大。作为心迹的流露，表现于诗中也更显出悲怨与感伤。如李白、杜甫，既已生活在唐朝这样一个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上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清明得多，又有科举与荐举之制，且他们均才高八斗，但现实生活还是使他们的理想无情地幻灭，促使其情感形成了巨大反差。不平衡破坏了既定的思维模式，于是他们无穷的悲怨就通过诗歌或含蓄委婉，或旷达直露地表现出来，悲怨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顾影自怜，又怨又惜的结果，是悲凉基调与感伤情绪的形成。山水、田园、游仙，都无法使他们从根本上摆脱其内心的忧郁与苦闷，只能加深其悲怨。
当然，他们在诗中反馈出来的信息，也说明了他们在经历了痛苦探索后的精神回归，大概是沿着这样一条线索发展延伸的：修身齐家（为自身理想人格实现的基础，也是实现的内部环境因素）——治国平天下（理想人格实现的重要标志，也是诗人一生的追求所在，为实现的外部环境）——修身齐家（由外部环境返回内部环境，更关注周围现实，寻找不能实现的原因，以求弥合的方式），经过了这一奇异的人生怪圈，诗人们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超越——对自我的超越。而其终极目的“治国平天下”乃是以“修身齐家”作为又一次仕途求取的基础。尽管这种超越是以他们的一生仕途的苦难作为代价的，但所换回的却是精神家园的不朽！他们尽管在仕途上不遇，却在诗歌创作上“遇”了。
他们虽然一方面在诗中对仕途坎坷进行蔑视、叹惜与悲怨，但又不能割舍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清高、傲岸也是有限的，起码得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更好地去写诗。更何况许多人对功名利禄并不能真正地看透，往往口是心非。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这些原始的动机也一再促使他们去不懈地追求，去谋求官位。因此，他们又总是不断地在仕途的坎坷道路上奔波。这种双重矛盾也造就了他们的悲怨与感伤。
从社会角度看，怀才不遇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特定的自我价值观和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人生的最高理想、最终价值取向就在于走上仕途，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人生唯一的最佳道路，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单一、集中的价值观实为一种政治性价值观，即政治权力支配一切。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把读书做官视为唯一的人生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陆游这些堪称伟大的诗人，也是“余事做诗人”，把诗歌作为“副业”来看待。但是，他们单凭诗歌而不去求取功名，是很难甚至根本无法生存的。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就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从而铸成最大的人生遗憾。如李白的“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的“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白居易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陆游的“功夫在诗外”，都体现了把从政当正途，而把诗歌创作当“副业”的价值观。
但是，诗人们的人生理想能否实现，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就封建皇帝个人来说，不管他们的禀赋、才智、品格如何，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存有极大的局限性。但封建专制制度所强调的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个人是非，它成了法律的象征。全社会只注重统治者一人的思考，其他人不过是服从皇帝意志的工具而已，而在封建社会，这种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偏颇是必然的。况且，帝王认识客观世界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皇权，即“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黄宗羲）。他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最佳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帝王个人的私欲，树立自己绝对的权威。这种极端个人功利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与诗人要依靠帝王实现自己理想之间是存有矛盾的。同时，诗人要“济苍生”与皇帝的“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之间也是极为矛盾的，因此，诗人在那种社会现实中，最终是不可能真正“遇”的。
封建君主在处理个人私欲与巩固皇权、个人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时，也会显得捉襟见肘，瞻前而不顾后，很难接受别人的不同意见。封建皇帝表现出的偏颇、固执、专横的性格特征，使其在治理国家时，就表现出特有的神秘性、独裁性和随意性。那些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总是希望能够矫正君主的过失，使国富民强。但他们的这种良苦用心却往往会遭到专横昏庸皇帝的不理睬，甚至会得罪君主。即使那些明君圣主，其兼听纳谏也是极其有限的，而其不纳谏是绝对的。使这些封建知识分子，感到生不逢时，壮志难酬，而其感慨也就更为深沉。他们借助于诗歌抒发这种悲愤情绪，使痛苦得以理性的升华。感伤与悲凉，水乳交融其中。屈原终不遇楚怀王，贾谊为汉帝见弃，李白、杜甫不为玄、德宗所重，陆游、辛弃疾不为朝庭所容，都是明证。
二
从传统文化角度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向以儒家文化为其正统。孔子的理论体系不超过政教人伦的范畴，即使谈到诗歌创作，也是把它作为服务于政教人伦的工具，“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对其他作用几乎没有涉及。而孔子以后的思想家们也都是在政教人伦的范围内兜圈子，并由此确立起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文化，从而形成了“政治本位论”及“诗歌副业论”，二者之间存有一种互补关系。当政治上得意时，文学就处于“副业”的地位，而政治上失意后，文学就上升到了主要地位，以供诗人们去发泄内心的悲怨与感伤。正是这种主次关系时常颠倒、错位，才使诗人的悲怨与感伤日渐淤积，而获得了悲凉基调与感伤情绪在诗歌中的永恒。
儒家文化由其浓烈的伦理色彩所决定，它还有一整套“君临一切”及“孝亲”的道德体系。这种自上而下的不同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又逐渐衍化为“三纲五常”等伦理体系，构成了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准绳。在中国，人生下来就处在一定的依附关系之中，他是不自由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为家、为国而活着。家国的利益是每个人行为的准则，甚至连身体发肤也是受之于父母，而不能随意自毁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一举一动，首先要考虑对关系链的影响，至于个人的意愿，个人的人生追求是没有位置的，诗人们要将自己的理想追求付诸现实，其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意识形态的各种形态之间的关系看，个人价值观还受到社会观的制约。儒家学说的结构即为礼——社会观（国家学说），天——哲学观（自然观、方法论、知识论），仁——价值观（道德伦理的行为准则）。按儒家学说，西周建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宗法制度——即“周礼”，是一种理想而永恒的社会组织原则。而关于价值观与社会观的关系，则认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很明显，价值观是受制和服务于社会观的。这种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社会观，正好和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因而这种社会观在我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统治地位，对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使他们一方面感到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经世致用”，“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皇帝作为现实社会的最高主宰，是实现大一统理想社会的关键，而每个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理想，又只有通过皇帝的支持才能得以实现，这也是那些知识分子把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的原因所在。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十分明确地体现了这种理想。由于社会观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每一个等级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都有不同的待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封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明证。当时，知识分子们举着“学而优则仕”的信条，走上仕途，想跻身统治阶层，以享有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努力进取，而一旦得不到此种特权或无官可做，理想的幻灭，模塑的价值观被粉粹，作为精神寄托的文学创作，自然充满悲怨与感伤。所以，由表象的延伸，仍然是儒家文化的教化作用在其心中产生的投影，使其产生了“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又同现实发生矛盾所至。
当他们无法从心理上排解掉自身的羁绊时，就会采取其他方式，道、释文化的地位也由此而得到确立。从求得心理平衡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支柱——儒、道、释，与其说是三足鼎立，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心态上的互补，更符具体情况一些。
道教，作为中国的一种民族宗教，它集中了《老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以来的思维成果，构造了由虚无浑沌元气到四时万物的宇宙、社会、人类发展史和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宇宙、社会、人体结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是一致的。它汇溶了南方的巫术，将压邪驱鬼，悬苇刻桃发展为符篆，将膏唾禁祷发展为念咒，将祭祀巫仪发展为斋醮。这是对儒家存而不论的鬼力乱神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体系化。它网络了医学、保健、化学、物理的成果。一方面是以气功为主体的养生、长寿、成仙，一方面是以方药、金石为主体的炼丹、食服、成仙的一整套完成人仙转化的方法。所以，从道教产生之日起，它就为中国历代文人提供了一条释放哀怨情怨的渠道。
道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不仅给人们指点出一条实现精神自由的道路，也为诗人无拘无束的想象思维、提供了无限的活动空间。当然，更重要的是诗人能够从中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超越现实和自然规律，能够在这个世界中摆脱痛苦、烦恼，有享受不尽的自由和欢乐，寻找到精神与肉体和谐的自由境界。这自然是一种自我的释放与想象中的超越，但诗人们仍掩饰不了内心的苦痛与长久的悲伤。由于仙界的想象毕竟只是短暂的，精神和内肉体上的双重自由也稍纵即逝，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更为深远沉重的悲哀，诗人心中的感伤与悲怨也会因此而更加浓厚。这在许多文人身上都有所表现，是一种更加沉重的精神上的痛苦。
佛（释）教作为一种泊来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也逐渐溶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强调佛性永存，万物皆为空幻，永恒为突，形销而神不灭，佛性真而生命为幻。因而，许多诗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志抑而不能伸之后，纷纷到佛教中寻求慰藉，以此求得内心的安宁，并以“居士”自称。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看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等等，正体现了诗人们从中寻求精神上的永恒。“昔在郎陵东，学禅白眉空。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风。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禾秉玉尘尾，如登白楼亭。”
但是，无论“道教”也好，“佛教”也好，都是诗人对现实生活失望厌倦后，不得已而寻求的一种心灵寄托。所以，感慨颇多，非但不能直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解脱，而且，感伤与悲怨反而加深了。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对神仙境界作了一番遨游后，还得回到现实中来，“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诗人的影响，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想象艺术的运用中，都存在着。他们对仕途险恶的认识，使得他们暂时抛开自身所接受的儒家文化，而去求仙访道，求神拜佛，将胸中的痛苦进行无限度的放大，以获取一种渲泄后的快感，而这种胸中的痛苦，正是诗人对现实深刻反思、清醒认识后的结果。也有些诗人则变换角度来反观自己的痛苦，以便明确地找到自己之所以“不遇”，或才华不能够施展的根源，将自己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罪魁祸首，而倍受压抑的痛苦与郁积的苦闷，也能够在这一时刻渲泄殆尽，愈加使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在诗中毕现无遗。它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但它源于对现实与理想的绝望，是残酷胜利的象征。
三
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人自身的发展一样，有一个从童年到老年的过程。总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这种观点不妨用于对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这一文学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也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象人类自身的发展一样。如诗坛巨匠李白、杜甫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则好比个人从童年到老年的发展过程。在这一点上，人类之于单个人的发展，同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的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及李白、杜甫诗中的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及惊人的可比性。
从《诗经·国风》中绝大部分的抒情诗，到东汉末期，可谓中国古典诗歌中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的发轫期。在这一阶段，有屈原、宋玉、李斯、贾谊、司马迁、杨雄、司马相如、东方朔及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大致有了一个基本的抒情主题模式——仕不遇。在先秦时代，“变风变雅”的作者们便在“周室大坏”的社会变动中，创作了古典文学史上第一批反映“仕不遇”主题的抒情诗篇。作者多为变动时代的士大夫，他们以特有的敏感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故而伤时状乱，怨天尤人，一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感溢于言外。正如吴闿生的《诗义会通》所言：《瞻仰》、《召旻》之诗，“皆忧乱之将至，哀通迫切之音，贤者遭乱世，蒿用伤心，无可告朔，繁冤抑郁之情。”而《离骚》、《九章》，情深怨重的作者，将个人身世命运的感慨，仕途上的阻嶂，时局的安危，紧密联系起来，“仕不遇”主题有了更加深刻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说：“春秋之后，人失志之赋作，大儒孙卿官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荀况《赋》有“螭龙为蜒，鸱枭为凤凰”之语，《成相篇》“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之叹。屈原赋作，反复抒写不容于时的孤怨与寂寞，不得实现理想的怨恨、忧伤，铸出了古代抒情诗歌中“不遇”主题的代表性篇章。宋玉的《九辨》，将一介“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情绪借秋景秋气加以渲泄，凄清哀怨中既有诗人怀才不遇的慨叹，也有感时伤国的社会意蕴，悲秋而悲已，成为悲“士不遇”这一抒情模式的先声。到了两汉，贾谊的《吊屈原》，悲古人之坎坷，伤自身仕途之蹭蹬，司马迁怨写《悲士不遇赋》，杨雄、司马相如的大赋，以及“文章虽满腔，不值一蓑钱”的大声疾呼，古诗十九首中的哀怨愤刺之情，都是代表。中国诗歌发展至此，诗人们的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已初见端倪。“士不遇”主题的成熟、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矛盾日渐成为文人心中的主要矛盾，及从自身到对社会的关注，转移成为这一时期诗人们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发轫期的表现和标志。进而发泄这种愤怨，最终完成：内心趋势的建立→对现实倾注→内心趋势的再建立→对现实的倾泄的二重循环。二重循环的走向是对立的，而内心重负的结果，是人生净化的完成。正如李白、杜甫早年出仕不利遭受打击一样，为后来诗人要倍受心灵磨难净化人生作了先兆。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至盛唐时期，是文学的自觉阶段。以“三曹”为首的建安文学及“七子”、“竹林七贤”下至左思、陶渊明、鲍照和“乐府民歌”作者们的情感深化，感伤哀怨的情绪与悲凉基调也日渐浓烈，并逐步趋于成熟，进入了成长期。
曹操虽为一代枭雄，却对生命的短暂，光阴易逝及人生无常产生了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植更为人生不得意而哀叹，作为一个充满悲剧意识的诗人，不断地用弃妇、用游子和离情来哭吟自己的悲剧情怀。阮籍“俳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寄寓着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看不到希望的内心苦闷。左思也对西晋的门阀制度表示了自己的感情抵触，“世胃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则表现了自己对于现实的冷眼，从仕途中的解脱，“不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愤世疾邪。鲍照也表现了寒门庶族对门阀士族统治的不满与抨击，“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对社会现实的日益关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一步步加大，使得诗人们心中的哀怨越发难抑。生命的短暂，生活的艰辛，人们的苦难均在他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凝结成理想幻灭的哀怨，并通过诗歌进行了直接的抒发。李白、杜甫也是在这种探索、进取中发现了世道的昏暗，并将这种情思毫无保留地渲泄，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也毕现无遗。而李白、杜甫这两位大诗人的崛起，才使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得以最充分的表现，为唐代及唐代以后的其他诗人作出了成功的示范，标志着这一抒情主题的初步成熟。由个人——社会——个人的发展历程，显示了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的内化过程。这种情感一经外化，个人的情感幅射于现实，已足以反映或映照出整个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苦难。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将个人的情感同社会现实相沟通，由悲怨现实，转化为现实悲怨。他们从未忘弃过家国，对现实的怨恨，来自于对国家和民族的执着。这在李白和杜甫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正是这两位大诗人才使得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的内容得以丰富和完善。
李白、杜甫之后，文人哀怨的历程继续延伸。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柳永“奉旨填词”，秦观“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净”，苏轼因“有恨无人省”而“早生华发”，范仲淹登岳阳楼而长叹“微斯人，吾谁与归”，陆游疑问自身“此身合是诗人未”，辛弃疾“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无不饱含对自身性命、前途和家国感情上的悲叹，并逐步容纳了更为深广的内容，诗人的悲怨进一步对象化，表现也更为彻底，丰富了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的内涵，极大地拓展了二者的存在范围。与李白、杜甫晚年经历磨难后的凝重、深沉相同，获得了更为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诗人至此，不再单一的抒写某方面的悲怨，而是对社会多方面进行影射，悲凉与感伤更加趋于完整，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期。
中国古代诗人由其生活环境的复杂性所决定，他们还将自己内心的悲怨与感伤外射到了“仕不遇”之外的各个角落，创作对象主体化，异常丰满，进入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辉煌时期。
一代又一代的悲怨诗人，共同吟唱着“仕不遇”的主调，层层深化的创作，使中国诗歌的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一次次得以巩固、沉淀，并最终汇入中国“悲”文化的长河，铸出中华民族特定的心理素质的一个层面。原始积淀与各朝代的社会小环境相结合，感伤情绪源源流出，从己到人，再到国家、民族，相互刺激，滔滔不绝。人的自身矛盾及人自身与外界矛盾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它决定了感伤情绪的存在是绝对的、普遍的，任何方式的解脱只能是暂时的，却无法弥合那永久的创伤。由这种感伤情绪所决定，悲凉基调也是长久的、绝对的。正如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进步和合理事物的被毁灭”。但进步合理事物的最终胜利也是绝对的。中国古代诗歌中感伤情绪与悲凉基调，由其社会现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模式所决定，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