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生活年代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王梵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1)04-0145-07
王梵志的身世由于记载其生平材料的稀少和不可确证[1]，或许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永远的谜，除非有新的相关文献被发现。目前，敦煌学界认为：王梵志的生活年代“大致在唐初数十年间”，“享年约可七八十岁”[2][P320]。王梵志是初唐时期的白话诗人，几成定论，罕有怀疑。“唐初数十年”的说法，未免过于宽泛。本文拟从王梵志诗歌本身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内证，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对王梵志更为具体的生活年代进一步探讨，以期得出一种较为合理的结论。
一 王梵志身世研究三阶段
第一阶段：胡适、郑振铎对王梵志时代的推定
1928年，胡适据《太平广记》、《桂苑丛谈》，提出“梵志的年代约为590到660年”的首议[3][P140]。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王梵志的生年约当隋唐之间（约590到660年）。但胡适先生和郑振铎先生都未进行论证，只是一种推定。
第二阶段：国外学者对王梵志生平的拟议
1955年，日本入矢义高《论王梵志》认为：《史遗》难以相信，《云溪友议》也很模糊，无法据此确定王梵志的在世年代。同时提出：如果王梵志确实有其人，则应是天宝、大历间人[4][P267～273]。作者推断的依据主要是一些旁证材料。
法国学者戴密微在1973年出版的《汉学论著选读》中认为：“像胡适那样，把王梵志的生年提前到大约600年左右的隋朝是根本不合适的……这些诗创作于8世纪（且不论王梵志本人）。”同时认为王梵志是不止一位民间诗人的多人复合[5][P298]。
第三阶段：赵和平、邓文宽对王梵志活动年代的论证
1980年，赵和平、邓文宽在《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从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着手，根据诗中所反映的中男的年龄、府兵制的情况、“开元通定”钱的史实以及唐中央政府与吐蕃间的冲突等，论证了“王梵志活动的上限是初唐武德年间，而最迟不晚于开元二十六年”[6] 。此说目前已基本为学界所认同。
张锡厚、项楚两位先生在校辑、校注王梵志诗的同时，也对王梵志的身世作了大量研究和考证，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张锡厚先生在《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考略》中认为：“无需更多地罗列对比，王梵志的创作实践有力地说明他是唐初的通俗诗人。”[7][P344]项楚先生也在《王梵志诗论》中明确表示：同意赵、邓关于王梵志活动年代的分析，“并继续从王梵志诗的内容寻找更多的证据”[8]。
初唐说自有其充分的理由，只是觉得宽泛。为了破解王梵志身世之谜，刘瑞明先生作了有益的尝试，于1989年发表《王梵志年代新拟》，提出了王梵志生于593年。[9]可惜，593年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尔后，少有人提出新的拟议。
二 593年说的硬伤
1. 王梵志不可能在621年任铸钱监
研究者在考证王梵志身世时，都没有放过这样一首至关重要的诗《奉使亲监铸》：
奉使亲监铸，改故造新光。开通万里达，元宝出青黄。本姓使流传，涓涓亿兆扬。无心念贫事，□□□□□。有时见即喜，贵重剧爷娘。唯须家中足，时时对孟光。（注：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以下简称《校辑》）卷2,075首。引文据项楚《敦煌文学丛考》等有改动，不再另作说明。）
几乎所有王梵志诗的研究者都认为这首诗是写唐初武德四年(621)高祖“废隋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之事，并深信不疑。刘瑞明先生《王梵志年代新拟》说：“这首诗写新币的光泽明亮、印文的趣读、群众的喜爱，只能是首次新铸的情况，说明诗人是经历此事的。按593生年计，诗人时约28岁。”这里，作者只注意到28岁做官的合理性，却没想过诗人是如何做的官。王梵志是一个活跃在社会下层的民间通俗诗人，他的诗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公元621年，唐朝建国仅三年，诗人不可能有世袭的爵位；即便他有世袭的爵位，试想他又怎会去做“钱监”这样一个小官，科举入仕？的确，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
我们先看这样几则材料；
(1)唐初 三朝科举及第列表于下：
(2)唐朝进士科更被社会重视，因为进士及第之后，“大者登台科，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通典》卷15）
(3)进士及明经及第以后，必须经过“省试”（吏部考试）合格后才分配当官。吏部考试的内容是“身、言、书、判”，分配当官的进士，初任官职级别很低，一般都任县尉（按：从九品，《旧唐书·职官志》）或校书郎、监察御史里行等，但是提升很快[10][P91]。
时间
进士及第数
明经及第数
秀才及第数
材料出处
高祖朝 22 6
太宗朝 19021 文献通考
高宗武周朝 1013 85 1 卷29
…… …… …… ……
总计
6427 1580
34
公元621年，唐朝建国刚满三年，战乱还十分频繁，唐初三年是否进行过科考，暂且不论，仅从材料(1)来看。高祖朝九年时间，疆域辽阔的唐朝总共才有22位进士及第，更何况及第的进士还须经过吏部考试才能分配当官。也就是说，从及第到做官应有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由此可知，王梵志在621年通过科举入仕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退一步讲，即便王梵志有幸进入22名“幸运者”之列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做了官，跨入文人阶层，而随后几年，唐朝政治逐渐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很快进入“贞观之治”，又如何设想“风华正茂”、“天才”的王梵志没能在仕途上顺利发展，且没留下一首儒雅的文人诗，相反却创作了大量反映民众疾苦的白话通俗诗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诗人未做过长时间的官，更未可能在年轻时做官。
2. 593年说难以解释百岁老人的创作活动《校辑》278首：
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南北踯踪藏，诳他暂归贯。游游自觅活，不愁应户役。无心念二亲，有意遂恶伴。强处出头来，不须曹主唤。闻苦即深藏，寻常拟于算。欲似鸟作群，惊即当头散。心毒无忠孝，不过浮浪汉。此是五逆贼，打煞何须案。
这首诗无疑反映了唐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农村户口大量脱离户籍而逃亡。根据唐长儒先生的考证，户口逃亡的问题，在唐代垂拱二年（686）开始，已引起朝臣的重视，至证圣元年（695），情况愈加严重，“天下户口，逃亡过半”[11]。王梵志的诗表现了当时这样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无疑应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首诗是目前所能确定的王梵志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诗作中，时代最晚的作品。若诗人生于593年，则此时诗人已近百岁。另《旧唐书·职官志》第1826页记载：“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从反映诗人晚年生活状况的诗作及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考虑，诗人活到80岁后的可能性极小。
3. “开元二七年”为“开元元年”的推断实为牵强，而80年两代人的推理也无法让人信服。刘瑞明先生《王梵志年代新拟》主要是依据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而对王梵志的生年进行推论，注意到此文中年代数目与干支纪年不符，“开元二七年的干支不是癸丑，而是己卯”，实属可贵。但以此认为“开元二七之语必误”，则难脱武断之嫌。作者将开元二十七年变为开元元年，提前26年，然后又假定王道作此文时为40岁，接着又假定每一代人的间隔时间为40年，这样，739-26-40-40-40-593，最终得出诗人生于593年的结论。
牵强的断定再加上太多不合理的假设，实难让人信服。
三 617年说的提出
前文已经论及，王梵志不可能在武德四年（621）做官，那么，《奉使亲监铸》一诗所记载的诗人做钱监之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呢？笔者认为：此事发生在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或稍后两年。
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初唐时期实有两次改铸货币之事。除了前文提到的高祖武德四年“废隋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之外，还有一次是在乾封年间。《旧唐书·食货志》言：“至乾封元年封狱之后，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周年之后，旧钱并废。”“二年正月，下诏曰：‘泉部之兴，其来以久。实古今之要重，为公私之宝用。年月既深，伪滥斯起，所以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未可。高祖拨乱反正，爰创轨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乖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代之法。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炉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
《新唐书·食货志》亦有关于“乾封泉宝”钱的相似记载。此后，唐朝虽还有改铸钱币之事，但那已是乾元年间（758～759）。《旧唐书·食货志》有改铸“乾元重宝”钱的记载。因其时间已超出初唐范围，遂不作讨论。667年到758年之间，虽有再铸，却再没有废某种旧币之事，不存在其他币制改新的问题，不能与“改故造新光”切合。
在此之前，之所以没有人将这首诗与第二次钱币改铸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研究者过于注意“改故造新”，在“新”字上大做文章，认为“开元通宝”钱只有第一次出现才算“新”，从而忽视了只存在一年多时间的“乾封泉宝”钱。其实，“改故造新”指的就是钱币的改铸。废“乾封泉宝”钱，铸“开元通宝”钱，这不是“改故造新”又是什么呢？当然，若撇开王梵志做官时间的合理性，将诗人“奉使亲监铸”的时间定为武德四年肯定也不错。然而，也正是由于研究者对初唐时期第二次钱币改铸事实的忽视，才导致了590年说的“无法否定”；又由于590年说无法解释诗集中涉及到武则天执政后期（695年前后）的社会现实，便导致了王梵志诗不是一个人所作的“王梵志否定论”。
笔者以为，注意到《奉使亲监铸》一诗与初唐时期第二次钱币改铸之间的联系，也就找到了揭开王梵志身世之谜的金钥匙。本文认为：诗人“奉使亲监铸”之时应是667年或稍后两年。
前文提到，高祖朝和太宗朝科举入仕的人数极少，太宗执政23年，进士及第仅190人，而高宗武周朝进士及第数就有1013人，占整个唐朝289年所录进士总数的1/6，仅次于玄宗朝的1057人。由此可见，王梵志667年前科举入仕的可能性应大得多。这一点为本文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旁证。若诗人生于593年，到667年，诗人已74岁高龄，早已不可能仍在“钱监”这样的职位上了。
王梵志诗集中有四首与诗人自己做官相关的诗作。除《奉使亲监铸》外，笔者认为下面三首亦与其自身的为官生活有关。
(1)三年做官两年半，修理厅馆老痴汉。但知多少与梵志，头戴笠子雨里判。（《辑校》145首）
(2)他道恒饱食，我瘦饿欲死。唯须举一种，勿复当青史。行年五十余，始学悟道理。回头忆经营，穷困只由你。（《辑校》134首）
(3)天下恶官职，未过于御史。努眉复张眼，何须弄师子。旁看甚可畏，自家困求死。脱却面头皮，还共人相似。（《辑校》132首）
“三年做官两年半”一诗显然是一幅作者的自画像。诗人有三年做官的时间，结果只做了两年半。我们虽不能确言诗人提前离官的原因，但结合诗人作品中指斥贪官较多的情况分析，应与其所处时代（此时武则天已“威势与帝无异”[12][P115]）官场的黑暗有关。这首诗至少透露这样一个信息；诗人为官之时已“老”。（旧唐书·食货志》载初唐有“男女始生为黄……六十为老”的律令。）这说明诗人做官时年龄已偏大。考虑他是自称为“老”，50多岁似更合理。另外，诗人本来是三年的做官任期，两年半便离任，加之年岁已高，官场黑暗，诗人以后又重新做官的可能性不大。
《他道恒饱食》中的“勿复当青史”一句打下了诗人为官的烙印，且应是为官生活的晚期。张锡厚先生也说，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似曾做过时间不长的小官，因为他说‘勿复当青史’。以后再也不希望青史留名了。”[7][P351]青史指史书。古代在竹简上记事，故称史书为“青史”。青史与功名相关。在儒家浓厚“入世”思想笼罩下的封建社会，平民百姓要想求取功名，名垂青史，唯有做官。
诗人在诗中除指斥贪官外，也曾谈到为官之道，“官职莫贪财”（149首），并表达了对清官政治的向往；“每日勤判案，曹司无阓闹。差科能均平，欲似车上道”（273首《仕人做官职》）。由诗人晚年生活的穷困潦倒及“回首忆经营，穷困只由你”看，诗人虽身处贪官污吏横行的时代，但仍然为官清廉，生活清贫。诗人所受误解可作证明：“他道恒饱食，我瘦饿欲死”。别人以为诗人在官任上，总能吃饱，其实。可惜，“行年五十余”，在即将离任之时，才开始悟到一些道理，一反早先“官职亦须求”（105首）的心理，“得官何须喜，失职何须忧？”（115首），并说：“他家求官宦，我专慕客作”（135首）。客作即雇工、佣工。诗人或许是因为看透了官场的黑暗才愤然离去的，“勿复当青史”，再也不做官了。
“天下恶官职，未过于御史”。作者为何将御史视为恶官职之最？只因为作者身边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努眉复张眼”、作威作福的恶御史。何以见得？《旧唐书·职官志》“监察御史”条下云：“正八品上……监察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监祭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劾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可见，御史官虽不大，权力却不小。更为重要的是他直接监察铸钱之事，与御史交道频繁。诗人正是因为对其所作所为十分熟悉，才会发出“天下恶官职，未过于御史”的呐喊。其实，作者早先对御史的印象并不坏。《校辑》274首《当官自慵懒》在列举“慵懒”之官的种种恶行之后，作者寄予希望的是：“啾唧被人言，御史秉正断。”由此可见，《天下恶官职》这首诗，实是写诗人作钱监之时，看透御史的本质后发出的慨叹。
综合分析以上四首为官之诗，可得出诗人生于617年左右的结论。
(1)667年（或稍后两年）诗人“奉使亲监铸”，在为官任上。此期诗人“时时对孟光”，思想较为平和，应是为官生活的前期。这一点应无疑问。
(2)诗人“三年做官两年半”期间，自称“老痴汉”，说明诗人50多岁时在做官。
(3)诗人发出“勿复当青史”的感叹时，“行年五十余”，说明诗人是在50多岁时离官而去的，其离官原因极有可能与“恶御史”相关。此后官场黑暗，诗人亦言“他家求官宦，我专慕客作”。诗人50多岁离官之后应无再次做官的可能。
现在分析两种情况：第一，若诗人“奉使新监铸”的时间与“三年做官两年半”同时，则诗人667年（或稍后两年）作钱监时，应为50岁左右，即诗人约生于公元617年。第二，若诗人“奉使亲监铸”的时间在“两年半”的为官期之前，则诗人做钱监时应不足50岁，这样就势必要将诗人的生年推迟到618年建唐之后，而这与“当隋之时”的记载显然矛盾。
因此，本文认为：667年时，王梵志约50岁，也就是说，王梵志的生年约在617年左右。
关于诗人的年龄，前文已经论及，诗人超过80岁的可能性不大。结合诗人“长命得八十，渐渐无意智”（267首《一岁与百年》）和“长命得八十，不解学修道”（070首《虚沾一百年》）等诗句，以及张锡厚先生关于王梵志“大约活到80岁左右”的论述，[7][P350]本文将诗人的年龄拟定为80岁左右，即诗人生活到697年前后。这样，王梵志的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617年到697年。
四 617年说的合理性
1. 617年说能合理解释王梵志诗所包涵的社会内容
王梵志时事诗中有两首涉及到“乡官”问题：《当乡何物贵》（029首）和《村头语户主》（030首）。这是目前王诗中经考证反映唐初社会现实年代最早的诗。
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县局南衙点，食并众厨餐。文簿乡头执，余者配杂看……
这里的“五里官”即乡头、乡长的俗称。《村头语户主》中也有“乡头无处得”之语。唐长儒先生根据《旧唐书·舆服制》以及《唐六典》、《通典》等对唐朝乡村政权组织特点的记载，发现唐代实际管事、有权的乡长或乡正的制度只在贞观前期存在很短的时间，从而得出上述两诗“最迟也不会晚于贞观十四年”[11]（640年）的结论。
640年时诗人约23岁，熟悉并具备描写乡头、村头等下层官员的条件，也符合年轻人敢于指斥社会现实的特点。由于640年是此二诗中所指之事发生的下限，故将诗人的生年继续往后推移几乎没有可能。同时，前文已论及王诗中反映到686年之后乃至于695年前后的社会现实，所以617年说向前推移的可能也不大。因此，笔者以为：从王诗内容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来看，617年说是合理的。其实，王诗中所涉及到的社会现实，几乎都可包容在617年至697年间，如“西征吐蕃贼”问题、“妇人应重役”问题、宗教问题、贪官酷吏问题、替天子回护问题等。
(1)“西征吐蕃贼”问题
王诗中有“儿大作兵夫，西征吐番贼。行后浑家死，回来觅不得”（252首《父母生儿身》）的诗句，叙述的是唐中央政府与吐蕃间的武装冲突。据两唐书的《吐蕃传》、《唐会要》和《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吐蕃贞观八年(634)才兴起，唐中央政府662年讨伐龟兹时始与吐蕃出现矛盾。此后，以争夺于阗为中心，唐与吐蕃间为争夺西域展开了激烈斗争，直至乾元年间（758～760）。其间唐曾于670年、678年、679年发动过几次大规模针对吐蕃的战争。
(2)“妇人应重役”问题
王梵志诗云“妇人应重役，男子从征行”（265首《相去归将来》），“儿行母亦征，项膇连脑急”（045首《孝是前生缘》），反映的应是唐代妇女服徭役的现实。景云二年(711)监察御史韩琬陈时政上疏云：“臣闻永淳之初(682)，尹元贞任陕州雍县，令界内妇女修路，御史弹免之。顷年妇人役，盖其常也。”（《通典·食货七》）“顷”，意为“不久”，即682年以后不久，唐朝便出现了妇女修路服股的问题。
(3)宗教问题
王诗中有一组关于宗教的诗：《道士头侧方》、《观内有妇人》、《道人头兀雷》、《寺内数个尼》（021～024首）及《童子得出家》（275首）等。在这组宗教问题诗里，诗人不仅批判了道士的“徒正浪褒扬”，更对和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如《童子得出家》：
童子得出家，一生受快乐……饱吃更取钱，此是口客作……憨痴求身肥，每日服石药。生佛不供养，财色遍染着。白日趁身名，兼能夜逐乐。不肯逍遥行，故故相缠缚。满街肥统统，恰似鳖无脚。
诗中的描述正好与武周后期官员陈时政上疏中所斥责的情况相印证。如辛替否（中宗时官御史）《陈时政上疏》云：“臣以为出家者，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今殖货营生，非舍尘俗；援亲树知，非离朋党；蓄妻养孥，非无私爱。”（《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旧唐书》卷94亦有相关谏言。
唐初社会，儒、释、道三教并行，但因统治者以老子后代自居，故亦有崇道抑佛倾向。至武周时期，武则天积极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致使佛教恶性发展：“天下之寺，盖无其数”，“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卷101）唐玄宗执政之后，便迅速对过度发展的佛教进行了沙汰。《童子得出家》反映的应是佛教极度发达的武则天执政后期的现实。
(4)法治问题
王梵志诗集中有一组法治问题的诗：《百姓被欺屈》、《天理为百姓》、《天下恶官职》（130～132首）等。项楚先生在《王梵志诗论》中对此作了详尽地考证后认为：“这些诗作展现了一幅是非颠倒、冤狱如山、酷吏横行、法律荡然的情景，倘与武则天执政后期的政局对观，自觉丝丝入扣。”这组法治问题诗，既有对“断榆翻作柳，判鬼却为人”的三司长官的控诉，也有替天子回护的“天子抱冤屈”之语。显然，这里的“天子”应是针对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傀儡皇帝而言，也应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此外，617年说还能对“平索看精”的酒令、“唾面自干”的典故、寒食节的习俗、回波乐曲辞等问题在时间上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2. 617年说与文献记载相符
(1)唐代诗僧皎然引用过王梵志诗。皎然在《诗式》中把王梵志排在郭璞(276～324)之后，卢照邻（约637～680）、贺知章(659～744)之前。以生年计，617年说与此不悖。
(2)617年说也符合晚唐冯翊《桂苑丛谈》关于王梵志生年的记载。文中“当隋之时”符合唐初人叙事的特点，应可信。而且“当隋之时”是指王德祖家“林檎树生瘿”之时，而王梵志是经三年后才出生，所以617年说符合这一记载，并还有三年的后移时间。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条材料的神话传说性质，但也正如陈允吉先生在《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中所说：“通过以上论述，《史遗》关于王梵志的这条材料不是史实记载已无疑问，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低估了它文化史料的认识意义……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该传说中交待的‘卫州黎阳’和‘当隋之时’这两点，总是体现了某些特定的含义，不能认为它没有提供任何一点具有可信性的东西。”[13]
至于《太平广记》相似记载的“当隋文帝时”的说法，因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广记》成书于北宋初年，迟于晚唐冯翊撰的《桂苑丛谈》，故“当隋之时”应更为可信。
(3)617年说能合理解释敦煌遗书中的相关记载。如无住禅师（卒于大历年间）对王诗的引用（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开元末年王梵志孙能为人作祭文（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公元771年王诗已流传于敦煌一带（苏L1456卷末有题记：大历六年（771）五月□日，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沙门法忍写之，记）等。
收稿日期：2001-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