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访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大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论文,人文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4)02-0005-05
一、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当代发展
本刊记者：党中央领导同志近年来多次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希望和要求。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您和您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一直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由您主编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丛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较大影响。能否请您谈谈开展这项研究的意义?
欧阳康教授：非常感谢你们的关注和学界的支持。我们当时开展这项研究是基于对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科学和当代人类实践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自然科学一花独放的局面不复存在，对于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也不断地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具有复杂内部分工又相互协作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建构起了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大科学体系。有学者甚至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已经走到了当代科学的前沿，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并驾齐驱、协调发展，而且成为公众最寄希望的科学。大家都认识到，要科学合理地解决当代人类所直接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人文社会科学担当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促进民族自我意识的时代性提升，提升各级领导的科学认识和决策水平，提高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和理论化水平。然而就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而言，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这就需要积极地开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以自觉地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可以理解党中央领导为什么如此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并明确要求通过理论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它方面的创新。
本刊记者：您认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克服?
欧阳康教授：当前我们应当着力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失范问题。所谓“失范”，不是没有研究规范或范式，而是缺乏足够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研究范式。首先，要克服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简单照抄照搬。20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各种社会与学术思潮涌入中国，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同时引入，如实证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实用主义、语言分析、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观念与研究格局，其作用不无积极的方面。但确实也存在食洋不化、简单搬用的情况。如果说在一定的时期里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则今天我们应当立足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20多年来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吸收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努力做出符合时代的理论和方法论创新。
要注意超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努力克服对于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原则的简单化理解和在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简单套用，防止以不正当的意识形态需要来冲击或取代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也是其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场所和领域。
应当特别注意克服学科间的壁垒与隔障。长期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普遍范式与人文社会科学特殊范式之间的关系上左右摇摆，要么不加分析地简单套用自然科学范式和方法，要么完全加以拒斥；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学科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学科壁垒”和“范式隔阂”，有些甚至存在严重的误解。这些都妨碍了各学科的健康发展和学科间的有效沟通，妨碍了当代学术的新分化与新整合。
另外，要注意消除妨碍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换和创新的消极因素。如：新旧范式的“通约性”和“比较性”障碍；阶级、意识形态、文化、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差异、对立及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意识形态与科学性、真理性与合理性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合理调试；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基础和本质方面的相通与相异；不同学科、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严密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的养成，等等。
二、厘清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学术定位
本刊记者：能否谈谈你们当时开展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具体想法?
欧阳康教授：我们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主要源自两方面的推动，一是深化社会认识论的需要；一是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觉性。这里有一个逐渐提高和深化认识的过程。自1985年起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始倡导并实际开展社会认识论研究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大体分为三期。第一期主要是为将社会认识论建设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奠定基础，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论题确立、体系建构、特点探索和对社会认识活动的分类、分层概括等展开，其成果主要是拙著《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和数十篇相关中英文学术论文。第二期研究主要围绕“对于社会的认识如何达到科学”，由理论层面向社会认识方法论层面延展，力图将社会认识论的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借鉴的方法或方法论原则，其间合作完成了我主持的教育部“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认识方法论”，最终成果体现在《社会认识方法论》著作中(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第三期研究由前两期所留下的众多理论难题引出，集中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元哲学研究，代表作是《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20多位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加盟对于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所做的系列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如《社会理解论》、《社会本体论》、《社会理想论》、《社会评价论》、《社会认识进化论》、《社会时间论》、《社会空间论》、《社会记忆论》、《社会心态论》，以及《实践生存论》、《实践合理性》、《实践意志论》、《实践批判论》、《实践规范论》等，从不同侧面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深化了理论研究。
本刊记者：社会认识论与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欧阳康教授：在我们看来，社会认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和社会如何通过人们对社会的对象性认识而达到自我认识的哲学理论。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日常的社会心理层面的认识、阐释的社会理论层面的认识、决策的社会规划层面的认识。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在理论层面上展开的社会认识活动的专门化和典型化形式，也是人类社会自我意识的科学理论层面和科学认识方式。社会认识论要在帮助人们更加科学合理地认识社会和自我方面发挥作用，就必须尤其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将其提升到哲学的层面来加以研究和探索，而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任务。
本刊记者：对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力图把它们区别开来。你们使用“人文社会科学”这个统称概念，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欧阳康教授：是的。我们注意到了这些不同用法。在德国，一般统称精神科学；在英国，一般用的是社会科学，而不用人文科学这个概念。中国和美国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也有人认为人文学科不能科学化，不能叫人文科学，只能叫人文学科或人文学。我们认为，这里的分歧，除了用语习惯差异外，从根本上说根源于人类知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的多样性和综合性。严格说来，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前者侧重人的个性、主观、心理、文化、生活等特殊方面，后者侧重人的社会性、关系性、组织性，协作性等共性方面。相应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式等方面也各有侧重。但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正如人与社会内在一体，人对社会的认识和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互为条件一样，相对其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又属次级的和不那么显要的，它们之间具有更多的内在相关性和共通性。尤其是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个人与社会之间越来越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个人既是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又对社会整体具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发展越来越依托于个体，并以个体人的生存和发展为自己的目标。相应地，传统的人文学科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逐渐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因素也不断地得到强化，这就使得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使得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舍象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内部各具体学科之间的差别，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系，来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等，回答那些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共有而又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哲学问题，并将这种学问叫做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正是由此，我们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并努力贯彻一种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内在统一的理解方式。
本刊记者：您们如何界定人文社会科学哲学?
欧阳康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特点、规律和方法等的哲学探索，它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过程和结果为对象，探索人文社会科学应否、能否和何以成为科学等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哲学方法论指导，其任务在于以哲学方式规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动方式与方法，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科学、合理地发展。
本刊记者：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在当代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如何?
欧阳康教授：在同等的层次上，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直接地对应于自然科学哲学，可以看作广义的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自然哲学以自然现象为对象进行哲学研究，自然科学哲学则以自然科学家们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活动及其结果和方法等为对象，把握自然科学研究的普遍过程和内在规律，提升其方法论原则。相应地，人文哲学或叫人的哲学以人文现象为对象，是对于人的生存、活动、本质、价值、意义、个性、理性、情感、意志、发展等的哲学研究。社会哲学是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活动、社会发展、社会系统、社会进步等的哲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则以人文社会科学家对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研究活动及其结果与方法为对象，揭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活动的过程、方式、方法和结果等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特点。
本刊记者：您能否谈谈《人文社会科学哲学》这部著作的基本构架和研究思路?
欧阳康教授：该书主要探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中的一些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力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来对其做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回答。全书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本身的界说与定位，包括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概览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思想阐发。二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与对象、结构与功能、进化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等根本性问题的专门探讨，论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特点，如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实证性、说明性与理解性、体验性的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创新性的统一，真理性与可错性的统一，价值中立性和非中立性的统一等。三是探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客观性与主体性、真理性与合理性、滞后性与超前性、说明与理解、认知与评价、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规范转换与学科际沟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与检验等。书中的具体内容很多，限于时间，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三、回应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思潮
本刊记者：在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长期争论，您如何看待?
欧阳康教授：批判性地反思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围绕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哲学论争，对深化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总体上看，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在本体论意义上，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是否存在像自然过程中那样客观的、重复的和普遍有效的规律。科学主义者对此作了肯定回答，人文主义者则不承认社会历史过程中存在着超个体的普遍规律。第二，在认识论意义上，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是否可以认识以及如何认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尽管都肯定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可知性，但对如何达到这种认识则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并建立起各自均有一定合理性同时又都包含一定片面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第三，在价值论意义上，人文社会现象的价值特性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科学主义者重视社会历史活动中与自然运动相似和共通的那些方面，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等方面，忽视人的情感、动机、愿望、需要、价值追求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人文主义者则突出强调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价值非中立性、情感性、个体性、体验性等非理性方面，忽视其中的客观性、可感性、逻辑性方面，否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基础。第四，在方法论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在方法论上能否相互沟通和借鉴。科学主义主张自然科学方法对人文社会研究的普遍适用性，却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还需要与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相适合的特殊方法。人文主义者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方法论，轻视和否定自然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运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我们认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两极之间各执一端，不仅反映了它们在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方面的片面性，也不符合当代科学内部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客观现实。
本刊记者：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是否还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对此您有何看法?
欧阳康教授：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后现代主义者把他们解构一切、破坏一切的态度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冲击和挑战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和研究范式，甚至期望从根本上颠覆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后现代社会科学不再关注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实的人文社会现象，而是紧紧盯住那些被人们所忽视了的事物。他们从根本上变更了文本、作者和读者三者之间的传统角色，削弱甚至抛弃了作者的作用和地位，赋予文本和读者以特权，甚至将读者置于决定性的地位，从根本上取消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后现代主义者怀疑和否认作为科学研究目标的真理，甚至怀疑和否认建立科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严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变成了某种“扑朔迷离的游戏”。就其研究方式而言，后现代主义摈弃现代社会科学所赖以支撑的科学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要么奉行认识论虚无主义，要么执着于内省的、主观的和反客观主义的直觉或解构，或者在方法论上主张“怎么都行”。就其社会态度而言，后现代主义者普遍对现实主流社会和政治体制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并转而奉行某种政治犬儒主义和失败主义。当然，也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持更为积极和乐观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人生态度，支持一系列新的政治运动，从和平、生态与环境、女权主义、绿色政治主张、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到“心身健康学科”、心灵运动和新世纪运动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诸种举动加剧了西方社会文化的分化和多样化发展。
本刊记者：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
欧阳康教授：在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直接基础是当代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生成的诸多极为尖锐严峻的自然、社会、人生和个性问题。就其积极的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作为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现代病”的一种尖锐批判，在不少方面尽管不无片面，却相当深刻，这就有可能引起社会对它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清醒剂，从反面推动西方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批判、自我治疗、自我修复、自我发展，对治疗和克服社会病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就其否定性的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由于其极端性、片面性和破坏性而与西方主流社会不相融洽，如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引导，也有可能成为妨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因此，我们应当大力批判和克服后现代主义的片面性、极端性和消极态度，大力加强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积极发挥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规范和导向功能。
四、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
本刊记者：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通过理论创新带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它各方面的创新。应该如何理解理论创新的先导功能?
欧阳康教授：我认为，这既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所提出的紧迫要求，也表明了我们的党对思想理论及其积极作用的高度自觉。要理解理论创新的先导功能，首先要求我们在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寻求其合理统一。理论与实践有双重的关系，一方面，实践是理论的现实基础、资料来源、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理论是实践的观念表现、思想指南、行动向导。二者之间呈现为互相制约、互相批判、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这里值得注意和探讨的是，理论有科学的与非科学的之分，实践有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之别。相应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有许多不同的情况：非科学的理论表达着也必然造就不合理的实践，不合理的实践也实现和论证着非科学的理论；理论的科学化发展依赖于也指导着实践的合理化发展，实践的合理化进程有待于也依赖于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我们所追求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科学的理论与合理的实践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动态过程中的具体历史统一。
这同时也要求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的理论状况。常常有这种情况，在一项新事业的开端，在没有现成理论可以借用、思想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不能等待观望，而应积极主动，实践先行，通过试点、实验等方式探索方向，探明道路，积累经验，提出、形成和完善相关的理论，为更大规模的综合性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然而，由于社会运动的复杂性和历史过程的不可重复性，对于大型和重要的社会活动而言，如果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则难以有正确的规划和监督，也难以达到最佳的功能和效益，尤其是如果由于缺乏指导和预见而一旦发生失误，则必然造成巨大的损失，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这就要求理论的超前发展和优先发展。目前我们就处于这样的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处于对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误解之中，对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如何在中国的大地上内在结合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而中国社会发展又不可能停顿和等待，我们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应该说，这固然是一种无可奈何，却也表明了我们积极探索、谋求发展的勇气和魄力。20多年来，正是凭借着这种勇气和胆识，也集中了全党和全民族的智慧，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造就了一个初步的总体性的小康社会；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是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就了邓小平理论，并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形成了新的实践需求和理论需求。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既融汇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基本要求，又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照搬；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又不是对于社会主义理念的僵死套用；既要求自觉地向迄今为止人类所获得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学习，更要求中华民族的自主创造和自我发展。因此它既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实践创新。而为了使这样一场伟大的实践能够更加持续协调、适速高效地和自觉合理地展开，理论创新必须走在实践创新的前面。
本刊记者：为了推进理论创新我们在当前应当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欧阳康教授：要想在新的时代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就必须努力超越妨碍理论创新的两大障碍，一是克服价值因素对于创新勇气的障碍，不断提高勇于理论创新的锐气；二是克服人的惰性与社会不良因素对于人的创新能力的障碍，大力提升善于理论创新的能力。
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创新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对象的差异而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它所指向的不是价值中立的自然事实，而是价值非中立和多元性的社会价值事务，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和思维活动，而且是甚至更是一种理解和价值活动，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利益调整活动。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有其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具有价值非中立性的人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又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真理、追求价值意义和制导行为方式为目标，具有强烈的认识方法、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的功能(参见拙文《合理性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往往意味着对原有的话语格局、政治格局、经济格局、文化格局的打破，意味着对于话语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再分配。在某种意义上，在创新的时代，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的人，将优先掌握新的话语权利、新的政治权利、新的经济权利和新的文化权利。既然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就会产生出来新的权利、格局与旧的权利、格局之间的碰撞。在这种碰撞面前，是否有足够的理性尤其是足够的勇气去突破各种形式的压制与束缚，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改革是创新，但改革与创新是要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与制约的，有时还要有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做出很大的牺牲。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体制和人们对于创新的接受度和宽容度还是非常有限的，需要不断提高。在某种意义上，呼吁创新，就是要提高各方面对于创新的接受程度和容忍程度。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大好时代，大家都在呼吁和期盼创新，但是如果在实践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不突破原来的话语，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等等，创新就无异于一种空想。有学者提出理论创新要有冒险精神，不仅要尊重权威，还要敢于挑战权威，超越权威，才能超越创新困境，这实际上提出了创新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它所面临着各种制约因素之间的巨大碰撞。
有了锐意创新的勇气还要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我们都对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寄予厚望，但是我们还有必要从人性和民族性的角度来考察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如此强调创新。从民族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家都承认一个历史事实，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远远落伍。这种落伍的重要方面是我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落伍。我认为，就人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能力和功能方面而言，人性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个是消极的和被动性的方面，一个是积极的和主动性的方面。而依据这两个方面，人性在活动中有两种典型的表现，一种是继承和守成性的活动，一种是开拓和创造性的活动。对于具体的人来说，继承和守成的活动常常是现实的、显性的、直接的、大量的、常规的；开拓和创造性活动则常常是潜在的、隐性的、间接的、个别的、特异的。要把人的开拓性和创造性潜能真正发掘出来，不仅仅要求有相应的社会因素，还尤其需要人对自身、对人性的深度反思，对自己创造能力的深度发掘与发挥。而在我们现实人的生活中，开拓、创新并不都是自觉的，也并不一定都是快乐的。因为它常常意味着困惑、困难、痛苦、甚至意味着灾难。在这种背景下，人性的发挥尤其是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就需要社会体制的激发与保障。而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妨碍了中华民族的创新。这种因素来自各个方面，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文化的因素等等。近代以来，我们中华民族主要是在向西方学习，包括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现在我们发现，按照过去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理解已经走不下去了，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或者说是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参见拙文《推进理论创新、提升民族精神》，《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在整个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独特发展之间保持张力，创造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这一条道路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中的成功均需要全民族的努力，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而这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伟大复兴对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一种强烈呼唤。
本刊记者：推进理论创新是否需要有一种好的心态?
欧阳康教授：是的。我认为在当前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要保持非常开放的心态，这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必要心理前提。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全部成就，从全党和全民精神状态的角度来看，归结为一点，就是不断从过去封闭、僵化、保守的心态和教条化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三次思想大解放，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开放心态的三次重大提升，也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三次时代性跃迁。人的未完成性和可塑性决定了也要求人的开放性。开放不分领域，不仅向外部自然界开放，也向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自身开放；开放没有时限，向过去开放以弘扬优秀传统，向现实开放以创造未来，向未来开放以指导现实；开放没有禁区，勇于和善于向他民族、他地域和他国度的一切先进思想文化学习，以发展我们自身。开放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才有可能做到“与时俱进”。
二是要强化批判精神，这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精神气质。批判是创新的必要前提，科学的批判是有效的创新的必要清道车。批判意味着去发现和发掘现实的不合理性和理论的非科学性；批判意味着对于现状的不满足，和对于理想状态的一种积极追求。科学的批判包括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其目的在于使理论与实践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达成动态的一致与协调。一方面，从合理的实践出发来科学地批判已有的社会理论和价值观念，使思想理论趋于科学化，使价值观念趋于合理化，另一方面，依据于新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来科学地批判社会现实和社会行为，使社会现实趋于合理化，使社会行为趋于规范化；一方面，在发展了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从事理论批判和价值建构，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合理的价值观念引导人，另一方面，依据更新了的理论从事实践批判，使之变得更加自觉、合理和有效。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批判与双重建构中，理论的科学化与实践的合理化才能内在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过程。
本刊记者：从方法论上看，如何具体地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
欧阳康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包含思想观念创新、研究范式创新、理论内容创新、结构与体系创新、方法论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等。范式转换与方法论创新在其中具有前提性和决定性意义。从方法论上看，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首先，要有大视野。在研究视野上要密切关注当代人类实践、科学和哲学的最新发展，立足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的当代发展，注意把握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的内在相关。
其次，要有新模式。在研究模式上要从亦步亦趋地推介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为利用一切优秀人文社会科学资源来解决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问题；特别注意创造性地阐发并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的思想及其在当代的方法论意义，积极开展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困难与问题，造就一种积极主动具有自我诠释及保护功能的既本土化又具有世界视野和自我创新功能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或模式。
再次，要有多视角。在研究思路上由单一的和分化的研究思路走向多视角和多样化的研究思路；由个体化的单兵作战转向群体性的协同攻关；由单纯的认识转向认知、解释、评价、预见、决策等的统一；由被动防守转向主动进取；由阐释、论证转向批判、反思、建构和创造。
最后，要关注复杂性，注意综合化。在研究手段上应特别注意根据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特点而采取相应的综合化方法。(参见拙文：《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人文社会系统是一个充满了价值与选择、观念与创造的复杂巨系统，人文社会科学以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身也必须变得更加复杂和综合，才能不断有所发现与创新。相应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特别注意跨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重视第一手的调查统计与科学研究；自觉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复杂性、巨系统、多变量、个性化的人文社会系统工程及其复合性解释系统与实践运作。从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看，应当自觉地面向多因素构成的复杂巨系统进行综合性思考，从分门别类切实走向系统综合；自觉面向充满随机变量的动态不可逆过程进行历时性思考；自觉面向多元价值取向内在冲突格局进行选择性思考；自觉参与多学科、多层次主体共同协作进行整合性思考；自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网络系统进行人——机协调性思考；自觉地在原始性创造与实践性应用之间进行一体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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