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太地区产业结构重组的途径_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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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重组的一般途径及其约束

1.产业结构重组的一般途径。各国产业结构重组的目的在于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均衡与高度化。概括二战以前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重组的途径,可列为两个基本环节:(1)以技术进步为主要环节推动一国产业结构的重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重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①新技术的应用产生了新产业。新产业的出现不仅是一国产业结构外延的扩展,而且由于新产业往往能成为一个时期的关键产业,能带动整个产业向前发展。纺织业的兴起,使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产业结构明显优于西方其它各国。②新技术用于改造旧产业。新技术对旧产业改造力度越大,越会使受改造产业在GNP中的比重高于其它产业,这样就会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动。(2)以政府干预为主要环节推动产业结构的重组。主要有两种途径:①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直接干预国内产业结构的重组。日本在这一方面做的较为成功。②通过以技术政策,竞争政策等间接干预或引导产业结构的重组,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典型。

这种以技术进步和政府为主要环节的产业结构重组模式,基本上属于“一国之内的产业结构重组”,一国的产业结构形成、重组与发展受世界市场变动影响不大,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互连动关联度低,世界海外市场变动也很少会直接带动本国产业的变动。例如:第一次产业革命期间,当时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只有英国,该国的产业结构重组就受海外市场变动的影响小;在19世纪末期,德国虽然在经济上比不过英、美,但德国为了实现工业化目标,采用贸易保护政策进行本国产业的保护性重组;前苏联在本世纪20年代是以政府计划作为一国之内产业结构重组的方式,基本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相隔离出来。上述举例均表明以“自我重组”为主要方式的产业结构变动是与海外市场相分割的,在2次大战之前为西方各国产业结构重组的主要模式。

2.产业结构“自我重组”模式发展中的制约因素。(1)经验表明,一国产业结构自我重组要取得成功,达到结构均衡与高度化的双重目的,一般须具备两个前提:①国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②有巨大或较大发展潜力的内部市场。(前述的英、德、美、苏基本具备),这就排斥了国内狭小,市场狭窄的中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按照上述模式进行结构重组的可能性。盲目照搬上述国家采取的一般途径,将会走上失败之路。(2)随着世界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国际经济交往的加剧,这种与海外市场基本隔绝的“自我重组”模式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大。①这种重组的途径是借助一国的技术与资源力量,以一国的市场为基础,使产业结构发展受到资源与市场的制约,重组速度慢。②随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技术交流步伐加大,任何一国想长期垄断技术与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已不可行。(3)随着生产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需求结构与层次在发生重大变化,单靠一国的产品已无法满足来自各层次各领域的需求,需要借助海外产品、技术与资源,促进本国产业的扩展与结构的高度化。

针对上述原因,各国产业结构重组的途径自二次大战以来已从一国的“自我重组”发展到利用国际产业结构重组机会的一种“开放型产业结构重组”。而亚太地区产业结构重组途径即为这一模式的较典型的反映。

二、亚太地区“开放型产业结构重组”模式

前已所述,中小国家工业化受制于两个条件,一是自然资源,二是内部市场,亚太地区(尤其是“四小龙”、“东盟”和日本)在两个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在发展战略上进行了创新,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借助海外产业结构重组机会进行国内产业重组”的道路,不仅有效地突破了前述条件的约束,而且使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地区。

调整方面:1975-1990年,东盟和“四小龙”产业结构变化指数达到27.35%,日本达到31.55%,均高于其它同类型国家。

优化方面:以制造业为例,80-87年,东盟和亚洲“四小龙”制造业产值增长近1倍(从668.2亿美元增长到1285.2亿美元;日本增长约1.7倍(从2525.8亿美元增长到6892.2亿美元)。在制造业总体发展的同时,内部结构也在逐步优化,日本以发展非电气机械、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主,东盟和亚洲“四小龙”占主导地位(包括发展速度迅速)的产业均属世界前七大工业部门,这说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而且与国际产业重组的趋势是紧密衔接的。

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地区内部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四小龙”与东盟之间已形成明显的三个梯度结构层次。

技术密集型物质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第一层次:日本重点发展较重点发展逐步向“四小龙”转移

第二层次:四小龙 比重上升 重点发展 向东盟转移

第三层次:东盟

重点发展

(上表以生产要素密集度为分析依据)

上述格局的形成与亚太地区的产业发展战略决策及经济上的互补性密切相关:1.突破市场约束,通过国际投资加速产业转移。例如:日本对“四小龙”和东盟投资从1985年的13.2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52.2亿美元;“四小龙”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从1986年的2.1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23.6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对东盟投资总额的32%。通过对外投资,不仅有效克服了本国市场狭小的矛盾,而且使投资国产业在海外得以延伸,扩展了产业的链条。2.突破资源约束,利用国际贸易弥补本国产业的资源短缺。例如:从1980年到1988年,日本对“四小龙”和东盟出口额占其总额的比重从21.6%增加到23.4%;同样,“四小龙”和东盟对日本的出口所占比重从1985年的8.8%增加到1988年的12.7%。3.借助海外技术,进行产业部门内部分工,实现产品国际化,这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新时代特征。例如:日本的“亚洲整车分工产销系统”计划正在实施之中。该计划决定由日本负责设计开发、台湾生产关键部件,泰国进行成品组装,目的在于建立起一条“泛太平洋生产线”。

三、开放型产业结构重组模式的区域性特征与中国的参与

前已所述,亚太地区产业结构重组是紧密结合海外产业结构的重组趋势,也正因为它是一种“开放型的、跟随型的”重组方式,产业重组又是被动的,不稳定的,受制于世界市场的变化。笔者认为:在当前,亚太地区产业结构重组只能以亚太自身区域为基本立足点,这是因为:(一)亚太地区科技力量在世界各国并不占垄断地位。包括日本在内,对外投资的产业技术含量并不高,多为实用型的,应用型技术,大多无法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市场上相竞争与抗衡,这就决定了亚太地区不可能主宰海外市场,不可能领导产业发展方向,相反,受制于海外国家。(二)在国际化的同时,区域化与集团化趋势正在加强。集团与集团之间在技术、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摩擦与冲突大量增加,就难以进行国际性的全产业关联合作,亚太地区国家想进入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内部市场绝不是轻而易举的,这样就迫使亚太各国产业结构重组立足于自身的亚太区域内。

经过多年的投资与转移,亚太地区正如上述已基本形成三个梯度的产业层次,但同时并没有真正摆脱市场狭小,资源贫乏的约束。这样要使有所约束的区域性开放型产业结构进行继续重组,获取新的发展,唯有找到一个新的支撑点(市场与资源交合点),而这个支撑点就是中国大陆,这是因为:

1.中国与日本、“四小龙”、东盟之间在产业层次上具有一定的梯度,日本与“四小龙”的产业转移最终将在中国获得支撑。日本可以说是领头雁,“四小龙”为两翼,而中国与东盟则处于两足,这种产业“雁形结构”,使产业转移更为稳固。

2.中国与亚太诸国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加上市场潜力大,劳动力成本低廉,自然资源丰富等特征,使中国成为日本与“四小龙”产业转移与投资较东盟更为理想的区域。同时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产品与丰富的资源型产品又能大量满足日本与“四小龙”的消费与生产需要。

3.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实现工业化的任务,需要外资的投入,在政策上又坚定对外开放。

4.亚太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日本等唯有与中国建立广泛的产业联系,才有可能避免欧美市场的激剧变动与贸易保护带来的风险与损失,减少产业重组趋势的不稳定性,实现高度化的目标。

综上所述,我认为:亚太地区针对自身的不足,有创造性地摸索出了产业结构重组的途径模式。但由于市场的变化,使亚太产业结构重组模式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区域性的特征。而要使这种区域性的产业结构重组趋势稳定化与继续朝高度化发展,唯有积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亚太地区各国实现与巩固区域性开放型产业结构体系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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