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理论是关于发展的本质、内涵、目标、动力、模式、途径等方面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理性认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抓住时代脉搏，结合中国国情，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完善关于中国发展的一系列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体系，卓有成效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健康、稳定、持续的前进。
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形成
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必须予以关注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现代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在现代政党政治下执政党提升执政绩效，以取得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重要前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和发展理论的提出首先源自于科学技术领域。他在1977年5月指出，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必须“发展科学技术”①，“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②。此时邓小平虽然没有全面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但这种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开启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形成的航程。之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又详细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和评判发展的标准等若干理论观点，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中心、动力、指导思想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体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如下方面最为鲜明。
(一)发展的核心：经济发展
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得以发展的前提。因此，邓小平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③。根据邓小平的倡导，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并将此作为“中国的发展路线”④。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发展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部署。为实现这一战略任务，邓小平提出了两项措施。
首先，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但个人之间、地区之间是以同步富裕的方式，还是以典型富裕带动共同富裕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邓小平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⑤，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⑥。这样，“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波浪式向前发展”⑦。
其次，在发展中，既注重效率，又关注公平，坚持效率优先。为尽快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滞缓所导致的与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严峻局面，邓小平高度关注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依旧社会所没有的建设速度发展”⑧。在决策执行上，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⑨。为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邓小平主张，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在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⑩。邓小平效率优先思想的倡导，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我国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二)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1)。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随着阶级对抗的消失，以阶级斗争和革命手段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逻辑前提已不复存在，客观上必须寻求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直接动力。“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探索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在非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改革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邓小平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旧制度“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2)。
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改革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而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3)。另一方面，改革要求开放，开放也是改革。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放是对外开放，对各类型的国家开放”(14)，只有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是一条强国之路。
(三)评判“发展”的标准：“三个有利于”
评判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状况如何，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标准予以分析衡量。唯物史观认为，“正确的政治领导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5)。据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将“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性质和程度的标准。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6)。其中，“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核心标准。邓小平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7)。“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了明确的方向和自我检验的坐标尺度。它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逐步趋于系统化、科学化。
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辉煌的成就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民生问题，而且执政的经济绩效的提升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赢得了深厚的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绩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最为重要的资源。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问题，客观上必须对原有的“发展理论”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才能适应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新的环境和条件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审时度势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创新。
(一)对发展地位认识的深化：由“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一般意义上深刻地指明了发展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何种地位，随着时代和条件的变迁，这是必须予以回答的中心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国际社会和局势深刻观察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8)的思想。从而将我们党对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推向一个新阶段。由“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认识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内涵和意义。
其一，发展战略意义的升华，把发展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19)，是我们党能否获得执政合法性，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
其二，发展理论内涵的丰富，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的新话，是党的发展理论史上的飞跃。“发展是第一要务”既强调了发展的重要性，又突出了发展的紧迫性。这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发展、执政、兴国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进一步说明了在党面临的各种繁重任务中，发展是第一位的、中心的任务、压倒一切的任务。
(二)对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改革开放”到“创新”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改革动力论”，强调改革开放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全方位地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今天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新体制的问题。改革的“破”是前提，“立”是根本，而“创新”是“立”的关键，只有创新的“立”，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改革动力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动力论”。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20)。创新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实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全方位的创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创新动力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境界，同时也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人均GDP达到1000至3000美元这一发展的瓶颈时期，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开发新的发展动力指明了方向。
(三)对发展目的的拓展：由“经济提升”到“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倡导的“发展的核心是经济”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站在世界未来的角度，要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就要与时俱进地认识发展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1)的新论断。
“人的全面发展”的明确提出，一方面体现并坚持了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和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和趋势上，从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上，从现实和未来的统一上创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观，为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
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理论”的完善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如同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注重效率，兼顾公平，效率优先”的发展指导思想在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同时，却产生了两个问题：
一是过分强调经济的增长率，忽视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二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产生了影响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产生了负面效应。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面临的新情况，他在2004年9月指出，“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22)。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
(一)发展内容的升华：由“生产力的增长”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但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对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忽视所产生的诸种问题，制约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想，即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23)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一思想观点包含两方面的重要内容。
其一，全面发展的整体性追求。这是在现实实践层面坚持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统一。经济为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文化为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政治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良好的政治环境。三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其二，全面发展的人本追求。这是在核心价值层面要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标志，要坚持以人为本，纠正过去“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人”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尊重人权，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二)发展模式的飞跃：由“高速度发展”到“科学协调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高速度的发展模式不仅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使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这对于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获取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积累了十分重要的资源。但注重高速度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则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耗费，使中国未来的发展和进步缺乏可持续的潜力。同时，部分地区党政领导为展示其政绩所实施的短期行为计划，则又加重了社会民众的负担。而城、乡和东部、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更造成了我国社会隐性矛盾的存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清醒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他在2006年10月指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4)。
由高速度发展到科学协调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它不仅解决了我国在经济瓶颈期发展方式和手段的转型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变，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效应。
其一，“科学协调发展”思想的提出，有效地化解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和整个社会可持续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其二，对发展中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强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高瞻远瞩和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为获取社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更好地开发和巩固执政资源创造了条件。
(三)发展目标的完善：由“综合国力的提升”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在给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矛盾的产生，主要表现为“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25)。客观上必须调整和完善党的发展目标。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地提出了将“和谐社会构建”作为中国新的发展目标的设想。他在2006年10月指出，我们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全方位、多角度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26)。这种发展目标由“综合国力的提升”到“和谐社会的构建”的转变，要求全党从如下方面解决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
首先，在发展中“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27)。其次，在发展中“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28)。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和实施，为规避和消除发展中的诸种矛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使我国社会主义稳步地不断进步和党的最高纲领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执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所要完成的特定任务，由此也决定了执政党的发展目标、手段、方式和动力的不同。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从中国的客观现实出发，与时俱进地丰富、创新和完善党的“发展理论”，使中国共产党在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航程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中国共产党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巩固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的最为宝贵的经验财富。
注释：
①②⑤⑦⑧⑩(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86、146、152、128、101、128页。
③④⑥⑨(12)(13)(14)(16)(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81、166、240、370、113、237、372、31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18)(19)(20)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2、12页。
(21)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2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24)(25)(26)《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2页。
(27)(28)《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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