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人类学问题(笔谈)——当马克思主义再次遭遇文化人类学：哈里斯—萨林斯之争的思想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视域论文,笔谈论文,之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5939/j.jujsse.2015.05.009 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人类学都是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走向鼎盛时期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两者曾经偶然相遇、碰撞并产生积极的思想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完善。此后，两者比肩而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再有实质性的学术交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文化人类学逐步在西方确立了自己的学院地位，各种基本研究范式也开始了相互间的对话与交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乘着新左派运动的蓬勃发展，大举进入西方学院，在几乎所有领域都与学院主流发生了激烈而成果丰富的碰撞。文化人类学领域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美国、法国、英国一批已经有巩固学院地位的文化人类学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基于具体的田野调查提出众多有影响的新理论、新观点，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潮流。从一般思想史而非单纯学科史的角度看，两位重量级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和马歇尔·萨林斯在70年代围绕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发生的论战，最具理论意义。 一、哈里斯和萨林斯的立场与观点为什么对立 马文·哈里斯在二战结束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研究人类学，后来也长期执教于此。他早期从事田野调查，是至今在美国仍旧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化相对论的追随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理论立场转变后，他于60年代末转向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出版的《人类学理论的兴起》一书中，他宣布，自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策略”即“文化唯物主义”，下一代社会科学家们将因此可以“继续探索真理的事业”。[1]4-5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一经提出，就引发同行的密切关注，并遭到萨林斯等人的激烈批评。作为回应，1979年，哈里斯出版《文化唯物主义：为文化科学而斗争》一书，全面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主张。 哈里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美国人类学家也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接受过更系统更专业马克思主义训练的英国人类学家看来，“文化唯物主义”继承的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关系。[2]135这种评论或许过于极端，但却提示我们关注一个事实：哈里斯是在思想成熟定型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此后也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培训，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鲜明的自学成才特征。从参考文献上看，哈里斯阅读过的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相当少，其中美国学者曼德尔·鲍勃(Mandell M.Bober)的《卡尔·马克思对历史的阐释》一书显得非常突出。该书1927年初版，1948年修订再版，后多次印刷，流传广泛。在该书的第一章，鲍勃围绕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文本的解读[3]3-28，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理解为一种基于生产方式决定论的社会进化论，而技术又在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在第二章，鲍勃主要依据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阐释，把辩证法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中被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严格决定的正反合过程，而这与达尔文所描述的基于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过程恰好是一致的。[3]29-45上述观点与哈里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解存在高度相似性。从文献征引看，哈里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了解也相对有限，最倚重的原著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费尔巴哈》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至于同时代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他的了解更是有限。除了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外，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了解相对多些。这既因为双方同处英语世界，也因为双方在文化、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问题上存在交集。也就是说，“文化唯物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哈里斯在相对封闭和狭隘的理论空间和学术空间中，朴素地想象马克思主义的产物。 在哈里斯看来，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科学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其目标尤其在于说明全球既存社会文化差异与相似的起源、持存与变化”[4]27。由于他在经验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孔德实证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定义科学，并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看做这种科学的典范，所以，他对作为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是基于对唯物主义立场的坚持，强调客观描述、客位操作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首要性。所谓客位操作方法，指的是人类学研究中非当事人的客观观察与描述，“文化唯物主义”“提高观察者的地位，把他在观察和描述中使用的范畴和概念作为最终裁决”[4]32。二是强调“文化唯物主义”是可以被反复检验的、非政治的纯粹科学，马克思主义要求改变世界的革命观点根本“没有被人类学研究确证过”[1]5。 那么，“文化唯物主义”使用什么范畴和概念来观察和描述呢？哈里斯根据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经典论述进行改造，提出了一个由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结构、上层建筑、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一般模式[4]32：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由生产方式和再生产(人的生产)方式构成；结构是指与两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即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层建筑与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层建筑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当事人、参与者直接使用的观念体系，而后者则是从参与者那里询问获得或者由观察者分析判断出来的观念体系。基于上述模式，哈里斯确立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最核心理论原则：基础结构决定论。“客位行为的生产方式和在生产方式盖然地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而后者又相应盖然地决定行为的上层建筑与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层建筑”[4]55-56，简言之，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决定两种上层建筑。这个最核心原则还包含两个推论：社会选择决定个人选择，尽管个人选择是文化体系演进的具体承担者；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非决定性的。哈里斯正是因为这两个推论，而把肯定主体能动性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辩证法指斥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糟粕。[1]5 二、怎样看待萨林斯的文化人类学与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之争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一经抛出，就遭到一些同行的严厉批评。人们通常记住了批评者的名字，却不再追问如下问题：什么样的文化人类学家在批评他，数量又有多少？事实上，学科性质决定了绝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的理论兴趣并不高，当年拍案而起批评哈里斯的只是极少数理论水平较高且已经不满足单纯田野调查的精英分子。他们通常都具有法国文化人类学的学统，了解甚至比较熟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当代欧洲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本的掌握也更加专业系统。在这个方面，马歇尔·萨林斯最具代表性，因为“他是认真地面对马克思的原著、清晰地指认马克思的全部文献中存在着矛盾思路的人类学家”[5]。 萨林斯比哈里斯小三岁，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算是哈里斯的学弟。1954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比哈里斯晚一年)，随后返回母校密歇根大学任教。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学生时代的萨林斯与哈里斯有一个小小的不同，即除了同时代那些大人类学家外，他还受到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47-1953)的奥地利裔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思想影响，从而与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英国的费边社社会主义等欧洲思潮建立了某种微妙的联系。1967-1969年，萨林斯在法兰西学院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访问研究两年，不仅亲身经历了“68”学生运动，而且融入巴黎当时激进且异常活跃的知识界，受到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深刻影响。1969年，当重返美国的萨林斯看到哈里斯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时是什么样的反应？想来非常激烈而且是彻底颠覆性的：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自我认识，它怎么可能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呢？那么怎样回应哈里斯呢？萨林斯的选择是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通过阐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批判，来表达自己对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所代表的那一类观点的批判，其最终成果就是1976年出版的《文化与实践理性》一书。 与朴素地想象马克思主义的哈里斯不同，萨林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拥有来自欧洲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强大支撑。首先，在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下，萨林斯的人类学理念发生重大转变。1972年，他结集出版《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强调现代经济理性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它并不存在于非西方的原始文明形态中，因而不能用于对后者的研究，必须建构出真正的“人类学的经济学”，并且让“人类学经济的可能存在，永远持续下去”[6]xii。其次，就在萨林斯反思经济人类学之谬的同一时期，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先后出版《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生产之镜》(1973)等著作，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发动了类似攻击，批评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前提，从而在事实上落人资本主义的窠臼，沦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鲍德里亚的思路与萨林斯的思路既同源更同向，对萨林斯接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构成直接的前导性影响。再次，1960年代末以后，法英两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依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新公开的马克思文献，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在诸多问题上达成基本学术共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有一个复杂多变的形成过程，且并未最终定型，流行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阐释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认为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之间存在辩证的联系，但与恩格斯不同，他并无意直接将社会形态理论运用到原始社会研究中去；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是依据西欧历史建构出来的，它的普遍适用性值得怀疑。基于上述研究，萨林斯一下子就走到了同时代马克思研究的学术前沿。最后，1970年代初，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成功地重新书写了社会理论的历史叙述，在把马克思确定为现代社会理论的三大来源之一的同时，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尽管存在当代相关性，但本质上是一种19世纪思想，因而存在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这一观点在同时代西方学者中产生广泛共鸣，对萨林斯显然也有直接影响。 在了解上述思想史和学术史背景后，再看《文化与实践理性》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与批判，就不难发现，这种理解与批判的前提是萨林斯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基本理念。在萨林斯看来，人类文化曾历史地生产出两种理性，即主要存在于人类学所关注的原始文明中的象征理性或意义理性，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顶峰的实践理性或功利主义；当代人类学存在着只见实践理性不见意义理性的倾向，不仅把文化看做是功利的产物，而且根据功利的观念去观察、研究非功利的原始文明，而他则坚持认为人类学应当研究意义理性，并把发现不同于实践理性的意义理性系统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7]1-4根据这种基本理念，萨林斯对马克思的若干重要文献进行解读，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两个重要判断。第一，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着两种矛盾冲突的观念，即文化环节和自然环节。所谓文化环节，指的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都是在文化—社会中被生产出来的观点，它对应萨林斯所说的意义理性；而所谓自然环节，指的就是鲍德里亚等所批判的生产逻辑、生产力中心论、经济决定论，它对应萨林斯所说的实践理性。在萨林斯看来，“前者来自马克思对属人自然的一贯看法，而后者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观念”[7]178。第二，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自然环节日益超过文化环节，最终成为马克思的主导逻辑，而其成果历史唯物主义看似批判资本主义，实则在维护资本主义，因为它所运用的依旧是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即实践理性：“的确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在把生产看作满足需要的自然的、实用的过程时，它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联手把人与物的异化状态提高到了一种更高的认识能力”[7]216。萨林斯的第二个判断强烈刺激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神经，因为它似乎在公然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当代适用性。这种意涵当然无法排除，但多少有些超出萨林斯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的学术野心。回到他的具体创作语境，不难发现，其真正想得出的只是一个学术结论，即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现成直接地运用于人类学研究，同时挑战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实践理性在文化人类学中的支配地位。《文化与实践理性》出版后，哈里斯的批评如约而至。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萨林斯实际上把“文化唯物主义”划到庸俗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范畴，而哈里斯则还以颜色，抨击萨林斯落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双方的争论相当激烈，但谁也没能彻底打败对方。就在这种争论中，文化人类学很快就进入了自己的下一发展阶段。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哈里斯—萨林斯之争呢？ 首先，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同时期结构主义思潮在左翼英语学术界传播过程中引发的系列反应之一。1960年代早中期，结构主义开始进入英语世界并逐步产生影响。60年代末，在“68”学生运动的时代背景下，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随即被英语世界的新左派广泛接受并奉为圭臬，使英语学术界特别是左翼学术界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经历了一次结构主义转型。结构主义转型使英语世界获得了新的、理论化程度更高的方法论，同时也对英语世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传统构成重大挑战。双方的摩擦、冲突变得不可避免。1969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利本德出版《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一书，随即遭到阿尔都塞的学生希腊籍政治学家普兰查斯的批判，从而引爆一场长达十年的“密利本德—普兰查斯之争”。随后，爱德华·汤普森与佩里·安德森在历史学领域、雷蒙·威廉斯与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领域均发生了或激烈或和缓的争论。哈里斯—萨林斯之争就是这种摩擦、冲突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一种表现。与上述争论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该争论主要发生在美国，而非英国。 其次，这一争论看似激烈，但双方实际上缺乏真正的交锋，更像一场“聋子间的对话”。哈里斯和萨林斯系出“同门”，学术上相互知根知底，不过在争论发生的时候，他们之间实际上已经存在巨大的鸿沟：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面，哈里斯有点“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而萨林斯的认识则有同时代学术研究最新成果为支撑；第二，在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方面，哈里斯虽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学术路线没有发生根本转向，而萨林斯则彻底转到了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立场上；第三，最重要的是，双方的基本立论是完全对立的，哈里斯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文化人类学研究，而萨林斯则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有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尽管双方在激烈地争论，但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或并不真的打算理解对方在表达什么，就像两个“聋子”在对话或争吵。 再次，这一争论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界的加速传播。在这一争论发生之前，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人类学就已经有所影响，但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比较有限，且未能根本改变主流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认识，大多数人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思想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混为一谈。随着这一争论的发生，西方文化人类学界开始以一种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消除了过去的很多误解，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形成了更加正面、更加准确的认识，进而肯定，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并不能直接用于原始社会研究，但一种能够适用于人类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还是能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是仅仅出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的理论，而是应该被重新创造的理论”[2]172。此后，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主流，成为其中不可扬弃的一种重要理论构成。此外，这一争论也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的理解方面的诸多含混、歧义与谬误，从而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收稿日期]2015-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