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笔谈——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4)05-0050-04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适应“新常态”，必须全面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而又不能被这些浪潮所淹没和冲垮。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差异、行业差异、职业差异以及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层，使利益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成了“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实现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魂——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后冷战时期，随着世界实力格局的演变，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从“历史终结论”到“重新意识形态化”，现已转向以文明冲突论和普世价值观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特别是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不确定性风险增加，防范风险与转嫁危机之间的大国博弈成了“新常态”。西方大国往往以军事霸权为后盾，以货币霸权为合理化市场操作工具，并以文化霸权发挥意识形态合法化功能，借助其文化技术以及互联网优势，挟带着个人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观等等思潮，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因此，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再次，我们过去太依赖于党的长期革命历史、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绩效和传统意识形态单向度宣传，而没有真正意识到社会对未来变革的预期面临着不确定性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统一思想的信仰基础和认知结构，具有稳定社会预期、坚定政治意志和凝聚大众人心的历史使命。任何文明都是以“价值信仰”为核心和纽带而建构的生存共同体。所谓“文明的冲突”或“文明的融合”，实质就是价值信仰的冲突或兼容问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思想舆论竞争中我们往往被遏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适应“新常态”的中华文明特有的兼容性和实践理性优势。我们必须明确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求稳定性与连续性相统一、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结合、满足内政需要与满足外交需要相兼顾，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基础。同时也成为我国应对全球化“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融合”的文化基础。 二、我国价值观教育中存在一个普遍流行却视而不见的紧迫问题 我国价值观教育中存在一个普遍流行却视而不见的紧迫问题，即笼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理论上不够彻底、实践不够接地气两大弊端。 (一)“理论上不够彻底”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学界的学理分析不到位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在于人民群众是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认同。现在笼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之“核”不够明确，难免给人以不可捉摸和无所适从的空心化感觉。聚焦点越明确，核心效力就越大。譬如，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了紧要关头，所能考虑的也就只有一个字——义。所谓“义”，就是“宜”，也是“理”，即义理、道义和正义。一旦事关家国天下，道义就会转化为中国人崇尚的一种正义之情和正气之举。实际上中华民族屡经磨难却屹立不倒，并生生不息，原因之一就是几千年来总有人坚持道义至上，坚持把个人价值与家国天下价值融为一体。 核心价值观是人们认为怎样为人处事才算有价值？怎样评判、取舍和对待不同价值？怎样创造价值、怎样分享价值以及怎样构建价值体系等问题的核心观点。核心价值观是行为主体所拥有的终极信念，是价值选择、价值取向中起原生性、主导性和统领性作用的总观点，直接影响社会生存法则和个人处世态度。严格意义上讲，核心价值观是相对行为主体之绝对存在性特征，就像人可以改变身体的表现形态，却不能改变自己的遗传基因DNA一样。如果你的核心价值观改变了，你也就不再是原来的你了。社会价值体系可以与时俱进地改变、健全、丰富和发展。核心价值观存在路径依赖而不是随意构建的，只能在既有价值体系及其价值要素排序结构基础上加以确认。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存在着多样化要素形态和多层次排列组合，并且还在演变、发展和丰富，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是贯穿始终的，只不过没有加以明确确认罢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不是从理论家们的头脑中去“发明”某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和“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理依据是什么呢？核心价值观是先天综合命题；而价值体系是分析命题。原来休谟等哲学家都认为先天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是重叠的。直到康德才意识到一些以前被看作分析命题的其实是非分析命题，也叫先天综合判断。我们不一定都认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之说，但是可以借鉴康德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两分的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加以辨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一个先天综合命题，其先天性主要表现为历史的路径依赖性；把“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看作一个开放的分析命题，其开放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价值要素可以不断健全、发展、创新并改变排列组合，使之从结构上更趋向科学的体系化。 (二)“实践上不够接地气”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两张皮”现象 2014年3月22日米歇尔·奥巴马在北京大学演讲，获得中国年轻人的普遍好感。近来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如果你说美国的不好，有人会对你“急”；如果你说中国党和政府不好，他会帮着你往更坏处贬损。我们课题组在调研中，居然还遇到过这么一个口无遮拦的年轻人这么说：“如果美国侵略中国，我就愿意当‘汉奸’！”——简直不可理喻。但确实就真有人那么说了！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案例表明我们的价值观教育还不够接地气。我们笼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难把握其中的核心要义之所在，结果“两张皮”现象很普遍：一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两张皮；二是讲坛与论坛两张皮；三是对内讲“核心价值体系”与对外讲“国家核心利益”两张皮；四是讲“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与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张皮；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张皮；六是讲文化国学与讲马克思主义政治课两张皮……诸如此类，催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官方宣传的调门和频率越高，一些人就会越觉得越虚假——老百姓变成了“老不信”——这就有可能使我们的价值观教育掉入所谓的“塔西佗陷阱”。 马克思肯定“日常意识”。普列汉诺夫认为“思想体系”只有转变为广大群众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才能发挥影响社会的作用。尽快明确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消除“两张皮”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使价值认知与意志定向保持协调一致。 三、明确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可能方案 遵循过程论与层次论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有可能依据“价值目标—辩证方法—根本立场”的分析框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一种可能方案，即：“家国天下，和而不同，以人为本”。 (一)过程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顺序与逻辑顺序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顺序与逻辑顺序看，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再有马克思主义，然后再有科学社会主义，最近30多年才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顺序与逻辑顺序大体是同构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现实切入点。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以前就有了；这不用我们讲。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有了，也无须我们多讲。未来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大变迁过程，也不是由我们中国人单独就说了算的。唯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在进行时，如日中天，必然走向将来进行时……当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多国同时胜利论”为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所超越，当冷战时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从兴盛走向衰落，后冷战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邓小平开创了一个“国别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在笼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进行价值观教育，还不如明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这样微观上更有利于把官方意识形态融入日常生活，特别是融入家庭原生态教育；宏观上更有利于我们首先取得大中华区文化认同，进而获得国际广泛认同，以便站在文化话语制高点赢得意识形态博弈主动权。因为只有生活的才是真实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文化的才是永久的。 (二)层次论——一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三层次分析框架 第一层次是基础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化的上层建筑决定观念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由此衍生出“需要—利益—价值”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分析框架。 第二层次是衍生理论。“需要—利益—价值”的理论逻辑是：核心需要决定核心利益观、核心利益观决定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决定价值体系中各要素的排列组合，从而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结构。 上述理论的逻辑起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阐述的“人的本质即他们的需要。”也就是“现实的人”之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现实的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的世界，意味着个人、国家和社会，按中国人的说法意味着家国天下。从马克思三层次需要理论到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再到中华儒家学说的需要理论是相通的。儒字，就是人需，符合人性需要的学问。文明发展层次越低，其满足动物性肉体生存的物质资料需要越重要；文明发展层次越高，精神需求就越重要。中国人为什么重名誉重信义重自觉？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人文价值和精神需要：“耻，乃人禽之别也”，所以推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治国之道。 第三层次是应用理论。“价值目标—辩证方法—根本立场”是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应用分析框架。 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独特的中国历史命运，独特的中国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注定了我们必然要确认适合自己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必定是一种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最高层次最高抽象意义上的哲学概括和提升；必定是一种能够把价值体系中不同层面、不同要素、不同结构、不同排列组合统领起来、贯穿起来的灵魂；必定是一种能够把基本价值规范、价值实现方法和价值远近目标统领起来、贯穿起来的东西，是一种更加言简意赅反映最大公约数的最小公倍数，是一体化显示价值目标、辩证方法和根本立场的具有标识性的精神旗帜和话语表达。 依据“价值目标—辩证方法—根本立场”分析框架可以得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参考确认——“家国天下，和而不同，以人为本。”这种中国式表达，是中国官方和民间实际存在的影响社会生存法则和个人处世态度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可以从“现实的人”的生产、生存、生活的基本关系，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及人与“天下”之间的基本关系中去领悟、去发现、去确认其中的内涵。这种中国式表达，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以及适应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有机结合为一体。既可区别于西方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乃至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又对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提供了深层理论支撑和广角观念支撑；还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各价值要素的动态排列组合起基础性统领和导向作用。 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其他什么主义的国家，要么是以神为本，要么以物为本，唯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以人为本”作为价值目标和根本立场。中华文化属于没有超验性一元化宗教信仰的世俗文化。中国人崇拜祖宗甚于崇拜神灵，关心子孙甚于关心自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齐治平，光宗耀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追求三种境界即“立德——立功——立言”。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不在宗教信仰而在世俗的政治文化信仰之中。 从价值观来比较便知中—西文化不同精神家园的显著不同之处：西方基督文明的精神家园是皈依宗教：其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都是个人。生是为了“赎罪”，“赎罪”是为了死后进天堂，进天堂是为了个人享受“极乐世界”。比西方“精神家园”更具现实意义、更显正能量的是，中国人的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是多层次一体化的，包括天下、国、家和个人。中国人“生”的最高境界与“死”的终极关怀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流芳百世，造福子孙。人们不耻于肉身在而精神亡，崇尚的是舍身取义，精神不朽，垂范后世。中国人小处着眼于“家”，大处着眼于“国”，终极关怀着眼于“天下”。所以，中国人活着不只是关心自己个人，而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具有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演绎成一系列现代社会主义观念。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这种政治文化信仰基因，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具有更近的内在亲缘关系。这既是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由选择的历史性路径依赖，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可能主导未来世界的超越性之所在。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