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白水新闻思想及其道德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道德论文,思想论文,林白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林白水（1874-1926）是晚清和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中国白话报的先驱。从1901年到1926年的20余年中，他先后创办了《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公言报》《新社会报》（后改名为《社会日报》）等近10家报纸。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他曾先后担任过福建军政府法制局局长、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督军府秘书长、众议院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务。1916年8月1日辞去议员之职，全力投入他熟悉和热爱的新闻事业，长期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言辞辛辣的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多次入狱，也不为权势所屈服。1926年8月5日，因在《社会日报》上刊登了《官僚之运气》，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事实，当晚被捕，次日清晨被杀害于天桥，终年52岁。他是继邵飘萍之后，又一位因敢于同封建军阀斗争而牺牲的名记者。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林白水在长期的新闻活动中，发表了许多阐述新闻伦理思想的论文，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但在新闻道德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将对他的新闻伦理思想和新闻道德实践进行粗略的介绍与评析。 一、为百姓办报和为革命宣传的办报动机 林白水的办报活动起始于1901年6月。这一年，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邀请林白水主持笔政，林白水欣然前往，并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和创刊启示。他在《杭州白话报》创刊的启事里说：“这个报纸是属于普通一般老百姓的，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的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式的文章，……我只是把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小事，报告给一般老百姓，同时把我自己对这些事的意见，表达出来……。”[1]他把自己定位为“平民”，把《杭州白话报》定位为“普通老百姓”看的报纸，目的是为了“广开民智”，服务的方式是用白话文办报。他说：“我们朋友们商量想开报馆，又怕那文绉绉的笔墨，人家不大耐烦看。并且孔夫子也说道，动到笔墨的事情，只要明明白白，大家都看得懂就是。”[2]这些朴素的话语，反映了他代民立言、为百姓办报的思想。 1903年12月，林白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白话报》，以“白话道人”的笔名撰写文章，发表了大量“排满革命”的言论。林白水曾经回忆说，他在晚清时期主持的两份白话报刊是他记者生涯的骄傲。他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3]在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办白话报的当然不是林白水，1897至1898年之间，维新派报人就创办了《俗话报》、《演义白话报》、《蒙学报》、《无锡白话报》等宣传改良的报刊，但林白水说他是用白话文的报纸来做革命宣传的第一人，还是比较客观的。 林白水在新闻实践中是如何为普通百姓办报的？主要表现就是紧密切合老百姓的实际，从精神和生活等方面启发民众破旧立新，开创一种新的生活。 在《中国白话报》中，他分别撰写了《做百姓的身份》、《做百姓的责任》、《做百姓的事业》、《做百姓的思想及精神》。这是他为开民智而撰写的系列文章。他告诉读者：“做人顶要紧的是自己不要看自己太轻，若把自己看太轻了，再到后来便一些儿体面都没有。”[4]做百姓的身份，最重要的一是伶俐，二是在行。所谓在行，就是要知道，“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可是办起事来不能够没有钱，所以纳税完粮是我们百姓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过我们出了钱，到底后来那笔钱做什么用账？到底还剩多少，还差多少，用的正经不正经，有人侵吞去没有，我们百姓照理应该去查一查。”[5] 林白水在1903年就启导民众不能只知道纳税完粮的义务，也要知道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他提醒民众：“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享得各种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话出现在100多年前，的确是很先进的思想，对读者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在《做百姓的思想及精神》一文中，他教导百姓要树立“国家的思想”，“尚武的精神”和“冒险的精神”，并以此来维护国家民族及个人的尊严。 林白水不仅从正面积极提倡百姓应有的品性，而且从反面告诫民众，要禁止裹脚、迷信、赌博、嫖娼、懒惰、吸食鸦片等恶习。如在《告当兵的兄弟们》《再告当兵的兄弟们》等文章里，对当时士兵中存在的讹诈、打架、吸食鸦片、吊膀子等现象进行批评，告诫他们要读书识字、要看报，要肩负起保护自己国家的责任。在《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他自信的说：“倘使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6]林白水在办报动机上，抱着开启民智的愿望，从内容到语言都尽量适应普通百姓的需要。为了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或者听得懂，他有意将新闻和评论写得十分的口语化，就连标题也特别讲究通俗有趣。如“养蚕发大财”、“小孩子的教育”、“论开风气的法子”、“好帮侣不怕人欺负”等等。 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还有一个重要的传播内容就是宣传“排满革命”。如1903年7月，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倡行黄帝纪年以取代光绪纪年和耶稣纪元。宋教仁也主张以黄帝即位之年为纪元，为汉族开国的一大纪念。资产阶级革命派把黄帝作为汉族的祖先，突出“黄帝”，认同“汉族”的目的是为了“排满”。革命派主张，“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力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7]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的时候，清廷大肆筹办庆典活动，林白水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有何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这副对联在蔡元培主持的《警钟日报》上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争相转载，令人拍案叫绝。林白水说，他平时发表的意见观点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民意的代表。他说：“吾国主权在于人民，而代表人民之意见则在舆论。今报纸林立，即京师一隅已达数十家，可谓盛矣。然其中不作响言，不狃私见、能力持正大之主张以号召当世者，殆几绝矣。”[8]正因为许多报纸不能代表老百姓说话，因此，林白水表示，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报界风气，履行反映民意、代表民意的职责。 二、提倡“说人话、说真话”的专业主义品格 辛亥革命之后，林白水在袁世凯政府做过几年议员之类的官，后又加入杨度、刘师培、严复、李燮和等人发起的“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袁世凯死后，他幡然醒悟，毅然脱离官场，于1916年创办《公言报》，开始以“白水”的笔名发表文章。他在《公言报》创刊词中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9]这是他新闻伦理思想中最有影响的话语，受到许多人的赞许。 从新闻专业角度说，记者的伦理道德应以“说真话”为核心，其他所有道德都在“说真话”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才有价值。这如同军人要以“不怕死”、医生要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为前提一样。一个“说假话”“说鬼话”的记者，如同一个怕死的军人一样，还有什么资格谈道德呢？林白水提出的“说人话，说真话”的观点，比过去所有人的提法都来得通俗易懂，切中肯綮。林白水认为，说真话首先体现在“奋其笔舌为正义战”上，[10]“于政府之过失，每不惮据事直书，窃以为记者天职固应尔尔”。[11]在这方面，林白水表现的最为出色。有人评价说，林白水的文章，最突出的特点是尖厉泼辣，敢于直言，能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 林白水在《公言报》上，曾揭露了不少官僚黑幕。他发表的时评《青山漫漫七闽路》，将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舞弊案公之于众，舆论界一片哗然。1923年5月，又有政客在津浦租车案中舞弊，他在时评《罪恶滔天》、《时局无望已极》等文章中，独家揭露，再次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结果，这些政客或被革职入狱，或畏罪辞职。1925年12月24日，他在《社会日报》回忆道：“《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脏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12] 1921年3月，林白水和胡政之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报》。《新社会报》以改造报业风气，革新社会为目标，“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13]，屡次捅及当权者的痛处。他在报上发表的一篇篇时评如同一根根芒刺扎在军阀的背上。曹锟贿选总统期间，林白水揭穿了他给每个议员每月津贴600元，每张选票5000元大洋等内幕，结果报馆被封，林白水也被囚禁了3个多月。 林白水不是不知道得罪权贵的危险，但为了尽到记者说人话、说真话的职责，他认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高官权贵，只要是他们做了坏事，就应该进行揭露、抨击。1926年5月12日，他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斫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14]6月5号，他发表时评《欢迎吴张者注意》，批评炙手可热的军阀，以及嗜利、逐臭的趋炎附势之徒。在林白水看来，“讲真话”就不要怕得罪人，做到“事前事后，无所悔惧”。[15] 其次，对外事宣传，要“慎乃出话，谨尔话言”。1917年2月14日，林白水在《公言报》发表了《同业其注意》的文章。他告诫新闻同业，“国家将有大事，其事为对外之事，吾辈为新闻记者，欲仗此寸管以求力副其国民应尽之职责，则事无他长，惟有‘慎乃出话，谨尔话言’八字而已。”[16]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4个年头，中国是中立国。德国以武力相威胁，通牒各中立国，禁止与协约国通商。中国对此提出了抗议，并设法沟通与其他协约国和中立国之间的关系。有些报纸“贸然登载无稽之新闻，曰某督军长电反对矣，某要人亦有不赞成此举之表示矣。”林白水认为这是报纸极不负责的行为，一是消息不一定准确，某领袖某要人也许没有说过；二是即使说过，也许是陈述一己之见供上级参考。报纸贸然刊载，会给国家的外交带来麻烦。因此，林白水劝告同业者说： 往常报纸造谣惑挑拨或攻击，吾胥无责焉。以其自家人闹自家事，无论至何程度均无妨也。今兹则对外发生重大关系矣，而所对之外不只一国，将无数国焉，成败存亡生死荣辱视于此举。吾望吾同业稍稍留意，及之报馆口头所谓“有闻必录”此四字特限，于此事不能适用也。[17] 林白水的意思是，在对外传播中，“说真话”有更高的要求。不仅事实要准确，还要考虑国家大局的需要。新闻界所谓“有闻必录”的口头禅是绝对不适合对外宣传的。由此我们也发现，晚清以来一直流行的“有闻必录”这个与新闻真实原则完全背离的新闻观念，其消极影响到1917年前后还没有完全消除。 再次，新闻记者不要做谣言的传播者。1924年8月中旬，因为公债陡跌，北京的报纸便刊登了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新闻，什么多少人会破产，金融界会受影响，商业不免凋敝，物价不免暴涨，平民的生机更加逼迫等等，给民众带来了不必要的恐慌。林白水认为，造谣的有两部分，一种是某国别有用心的人，想借此激起风潮；一种是中国的投机家，想从中牟利。林白水指出，这些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责任在新闻记者身上。他说： 不幸开报馆的不能辨别真伪，不肯慎重纪载，见着新闻就登，拿着通讯社的烂稿就抄。因此，愈传播愈广。要是新闻记者有点责任心，具些眼力，能够指斥他们，不受他们利用。那些谣言哪有什么效用呢？所以谣言的传布不传布，全是新闻记者的责任。[18] 这一段话深刻的阐明了记者应如何对待谣言的问题。谣言如果没有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传布，其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而记者要做到不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就要“抱着慎重的态度、冷静的头脑来选择材料”。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宁可不登，也不能助纣为虐。如何对待和处理谣言，往往能考验和衡量记者判断眼力的高低和社会责任心的强弱。 三、记者要有敢于斗争的硬骨头精神 1919年3月22日，林白水在《平和日刊》发表的《答客问》中说：“夫报纸为舆论之代表，而非一党一系之机关，此吾所知者也。惟操笔为文者，既须有独立不羁之精神，尤须有鉴空衡平之器识。”同时他向读者承诺：“记者不敏，甚愿执此三寸之笔，不烂之舌，而与彼文武名角相周旋，而无所于慑。”[19]1922年2月10日，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报》因抨击反动军阀的丑行，被北京警察厅勒令停刊，林白水也因此入狱。出狱后，他于1922年5月1日将《新社会报》改名为《社会日报》再行出刊。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等到我这《社会日报》重行出世的时候，刚刚碰着炮火连天，两边十万人马在大杀特杀的当口。所以我自己闻着，着得我这张《社会日报》出世伊始就带着一点硝磺气味及血腥。咳，眼见他又是个惹祸招灾、不祥的尤物了。”[20]面对这样的时局，林白水说他绝不会向恶势力低头，该说的还得照样说，该做的还得照样做。他向读者表示： 如今要是投机押宝，干那滑头勾当，希望讨好军阀，那岂不是大大辜负了一般人期许的美意吗？所以，这杀气腾腾有枪阶级鼎盛的时代出报，固然是有不可避免的灾难。但是，为着我自己的人格，以及朋友们、阅报诸君等等期许的好意起见，也只得挺着脖子称硬汉。[21] 独立不羁、无所畏惧、挺着脖子称硬汉，既是林白水重要的新闻伦理思想，也是他个人刚毅性格的体现。他一生中嫉恶如仇，不惧权威，以新闻舆论为武器，凭着“三寸之笔，不烂之舌，而与彼文武名角相周旋，而无所于慑”，充分表现了新闻记者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硬骨头精神。他说他办的《公言报》“无日不受恶势力之摧残，而再仆再起，亦无日不与恶势力相奋斗”。[22]他在清末办报，主张要用报纸来抨击朝政腐败和官员堕落，鼓吹反清“排满”；民国以后，则专以揭露军阀政客祸国殃民的罪恶为己任。 1923年2月，林白水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称“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成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自谥曰‘合法’。其实，此等政府，此等中央，此等合法，直不值一顾，不值一喙者也。”[23]他揭露议会、政府钱权交易和明目张胆地卖官鬻爵的丑恶行为。同年6月，《社会日报》大揭内幕，刊出曹锟贿选总统这一爆炸性丑闻，并将受贿者斥为“猪仔”，肆意嘲弄，当权者气急败坏，派人将报馆查封，并将林白水抓入大牢。1923年10月，出狱后的林白水仍撰文披露曹锟贿选总统的丑行，报社再遭封闭，林白水又被拘留三个月。 1925年12月1日，林白水收到威胁信，随即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说：“鄙人办报三十年，从来援助民众，反对官僚军阀，以主持公道之故，牺牲功名利禄，不稍顾惜，下狱数次，终不变其节操。”[24]因亲友劝告，不要以言论招祸，宣布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栏作者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仅五天时间，就收到两百多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青年学生的来信，令人感动：“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来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25]这正是林白水所要获得的效果。12月20日，他再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的很，惭愧的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再干起来罢”。[26]其实，他除了改白水为记者的名字之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官僚军阀的猛攻。 1926年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捕遇害，林白水毫不退缩，反而于5月12日在《社会日报》发表《敬告奉直当局》：“依现时情势而观，奉直当局似于政府成立之后，仍专力于讨赤之事业。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斫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27]5月17日，他在《代小百姓告哀》中又直接批判直奉联军讨赤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直奉联各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彼身受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有许多好处在后，而但觉目前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28]很明显，林白水坚定不移地站在军阀讨赤的对立面，在为邵飘萍鸣不平。 1926年4月，针对奉系和鲁系军阀疯狂镇压爱国运动，屠杀进步人士，新闻界人士人人自危的状况，林白水撰文说： 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做走狗，乐为虎伥的报，背着良心，替他宣传外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哪有不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29] 血色恐怖下的北京，记者人人自危，惟林白水敢于抒发己见，这种勇气令人佩服。1925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得罪了潘复，直接招致杀身之祸。林白水与张宗昌、潘复结怨已久，他曾经讥讽张宗昌是“长腿将军”（影射张的部队毫无战斗力，遇到敌军就望风而逃），令张宗昌记恨不已。[30]早在1923年1月2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潘复贪污受贿，阻碍了他的官运。《官僚之运气》对潘复的嘲骂更进一步，骂声铿锵有力：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腰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31] 正是这篇文章，激化了他与反动军阀和政客之间长期积累下的矛盾，招来杀身之祸。张宗昌和潘复恼羞成怒，当晚即逮捕林白水。1926年8月6日，以“通敌有证”的罪名将其杀害于北京天桥。离同样被军阀杀害的邵飘萍被害之日仅相距一百天，被后人感叹地称之为“萍水相逢百日间”。这是军阀当局以极端的手段扼杀言论自由的典型事件，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林白水在他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体现了一贯的硬骨头精神，敌人的恐吓，同行的牺牲，数次入狱经历，并没有使他畏惧，改变节操。相反，他是冒着“因言贾祸”的决心与勇气，提着脑袋在与军阀作斗争，表现了那个时代记者特有的侠肝义胆和铮铮铁骨。 四、林白水新闻活动中道德行为的缺失 林白水的新闻思想及其新闻实践有其光彩夺目的一面，但在新闻道德方面也有一些瑕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收受津贴、公开利用报纸卖文和常常侮辱谩骂他人。这与一般的社会公德和新闻职业道德都背道而驰。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和报业经营的艰难，许多报纸很难靠自己的收入维持出版，“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32]于是接受各种津贴就成了当时报界普遍存在问题。其津贴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有来自政党的，也有来自政客或富绅个人的。据1925年11月19日《晨报》报道，接受津贴的报馆分为四级：（1）超等的6家，每家300元。有参政院支持的《顺天时报》、《益世报》、《京报》；财政支持的《东方时报》；国政支持的《黄报》；国宪支持的《社会日报》（即林白水主办的报纸）。（2）最要者39家，每家200元。主要包括《世界日报》、《北京日报》、《津京时报》、《交通日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泰晤士报》国闻通讯社，新闻编译社等。（3）次要者38家每家100元。主要包括《北京时报》、《群强报》、《中央日报》等。（4）普通者42家，每家50元。包括《民国公报》、《实事白话报》、《正义报》，中俄通讯社等。总计14500元125家媒体。其中日报47家，晚报17家，通讯社61家。[33] 林白水是名人，他办的《社会日报》是名报，因此，他不仅接受津贴，而且数目比别人还多。在每月享受300元津贴的6家报纸中，就有他的一份。同邵飘萍一样，“林白水也是生活阔绰，他家里的佣人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也有5个。此外，他还酷爱收藏金石和砚台，藏品闻名于世。其卖文、收受津贴和贿赂在报界也并不是秘密。”[34]例如，他创办《公言报》的资金就是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提供的。“林白水还偶尔利用舆论监督搞创收，是个敲竹竿的老手。他秉承的工作理念是：给钱就不骂，绝不恭维。”[35] 记者拿津贴的最大危害，是对新闻工作客观公正原则的违背和职业信誉的丧失。“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36]当时就有报人这样断定：“今敢下一断语曰：报纸直接或间接接受党派经济上的补助者，决不能有光明磊落之气象。”[37]其实，林白水自己也说过：“若其立一言论机关，专为他人效鹰犬之用，津贴到手，摇笔骂人，忠则忠矣，如吾侪之不理何。”[38]可见，他本人对拿津贴的行为也是否定的。“津贴到手，摇笔骂人”（不管是替出津贴者骂别人，还是反过来骂出津贴的人），固然都是错误的，那么，收了钱就不骂，但绝不恭维，就正确吗？只要是拿了津贴，骂与不骂，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其本质是一样的。 敢于揭丑是提高新闻战斗力与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报纸的重要职责。但是，揭丑不等于谩骂和攻击。而林白水在新闻实践中恰恰以骂人见长，以伤人为荣。我们翻阅林白水的社论时评，一个明显的印象就是辛辣尖利中带有几分刻薄与辱骂，尤其是以外号和不雅的文辞对批判对象进行人身攻击，背离了新闻让事实说话的基本伦理规范。尽管他自己曾经说他的言论“记载及其主张，咸以公平为主，以偏激为戒”，[39]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做到。这里选几则实例看他是如何攻击挖苦别人的。 1923年3月4日《社会日报》时评《我们只得恭维彭允彝》说：“而且这一种似人非人的东西，我们要是劝他说，臭骂他，实际上也很危险。……而在彭允彝这样一身都是屎的人，究竟容易叫人动目。那岂不是反足以巩固他的地位，延长他的寿命么。我们敢相信这种千夫所指的败类，万万不能延续存在于人类社会，政治舞台。”[40]这哪里是正当的揭露和批评，完全是凭一己之意气，肆意骂人了。时评中出现“似人非人的东西”，“一身都是屎的人”“千夫所指的败类”这样的评价，无论被评的对象如何恶劣，也显示出评论者本身的偏激和人身攻击的恶意。 他骂国务院秘书万兆芝“真可谓一摊狗屎，越搅越臭，可以已矣。”[41]他骂当时的国务院“居然变成皇城根一带的大粪圈、大茅坑。每天吹送几阵的恶气味触在鼻观子里，妨害我们的卫生。这是顶难过的啊！”[42]1923年6月18日，在《法在哪里》是这样骂黎元洪及其政府的：“去汝的小姑爷罢（北京土语），黄陂十三以后之命令，为放狗屁；国务院擅窃大权自命为有效之阁议，为放狗屁；若夫两院会合会昨日过半数之表决，乃是放狗屁。盖彼等除放屁外，固不知其他者。”[43]用“狗屎”“茅坑”“放屁”之类的语言在报纸上点名道姓的谩骂他人，实在是太粗俗，太不文雅。这无疑也伤害了报纸和记者自身的形象。 不仅如此，他还喜欢给对手起外号，有意侮辱批判对象。例如：他骂国会议员是猪仔，将国会称为“猪仔国会”。说：“我们问问汝猪：打当选起，扣算到如今，十二年的时间，不可谓不长。汝猪的成绩究竟在哪里？这次北方军阀当祖宗敬奉，不能说是蹂躏议会，威迫议员吧。汝猪除了敲竹竿，以立法干涉行政外，所做何事？”[44]又说：“且以众议院之机关言之，乃国家立法之最高机关。其机关之威信与名誉，本为圣神不可侵犯。今不幸以一群渎职受贿之猪仔，充该机关之分子。[45]当时的众议院院长叫吴景濂，因为脑袋生得比较大，林白水就给他取个绰号——“吴大头”。又因为他是吴三桂的后代，林白水就骂他是“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他最后写的那篇引来杀身之祸的《官僚之运气》，同样存在这样问题。文中的“肾囊”就是男性的睾丸，指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的心腹潘复。潘复看到文章后，恨得咬牙切齿，便找到张宗昌哭诉。张宗昌与潘复密谋，给林白水一个“通敌”的莫须有罪名，连夜逮捕，于凌晨4点杀害。 林白水因文字死于奉系军阀的屠刀之下，一方面说明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没有容人的度量，文章写得再刻薄，也只是名誉损失，不会造成人身伤害。而他们则不经过法律程序，擅自处决林白水，完全是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没有健全法制的社会里，记者想用笔杆子与当权者的枪杆子进行较量，是注定要吃亏的。当然，林白水历来喜欢用人身攻击的方法揭露丑恶，也是不可取的。他说《公言报》出版之初，“首于政府、国会及舆论界尽其忠告之义”，[46]而在实际行为中，恐怕与“忠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至少在“忠告”的方式上不能以“猪仔国会”、国务院是个“大茅坑”的谩骂方式来忠告。 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记者中，林白水是一个特立独行、毁誉兼备的人。我们很少看到像他这样长期揭丑和敢于骂人的记者。他既有触忌讳、冒艰险、在所不辞的铮铮铁骨，又有接受津贴和贿赂的不良行为；既有令污吏寒心、贪官切齿的新闻“刽子手”的美誉，又有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历史污点；既有透骨见血、义正词严的健笔，又有偏激夸饰、刻薄伤人的文辞。对于他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进行分析与评价，从他身上汲取思想的精华和做人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