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典理论评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有制论文,理论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追求和向往公有制的思潮，乃至在人类社会中已出现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公有制这一词是一个每天都使用的最熟悉的经济学概念，但是接触最多的一个较普通的范畴，人们未必对之有一个较透彻的了解，朦胧的粗糙框架难以取代其内容系统而丰富的内涵，淳朴的亲密情感难以取代我们对之报以认真、客观与科学态度。就是说公有制及其理论，看起来似乎极为简单，实际上它是经济学中一个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它给人们留下许多值得进一步去努力探索的理论空间。
一、公有制的定义
根据前人对公有制的阐述，现在用一句比较简捷而准确的话来对之概括还较困难，大部分学者未直接对公有制下定义，而是间接地对公有制内涵给予必要的说明。古希腊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认为公有制就是公有任何同一事物，一切都是大家公有。（注：见《理想国》，第200页。）他对公有制的精彩表述是：“一个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对同样的东西，能够同样地说‘我的’、‘非我的’。”（注：见《理想国》，第312页。）由于他们对同样的东西拥有同样的所有权，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各部分痛痒相关的有机体，一个国家就象一个人。“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的境遇好，大家就都说‘我的境遇好’，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的境遇不好，大家就都说‘我的境遇不好’。”（注：见《理想国》，第167页。）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的苦乐对大多数人形成的反应就象一个人的生命机体中任何一个器官出现障碍或享乐对一个人整体的感觉系统的反射一样。他们“有福应该同享，有难应该同当”。（注：见《理想国》，第199-200页。）在柏拉图看来，公有制不仅物质财产要公有，而且人也要实现公有。不仅男人要公有，女人要公有，而且小孩也要公有。就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即人和物都要实现公有。“必须妇人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这里的一切都是大家公有，没有什么是私人的。”（注：见《理想国》第198、312页。）
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康帕内拉认为公有制就是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的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注：《太阳城》，第24页。）太阳城也是在一切公有的基础上采用公妻制度，男人，儿童均为公有。“一切同岁的人彼此称为兄弟，比自己年长二十二岁的人称为父亲，比自己小二十二岁的人称为儿子”。（注：《太阳城》，第11页。）
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莫尔对公有制的表述是：“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注：《乌托邦》，第53页。）即除了非公妻之外，社会上的一切财产和劳动力均为公有。在乌托邦那里实行公产和公劳力制度以及一妻制。“乌托邦人是唯一实行一妻制的民族，除非发生死亡，不致婚姻关系中断”。（注：《乌托邦》，第89页。）城市每个家庭中成年人不得少于十名，但又不能超过十六名。家庭是以血缘关系松散维系的社会生产基层组织，它以血缘关系为主但并不绝对受血缘关系的限制。如果该家庭成员超过其规定应有数额，社会会将超出的余额调出，如果儿童不喜爱自己家庭所从事的生产行业，其父和地方当局会积极地帮他去寻找令其满意的新的家庭户主。“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要以务农为主。他们无不从小学农，部分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作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他们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事实际操作。”（注：《乌托邦》，第55-56页。）可见，乌托邦的公有制的概念中相对日用消费品公有而言，更加重视生产上的财产公有，公有的概念并不计较用膳时是否必然是集体形式。“厅馆开饭后，如有人又从市场领取食品回家，并不禁止”。（注：《乌托邦》，第66页。）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说，公有制就是合理组织起来的、以科学为根据的统一的、长久的、内部协调的理性的财产公有制度。欧文与莫尔一样也是坚持生产上的公有制，他说，除了纯粹的个人日常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注：《欧文选集》，第2集，第13页。）欧文的公有制的基本单位是联合家庭，用以取代拥有私有财产的家庭（它将随着私有制一起被消灭），这个家庭“由男女老幼按照通常的数量比例组成，人数从四五百到二千人；这种公社将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每个成员将尽其智能彼此团结互助，而公社与公社之间也用同样的方式联结起来。”（注：《欧文选集》，第2集，第18页。）这样的家庭协作社由一个区推广到另一个区，直到普及到全郡，然后再由一个郡推广到另一个郡，直至普及全州或全邦；随后联合各州或邦的办法组成一个王国，最后组成一个大帝国。“到那时候，团结在兄弟般的大家庭中的人类，将和平分布而协调地于全球，包括陆地和海洋，把地球作为大家公有的家庭领地。”（注：《欧文选集》，第2集，第22页。）这个家庭公社实行一夫一妻制，同乌托邦一样，婚姻单位不是社会上的独立的生产基层单位，也没有自己单独的私有财产。在家庭公社中，男女以爱情为基础能实现永久而幸福的有白首之盟的婚姻结合，一旦双方失去了爱情，男女双方可以在的损失友谊的情况下离婚。（注：《欧文选集》，第2集，第40页。）
综上所述，前人对公有制定义的表述可分为两种见解：
1.就公有的对象而言。柏拉图和康帕内拉主张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和物都要实现公有，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要公有，没有家庭。莫尔和欧文认为公有的物质对象重点是生产资料。至于消费品虽说它总体属于公有比如房屋、宿舍、床铺等，但其中的个人日常用品可以由个人占有，不必严格限定在公有的界限之内。而且公有的人的对象应该只是成人的劳力，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条件下男女婚姻的结合不构成独立家庭的绝对主体。他们将被组织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但又不受其严格限的大家庭内，就是说既保持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又排斥以私有制为背景条件的由两口结合所派生的小家庭。
2.从公制的复盖范围来看。柏拉图、康帕内拉和莫尔的公有制只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而欧文的公有制设计却是把整个地球作为大家公有的家庭领域，公有制已上升为世界性概念，反映了欧文比其前人的远见灼识。
马克思认为公有制的公有对象只能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者是公共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注：《资本论》，第1卷，第95页。）。恩格斯也说：“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0页。）如果说在莫尔和欧文那里公有对象是生产上的物质这一假定还是一个暗含的前提，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确定内涵，公有对象的准确定位抓住了公有制的本质。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叫社会个人所有制，这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主体角度赋予公有制的另一个称谓。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首先表现为社会的每个人都同等地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个人所有制，但这种个人所有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联合起来的个人所共同拥有的所有制。普遍拥有的个人所有制就是联合起来的大家共同拥有的所有制。所以马克思称生产资料公有制又是“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所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5页。）。或者说是“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21页。）也就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注：《资本论》，第1卷，第831页。）至于公有对象是否包括劳动力？虽然马克思未明确正面阐述，但已间接暗含着对这一问题的肯定态度。马克思说，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注：《资本论》，第1卷，第96页。）劳动时间的人格化是劳动者，既然劳动时间及其职能要计划管理，劳动时间及其职能的执行主体即劳动者肯定需要统一计划管理与合理安排，劳动力的公有就必然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的逻辑结果。关于公有制是否包括公妻和公家庭问题，马克思的态度很慎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责难共产党公妻制的批驳中说，“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失，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注：《共产党宣言》，第46页。）恩格斯说：“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
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4页。）。”就是说在公有制条件下不会实现象私有制那样的以卖淫为补充形式的公妻制，但在货币已失去存在价值的公有制条件下，是否会出现柏拉图所描述的那种公妻制呢？至于对家庭的态度也是一样，马克思预见到在公有制条件下，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会随着私有制一同瓦解，并会获得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第536页》。）家庭的未来的新的更高级的形式是什么？马克思并未给予进一步地解释。看来，马克思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公妻、家庭问题给后人尚留有较大的思考的理论余地。
就公有制的复盖范围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没有祖国。……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取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注：《共产党宣言》，第46页。）恩格斯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1页。）可见，公有制的概念决不是一个以局部性的单个国家为单位的狭隘的区域概念，公有制一旦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不会也不应该在一个孤立的国家里生成。
二、公有制建立的基础
人们对公有制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使之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就是说公有制已成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对所有制想往的最高形式。公有制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制度在人类社会中得以建立，是否是一个任意的概念？它的建立可否只是单纯地依赖于暴力，并必然表现这个暴力的历史伴生物？公有制的建立是否只需要两件东西即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暴力就可完事大吉？在论证公有制的产生条件时，马克思特别重视公有制借以产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1.资本对利润和价值增殖的疯狂追求，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这样就促使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积累恰恰为人类社会公有制创造其借以产生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注：《资本论》，第1卷，第649页。）在这里有四点需要说明：(1)资本的成长取决于劳动—财产制度的确立，就是说劳动应该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依据、条件与方法。作为劳动—财产内在关系以及它的延伸形式即资本—利润，都应该获得社会法律保护机制。只有明确资本和利润的经济因果关系，并给予以其安全的法律保障，利润才能成为对资本成长起重要的刺激因素，进而资本才有可能对利润和价值增殖产生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难以满足的贪欲。(2)由于利润产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这样资本对利润的疯狂追求就转换为对社会生产的狂热推动。就是说力求无限地增加生产力只是资本无限追求发财致富的逻辑结果。资本通过驾驭生产力来实现对利润的追求。(3)资本的成长与国民财富的日益增进是互为条件的。没有国民财富的日益增长就不可能培育出更多的资本，而没有资本的增长和大量存在，国民财富难以大幅度的实现持续的增进。(4)由生产力充分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坚实的物质条件是公有制社会功能借以发挥的基本物质手段。就是说公有制如果在经济上不能获得自由，它的社会各种职能的运用与发挥必然是残缺不全的，这就会大大降低公有制的效率。
2.公有制是在旧社会的胎胞里自然生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公有制借以产生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为公有制创造了其借以运行的物质成果，而且也为公有制创造了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的精神成果，它使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就是说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公有制绝对地对立起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已经孕育着公有制的生成成分。可以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公有制不可能作为一个系统和完整的世界性的体系出现在人类社会。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明确，他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注：《资本论》，第1卷，第535页。）“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注：《资本论》第3卷，第498页。）
3.公有制的物质基础是长期的、艰难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上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注：《资本论》第1卷，第97页。）这主要因为生产力在资本的驾驭下，生产力的全部能量必须达到已完全耗尽的时候，资本才有可能让位于公有制。而生产力在私有制条件下，其全部能量的耗竭而不再需要从私有制那里获取任何营养成分需要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岁月。私有制自我的积极调整，资本概念突破狭隘的私人垄断而趋向社会化等也会大大延缓生产力能量耗费的过程。就是说公有制物质基础的形成取决于生产力在资本驾驭下其与资本之间所形成的障碍性质与强度，而这只有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会暴露出来。这就使公有制的物质基础的形成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艰难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可见，公有制的物质基础与生产力的充分运作状态有关，它不会随着暴力革命而在瞬间或在较短的时间内按照人的主观意志设计而形成。马克思特别强调公有制建立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藏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必需的物质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坷德的荒唐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6页。）
三、公有制的远景素描
马克思对未来公有制的设计只是为后人勾勒了一个基本框架和轮廓，并通过它可以透视出公有制社会的若干基本特征。
1.对物质生产和劳动力进行意识的、有计划的、自觉的调节与控制。
未来公有制社会对物质生产和劳动力进行有计划调节与控制的这一设想来源于乌托邦。在莫尔所描述的乌托邦那里，整个社会是一个家庭，他们为了确保各地区的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防止生产与需求出现剩余与缺口，社会必须经过慎密的计划，认真调节不同地区的生产与消费状况，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调剂各地区的余缺。“在亚马乌罗提的元老院会议上，他们首先确定某一特殊地区哪一类商品充足，然后又确定岛上哪些地区粮食欠收。他们立即在两地之间以有余济不足。这是无补偿的供应，他们不向受接剂的一方有所需索。凡是从自己的储存无报酬地支援某城市的人们，也可以从另一城市免费地取得他们所缺乏的任何东西。所以全乌托邦岛是一个家庭。”（注：《乌托邦》，第56页。）
马克思称公有制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整个社会保持高度的集体理性，能够依靠自我力量实行自觉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控制，在物质生产过程“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注：《资本论》，第1卷，第96页。）“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就是说，通过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使整个社会的劳动职能及其产品的供给正好与社会对各种劳动职能及其产品的需要相适应。可见，马克思已把对物质资源的计划配置存而不论，忽略为零并直接过渡到对人的资源的计划配置，并把对人的配置又等同于对劳动时间的计划分配。这里，马克思已经明显地把物质资源的供给无限作为分析的逻辑前提，由此使资源的职能替代与机会成本分析已无必要，计划的职能完成不会在物质资料的计划配置方面遇到障碍。这样，计划配置的重点就移到对人的方面。由于劳动职能不过是劳动时间的人格化的表现，于是对劳动职能的调节就转化为对劳动时间的调节。这样，以劳动时间的调节就全部替代了极为复杂的物质资源和人的调节，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由于其中一些重要的逻辑环节的省略，瞬间就这样变得如此简单，进而使计划职能在人类社会上能够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实际上，物质资源的社会供给是短缺的，对短缺的资源进行配置就要考虑信息对称、信息收集及预测成本、决策及计划实施成本等因素，而且人们的需求的数量、形式及结构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这就使计划的调节不会象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这么简单易行。由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需求简单，使他对计划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包括恩格斯也是一样。他说：“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注：《资本论》书信集，第372页。）
2.个人的全面性与自由发展
在乌托邦那里对人的全面性与自由发展也给予高度的重视，莫尔这样写道：“乌托邦人把一昼夜均分为二十四小时，只安排六小时劳动。”（注：《乌托邦》，第60页。）“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注：《乌托邦》，第61-42页。）
马克思把自由个性概况为公有制社会的基本特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65页。）个人的自由发展取决于哪些因素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个人的全面性与自由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呢？
(1)个人的全面性与自由发展的经济前提。
这个经济前提就是由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的绝对充裕。“充裕既包括使用价值的量，也包括使用价值的多样性，这又决定作为生产者的人的高度发展，决定他的生产能力的全面发展。”（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54页。）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物质财富的充裕，人们就会常受饥饿与生活的匮乏所因扰，为了满足充饥，他们不得不动用其所有的生理器官作为其满足充饥的处部延伸的手段，对这个人来说，不仅他的全部生理器官被狭隘的充饥材料所约束，而且他的精神世界与观念意识也跳不出与饥饿有关的事物的强制限制。生存的斗争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或全部生命，它没有为其留下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任何空间。一个在经济上不自由的人，他的全部时间绝大部分为生产过程所束缚，他不可能腾出多余的闲暇时间用于他的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进而使他获得一个高度发展的机会。只有在整个社会对每个人都能提供充裕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从物质生产过程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所有的人才有可能把不被生产过程吸收的时间作为自由时间用于自身的全面的发展。而充裕的物质财富只能来自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他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自然界的实际力量）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当作是并且被意识到是个人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6页。）“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用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19页。）在这里，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标志“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到最低限度，那么，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219页。）“所有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
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81页。）
(2)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共产党宣言》，第50页。）可见，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取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个人的自由发展又取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恨据马克思的论述，个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随着科学和技术进步，人对自然界的驾驭在更广阔的天地自由驰骋，生产的领域日益拓展，社会生产的分工日益精细并不断分裂出专业化强的更多的生产部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又通过市场的扩大，不断扩大了社会物质的交换范围，它日益突破以往的那种在狭隘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进行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历史局限，进而使人们间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关系。这就必然瓦解以血缘为基础的个人间的亲疏倾向和与之相适应的等级关系和秩序，进而使个人间形成普遍的平等关系。其二是个人间的全面关系。随着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随着人们驾驭社会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物质生产对人类社会的时间约束日渐减少，人们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生产以外有益于身心健康和有利于全面发展的更多的社会活动，个人间的关系不再单纯表现为狭隘的物质生产关系，而是一种突破地域、民族和国家限制的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等在内的多元化的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综合的社会关系。其三是多方面的需求体系。随着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的丰富供给，从多方面创造了人的需求，使需求体系摆脱原始的粗糙状态和动物生存条件的物质约束，进而人的需求体系不断丰富与完善。其四是全面的能力体系。需求越小，满足这个贫乏的需求手段就越简单，就越容易。相反，需求体系越复杂、越丰富这就要求满足人的这个需求的手段就越复杂、越全面，就越需要增添以科学和文化为背景的能力的全面性与多样化。满足这个不断丰富的需求体系的主观手段是指人对自然的物质变换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不断积累，客观手段是指人对自然的物质变换所需要的劳动资料的不断改善。
3.不需要商品和货币关系。
关于在公有制条件下不需要商品和货币关系这一思想最早来源于乌托邦，以后康帕内拉、温斯坦莱、欧文都有大量论述，但基本未超出乌托邦的理论框架。莫尔在乌托邦中这样描述：“每个城市分成四个大小一样的部分。每一区域的中心是百货汇集的市场。任何一户的制品都运到市场的指定建筑物中。各种货物在仓库中是按类存放。每一户的户主来到仓库觅取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领回本户，不付现金，无任何补偿。”（注：《乌托邦》，第61-42页。）“太阳城的人民自己不会做生意，……不做现金交易，他们用自己的产品按相应的价值来交换他们所缺乏的产品。”（注：《太阳城》，第33页。）“他从仓库领取的或者是为了自己家庭的需要弄来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家庭用来过和平生活的财产。不再需要法学家了，因为不再买卖。”（注：《温斯坦莱文选》第102页。）“交换任何商品都不得使用货币。”（注：《欧文选集》，第2集，第212页。）“财富生产出来后，将按货物的种类放进仓库或货栈里保存起来，以供消费者使用。因此，分配将变为每日都要使用和消费的物品的简单工作。”（注：《欧文选集》，第2集，第32页。）“只要工作，把自己的产品送到仓库，就立即可以得到所需的东西。”（注：《欧文选集》，第2集，第204页。）
受乌托邦的影响，马克思也认为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他说：“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中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注：《资本论》第2卷，第397页。）与乌托邦不同的是，马克思对为什么不存在商品与货币关系进行了论证与分析。他认为：(1)在公有制的条件下，私有制已被消灭，而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借以产生的条件。一旦由社会统一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也就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不复存在。这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也就成为多余的了。(2)在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可以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这样就使劳动者的个别劳动在生产开始时就表现为社会劳动，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已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的基础。就是说，劳动者的个别劳动不必通过价值形式间接地表现为社会劳动，个别劳动具有社会劳动的经济假定已成为生产的一般前提，这样，货币的使用在经济上就变成多余的了。“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倒退到生产的较低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是间接地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7页。）“产品的交换决不应是促使单个人参与一般生产媒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私有制的消灭只是消灭了生产资料被个体占有的社会现象，只是消除了工业的个体经营与竞争，并未消除商品生产的社会分工这一条件，而且也未消除其他一般所有制，更未消除私有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之间所进行的产业竞争和利益上差别，这样商品与货币关系并未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亡。第二、如前所述，社会能通过劳动时间的计划分配，调节着劳动职能与各种需要之间的比例，这一假定已抽象掉许多历史前提与条件，它已把一个极为复杂的运行过程变得毫无内容，因此，以这个在现实可以说很难实现的抽象假定作为推导个别劳动就一定能成为社会劳动的基本依据显然是很难立足的。
4.社会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劳动时间是分配的尺度。它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是按需分配，劳动者的需要是分配的尺度。公有制社会的分配方式具有变异性和非稳定性的特点。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之间的所有分配的历史过渡方式都是公有制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认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品分配方式具有不可避免的变异性和非稳定性。就是说，它应该是社会生产机体和生产者的历史发展程度等变量的函数，公有制的分配方式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满足于按劳分配这样一种分配方式，它只是公有制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以此为起点，其进一步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是按需分配，就是说在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之间的所有历史过渡的分配方式都是公有制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以劳动量为依据，按需分配以劳动的需要为依据。所有的这些公有制的分配方式，不仅使产品的分配能及时达到现有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范围，而且会使现有的分配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个性的充分发展。这样，这种分配能使劳动者能充分享受到与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并体现剩余劳动索取权的丰厚的物质成果。公有制的分配方式是一种由劳动和需要交织在一起的并共同构成产品分配依据的分配方式，但总的变化趋势是劳动量对分配的影响作用不断减少，而劳动者的需要对分配的支配作用不断增强。因为这种分配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伴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人性的充分发展，人们会把生产过程作为达到自己个性充分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媒介来享受。“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资本论》，第1卷，第95页。）
尽管马克思《资本论》中并未把公有制的分配原则称为按劳分配，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思想是明确的。马克思说：“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生产者本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注：《资本论》，第1卷，第95-96页。）
马克思关于公有制条件下的分配方式不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或者介于这两种分配之间的任何一种分配方式，它们的运行是有条件的。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至少有三个：第一是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第二是社会能通过劳动时间的调节具有调节劳动职能与社会需要的正误偏差的能力。第三是经济运行非市场化，就是说，人们对劳动及劳动产品的关系非常简单明了。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条件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积累得并不充分，按劳分配及其他的分配方式就很难在不具备其借以运行的充分条件的社会中成为一种典型的分配方式。
5.社会以较小的劳动投入就能保持丰裕的财富。
马克思说：“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辈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注：《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小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109页。）。”可见，个人的全面性与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从制度上铲除了物质生产对人性发生扭曲的资本对劳动异化的普遍社会现象，它使需要成为社会必要劳动的尺度，而且需要的不断扩大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他们通过合理地调节其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较大幅度地缩短了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社会以较小的劳动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