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兴起的深层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学之所以在中国兴起并形成一种思潮，绝不是哪些学者随意制造出来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据和动因，深入理解其根据和动因，有助于把握中国人学研究的意义。
当代中国人学研究之所以被倡导，其深刻的根据和动因主要在于：
1.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知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
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其思维对象先是侧重向外指向外部世界，尔后人逐渐自我觉醒并具有自我意识，从而才使思维对象侧重向内指向人本身。由于人类起初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力量的强大，使得人类必须依赖外部世界而生存，缺乏自我独立性，所以他观察和思考的对象首要是外部世界，人是被当作外部世界的“流出物”来思考的，正像刚出生的婴儿首先观察到的是其母亲一样。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随着人的力量的不断强大，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自我在认识过程中起着巨大作用，进而认识到一切活动都要通过人且最终为了人，人是一切活动的最终根据，故而人便有了自我觉醒且自我意识也随之强大起来。这最终必然促使人类把思维转向本身，正像婴儿长大成人以后对自我有了觉醒并想认识自我一样。哲学发展史证明，人类起初侧重于对自然、社会的认识。自文艺复兴时期有了“人”的发现以后，人类自我逐渐觉醒，随之更多的是自我追问：人究竟是什么？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如何？由是，人自身成了必须面对的对象，人类才自觉转向对人的生活世界、人的生存处境和人本身的认识，人学便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追问和自我认识的产物。古希腊的自然（宇宙）本体论在哲学中占主导地位，近代认识论在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现代存在论（生活论）在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就是明证。科学发展史证明，人类是先有自然科学，后有社会科学，尔后才突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结果，而人文科学则主要是人对自身认识的产物。说到底，人文科学的内核是人学。实际上，人自觉追问和思考自己，是不得不经过长期的准备和漫长的迂回曲折的，人的自我认识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体验、理解和反思实现的。为达到对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种在外部世界先兜圈子的必要性，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使然。为此，我们就必须以高度的自觉性转向对人本身的专门而系统的深入研究，为建立一门人学作准备。
2.旨在把人本身从对自然、社会、历史等客体的从属中相对独立出来并提升为主体，把被哲学肢解的人整合成完整的人，进而把作为主体的完整的人作为专门研究对象，以确立一种新的哲学、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克服以往哲学研究的局限，推动哲学的发展，这是人学得以兴起的哲学史根据。
在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人”面临两种命运：一是被淹没。即主要淹没在自然、社会、历史及宗教中，从属于人之外的客体，成为客体的人，显得不独立。文艺复兴以前的哲学大体如此。虽也有哲人强调人是万物的主体，但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把人看作宇宙的流出物和上帝的世间代表。二是人被肢解。即被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加以肢解，缺乏完整性，变成支离破碎的人。这里，人被肢解和哲学的分化是相关的。哲学要么被看成是研究外部物质世界的见物不见人的学问，要么各种哲学各执一端，难以统一，达不到对人的完整理解。自近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先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经由笛卡尔哲学对人的自我独立性及主体的强调，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以及把哲学的一切问题最终归结为“人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再到现代西方哲学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把人推到哲学的前台，从而使哲学发生了向人学的转向，人学成了哲学的中心。另一方面，先是由马克思提出追求全面发展的人或完整的人，到现代哲学人类试图建立完整人的概念，人便作为整体的人被哲学加以强调和研究。这种变化蕴含这样一个道理：人是一个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人在世界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本质，而且还是使外部世界化为人的世界的主体，因而，哲学不仅要从外部世界理解人，而且还要从人自身的内在固有方面去认识人，这种认识是在为一切存在提供最终的根据。由是，人学便是哲学的基础学或本质学，是哲学的最终（或最后）本质，这种本质只是在当代才真正显示出来。另外，从哲学发展的当代成果来看，哲学是把人和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也是对象性关系，这种主客体或对象性的关系之所以发生、存在、发展和实现，其前提主要在于人就是对象性的存在物，现实的人就是这种关系的建立者、推动者、实现者、确证者以及理解者，是理解这一关系的前提、基础和根据，所以，哲学应从“人”入手来把握人和世界的主客体关系或对象性关系。至此，也显示出了哲学的人学本质。马克思曾说：“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注②。）恩格斯也说过：人是一切活动和一切关系的基础。既然如此，当代哲学就应该把作为主体的完整的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把“人”作为哲学之本，实现向人学的转向，以自觉显示其人学的本质。这便是中国人学得以兴起的哲学史根据。由此来重新审视哲学，那么，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就是人学，哲学史本质上就是人逐步走向认识完整自我的历史，是解决围绕人而发生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历史（如肉体和灵魂、思维和存在、经验和理性、主体和客体、理性和非理性、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人和类等），哲学的出发点、前提和根本立场取决于对人的理解，哲学的发展状态取决于人的发展状态。对哲学的哲学史的这种重新理解，不仅有助于修正以往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成见，发现各种哲学的内在统一性，而且也为今后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途径。
3.旨在综合和提升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侧面的实证知识，把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即真正的人来把握，以建立一门新的人学，既反映科学发展的趋势，填补科学发展的空白，又为一切有关人的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方向，这是人学得以产生的科学史根据。
近代以来，在神学性的人的形象崩溃之后，关于人的各种科学便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积累起了关于人的丰富的实证知识。但是，它们在开始时并不一定确保其内在联系，反而往往发生明显矛盾的情况。这样一来，有关人的诸科学就面临下面一种状况：使人这一对象带有支离破碎或似乎矛盾的倾向。这一倾向不仅没有使我们接近对人的认识，反而越来越使我们远离这一目标。正如格·马赛尔所言：“虽然将越来越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人，然而，人的实质，对我们来说却越来越不清楚。甚至偏爱这样地提出问题：恰恰是这种关于局部细节的知识的丰富性是否使我们归根到底变得糊涂起来。”（注：转引自〔俄〕安娜耶夫：《人学——未来世纪的热点》，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雅斯贝尔斯也指出：“用这种方式（把人仅看作客体而形成关于这个客体的各种侧面的实证认识——笔者注），人们确实认识了有关人的某种东西，但没有认识人本身；……当个人由社会学或心理学或人类学构成某种东西时，这对个人来说并非是绝对强有力的。……单有专门知识是永远不够的，因为它之有意义，全靠掌握它的人。”（注：《现时代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对人的不同侧面加以认识而形成一系列人的科学的学科群，是近代必须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这一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这表明对人的认识是处在搜集材料阶段。由此在当时也形成了对人的认识的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形而上学方法。科学发展到现代，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这又恰是同人的问题相联系着的。一是人的问题已变成整个科学及其分支科学的普遍问题，整个科学及分支科学之间发生的新的相互关系或联系恰恰在人的身上。二是关于人的科学研究仍在加速分化。三是研究人的各门科学及其不同角度和方法趋于结合，趋于对人进行综合研究，即对人的认识已进入整理材料阶段。作为对这种趋势和特点的批判性反思，必然有一种关于人的统一的基础学说，来把关于人的各种科学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以克服对人的研究的片面性局限，这便产生了把已经积累或将来能够获得的有关人的认识成果由某一统一的原理重新加以组织和整合的要求。当代中国人学的产生，在其出发点上首先就是为了适合这种要求。因为根据这一要求将人的各种现象和有关这些现象的多样性的实证性研究统一起来，那就必须回答这样一种本质性的问题：在这些现象的根底上，人究竟是什么，即必须确立某种基本的人观。这便是人学得以产生的科学发展史的根据。显然
，人学是一种综合人的一切专门知识但又对之加以超越、提升的思想，靠这种思想，人获得了完整性，只有这种完整性，人才真正显示他自己的本质即他自己之所是，人才真正成为他本身，成为真正的人。这样，人学的产生不仅有利于综合和提升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侧面的实证知识，以达到对完整的人以及人本身的认识，而且有利于建立各门人的科学之间的联系，并为各门人的科学提供本体论基础，重建新的科学观，同时还有利于使人的科学向尚未被认识的新领域进军，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4.旨在通过对完整人性的理解，为克服以往各种文化模式的历史局限、实现人类文化的综合创新寻找一种新的核心的文化理念，这是人学得以泛起的文化学根据。
当今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模式，而不同的文化模式就是基于对人的不同理解。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和核心的文化与以整体主义为基础和核心的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存在着的两种最基本的文化模式。前者把人主要理解为具有独立个性的个人，后者把人主要理解为只有在整体的关系中才能存在的人，离开整体的孤立个人是一种抽象，无法存在和发展。这两种文化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都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个人主义文化发展到极端，便出现了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及自私、贪婪、掠夺、征服、占有和自大狂等，这使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种种危机。整体主义文化发展到极端便出现了专制主义、虚假集体主义、犬儒主义和盲从主义以及依附、保守和求安等，这也使一些东亚社会出现诸多危机，得不到快速发展。这危机的深层背后，实质上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人性危机。这就提出以文化综合创新来克服以往文化之历史局限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寻求和重建一种新的完整的人性，达到对人性的完整理解，并通过这种重建和理解来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这就是现代西方某些思想家提出的实行所谓的“人的革命”，建构完整人的形象。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化是因人分而分，因人合而合，所有文化最终都依赖于对人性的理解，或文化的深层核心和基础是对人性的现实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力图消解人的主体性，在我看来，这不是消解个人的主体性，而是消解个人不健全的主体性进而达到个人健全的主体性，即具有类意识的主体性，其实质意图是通过对完整个人的理解和建构，来寻求一种新的人性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新的核心文化理念。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中国人的现实状况，与此相应的文化建设应把培育独立的个人当作一项基础工程。但从最终趋向看，独立的个人还要走向健全的个人。所以，现代性的问题首要是文化的综合创新，是文化理念的更新，是通过人类的自我反思来寻求一种新的完整的人性。这正是中国人学得以产生的文化动因。不言而喻，人学的产生将为文化的综合创新、文化理念的更新和寻求新的人性，提供有效的理论根据和方法。
5.旨在通过对人之秘的科学解答，为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中国人学兴起的时代或实践根据。
真正的人学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声音。正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一样。而时代精神主要是通过“问题来体现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是左右一切个人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由是，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时代提出的深层的前沿问题。
那末，当代人类发展究竟提出哪些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深层的前沿问题呢？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追问和反思，确定着人学产生的必然性、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的对象、人学研究的方法和人学的功能。
首先分析当代西方的发展所提出的深层次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有以下五个基本事实支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
一是现代西方科技和工业的巨大发展给人带来的积极、消极影响。现代西方科技和工业的巨大发展一方面证明并推动了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和人的积极创造精神的发挥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开辟了巨大可能性，从而使人作为首要生产力和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使人的主体、主观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急速增长。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一时难以控制的、破坏人的生存基础的现象。其中主要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遭到破坏，人成了机器的零件，个性片面发展了，人受物支配，不成其为人。这实际上就是全球性问题和人的物化问题。现代科技和工业还是需要的。问题在于，人如何合理有效控制自己的主体力量和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利用工业为人类造福？人如何在发挥其主体性力量时又不致于使这种力量造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破坏？人如何通过充分全面发挥其本质力量来占有物，使物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这实质上提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客观制约性、人的创造性和规范性、人的选择和决定、人作为主体和作为目的、人和物的关系问题。
二是政治组织机构的技术官僚化。技术是当今西方政治组织机构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政治统治一定意义上就是技术统治。技术时代的政治机构支配着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的命运。缺乏人性的官僚政体使每个人变得无足轻重，个性丧失。那么人应如何做人？人性和个性怎样才能得到有效发挥？这实际上提出了人是什么和如何做人的问题。
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近代西方倡导理性至上，由此带来了西方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以及物质的繁荣。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惊醒和打碎了理性至上的美梦。人作为实在的主体，不再是高居于自然之上的灵长；性的冲动与变态，占有的狂欲，掠夺、攻击和毁灭的本能，从一群一群躯体中挣扎、膨胀出来。自我变为丑恶和荒谬的。这些倾向之共同点就是否定人的理性，膨胀人的非理性。这种情景引起人类自我的惊诧和震动，进而促发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迫使人类去思考人的本性和人性、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人性中的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以及人的活动的价值准则和人道主义等问题。
四是20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并陷入低潮。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然而在20年代欧洲发生的工人运动都相继失败并陷入低潮。欧洲许多思想家纷纷致力于探讨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人的心理准备不足和“阶级意识”不成熟，进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被曲解成一种消极无为的反映论和抹杀人的主体性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而对文化意识形态和人的心理结构分析不够，只见物不见人，只讲客观规律不讲人的主观因素。由是，他们一方面试图把唤醒和恢复人的主体能动性作为摆脱现代文明困境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试图重建以人为主体、以研究主客体关系为唯一对象的历史辩证法。这里，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些深层问题：如何理解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人的主体性和客观规律性是什么关系？社会物质条件发展和人本身发展的关系如何？
五是西方共同精神的瓦解。首先是过去历史传统的崩溃，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和理性了，对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失去了信仰。其次是现实生活中主导的基本理念的缺乏，找不到一种稳定有效的、被大家接受的理念和精神支柱。最后是对未来方向的迷失和未来生活的担忧，人生的目的不见了，现代科技和工业威胁着人的未来生存和发展。由此人们关注的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代西方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如何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人的新的生活准则、生活信念、价值观念和发展方式是什么？人的未来前景怎样？
再来分析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提出的深层次问题。
在当代中国，有以下三个基本事实在支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
一是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说到底是解放人，为人松绑，解决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充分利用人性和规范人性来运作的，它既要求相适应的人格来作为它建立和发展的人的基础，又对人的发展产生正负影响，其最大的积极影响是促进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其消极影响是产生一定的人的物化现象。从现实看，国民素质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反而成为它的一个障碍。从哲学高度讲，市场经济体制的表层是“物”的问题，深层却是“人”（人性、人格、人的素质、人的能力、人的价值等）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与人的问题更具有内在本质的联系，这必然促使人的自我觉醒，促使人们对改革及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作深层思考。由此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改革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性假设是什么？市场经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如何确定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市场经济和人具有怎样的内在本质联系？人和物的关系如何？
二是文化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文化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和核心，是提高国民素质，塑造社会主义现代新人，它是以人为本并解决人的问题的。为此就必须对“人”有一专门、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理解。这是文化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的一个深层问题。
三是当代中国的发展。我们所追求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从哲学高度和深层来看可持续发展，其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它把人类作为发展主体，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理论根据；以人的素质的提高和能力发挥为实现条件，以代际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核心内容，以改善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目的。所以，人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和核心。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过程，而人的现代化则是关键。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从哲学角度看，“人力资本”和“人的素质”是实现这种转变必须注意的两个关键。从根本意义上可以说，发展的元价值在于追求人的发展，发展因人“硬”而硬，因人“软”而软。发展学家佩鲁指出，如果不从人的更高层次上去理解发展，对各种发展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就难免是浮浅的、表面的。这样，对发展问题的深层思考必然提出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人及其发展规律？
此外，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提高领导干部队伍和国民的素质，作好人的工作等，都要求对人是什么和人如何做这两大问题加以专门深入系统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研究的一条主线就是不同时期提出的人的问题，其最根本的，则是如何科学理解人性和人的本质。
虽然中西方所提出的问题在层次上不同，但把这些问题提升到人的社会意识中来，从其深层和根本意义上讲，核心都是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追问、把握及回应中，蕴含着人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内在设定着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的对象、人学研究的方法和人学的功能。
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第一个回应，是人学的产生。上述问题是现有哲学不能完全回答的，必须有一种专门系统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这就是人学。我们今天生活在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问题格外突出和尖锐的时代，也面临着各种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我觉醒、自我追问、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就尤为迫切和重要。人是一切活动和关系的主体，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境况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人创造他自己的历史和存在。人造成怎样的存在取决于他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取决于人如何做和做什么，同理，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人的未来也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而人如何做和做什么，如何选择和决定，又取决于人是什么和人应怎样做，即人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对“人是什么”和“人应怎样做”的认识深刻影响到人自身的行为方式。今天人们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不完全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和如何做，以往全部文明的历史局限大都是建立在对人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上的。于是，对人是什么、人应是什么和人如何做的专门、系统和深入的科学思考，便要求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产生，而当代中国人学的产生，便是对人是什么，人应是什么和如何做人这一时代问题的中国式反思的第一个回应。戈里格里扬指出，现代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苦于不善于用科学技术成果造福于人，不了解人的本性，未能充分洞察人的内心生活的奥秘”。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和规定人创建世界的主观形式和准则”（注：《关于人本质的哲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3页。）。这实际上就是人学的任务。
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第二个回应，是使人学成为当代哲学的主要形态。没有适用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的一般哲学，哲学是活动着的历史思想体系，它总是随着时代发展以不断满足不同时代精神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形式，这就是使哲学主题、内容和形式时态化了。关键在于把握：在当今时代，什么问题能体现时代精神并被推到哲学的前台。通过分析考察便知，应把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推到哲学舞台的中心。海德格尔在总结概括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时指出，任何时代也没有像当前时代这样多地懂得人，但任何时代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少地懂得什么是人的问题。任何时代，人的问题都没有像我们当代一样，成为如此重大的问题。这样，哲学在当代实际上就主要成为关于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人学，或哲学应转向人学，主要采取人学形态。实际上，进入20世纪，人本身的本质、存在和发展问题成了当代哲学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故而西方哲学出现了回归人的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国哲学出现了人学思潮，也促使第18、19届和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把“人”作为主题。第18届是“对人的哲学理解”，第19届是“世纪之交的哲学和人类”。据悉，1998年将要召开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对人的的教育”。
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第三个回应，是人学必须把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如上所述，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的时代课题，是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问题。准确地说，这里的“人”指的是个人。因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人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独立的个人走向具有类意识的健全的个人；当代中国，人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依附性的个人走向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并且中西方学者在讨论人的问题时，所说的“人”主要指个人。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关于人的问题往往带有综合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多取决于对完整个人的理解，重建完整人的形象。所以，将上述时代课题加以规范和提升，就是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这一问题可构成当代人学这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在有关学术论文中已证明，人学研究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人类思维、人的科学、文化和哲学的发展的内在要求。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门科学对这一最根本、最深层的问题加以研究。人学以此为对象，也能和唯物史观、哲学人类学、人的科学等相近学科区别开来（注：参见《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第30～32页。）。根据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问题，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实际上包括四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个人的完整性，这是个人的完整图景。二是完整个人的本质（包括人性），这是人的本体。三是个人的存在，这是个人空间中的存在处境。四是个人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是个人在时间中的发展。这四个方面构成人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第四个回应，是人学研究应坚持外观和内省相统一的方法。人的外部存在境况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人的内在本质力量总要外化于人所处的世界，人的存在境况和外部世界对人的存在和发展也有深刻影响。所以人和外部世界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这一关系在当代人类发展实践中更加明确和突出。人以怎样的方式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外部世界就会以怎样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采取外观的方法，从人所对象化的外部世界和存在境况方面科学研究人，通过经验观察方法来确证人，又要采取自我内省的方法，从自我的内在方面（内在心理结构及以本能等）反思人。前者把人视作客体，注重人的科学因素，后者把人当作主体，注重人的价值因素，所以研究人，又必须采取科学和价值相统一的方法，这种方法和上述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
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最后一个回应，是在功能上，人学应为当代人类发展提供核心的文化理念。当代人类发展已陷入一定的困境。在许多西方思想家看来，困境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主要是由于人的文化价值观出了问题。由此，要使当代人类发展摆脱困境，就必须实行“人的革命”，其主要的，是重新寻求和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这样，现代性的问题首要是文化理念的更新。这就要求人学在其功能上，必须通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当代人类发展提供一种核心的文化理念。其实，当代中西的人学研究者大都具有明确的指导意识，即自觉去关注当代人类发展实践提出的深层问题，而且试图通过研究，以为当代人类包括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提供核心的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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