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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6)03-0020-11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6.03.004 长期以来，认识论问题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中心话题，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主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假设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就需要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作为一个必要前提加以阐述和辩护。正如保罗·赫斯特所说，只有在“正确”的认识论基础上，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特定时代的“科学”特性以及在这一时代中必须采取的一系列特定行动充满绝对自信[1]6。 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观点清晰地出现在毛泽东的著作里，不过，毛泽东概括和阐述认识形成过程的诸多努力以及对此努力的明显重视，并不能确保得出一个合乎逻辑、前后一致的命题。事实上，在毛泽东的文本里，与其说信奉的是某一种认识论立场，不如说是根本不相容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混合体。根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卡特勒、巴利·海因兹、保罗·赫斯特和阿萨·侯赛因在认识论方面开展的工作，可以发现，和所有的认识论学说相一致的是，毛泽东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区别和联系的角度清晰阐述了认识形成的理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的区别在于，客观世界(即现实)是完全独立于主观世界之外的。然而，通过一定的机制和程序，主客观又具有统一性，由此使认识客观世界成为可能。毛泽东假设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有着合乎逻辑的理性秩序。因此，现实世界的理性秩序能够通过合理的概念结构在思维中得到反映。而经由概念的运作和排序以及概念间的关系，主客观世界就能在思维中实现统一，这是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立场。毛泽东坚称，认识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以证明主客观的统一。由此，认识实际上被还原为人类主体经验的范围，进而滑入了经验主义①。在毛泽东的文本中，这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随处可见。 当然，许多认识论既非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也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而是两者令人困扰的混合物。康德的认识论就是如此，它集中了理性和经验这两种论证的优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如此。对我来说，这也是在涉及毛泽东的认识论主张时遭遇到的情况。这种解读显然与许多学者把毛泽东关于认识形成的观点说成是经验主义的论断大相径庭。比如，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在毛泽东认识论的各个阶段，认识形成的第一动因皆为经验，以至凡是出现的事物都无可非议地是经验主义的“普遍”形式②。按照罗伯特·巴尔克利的估计，毛泽东的《实践论》提出了一个稍加“修订的传统的经验主义版本”，其中大量隐现着培根和洛克的影子。尽管有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掩饰，“经典的欧洲经验主义”在毛泽东主要的经验主义文本中毫不鲜见③。尽管归纳主义混杂着某些普遍有效的抽象，提及《实践论》中暗含着“培根式归纳主义观点”，本杰明·史华慈也表示赞同[2]29。比尔·布罗格在其文章中也暗示，《实践论》提出了一个关于认识形成的归纳式理论。在查看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时，尼克·奈特提到了毛泽东倡导的那种特有的将经验主义和利用归纳方法而建立起来的普遍理论(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经验主义方法论”④。 显然，这些评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表达了某些学者在分析毛泽东的思想时特殊的方法论路径。与此相比较，本文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关于毛泽东认识论话语的解读，力求分析和阐述出这些评价中的那些预设和非连续性，并依据解读毛泽东文本的那些方法，揭示出现有解读中的某些意义。 1 对毛泽东的认识论概述 毛泽东认可的认识论的参数是什么？简言之，当毛泽东证明主客体具有本体论的同一性时，就认识论的目的而言，这两个领域却是孤立的、有区别的。他强调，认识产生的过程(该过程使主客观两个领域的一致性受到了影响)始于经验。同时，他又声称，现实世界的物质具有双重结构，即外部的现象形式和隐藏在可见表象背后的本质。经验只能抵达现实世界的外在表象，而不能把握其内在本质，所以必须超越由经验把握的外部形式，寻找隐藏着的事物的本质，以形成科学认识。这是一个经由概念的运行和排序而进行的思维过程，其目的是建构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性的概念体系，以在思维中再现现实的逻辑和理性次序。因此，当宣称认识只能始于经验时，毛泽东的认识论却呈现出了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毛泽东认为，经验不能揭示现实世界的本质及其理性结构，因而其自身不能产生科学认识。现实和思维的一致性必须通过概念的活动在理性中实现。 然而，一致性并不是毛泽东认识论主张的标志，因为和理性主义立场结合在一起的是认识必须由经验检验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所坚持的认识论又滑入了经验主义的泥沼，人类主体的经验成了辨别真伪的试金石。因为本质上的不足而错过了某个时刻的经验，现在却奇迹般地成了检验真理的圣器。 当把注意力转向潜在的假设时，更多的矛盾也明显存在于毛泽东文本的认识论中。正如卡特勒、海因兹、赫斯特和侯赛因在对认识论进行总体评论时所说，这些问题域恰恰是从认识论的运动本身派生而来的，它们包含着诸多假设，比如关于客观世界本质的先在本体论假设，关于中介具备使认识得以形成的特性的先在认识假设，关于凭借对主客观统一产生影响力而超越其他机制的某种机制上的优越性假设。这些存在于问题域中的假设，支撑和言说了毛泽东的认识论，却只是被看作信仰的法则，因为它们无法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自以为是的和自循环的。如此一来，毛泽东不仅面临着要努力合并本质上存在矛盾的认识论立场问题，还面临着认识论本身的种种限制、非一致性和教条主义等其他困难。因此，结论就是，毛泽东的全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无法逃避的认识论张力、非逻辑性和循环性，暗中削弱了他用来检验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发展唯一科学有效性的方法。现在，就让我们具体展开对毛泽东的认识论这一特殊维度的考察吧。 2 存在和思维：本体论上的统一、认识论上的区别 毛泽东的文本假定了思维(或意识)与存在(或物质)在本体论上的统一和在认识论上的区别。根据毛泽东哲学著作所断言的唯物主义信条，存在不依赖人的思维而客观独立地存在，这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⑤。根据认识论，区别存在和思维这两个领域是可能的，而在认识论之外作这样的区分是无效的，这是因为存在和思维拥有同样的本体论特点，两者是同一本体领域的组成部分。比如，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意识是“物质的一个自然属性，它产生于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后来，在同一本著作里，毛泽东的观点更明确了，认为意识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是人脑特有的机能”[3]282。简言之，意识是一种物质。这种本体论层面上的统一，允许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产生于在认识论层面上截然不同的主观世界中。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讨论的是存在和思维之间区别和统一的问题。在存在优先于思维的意义上，这两个领域被毛泽东看成是相互独立的。同时，作为具有同样本体论特点的相互联系着的物质统一体，两者又具有统一的可能性，因而人能够产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3 认识：始于经验 在多处文献中，毛泽东都赋予了“科学分析”或“科学方法”和“实事求是”同等的地位。实事求是的方法概括说明了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的思想，因而清晰显示了毛泽东所认为的正确调查和分析方法的物质基础。对毛泽东来说，认识源于经验，这种经验来自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对此，只需回忆一下《实践论》中的那段著名文字即可，在那里，通过对吃梨的分析，强调了“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或者回忆一下毛泽东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不平衡回答也可。在毛泽东看来，“经验”这一概念是认识形成的中心概念。正是经验的中介、直接观察的中介以及实践活动的中介，才形成了物质与意识的内在联系。这是毛泽东所认为的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它产生了作为客观世界在人脑中反映形式的感觉和印象。 4 现象和本质：一个关键的区别 如果停留在毛泽东1965年《二十三条》中强调的通过经验获得感性材料的阶段，就只能出现“给大量表面现象分类”的结果⑥。因此，必须将这一认识形成的过程由表象推向深入。这就必须区分现象和本质。对毛泽东来说，客观物质不仅包括外在的表面现象，还包括内在的本质。外在的现象作为感知的基础能被直接看到，而本质却是肉眼看不到的，它深藏在为经验所感知的表象背后。因此，必须透过事物的表象，揭示隐藏在内部的本质，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抓住”它。这就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在1965年的杭州讲话中提到的，如果本质是可触摸的，能立刻被看到的，那么“科学就失去了意义”。 5 “抓住”本质：向理性认识的飞跃 事物的内在本质如何能被“抓住”呢？一方面，认识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需要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反复观察上。同样，这一过程又被想象成是一个发生在思维中的过程，因为它跟随了感觉的发展，尽管这些感觉不够充分，有点杂乱无章，但它们却是以客观世界在头脑中反映的形式存在于思维中的。 1956年，在与拉丁美洲某国共产党代表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两种调查模式：一种是“走马观花”，这种方法只能获得“不深入的印象”；另一种是下得马来，通过对花的“分析”和细致的观察获得本质。这些段落暗含了一种不断被毛泽东提及的必要性，即必须超越外部现象和由经验得来的浅显感知。“抓住”事物本质的方法包含着一个分析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将从外部派生而来的十分混乱的概念分解成最简单的形式和最基本的要素——将满园的花分解为一朵花，再将一朵花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确信，这一方法正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在寻求科学认识的过程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最简单的要素“商品”分离出来，并以此为起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分析过程就是透过经验的现象形式，去仔细分析事物中最简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一部分。显然，毛泽东使用的“飞跃”一词，是一个量的术语，它发生在“感性材料已充分积累起来的时候”[4]223。然而，毛泽东认为，量变总是包含着质变。所以，由人类主体经验得来的感性认识，性质上不同于由“飞跃”得来的观念。这种性质的区别就在于，感知和印象是对事物外在表象的认识，而概念则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这些概念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因此有一个确定的物质基础；它们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次，毛泽东自问自答，“它们来自客观世界。”[5]104因此，它们反映着客观世界。 6 反对经验主义 观察提供了对客观世界的感性认识，这是一个无偏见的过程。与此不同，毛泽东赋予理论在分离认识对象中最简单的那些决定性因素和概念的形成方面以重要作用，而这两方面是把握事物本质特征的必要步骤。众多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允许人们从由经验得来的感性认识中生发出意义，并由此指导分析的过程。在这种范式中，理论允许对经验进行组织，并允许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对许多偶然性的强调受到了约束。比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强调，“科学概括”只有当“详细收集材料”的重要任务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才能实现[6]23。在另一处，毛泽东赞同把“阶级斗争学说”引入历史研究，“因为没有这一学说，就会引起困惑”。接着，他说：“只有运用阶级分析，才能清晰地分析事物。”[5]392 这些观点不应该用来暗指观察活动已出现在某个内在前提的框架里，而应该暗指毛泽东假设了认识过程中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文章与由经验得来的感性认识之间相互联系的某种形式。这些理论无疑有助于深入到客观世界内在的无序的表象中去，有助于概念的发展。毛泽东还主张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只有科学才能让人找到隐藏在现实表象背后的本质。这个主张进一步暗示了理论必须在分离客观世界的最简单形式和形成概念这两个过程中都发挥关键作用。 7 走向概念的理性秩序 只有经历从具体到抽象，只有在概念形成之后，才能有演绎、判断和推理。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谈到将思维看作是一个“过程加工厂，在这里，完成了的产品被加工出来”，因此，这表明毛泽东将思维看作是一个过程⑦。同样在这本书里，思考和再思考被认为是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抵达对客观世界正确认识的最重要因素。思考和再思考，在别处也叫做艰苦的思考，表明了思维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在毛泽东看来，认识不是从经验数据的被动获得中得来的，而是产生于在主体头脑中思考着的思维的能动性。思维包含着概念的劳动，由此，来自经验的感性认识得到了加工，客观物质中最简单的要素通过分析得到了识别，还形成了概念，进而理解事物的本质，并解释隐藏起来的为单纯的经验所不可见的客观世界的结构和模式。在所有这些工作中，理论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8 现实的逻辑秩序 这是必须进一步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在毛泽东看来，现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世界，具有逻辑秩序，受规律的支配。在这一问题上，形而上学是错误的，它以“孤立的片面的方式”看问题，不是“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着的整体”，而是把它看成是“没有联系的一盘散沙”⑧。现实世界的各个要素间的根本联系及其相互联系的方式，并未被毛泽东看做是无序的或是随机的，而是有着合乎逻辑的理性秩序。 毛泽东使用了“规律性”一词以表示客观领域的理性特征。在毛泽东那里，支配客观总体性的普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独立于人类的意志和思维之外，不是思想的产物，它们也不能被人类转化或创造。因此，客观世界是一个必然王国。然而，人类能够发现这些必然规律，并将它们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个整体具有可知性，尽管认识它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是必然不能为肉眼所观察。”[7]276,394准确来说，这是列宁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正如列宁所说：‘认识是自然的反映’，但这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抽象的过程，是概念、规律形成的过程……”⑨ 9 一个关于认识形成的理性主义观念 正如我们所见，观察不能揭示现实世界的理性秩序，它只能产生关于外在形式的浅显的观念。因此，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它的运行和发展的规律都存在于经验之外。只有通过思维活动，通过概念的形成和阐释，客观世界才能被科学认识。一旦概念从现实世界中被抽象出来，就需要将其形成一个合乎理性的系统的结构，这一结构反映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秩序并与之并行。因此，思维由简单向复杂进发，与此同时，现实世界的内部联系通过抽象得以建立。通过这种方式，客观世界的复杂机制和相互联系得到了揭示，而这又反过来用以揭示经验遭遇到的现象。在这最后一点上，毛泽东毫不怀疑它就是马克思应用过的分析方法：“《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从现象入手揭示了本质，并且用本质去解释现象。”[8]73只有通过理性思维，现实才能被科学地认识和解释。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认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才得以呈现。客观领域和思维领域都被毛泽东明确赋予了独立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前者独立于后者。这两个领域无法通过经验机制产生一致性。经验只能产生浅显的印象，不能理解现实世界的理性结构，也不能揭示现实世界的相互联系和逻辑秩序。只有在思维中，通过概念的理论化运作和秩序，从最简单的形式出发，重建认识对象完整的复杂体，客观和思维这两个领域的一致性才会实现。这种一致性是可能的，因为两个领域都合乎理性，合乎逻辑。从这个角度看，说毛泽东把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假设成“逻辑问题”是中肯和恰当的。因此，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就是一个思维通过从现实中抽象出概念，进而形成一个内在一致的系统性的合乎逻辑的整体，从而复制出现实世界秩序的事情。进一步说，这种一致性的可能性还在于，思维领域和客观领域都服从于同一个运动和发展的辩证逻辑规律。我曾提及过，毛泽东有过关于现实和思维都拥有同一本原特性的估计，如果读者还记得的话，这就根本不值得惊讶了。 10 检验对认识的陈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观点的张力 从上面提及的认识形成过程看，毛泽东的认识论是严格的理性主义。然而，根据毛泽东的观点，这还不是认识形成过程的最后一步，还需要继续向前进发，在那里，思维活动的产物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在这一检验过程中，毛泽东的认识论出现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一方面，基于经验的感性认识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必须从具有本质的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概念，这些概念必须在思维中发展和构架起来，以在概念的逻辑体系中还原出现实世界的理性秩序。在这里，思维和现实的一致性通过概念的运作和排序受到了思维的影响——这是理性主义认识论。另一方面，主张认识必须通过实践中介的检验，认识主体以经验来决定检验是否成功，不能成功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将被抛弃。在这里，由经验负责检验的认识可以还原为人类主体的经验——这是经验主义认识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检验观念的提出弱化了概念活动的必要性，但它没有完全损毁概念活动。毛泽东文本中强调的认识论观点体现了基于截然不同的认识形成机制的假设，进而在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论之间形成了根本性的紧张关系。 11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这两种不同真理的提出让毛泽东的认识形成的概念变得更加复杂：思维的结果不会与客观现实保持完全且完美的一致，而是近似的片面的相符。毛泽东坚持认为，既然思维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那么认识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条件性，要受到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制约。相对真理是思维对客观现实的相对正确但又不完全的反映，所有的相对真理都是可能的。而随着人类自身和人类实践的发展，随着科学发展每一个新阶段的出现，认识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无限接近于绝对真理。因为认识过程是无限的，是永远没有终点的，因此相对真理总是无限接近却又无法抵达绝对真理。 毛泽东所坚持的认识论在以上观点中证明了它自身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围绕着如何证明一致的绝对或相对这一问题而展开。为了证明现实和思维两者的一致性受到了影响，必须了解这两者。因为，很明显，如果只知道其中的一个而不了解另一个的话，这种一致性是无法得到证明的。既然其中的一个因素——现实——只能通过另一个因素才能被理解，问题就会立即跳出来。也就是说，当这些因素相互独立的时候，如果没有后者的介入，那么前者的结构就无法得到证明；如果这两个因素不能独自被认识，那么任何干预它们一致性的证明都将站不住脚，因为无法断言已知的因素(思维)和另一因素(现实)存在一致性。相对一致的观点就更让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它明确承认了现实不可能完全被思维所认识。为了确证一致性确实是相对的，必须提前知道现实的复杂性是什么，为什么这种复杂性不能被思维完整地认识。而且，如果关于客观现实的认识总是相对的，那么又如何证明认识在日渐增长的同时正在向绝对一致性靠近。除非能再次拥有关于现实世界的内容和具体参数的先验认识，否则就无法证明。只有当现实世界被完全认知时，认识的相对性程度才能衡量，然而获得关于现实的完整认识的可能性已经被明确排除了。简言之，相对一致性的观点和完全一致性一样，都是没有条理的，也无助于解决认识论的实践问题。 12 毛泽东认识论的潜在假设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大量的潜在假设时，毛泽东文本中的认识论主张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跟随卡特勒、海因兹、赫斯特和侯赛因的脚步可以发现，思维和现实既相互区别又具有一致性的认识论前提，需要建立在客观事物不依赖于思维又为思维所反映的假设上。因此，认识论包含着一个关涉客观世界本质的先验本原。毛泽东的认识论主张假设了一个关于现实世界本质的前提性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只能被假设，却不能被证明。 卡特勒等人进而认为，关于区别和一致的认识论假设，还需要一个关于中介能创造知识的前提性认识。毛泽东的认识论符合这个一般特征。毛泽东关于认识活动的核心概念是认识主体的分类。认识主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集体，比如党组织或国民党稽查队，甚至可以是一个阶级。在某种形式上，不管认识主体是个体还是集体，都必须有一定的经验能力和理性能力。认识主体必须能从事大量的工作：把握外在的客观领域，通过经验了解客观世界的外部现象；超越感性认识，抽象出隐藏在外部现象背后的本质；发展概念，将其阐释成一个系统化、合乎逻辑的序列，由此勾画出客观领域的轮廓。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主张里，认识主体承担这些工作的能力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如果缺少这样一个有着天生能力的认识主体，那么就不可能有认识的产生。因此，这些经验能力和理性能力是产生认识的前提条件。不过，这里我们又将遭遇到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认识论范围内，企图证明主体具有认识所需的天资和能力的任何努力，都必须事先预设要确证的是什么，因为这是认识的先决条件。而且，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主张之外，企图证明认识主体必要的天赋能力的任何努力，即使不是多余的，充其量也是非决定性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估计，只有依据他认同的认识论方案，才能获得认识。 关于认识主体的能力的讨论还需进一步展开，这一讨论至少关系到在实践中检验认识的观点。毛泽东发展了关于正确的思想并不一定会被认识到的观点，即使它已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比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就认为，“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在实践中也会遭到暂时的失败，这不是因为这些思想是错误的，而是因为来自强大的“敌对力量”的反对⑩。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还流露出了大量的相关观点。首先，当实践被设定为大多数情况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认识的最终有效性检验似乎落在了实践领域。其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说得很清楚，认识被看作是和认识主体相一致的，其原因在于它被掌握在了先进阶级手中，而不在于经受了实践的检验。由此，在毛泽东的观念里，因为经验能力和理性能力的不同，不同的认识主体有着不同的认识能力。在阐述这个观点时，毛泽东事实上将认识有效性的标准还原成了由谁提出认识的问题。在此，我们再次遭遇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某些主体所提认识优先于其他主体的合法性在毛泽东的认识论框架内无法得到证明。 最后，正如卡特勒、海因兹、赫斯特、侯赛因所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区别和一致这一认识论主题，必然需要某种机制赋予部分主体特有的能力，使它们能够让在本体论意义上相互分离的两个领域达成一致。在多数情况下，毛泽东给予了概念在思维中运行和排序的优先性，因为这种机制既能产生一致性，又能形成认识，尽管如我们所见，他在实践检验真理上的立场又暗示了他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坚持，强调经验是产生认识的唯一中介。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文本都没有证明过经验或是理性的优先性，既没有任何想要证明的努力，也几乎未在文本中提及，因为作为影响一致的中介，它们的特权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得到证明，除非是循环论证。 由此，毛泽东的认识论假设中出现的就不仅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的紧张关系，还有由认识论自身的本质派生出来的整个问题域，其文本中的认识论主张无法被轻易地归到理性主义或是经验主义中去，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而是两者的矛盾混合体：某方面的断言(比如，在认识的产生问题上，关注超越经验界限的必要性)颠覆了其他方面的断言(比如对在实践中经验真理的讨论)。因此，毛泽东的认识论以最令人困惑的方式结合了明显不一致的认识理论，这种理论假设了两个明显不同的机制——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以达成客观现实和思维的一致。结果，它表现出了明显的非连续性和不一致性。 而且，当仔细检视奠定毛泽东认识论的这些预设时，就出现了一系列相关问题：预设了先验的本体论；赋予了主体特有的认识能力；某些认识形成的理论具有其固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文本并没有试图证明这些必要的假设，事实上，任何尝试都将是徒劳的，因为离开必须得到证明的假设，在毛泽东认识论范围内的问题域假设都不可能得到证明。因此，毛泽东关于认识的论断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教条主义和循环论，成了它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解读毛泽东文本的暗示 对一群毛泽东研究专家所作的关于毛泽东的认识论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解读提出质疑，只是对毛泽东文本的一种可能性解读，并非想凌驾于其他解读之上。这种解读对已被普遍认为是毛泽东的认识形成理论的唯一有效解释——无可辩驳的经验主义，提出了质疑，认为毛泽东的认识论是一种令人不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混合体。 我记得布兰克利·沃马克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17-1935)》中应用过一种方法，沃马克将其称为“有机”解读法。这一方法的核心思想就是，重建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毛泽东的经验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只有通过“抓住它的政治背景”，才能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我们说过，这一通过众多因素解读的“有机”法显然是必要的，主要是因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统一”中，考虑到毛泽东的经验主义倾向，实践是作为主要因素出现的；“他(毛泽东)的思想的连续变动”依据的是他发展着的经验和急剧变化的政治背景；“实践上的革新”，即毛泽东的政治发展的“现实”“先于理论的概念化”；毛泽东的思想缺乏“全面的理论建构”。因此，在沃马克看来，明显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毛泽东的认识论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现实性，都被用来作为“有机”解读法合法性的证明。沃马克认为，任何其他解读方法在本质上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会潜在地带来对毛泽东观点的歪曲[9]11-12,34,77,84-85,198。 沃马克的“有机”解读法得到了斯图亚特·施拉姆的认可。施拉姆表示，要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了解其行动及其行动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非常关键[10]15-20,26。另外，布莱恩·斯塔尔也指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离开实践的背景孤立地对待毛泽东的理论主张会存在内在的危险。准确来说，斯塔尔对毛泽东的思想采用的是“主题式的”而不是历史的陈述，他建议读者去研究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及其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11]11-12。 沃马克—施拉姆的战略形成了解读毛泽东文本的一个特殊模式。这一模式关注这些文本所揭示的有关毛泽东的经历及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按照这种模式，不仅要读毛泽东的著作，还要读其他相关文本以及这些文本的写作环境。只有以这种方式前行，只有将毛泽东定位在中国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坐标系中，只有检视毛泽东面对时代的需要所做出的反应，才能够理解这些不着边际的主张。要将毛泽东的文本作为经验见识的体现和特殊环境制约的结果，而不是作为理论主张本身来进行历史性解读。按照这种解读模式，尽管毛泽东的思想仍是最终的研究对象，然而从重要性上看，却非常矛盾地退后了，至少一开始最重要的关注点应该是毛泽东做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这一模式提供了打开毛泽东的思想之谜的钥匙。 不过，由沃马克和施拉姆提出的被斯塔尔认为在认识论上既合法又适当的方法，仍然充斥着无法克服的难题。首先，因为毛泽东的认识论主张经验优先，所以我们不得不采用相应的分析模式。在此，我们遭遇到了一个直接的难题：认识对象被放在毛泽东的理论概念中，这些理论概念预先包含着他的认识论主张，而这些主张正是我们想要认识和理解并且只能通过对毛泽东的实践及其历史背景进行细致的重建才能得到。我们“认识”到事情是这样，是因为毛泽东的认识论告诉了我们。然而，在重建之前，按照这种观点，不可能有关于毛泽东的理论(包括认识论的)概念的“认识”。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尚未被认识的毛泽东的认识论怎样才能基于其自身的内容来证实一个特殊的方法论呢？一方面，有人认为，作为毛泽东理论主张的一部分，如果不通过毛泽东的实践及其所处的环境，这一认识论就不能被理解；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对认识论的把握要先于对实践及其所处环境的重建，正是这些必要的把握，重建才能进行下去，才能进而去理解毛泽东的任何一个理论概念。这个由沃马克和施拉姆所热忱推荐的分析方法预先假设了一个作为客体的认识，或者说至少是客体(总体来说是毛泽东的理论概念)的一部分(毛泽东的认识论)。 这让我想起了路易·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的策略中出现的一个固有问题。对阿尔都塞来说，只有通过使用包含在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才能实现对马克思著作的哲学解读。因此，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就包含了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应用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去(11)。按照阿尔都塞的工作方法，解读马克思之前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然而，只有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去了解马克思的哲学。 尽管面对的是同样具有不合理性、循环性和前后不一的问题，当这一特殊解读法在沃马克和施拉姆这一派与阿尔都塞之间发生争论并被各执一端时，前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有通过毛泽东的实践及其思想所处的历史环境才能被理解，后者则建议采用一种毛泽东思想的文本分析法。阿尔都塞始终致力于某种精细的文字训练以证明其独特方法的必要性，尽管最终结果是无效的，但他至少知道了其方法不可避免的循环性。沃马克和施拉姆却没有意识到由他们清晰表达出来的方法论中所必需的完整性。 沃马克和施拉姆的方法的第二个难题是，它是将经验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真正的竭力要效仿的对象来加以接受的。正如我们所确证的那样，因为毛泽东认为经验是产生认识的机制，并认为实践在认识论中具有优先性，所以关于经验和实践相似的方法作为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切实可行的唯一方法被提了出来。然而，是否毛泽东认同的认识论真的假设了经验是现实和思想间产生一致性的唯一机制呢？答案并非是沃马克和施拉姆所表面假设的结论。我已在文中说过，毛泽东的认识论不是经验主义，而是混合了不相容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成分。如果毛泽东的认识论特征存在疑问，那么沃马克和施拉姆的“有机”解读法也存在疑问，因为它将表面的合法性主要建在了认识论的经验中心主义之上。 第三，沃马克和施拉姆认为，认识论的准则是在实质性话语和现实中被认识到的，它们是认识产生的真实过程。而卡特勒、海因兹、赫斯特和侯赛因都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经验主义仍然是一个非逻辑的无法证明的不可能的认识产生过程。所以，即使毛泽东真的提出了我所持异议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不管是在实质性话语的形成上，还是在实践中，他都不可能遵守这个认识论的规定和具体说明。 第四，不管毛泽东认识论主张的本质是什么，当经验主义浓缩为分析毛泽东的思想的唯一有效方法介入到隶属于认识论工程的所有固有问题时，我几乎看不到这一方法的任何好处。“有机”法中的经验主义表明，在预设中，抓住历史背景和毛泽东的实践是必然的训练。以某种不解释的方式，我们能明显准确地“了解”到背景中的“事实”和实践是什么吗？当我们的“有机”方法论主义者用他们深感欣慰的敏锐目光从容辨认时，可能这些事实正平静地嘲笑它们自己呢!比如，施拉姆的著作中充满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明显的事实”“事实的客观考察”，而按照沃马克和施拉姆的方式，卡特勒已经证明了这些所谓的“事实”并不存在。它们并不是核心，或者说它们并没有被赋予经验，相反，被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是在思想中建立起来并贯穿在思想中的。他们只有在决定性的思想形式中才能找到作为“事实”的存在。因此，理论上的干预是必要的，因为证据延续着特殊的推论领域，证据中的概念、理论、问题、前提和基本句子被动员了起来，基于特殊的推论层面的标准，去界定客体，解读文本和辨认相关“事实”。因此，历史背景中的事实并没有作为既定的来源而存在，毛泽东研究专家不能引入一个不成问题的方式，去揭示现实的来源和毛泽东的思想的参数。在这个观点上，沃马克和施拉姆什么也没说，他们显然相信“事实”的解读和辨别是完全直接的。而事实上，特殊理论、概念和证明标准的动员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有人想知道，为什么马克思的著作从严格的理论形式上看是可以被认识的，也可以作为一种理论主张实体进行文本分析，但对毛泽东的文本来说却无法得到有效的认识？为什么像沃马克和施拉姆这样的学者只是预先接触了马克思的文集，并没有努力重构其生活的历史环境，却相信他们自己已经完全明了马克思的真正用意，而当他们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时，却认为这种认识方法是非法的？对于沃马克和施拉姆来讲，在研究时肯定存在着认识论方面的假设：毛泽东赋予了实践优先性，而马克思却没有。只有这种假设才能解释他们对毛泽东和马克思的差别对待。事实上，沃马克已指出，和马克思的认识论相当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认识论强调经验在认识获取上的优先性。但我在其他地方已指出，认识论断裂的概念是可以持续存在的，贯穿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张力是明显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就没有必要对马克思和毛泽东采用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分析范式，同样的推论分析就可用来检视他们各自的文本。 14 结论 简言之，如果沃马克和施拉姆们将毛泽东研究专家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中心任务看成是理解毛泽东的实践以及这一实践所处的特殊环境，那么这个建议就会包含大量的问题。作为一种方法论策略，它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认识论的非连贯性、非逻辑性和循环性的陷阱。我坚信，毛泽东的认识理论并非如许多毛泽东研究专家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种单纯的经验主义，相反，它包含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根本性的张力。与沃马克、施拉姆的“有机”法不同，我主张将毛泽东的文本看作一个理论论述的实体来进行解读。在把毛泽东的文文看作是一个推论领域时，关注的焦点包括四个维度：各种现在的主张和理论、其合乎逻辑的假设和部署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中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程度。沿着这个方式前进，这篇论文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特的解释，它和当下流行却又有点陈旧的“毛泽东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老调是不一致的。 准确来说，这一分析论述的“内在”方法是卡特勒、海因兹、赫斯特和侯赛因所主张的，它的重大优势在于克服了“有机”法的不合理性。另外，它也带来了对解读观点的重要考虑，这是沃马克和施拉姆没能解决的一个具有首要意义的事情。与沃马克和施拉姆设想的中性的不成问题的活动不同，解读是一种固有的理论性尝试，它发生在被读者占据的特殊的推理领域。这一推理领域包含着限定特殊研究对象及其如何限定的前提和预设，提供了某些优先于文本的以特殊方式被解读的理论和概念，生成了问题并引出了对问题的解答，限定了被引用的证据的标准。简言之，它搭建了一个框架，据此文本得以被解读。因此，解读是一个抽象的观点被激活起来以质问文本的过程，它包含着文本中的论述和读者的推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是到了最近，经由奈特的引进，这些问题才首次在毛泽东的研究中得以提出和讨论。(12)奈特对认识论和解读观点的考察并没有被热烈地接受，而是被简单地忽略掉了。这显示出许多毛泽东研究专家在认识论上的幼稚及其强烈持有的狂热的实证主义倾向。 对以往解读的评论以及这里提倡的对待毛泽东文本的方式，并不意味着缺乏对分期观点的关注。分期观点在“有机”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我对文本的分期形式应该得到保证的主张没有异议。然而，应该被指认的是，任何分期方案都不能源自受检视文本的固有性质，因为文本不是不证自明的，它们不会自己说话，而是要源自被采用的前提条件、被动员起来的理论和概念以及读者提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它来自读者沉浸其中的特殊论述以及在所讨论问题的文本中论述展开的方式。而且，跟卡特勒等人的观点一样，为了和我提出的文本分析的内在形式保持一致，任何关于分期的方案都必须基于主要的理论断裂，这些理论断裂是通过读者具体的话语辨别出来的，它发生在文本里，而不是来源于外在的参考点，比如沃马克和施拉姆所赞成的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或作者的实践。按照此文的观点，应该说在毛泽东的认识论阐述中显然没有重大的理论上的非连续性以证明划界的时间线的建立，因此我选择将毛泽东的文本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单一的文本。 无论如何，只有当毛泽东研究专家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所从事工作的根本理论本质是解读毛泽东的文本，开始以一个有意义的方式去勾勒其工作所依赖的前提和观点，开始排除在毛泽东的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方法论，毛泽东的研究领域才能走向理论和认识论的成熟。现在已到了这么做的时候了。 收稿日期：2016-02-19 《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一文发表于1990年《当代亚洲杂志》第20卷第3期，翻译时有删节。 注释： ①本文有关认识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定义以及认识论自我检视的评论，均基于巴利·海因兹和保罗·赫斯特的个人研究和合作研究，也与安东尼·卡特勒和阿萨·侯赛因相关。参见保罗·赫斯特的《论法和意识形态》，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79年版，第19-21页；安东尼·卡特勒、巴利·海因兹、保罗·赫斯特和阿萨·侯赛因的《马克思的“资本”和当代资本主义(一)》，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77年，第211-218页；巴利·海因兹和保罗·赫斯特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麦克米兰，伦敦，1977年，第7-22页，第31页；巴利·海因兹的《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和方法论》，哈韦斯特，苏塞克斯，1977年，第4-6页，16-17页，113-228页；安东尼·卡特勒、巴利·海因兹、保罗·赫斯特和阿萨·侯赛因的《虚构的正统性：对劳伦斯·哈里斯的答复》，《经济和社会》，1979年秋，第310-313页。我的博士论文详尽讨论了海因兹和赫斯特所做的工作，参见保罗·哈里的《毛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毛泽东1955年后思想中的认识论、社会形态、阶级和阶级斗争》，unp博士论文，格林菲斯大学，1987年，特别见第47-71页。 ②参见布兰克利·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2、34、77页。同时参见布兰克利·沃马克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参见杰姆斯·杰·雄编的《“毛主义”的逻辑：批评和阐释》，纽约：普拉格出版社，1974年，第2、8、13、14、15页。 ③参见瑞普·巴尔克利的《论〈实践论〉》，《激进哲学》，1977年秋第18期，第4、6、9页。 ④参见尼克·奈特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形成》，《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3年第9期，第19、20、22-23页。但应注明的是，在最近的研究中，奈特的解释已改变，他不再指认毛赞成的认识论为形式上的经验主义，见尼克·奈特的《毛研究：对该领域一个批评的注解》(1986年秋在第28届澳大利亚政治研究协会年会上的发表论文，第39-41页)，也可参见尼克·奈特编的《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1937年的哲学著作》(纽约M.E.夏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引言。感谢奈特为我提供了这篇手稿的草稿。 ⑤参见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第4卷，东京：北望社，1970-1972年，第281页。同时参见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3-1986年，第202-203页。除约翰·E.鲁声称毛“可能”没有写作《辩证唯物主义》外，和绝大多数权威学者一样，我认为它是具有毛写作风格的一个文本，尽管它严重抄袭了苏联的哲学文本。关于鲁的论述，参见约翰·E.鲁的《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伪造的吗？》，《亚洲研究杂志》，1967年第26期，第464-468页。关于与此相对的观点，见斯图亚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普拉格出版社，1972年，第87页。关于这个问题的综述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完整翻译，参见尼克·奈特所编《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引言，也可参见尼克·奈特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国季刊》，1980年第84期，第641-643页。 ⑥参见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泰沃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研究专著》第2册，伯克利：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26页。在别处，毛泽东则暗示，如果不深入事物的本质，结果只能是“现象以ABCD的顺序进行排列”。这一解释的第一个参考来源是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它出自《北京周报》上毛泽东的文章。见《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就》，《北京周报》，1967-3-10(15). ⑦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出版社不详，1967年4月，第36页。这是一份38页的文献，该文献经常被作为46页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出版社不详，1967年春)的补充。 ⑧参见《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年)》第1卷，阿灵顿：联合出版研究中心，1974年，第152页。关于将现实看作一个整体的其他资料，参见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补卷》，东京：苍苍社，1983-1986年，第5卷，第223页。 ⑨参见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第6卷，东京：北望社，1970-1972年，第294-295页。原版引自列宁，这里有少许改动，摘自《列宁选集》第38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1年，第182页。 ⑩参见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泰沃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研究专著》第2册，伯克利：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58-59页。 (11)参见路易·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伦敦版本，1979年，第38-39页；又参见路易·阿尔都塞和艾蒂安·巴利巴的《读资本论》，伦敦版本，1979年，第34、74页。 (12)参见尼克·奈特的《毛研究：对该领域一个批评的注解》，1986年秋在第28届澳大利亚政治研究协会年会上的发表论文，第1-72页；又参见尼克·奈特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毛研究领域的经验主义及其论述》，《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6年第16期，第7-22页。标签：认识论论文; 经验主义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毛泽东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逻辑能力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实践论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