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国藩进攻太平天国与捻军的战略战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捻军论文,战略战术论文,曾国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曾国藩一生中的主要精力，用于指挥湘军、淮军横行长江与黄淮流域，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其进攻太平天国是以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战略方针；以筹建湘军水师，掌握制水权为手段；以进攻安庆，夺取安徽，是实现攻破金陵的决定性战役；出兵上海，又制定“借洋兵助剿”的战略决策。其进攻捻军则采用重点设防的战略方针。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过程中，他均采用残酷的杀光战术。
关键词 曾国藩 太平天国 捻军 战略
战术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年考中进士。在京为官时，与倭仁等以理学相标榜，深得其老师首席军机大臣、权倾朝廷的穆彰阿的赏识，十年中间，超擢侍郎，官封二品。如他自己所说：“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1〕之后，他念念不忘何以报答皇恩。
1851年1月，天王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震摇山河。金田起义， 太平军从广西打入湖南，1852年9月，围攻长沙。10月， 曾国藩因母丧回籍守制，目击长沙被围，太平军游骑出没于湘乡边境，湘乡地主士绅梦魂惊扰，他们一伙认为太平军“非叛国叛藩可以棲隐”，而是“非我杀贼，即贼杀我”〔2〕。 正当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搏斗趋向高潮时，曾国藩着手组织地主武装湘军。
一、曾国藩初露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思想与筹建湘军水师
1853年1月8日，清政府任命在籍丁忧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大臣。27日，曾国藩到省城长沙就职，随即着手组建湘军，准备出省作战，镇压太平天国。这时，曾国藩密切注意着太平军的作战动向，开始研究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战术。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金陵，将金陵定为首都，建号太平天国。 5月，天王洪秀全命太平军主力溯江西征，6月10日，二克安庆。7月， 进围南昌，久攻不克，9月移军北上，29日，攻克九江。10月20日， 攻占湖北汉阳，省城武昌戒严，湖广总督吴文镕独坐危城，湘、鄂震动。曾国藩惊呼：太平军攻取安庆、九江等地后，“并江两岸各数十百里，该逆查户编籍，勒人蓄发，乃将污秽吾土，椎结吾民”〔3〕 ，吾辈岂能袖手旁观！？拟派王鑫统率部分湘军驰援武汉。他致书王鑫纵论当时的军事形势说：荆州、襄阳扼长江之上游，控扼陕西、河南之要害，确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然而时异势迁，以目前的形势而论，则武昌更为吃紧。太平军既已建都金陵，以镇江、扬州翼蔽东路，远处所急于争夺的战略要地莫过于武昌。古人云长江出蜀后奔流千里，沿江有三大镇，荆州是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金陵为下镇，镇江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图将由中镇以渐及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江、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窜，而沅湘固时时有累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4〕
这段论述反映了几个问题：
第一，他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与西征军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措施等，敏锐地发现太平天国将攻取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政权建设，建立其统治地区，进而割据东南的战略意图。
第二，他针对太平天国的战略意图，提出与太平军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屏障湖南、荆州，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尽在不言中。
第三，这段论述，表明了今后曾国藩湘军战守攻取的军事行动。曾国藩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打败太平天国的。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略方针，既然在于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那末，用什么战略手段可以实现这一战略方针？正当曾国藩在审慎考虑这个问题时，江忠源、郭嵩焘及时向他提供了惊雷般的讯息。
1853年6月，太平军开始围攻南昌， 按察使江忠源率领所部地主武装——楚军驰援南昌。7月下旬， 曾国藩派郭嵩焘率领湘军千余前往南昌助战。在实战过程中，郭嵩焘发现太平军利用水乡泽国的地理条件，作战时水、陆师互相依护，行动迅捷，攻守两利。相反，清军作战，受江湖河汊的限制，行动拙滞。郭嵩焘敏锐地建议江忠源建造水师。江忠源闻之大喜说：“在营二年，未闻此言”，即请郭代草《请置战舰练水师疏》，奏称：“逆匪”占领沿江之金陵、镇江、安庆等要隘，该城等咸皆三面陆地，一面濒江，河汊纵横，“贼船出没无常，乘风急趋，一日可数百里，我军虽拼力攻战”，无如调动拙滞，“既无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御无所用，是以其势日益猖獗。使早备战船，多安炮位”，使水陆兵勇“声势联络，以扼其分窜之路……断彼接济之途，未尝不可克期奏绩”。〔5〕
南昌战役后，江忠源致书曾国藩说：方今太平军“据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估计海内人材，能办水师的“惟吾师一人”。〔6〕曾国藩生长在水乡湖南，足迹遍历南京、九江、武汉， 所以，当他受到江忠源建立水师的点拨后，能深入体会其本旨，进而恍然大悟，真正发现了实施其战略意图的战略手段。他说：“粤逆以舟楫为巢穴，千轲百艘，游奕往来，支湖水汊，横行无忌”，欲制服“粤逆”，惟有建立水师。从1853年12月到1854年4月，曾国藩组成了湘军水师， 弁勇五千，炮船二百四十，分置十营。〔7〕随着战事的发展， 水师不断扩大，并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战船上广置洋炮。战争实践证明，曾国藩攻陷武汉、九江、安庆以至金陵，皆得力于水师夺取了制水权与水师的协同作战。筹建湘军水师，有力地说明他对自己制定的战略方针的坚定与自信。
二、曾国藩提出必先剿灭“窃号之贼”的战略思想与进攻安庆的战略决策
1859年秋，湘军已经攻陷武昌、九江、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曾国藩计议用兵安徽，四路进攻安庆。顿兵淮上的胜保、袁甲三等害怕安庆等地太平军避战北走淮上，与捻军合流，“危及”中原、华北，上奏陈述此中利害。清政府为之震动，对曾、胡应否用兵攻皖摇摇无主。曾国藩在《遵旨悉心筹酌折》中奏称：洪秀全、陈玉成等据有金陵、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宫（指龚得树）、张（张乐行）诸捻”，流贼也、“窃号之贼”有远志，影响大，“欲廓清数路，“必先攻破金陵”，敉平“窃号之贼”，全局一振，然后分兵剿除其它各路之“贼”。现今已经攻取武昌，为了攻取金陵，以用兵次第而论，当悉锐进攻安徽。曾国藩的战略决策为清政府所采用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尖锐复杂的斗争的，特别是在1854年、1855年，当湘军与太平军反复争夺武昌时，遭到满洲贵族湖广总督杨霈的反对。1854年10月，曾国藩指挥湘军攻陷武昌，迫犯九江。1855年1月， 曾国藩兵败九江。4月，长江北岸的太平军秦日纲、 陈玉成等部大破湖广总督杨霈主持的广济大营，杨霈置武昌于不顾，败奔德安，太平军三克武昌。这时，胡林翼奉命署理湖北巡抚，率湘军水陆师转战武昌外围，杨霈则避居德安，与曾国藩发生了战略分歧。杨霈上奏清政府指陈战守形势，提出应重兵控扼荆襄，防止太平军北进中原，并请调胡林翼全军移居汉川，为荆襄多一屏障，其目的是要胡林翼作他的挡箭牌，使他能安居德安。杨霈是满洲新贵，以枢臣为奥援，他的战略思想，对华中军事形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湘系与杨霈发生了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是重兵防守荆襄，还是进攻安庆、金陵？
杨霈提出重兵扼守荆襄防贼北窜的战略主张后，清政府征询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意见。骆秉章的机要幕客湘系重要人物左宗棠乘机借骆秉章的名义，于1855年5月下旬参劾杨霈说：杨霈始终坚执“防贼北窜”， 故不守武昌而北守德安。古代中原与江楚相争，则以荆襄为重镇，今昔时异势迁，所争者是沿江各省，如将武昌外围新军尽调汉川，是将长江三千里“尽委之贼，其将置东南于不顾乎”？1855年广济大营失守时，杨霈拥兵万余，太平军尾追者不过千余，杨霈败走汉口，北奔德安，不敢回兵一击，“是北窜者贼也，引贼北窜者谁乎”？此今日之形势论之，荆襄中原之门户，武汉控扼长江、汉水，实为荆襄之锁钥，欲论“剿贼”，武昌为兵家所必争。若谓汉川为战略要隘，杨霈何以不守汉川而北窜德安”？〔8〕骆秉章这一奏折， 把杨霈重兵防守荆襄的战略观点驳斥得体无完肤。
胡林翼上奏说：“此时之计，惟当急攻武汉，乃可内固荆襄”。〔9〕胡林翼是湖北巡抚，杨霈是湖广总督，胡是杨的下属， 故措词委婉含蓄。
曾国藩自1855年春兵败九江之后，奔逃南昌，困守危城，自顾不暇，论理、论势，他都没有发言余地，但他憎恨杨霈固守荆襄，“防贼北窜”的战略观点，为了策应胡、骆，也对杨霈发动了攻势。他参奏杨霈说：杨霈掌兵以来，先后五次溃败，皆由他一贯招收溃兵败卒，杂奏成军。当前湖北军事急务，宜添两路精兵，水上“一路沿江而下”，陆上一路则宜“循潜岳之麓，由蕲、广而出宿、太”，进迫安庆。〔10〕他在这时参劾杨霈治军无状，败坏华中军事局势，批驳了杨的战略观点，申述了他进攻安庆以直捣金陵的战略思想。重兵在握的湘系将领对杨霈的三路夹攻，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将杨霈革职，代之以荆州将军官文。杨霈革职，无异为湘系实施其战略方针搬掉了绊脚石。于是，长江中、下游进攻太平天国的军事指挥大权，逐渐集中到以曾国藩、胡林翼为首的湘系将领手中，对太平天国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众所周知，洪秀全的战略思想的核心是，首先夺取长江中、下游省份如皖、赣、鄂等省为其统治地区，在这些省份推行乡官制度，进行政权建设。1856年以前，完成了以上三省的政权建设， 革命声势大振。 1856年内讧以后，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天京朝政紊乱，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将领离心，到1858年时，江西、湖北根据地相继丧失，只剩下一片安徽省根据地。确如曾国藩所说：洪杨内讧后，“金陵逆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迭挫我师，遂令皖北之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欲廓清数路，必先攻破金陵”，欲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要想夺取安徽，“必先围攻安庆”，以破陈玉成之老巢”。若能攻其“老巢”，略取旁县，陈玉成必死力护其根本。可见曾国藩进攻安庆，夺取安徽，是为了实现其“进剿”“窃号之贼”、攻破金陵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性战役。〔11〕
三、曾国藩制定出兵上海“借洋兵助剿”的战略决策
1860年夏，曾国藩总督两江，1861年攻陷安庆，设总督衙门于安庆。随着战事扩大，湘军也不断扩充，而安徽被湘军破坏得到处断垣残壁，满目创夷，湘军无法就地筹集粮饷，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曾国藩穷极无聊，把目光扫视到了上海。上海僻处东海之滨，皖、沪之间隔着太平天国统治地区，气脉不通，曾国藩鞭长莫及但不忘情于申沪。他说“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实为天下膏腴，仅厘捐一项，月入可达六十万金”。又说：“上海财货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比其富庶”。〔12〕他想出兵上海，然而风险太大。1862年3月，他向清政府奏陈：江苏军务，自宝山、奉贤、南汇、川沙相继失守后，“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幸存，因太平军顾忌西洋列国，不愿“骤树大敌”，所以没有发动攻势。就“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又进一步申论说：“上海论筹饷为要区，论用兵则为绝地，假使无洋人相助，发匪以长围困我，官兵若少而弱，则转瞬成坐困之势，若多而强，则不宜置此无用武之地。再四思维，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拟仍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13〕“借洋兵助剿”不会没有阻力。1860年订立的丧权辱国的中美、中法《北京条约》墨汁未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硝烟尚未散尽，这就存在着一个应不应该“借洋兵助剿”的问题，牵涉到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估价问题。正义的人们一致认为英法联军杀我民人，淫我妇女，火烧圆明园，侵占我领土，强迫我赔款，罪恶滔天，与我不共戴天，岂能向洋鬼乞怜借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他的汉奸逻辑。他说“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14〕这就是他对外妥协投降、“借兵助剿”的理论根据。这时，上海滩上买办化的地主官僚周腾虎叫嚣：自咸丰十年和议以来，“外夷”“日思树德于中邦……至上海一隅，又赖其保持之力，以至于今，故东南之人君子至黎庶，无不颂其惠，慑其威，心悦诚服，其忘仇也。……为今之计，……惟有坦然示以大公，相望于仁义道德之途，勉之以辅助我国家，……为我驱除蟊贼，为我恢复疆土，皆亲仁睦领应有之谊”。〔15〕上海滩上的买办、地主士绅与曾国藩思想的合流，为“借洋兵助剿”奠定了思想基础。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有利于“借兵助剿”的剧烈变化。
自从1860年忠王李秀成挥师攻占苏、常等府县后，建立了苏福省，设官治理，分兵防守。逃亡上海的苏、常地主士绅，迫切希望江苏巡抚薛焕反攻苏、常，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当李秀成征战苏、常时，薛焕遁逃沪上，侨设巡抚官署于申沪，拥兵五、六万，自保且不暇，遑论反攻苏州？1861年底，李秀成略定浙江，翌年春，大军北上，进击松沪，连下上海外围的奉贤、南汇、川沙等县。上海是列强侵略中国东南地区的巢穴，必然反对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军解放上海，无如列强在沪兵力薄弱，挡不住太平军的攻势，而薛焕又治军无状，亦无力守御上海。逃沪苏常士绅与上海的买办等等流瀣一气，勾结列强，1862年1 月上旬，在上海组成了中外会防局。
早在1861年9月曾国藩指挥湘军攻陷安庆后，麇集上海的苏、 常士绅、买办等，便把防守上海与反扑苏州的希望寄托到了曾国藩的身上。11月，他们派户部主事钱鼎铭等乘轮西上“安庆乞师”，向曾国藩陈述沪上中外会防、薛庸懦无能与上海岌岌可危等情况，乞求曾国藩发兵上海，徐图反攻苏州、金陵。“安庆乞师”，对曾国藩说来，真是欲渡河而船来，特别是成立中外会防局，解决了他想解决而一时难以解决的“借洋兵助剿”的问题。他在喜出望外之余，1862年1月中旬， 断然决定出兵上海，命令李鸿章组织淮军，4月，李鸿章率淮军乘轮赴沪。不久，代替薛焕为江苏巡抚。
1862年4月上旬，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益加凌厉，上海英、 法军与华尔统率的“洋枪队”窜至上海外围顽抗太平军，屡战不胜。这时，李鸿章率军到沪，完全适应了上海中外反动派的需要。英国立即以大量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并派英国军官训练淮军。曾国藩闻讯大喜，指示李鸿章小心谨慎处理好与英、法的关系。他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行笃敬”。曾国藩还不厌其烦地讲解给李鸿章听，他说“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守此而勿失”。又说“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16〕为了“借洋兵助剿”，他要李鸿章对外国侵略者比狗还要驯服。李鸿章心有灵犀一点通，对曾的指示奉行唯谨，他终于假藉英、法军队的协助，攻陷了太平天国苏福省在上海外围的城市，之后，他指挥了一支由淮军、英国军官戈登统率的“常胜军”组成的中外联合武装，全面反扑苏福省，攻陷苏、常，成为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如果不是英、法侵略者协助淮军、湘军，太平天国何至于在1864年就出现天京陷落的悲剧！李秀成回忆到苏州失陷的一段历史，愤愤地说：“苏、杭之误事，洋鬼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该鬼见银亡命，李抚台见我未在省城，是以顺势攻之。若我不来天京，不过江北，渠万不能得我城池也。”〔17〕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灭亡了太平天国，使太平天国的先烈们抱有终天之恨。
四、曾国藩进攻捻军的战略决策
捻军原名捻党，是淮河流域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反封建组织，起于清朝初年。皖北民间称一股、一伙为一捻，所以，具有反封建性的皖北贫苦农民群体，被称为捻党。各股捻党有捻头统率，无统一组织，往往聚则为捻，散则为民，因此，在与清军斗争过程中屡遭败绩，损失惨重。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继而北伐，革命形势高涨。北伐军曾经纵横于淮河流域，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各股捻党闻风响应，捻军声势大振。1855年秋，各路捻军会盟雉河集，公推张乐行为盟主，提出“大起义师，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愤”的响亮战斗口号，〔18〕但是，捻军的分散性并没有因有盟主而有所改善。
太平天国晚期，清政府军需孔亟，加紧剥削农民，黄淮流域的农民与全国农民一样，益加贫困破产，加剧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捻军遂不断增加，活动范围扩大，纵横于河南、江苏、安徽、山东等省，震撼着清朝的统治。清政府以号称能战的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为钦差大臣，统率清朝最精锐的蒙古骑兵，辅以步兵进攻捻军，捻军奋起抗击，屡败屡战，斗志弥坚。
太平天国败亡后，太平军将领赖文光、范汝增等率领残部走依捻军。捻军将领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与陈大喜等自愿接受赖文光的领导，赖文光用太平天国的兵制组织捻军，用太平军的兵法训练他们，与张宗禹等相约：“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捻军以骑兵为主，步兵为辅，以走见长，行动飙忽，确立了“以走疲敌”、伺机歼敌的战略战术，军事斗争形势好转。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政府发现捻军已成心腹大患，屡次激励僧格林沁及早“剿灭”捻军。捻军经过赖文光等的整顿后，战斗力空前提高，据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载：捻军作战时，善于引敌尾追，捻军则“避走若不及”，俟官军猛追数日，精疲力竭时，捻军悉锐“返旂猛战，以劲骑分两翼抄我军，马呶人欢，慓疾如风雨，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19〕捻军运用这种战术，屡次击败清军。1865年5月，捻军围歼僧格林沁军于山东曹州以西之高楼寨， 僧军全军覆没，阵毙僧格林沁，缴获战马、军械无数，军势大振。清政府惊恐之余，急忙命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山东“剿捻”。5月28日，续命曾国藩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三省旗、 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妄想责令曾国藩扭转“剿捻”败局。
曾国藩奉命后，拼凑湘军五千，奏调淮军五万，组成一个强大的作战兵团。曾国藩优长谋略，总结了僧格林沁覆没的原因，向清政府奏陈说：僧格林沁所统军队，以骑兵为主，步兵为辅，步骑相辅作战。僧格林沁亲统骑队，追击捻军，日行七、八十里或百余里，步队落后，难收步骑相辅之效，终于为敌所乘。我现在统率的部队，以步队为主，骑队为辅，伙食自备，军行缓慢，每日不过二、三十里或四十里，而捻军纵横苏、鲁、豫、皖数省，作战时势不能兼顾数省。捻军虽然流动作战，来去迅捷，行动飘忽，惟捻军多为皖北、鲁西之人，每年秋收季节，必回皖北、鲁西一带探视家乡亲朋故旧，兼以采购粮食，所以，捻军的活动仍有规律可循。因此，他制定的战略决策是“重点设防于苏、鲁、皖、豫四省十三府州之地，十三府指江苏的淮安、徐州与海州；安徽的庐州、凤阳与颍州；山东的济宁、兖州与沂州；河南的归德与陈州，以上府州为“捻匪”来去必经之路。他进一步提出以济宁、徐州、凤阳府属的临淮关与陈州府属的周家口为重点中之重点，在该地设立大营，驻扎重兵，屯储粮秣军械。一省有惊，三省往援，援军粮秣弹械取给于大营。他说只有重点设防，才能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20〕同时以李昭庆统率骑队为游击之师。
曾国藩企图用重点设防来限制捻军的马足，只是所谓重点设防，是单线防御，捻军只消突破一点，便能在重点设防的广阔地区内纵横自如。河南、山东官绅“习见僧王战，皆怪督师大臣（指曾国藩——笔者）安居徐州，谤议盈路”。1866年5月，曾国藩奏陈于重点设防之外， 设防沙河、贾鲁河、运河，在这些河道沿岸，坚筑堤墙或木栅、营垒，阻止捻军从西闯入豫、皖、苏、鲁等省，即使打入这些省份，沿河堤墙、营垒等亦足以阻滞捻军西撤的行动。无如曾国藩的兵力有限，设防地区太多，备多而力分，无论沙河、贾鲁河、运河防线， 都被捻军打破了。 1866年冬，曾国藩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坚辞督师之责。〔21〕曾国藩“剿捻”以失败而告退，不是失败于战略方针，而是失败于他指挥淮军的掣肘太多。李鸿章继任督师“剿捻”，指挥淮军得手应心，遵循曾国藩重点设防的战略方针，终于1866年冬，血葬了驰骋黄淮平原的革命武装捻军。曾国藩遗留下的战略决策祸国殃民，为害尤烈。
五、曾国藩进攻太平天国与捻军的战术
曾国藩害怕贫苦农民造反，破坏封建社会秩序，所以，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采用了残酷的杀光战术。
曾国藩是经世派，他主张按照理学的绳墨以经世。在他撰写的《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寿序》中说：“君家田园足以自给，先生周视原野物土之宜，稻粱之外，杂莳嘉蔬，种秫二顷，获以酿酒。……门外方塘，广可百亩，旁置小艇宜钓宜网。……自先生综家政，……闾里细民，强梗者锄之，不肖者劝之，……比来一境怗然。”他向往的是这种大地主经济与“强梗者锄之”的社会秩序。他说立身处世，既然认为是对的，我一定“实体行之”。他的志向是“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即是要使封建社会中的贫贱富贵“各得其分”〔22〕，富贵者长保富贵，贫贱者不得反抗，否则“锄之”，这就叫“行仁义于天下”。这种“欲行仁义于天下”的字里行间，充满着蒸腾杀气。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1853年曾国藩到长沙就任团练大臣帮办之初叫嚣：自“粤匪”东下以来，本省“匪类蠢蠢欲动”。“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蜂起”？“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23〕于是在长沙设立审案局，每天杀戮反抗农民数十。后来，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鄂、赣、皖、苏等，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他纵放湘军到处屠杀贫苦农民。贫苦农民成千上万地参加太平军，袭击湘军。他写信给曾国荃说：“江西民风柔弱，见各属并陷，遂靡然以为天倾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胁迫以从，而甘心蓄发助战，希图充当军师、旅师，……是以每战动盈数万人，我军为之震骇”。〔24〕他指示在江西作战的部将说：“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希“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大局或有转机”。〔24〕在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期间，曾国荃一次屠杀俘虏七、八千名，连他自己也吓得神魂不安。曾国藩闻讯，去信教育曾国荃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25〕很明显，曾国藩怀着对贫苦农民反抗的仇恨，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用杀光战术对付天国军民。
为了鼓舞湘军的士气。曾国藩在作战时纵放湘军恣意劫掠，推行抢光战术。
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督率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幕客赵惠甫在10月下旬因事到达安庆，他在日记中说：湘军冲入安庆城，尽杀守城太平军一万余人，“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毁之，坏垣
地，至剖棺以求财物”。〔26〕这伙盗匪，在抢过后，为了“毁尸灭迹”，于是放起大火，城市、农村变成灰烬。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湘军攻陷的城市如安庆等城以及农村等，都变成了一片废墟！城市、农村一片废墟，完全符合了曾国藩的需要。他说陈玉成治理安徽，“颇能禁止淫掠，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曾国藩的“三光”政策，却把好端端的安徽摧残成“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饿莩载道，死亡相继。〔27〕1863年春，李秀成用兵淮南，清廷震骇，曾国藩却兴奋地奏称：“安徽境内烟火断绝……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28〕在这里，透露出他推行“三光”政策，其目的在消灭太平军的群众基础，使太平军不可能在安徽重振旗鼓。
进攻捻军时，在战术上，曾国藩继续推行他的“三光”政策。其手段更为残忍。他在《剿捻告示》中悍然声称从逆者杀无赦；捻首不仅诛戮其身，兼戮其全家，并掘其祖宗坟墓。残暴无理，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注释：
〔1〕曾国藩：《禀祖父》，《曾文正公六种家书一》，第129页。新文化书社。（民国廿三年版）
〔2〕胡林翼：《致席砚香太守》， 《胡林翼遗集·抚鄂书牍》，卷七十四。
〔3〕曾国藩：《致劳辛阶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卷四，第6—7页。（光绪二年传忠书局版）
〔4〕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卷二，第40页。
〔5〕〔6〕曾国藩：《复江岷樵中丞》、《与陈岱云》，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第26—28页。
〔7〕王定安：《湘军记》，卷二十，第343页。
〔8〕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之三，湘中稿，乙卯上， 第17—22页。
〔9〕胡林翼：《添募水陆二军分布南北岸克期进剿疏》， 《胡文忠公遗集·奏疏》，卷一，第1—2页。
〔10〕曾国藩：《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第136—137页。（世界书局民国廿五年版）
〔11〕曾国藩：《遵旨悉心筹酌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324—326页。
〔12〕曾国藩：《致澄弟沅弟》，《曾文正公六种·家书三》，第92页。
〔13〕曾国藩：《遵旨通筹全局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第456—459页。
〔14〕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记》第三册；第37页。
〔15〕周腾虎：《飡芍华馆杂著》，卷二，第17页。（光绪毗陵版）
〔16〕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九，第42—44页。
〔17〕《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18〕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一期，第26—27页。
〔19〕〔20〕曾国藩：《遵旨赴山东剿贼万难迅速情形折》、《钦奉谕旨覆陈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第704—707， 715—716页。
〔21〕曾国藩：《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第787—788页。
〔22〕曾国藩：《答刘孟容》，《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第8页。
〔23〕曾国藩：《与湖南各州县书》、《覆胡润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第31—34页、37—38页。
〔24〕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五，第41—42页。
〔25〕曾国藩：《致沅、季弟》，《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79—80页。
〔26〕赵惠甫：《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200—201页。
〔27〕〔28〕曾国藩：《察看沿途军情贼势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第561—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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