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04)03-0005-06
《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一期发表了拙作《从三个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用陈述句型分别就哲学、科学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即三大领域) 提出了若干可供讨论的个人意见。随后该刊同年第5期又发表郑奋明教授大作《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郑文”)，从政治决策的角度对拙作观 点不点名地进行了全面的反拨，依据流行的时髦思潮用祈使句型提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 若干思想原则。仅从标题上就可以发现，拙作的着眼点是对“坚持”的客观看待，而郑 文的着眼点则是对“创新”的主观宣示。郑文是个被接纳了的决策研究报告，略加补充 后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推出的“21世纪现代化丛书”中《现代化与国民素质 》文集，接着选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决策研究年报：20 01—2002》专集。该文确实说了不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的话，然而笔者不 但始终难以理解和认同郑文所代表的基本思路和时髦观点，而且还觉得文中有很多学术 硬伤和理论误导，由此不得不提出疑问与请教，同时也对自己个人认识作点必要申辩， 希望郑教授及其他先进方家能够有以教我。
一、怎样把握“世界的变化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郑文首先从近一百多年来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去谈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这当然绝对正确；但这些变化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只是从现象形态列举“科技的发展、生产 领域的突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交往方式与思维观念的变化，都达到前所未 有的地步”，而回避这现象背后社会基本矛盾的社会属性和运行条件、运行状态的具体 分析，特别是缺乏对这些变化社会性质的科学界定，因而很难说是真正把握了时代的内 涵和要求。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底是否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其具体条件、运行机理和背后的社会含义到底是什么?郑 文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只是以权威思想裁判官口吻宣布两个据说是“经过深入分析、 研究”而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精神的感召力”，“马克 思主义仍然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说这两个结论本身也是 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仅用这两个普泛性的一般命题，既无法说明马克思主义原本具有 的历史地位，也无法说明其应对当代变化时的开拓创新。不过，我们还是先看看郑文的 具体论证吧。
在论证第一个结论时，郑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精神的感召力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从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立场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具有人 类社会存在的永恒价值。”这当然是不在话下的，马克思确实具有极深的人道情感和人 文关怀，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也确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然而自由自觉的 活动是人类的本性，追求解放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本质，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有本质。 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于此表现得极为突出，那么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就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则“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 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P7 19)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使人们得以理解现行社会的运转规律和找到变革 这个社会的物质力量，由此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超越前人的地方，其实 并不在于郑文所说的“对全人类解放的承诺”，而是在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科 学分析和无产阶级解放历史条件的不倦探索。事实上并非只要宣称追求“人类解放”便 可以万事大吉了的。例如现代新自由主义以资本特权的不受约束为目标，由此认定私有 财产是基本人权和人类解放的依托，自由跟财产是联系在一起的，建立公有制则是通往 奴役之路；而马克思主义则以劳动解放的逐步实现为方向，由此认为私有制是劳动者受 压迫被剥削的根源，有产者跟无产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资本制度是以劳动者跟 生产资料相分离为条件的，只有消灭私有制才是人类解放的前提。如此深刻的理论分歧 ，怎么能够用停留在抽象人崇拜的“人类解放承诺”便可以消除了的呢?只有进入历史 ，才能具有历史的地位；界定一种理论学说的历史地位和时代内涵，也只能依据其特有 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不是跟别人共有的若干类似提法而作出。如果把具体分析归结为抽象 命题，把对象评估转换作主体诉求，把机制分析偷换为未来预期，把条件探究变成是结 果承诺，这不外是让社会主义从科学退回空想。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这种后退不是远 离和扭曲而是“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在论证第二个结论时，郑文的论据是“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般说来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在于现在人们对于这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解得五花八门，我们无法把其中某种特定的理解定于一尊。就拿郑文的理解来说，把马克思哲学分割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法、社会历史观四大块；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局限于认识论，而不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范畴；把马克思的本体论订位于“恢复并深入阐发了唯物论观点”，而无视其新唯物论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使头足倒立的辩证法颠倒了回来”，执着于主客对立的形而上学而抹煞其实践论特点； 把唯物史观仅看作是孤立民族国家内部基于生产力单向线性循序增长的社会基本矛盾自 然运动的理论设计，而不讨论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条 件，特别是缺乏世界历史、普遍交往、国际格局、地缘政治等方面相互作用的思考，离 开具体历史环境和人的创造而把它误读为“一般历史哲学”；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其实 不外是重复“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具有不少的独断成分。尽管“斯大林主义”哲学对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非毫无合理因素和积极作用，但就其哲学形态而言，则是从现代形 态的马克思主义倒退回近代形态的黑格尔主义。斯大林哲学形态不外是黑格尔主义跟俄 罗斯东正教传统的混合物；而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又被附加上若干神秘主义天命论以及 经验主义知性思维方式的浓厚色彩。我们很不理解，这些早已受到诘难的非历史和非批 判的东西，其扭曲和附加在当代已被揭露和分析得相当充分，然而在号称“发展与创新 ”的郑文中，为什么至今被视作“仍然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呢?
郑文在把握世界的变化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不但缺乏对不同历史条 件下社会运行机理的分析，而且同样缺乏对不同社会思潮相互交往应对的思考，让人觉 得好像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形态和一种主导思潮孤立地在那里不断地“自我完善”和“ 自我发展”。但事情果真是这么简单的吗?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跟各种资产阶 级古典理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的应对互动关系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列宁——斯大林主义跟凯恩斯主义的应对互动关系，以及当代 国际金融全球化资本主义时期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现实社会主义以及民族社会主 义跟新自由主义的应对互动关系，还有这些不同理论学说在应对互动过程中自身的进退 开合等等，难道仅用某些政治领袖的天才和胆略就可以获得说明了吗?即使是对马克思 本人的思想，郑文也同样缺乏历史的眼光，例如，文中列举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是人 性的异化和复归的历程”、“关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对人性异化的批判”、“ 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应是最适合人的存在的社会形态”等等，只不过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 熟思想表述，有的甚至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不准确理解或解释；全文根本不提马克思在 思想成熟后关于现实人及其历史发展、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条件及其 运行机制、关于建立未来社会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力量等等一系列完整的学说。我们搞不 明白，仅列举几个马克思的早期命题，就可以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了吗?
二、什么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第一部分的抽象肯定以后，接着下来的便是大作自己的文章了。在这里，郑文强调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本身笔者也完全认同。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指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离开马克思主义本身，则无所谓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首先就要求人们去研究它；而一切结论则只能产生于研究的结尾而不是开头。科学态度是在具体分析客观对象的过程中产生的，郑文在还没有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前，却大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显然是“态度先行”的先验主观主义。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缺乏深入的对象评估和内容分析那态度先行的独断性主体诉求，竟然可以被看作是“真正科学”和“更为先进”的东西。毛泽东当年强调，科学的态度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态度，这是一种从客观对象出发并探究其内部必然联系的态度。与此相反的错误态度，则是从主观意向出发的自以为是和哗众取宠。就郑文的总体倾向和具体表述看来，好像并不全面了解马克思当年到底真正是说了些什么；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的一知半解朦胧状况，是很难形成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
我们以为，尽管任何认识都不可能没有主体，自我中心“特殊主义”主体性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也是种“客观存在”。然而这是一种区别于超越自我中心那“普遍主义”对象性内容、形式、过程的特殊“客观存在”。主体性是相对于客体性来说的，如果离开了对象性的内容、形式、过程；那主体性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但无法产生而且也失去了意义。基于我们传统文化泛道德主义的特点，人们往往喜欢搞孤立的意图伦理、动机追究、主观归因、态度先行，强调情感意志；而根本无视状况评估、机制分析、客观依据、价值中立，忽略对象认知。近代以来人们所了解的“科学态度”，则首先是指超越自我中心的“普遍主义”对象性价值中立的客观认知理性。当然，这里所说的“普遍主义”并不是指郑文经常使用的那些未经分析的普泛性抽象命题，而是指经过具体分析后整个理论体系所具有的普适性指导意义。我们弄不清楚郑文所谓“科学态度”背后的具体内容和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
即使单就其主体性层面而言，郑文的说法跟我们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别。郑文宣称：“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理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受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认识能力的限 制，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都有待发展与完善的地方。”这话本身确实没有错， 但其着眼点则是在认识的结果而不是其基本的精神和方法。任何认识都是在一定社会历 史条件下进行的，有所见自然也就有所蔽，前人有历史局限，我们难道就没有历史局限 了吗?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已经死去的过时知识，为什么至今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不 遗余力地对它进行攻击和责难?流行的未必都是真理，苛责前人和放纵自己也无助于解 决当前的迫切问题。走马灯般更换自己的旗帜和口号，未必对一种历史性的事业有利。
郑文强调“理论服从社会实践，服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原则。”这完全正确。但随之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于只有工具和手段意义的理论学术(这跟前面的着眼点是相应的， 但跟文章第一部分表述却是矛盾的)，则至少是片面的。认知状况可以深刻影响理想信 念，然而其本身却并不就是理想信念。作为一种“主义”，强调的只是一种主张倾向( 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它不仅是种时过境迁的对象性知识体系，而且更是一种长期起作用的主体性观念形态，由此大可不必执着于某些具体的论断。认知主体跟认知对象的变化，未必都是同步的；简单地用时代变迁直接推论主义必须马上跟着变化，恐怕也是有点文不对题。而抓住若干具体命题吹毛求疵大做文章，根本无视其背后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分析，这更未必便是清醒的科学态度。郑文经常把知识体系跟观念形态、事实判断跟价值诉求混为一谈，在讨论例如时代内涵、历史地位等状态评估时，往往用价值判断的主体诉求去应对，在议及诸如理想信念、追求目标等价值诉求时，却反而用事实判断的认知条件去指斥，由此使人总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就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剥削和追求自我解放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祈求，并不局限于某种具体的认知结论，因而完全具有“绝对命令”的“目的”意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什么具体论断，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功能。马克思关于“人的世界”概念，并不只是具有外在性、形式性、工具性、手段性的东西。这是一种人间力量的科学探究，跟郑文反复指责的那种超人间力量信仰的“宗教神学”完全无关。于此郑文一开始时所作出的那两个基本结论也是完全承认的，为什么到了这里又干脆不予认定了呢?而且，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是信神不信教，他们只管拜神不管教义，由此往往把制造新神当作发展教义。但这又怎么能要一个已经死去一百多年的外国人来负责呢?此外，至于宗教神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郑文则囿于意识形态而表现得一无所知。
还有郑文大力批判的“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倒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当前的典型表现，却是把人作为生产的手段而不是把生产作为人的手段，并不是郑文所说的什么把理论绝对化和神圣化。事实上我们总是“重术轻道”，往往只把理论当标签。时下有人经常把正本清源当作是离经叛道，而把跟风从众说成是开拓创新，由此极力反对“不合时宜”。但到底什么才是合时宜呢?任何的开拓创新都要超越当下，因而都有其不合时宜的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并不是旧唯物论的现实性而是对现实的批判，其跟现实的关联并不在于适应环境而在于改造世界。其实人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把人的生存方式界定为“适应环境、趋利避害”，只讲眼前功利而不讲精神超越，无异于要让人退回动物界。
郑文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自我批判和革新的精神”，这也十分正确。但其落脚点则是对马克思原典的无端贬斥指责，这就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了。任何发展中的东西都是不完善的，由此马克思的原典当然也是可以批判的，问题在于批也要实事求是和有所分析地批到点子上；“跟着感觉走”想当然地乱批一气，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并不害怕对自己精神信仰的历史性清算，但却无法认同用对前人的指责取代对现实的反思和用对前人的诽谤来为现状作辩护。自我批判的核心是自我承担；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所有责任推给前人的推卸责任，绝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例如后人那些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的扭曲和附加，显然就很难由已经死去一百多年的马克思来负责的。而且，“生理学不是教人怎样消化的”，马克思理论是种“社会生理学”，现在发生了社会性的“消化不良”和“食物中毒”，这能怪“社会生理学”不好吗?乱贴马 克思主义标签并不等于恪守马克思主义教条；毛泽东当年批判的本本主义者就是无条件 地执着于“上级观念”的，这与其说他们是迷信书本还不如说是迷信权力。由此仅用现 行政策去“突破”基本理论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用基本理论去审视现行政策。制 定政策更讲究顺应环境的随机应变，它跟基本理论所承担那历史反思的社会功能是很不 一样的。现在甚至连一些政策规定也要坚持一百年不变，为什么基本理论一百多年后就 要大变特变呢?单一主体自我中心的眼前利益冲动，取代不了对不同主体之间“需要— —满足”结构互动的历史性分析；用特定主体自我中心单一层面的即时性成败利害，无 法判定多个主体不同层面相互交往的历史性是非对错。由此需要有个超越自我的基本理 论分析框架。就方法论的层面而言，马克思运用的是关系中的个体主义，而不是自我中 心的整体主义。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就是要走出自我中心，这个任务当是由基本理论 而不是现行政策来完成的。
郑文还专列一节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在中国的新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运动，必须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现实的意义和作用” 。其中一些说法尽管比较混乱和费解，然而就原则上说当是问题不大的。世界上任何东 西的发展，都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客观上并不存在绝对和永恒的东西 。我们这里弄不清楚的只是郑文所论的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条件下的运用”，还 是“中国条件所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当年是曾经作过这样区分的：对于我 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只视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条件下的运用，但对于我们 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成功探索，他却视作中国条件所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出这样区 分是有意义的，没有必要什么都一律贴上马克思的标签。
事实上我们并不缺乏郑文呼吁的那种“理论自信”，但由此认定目前已经“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就恐怕是言之尚早。至于郑文所谓“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则令人无法把握其背后真正的奥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五花八门，有多种西方式的书斋马克思主义和混杂不同倾向的新社会运动，有不同类型的现实社会主义和由此派生出来的不同改革思潮，还有属性很不一致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他们大都打马克思的旗号，但其社会内容 、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却互相磨擦冲突，这里到底谁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呢? 作为对象性认识的科学理论，当然要随着认识对象的历史变迁而与时俱进，但正如历史 变迁有曲折和反复一样，人的认识也有歧路和穷途，在这里，并非一切都是“譬如积薪 ，后来居上”的。例如马克思以后的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等等，其水平就未必能超过马克思。评价一个时代跟评价一个人一样，不能只根据其自我中心的意识形态自吹自擂。简单地“觉今是而昨非”不一定都没有问题，不懂得尊重历史未必会懂得尊重现实，一些特异性的独断命题恐怕也难以成为普世性的精神信仰。
三、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郑文的最后落脚点在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个意向完全正确，问题同样在于到底如何去认识。
关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郑文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与探索，它体现了人们对平等、自由、幸福的基本价值的肯定与向往，它追求人类彻底解放的崇高目标。”这个说法尽管不无合理成分，但不能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很难说是精确的。跟空想社会主义从自由、平等一类空话出发不同，马克思是从现实社会的矛盾运动出发的。其方法论特征并不是对现行社会基本价值的肯定与向往，而是对现行社会运行状况的否定和批判。在马克思心目中，“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P87)所以“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P60)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什么设计和许诺，他只是认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P33)由此要在批判 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我们弄不明白，把发现和探究变成设计和承诺，从当代的科学 社会主义退到十八世纪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怎么竟然变成了与时俱进的崭新认识?上世 纪80年代有人鼓吹“空想社会主义不空想，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是否就是这个意思 ?
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确实跟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不处在同一个历史序列之中；但也并不是什么“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主观空想论产物。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堵死了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想走的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由此迫使其采用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二十世纪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倾向于苏联模式，这绝不是偶然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过程中产生的，苏联模式则恰好是强制高速工业化的产物。其中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则是工业科层制度的结果，而不仅是封建主义延续和影响的结果。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资本”形态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联合劳动”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历史定位，当是资本主义时代的非资本主义方式探索，而不是什么“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当前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恐怕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而不是后资本主义的大时代。我们面临的技术依托(工业社会)、交往方式(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资本纽带)、劳动形态(雇佣劳动)和基本矛盾结构(社会化跟反社会化的冲突)、社会历史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等，在当代生产力条件约束下本质上恐怕不得不是“资本主义式”的；但我们的发展目标、实施途径、依托力量、操作原则等等，在资源制约和地缘政治背景下却又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至于我们的具体发展操作模式则仍然是处在“摸 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过程中，至今尚未形成“必须坚持”的普遍有效道路。我们的 历史使命则是要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4]反复 指责现实社会主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自己另搞一套”，这至少是“无的放矢”。我们 是在世界历史(而不是国别史、地域史、民族史)范围内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这时 尽管经济落后国家必须要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然而无论历史 传统、资源制约还是国际格局、地缘政治，都不允许其走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发 达恰好是以东方不发达为前提的。简单的“跟国际惯例接轨”，未必能解决资本所带来 的全球性分裂和国内的两极分化。马克思的社会运行“因果有定论”并不是人们通常理 解的那种“历史宿命论”，社会发展有着共同规律但却没有共同道路，在完全不同的自 然生态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硬是要去“类”西方式资本主义，除了弄个形式上的不伦不类 以外恐怕是不会有什么积极成果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要“自己另搞 一套”。把合乎规律地出现的非资本主义看作是人为恶意的“另搞一套”，这不就是郑 文所严厉指责的那种“用意识形态的要求取代社会的客观实际”吗?所谓“类资本主义 的社会主义”不外是让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只要把面对未知 的探究转换为面对已知的模仿就算实现了伟大的发展和创新，还有为什么只能承认西方 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而不能承认现实社会主义的多样性?
郑文反复强调“我们应该正视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完全正确。现在关 键在于应该正视什么问题和到底如何去正视问题。郑文用社会正义和良心的名义回避当 下的社会矛盾冲突，迎合时髦潮流的大肆吹捧，热衷于对前人得失的伦理道德追究，着 眼于用现行政策去“突破”基本理论，并用对资本特权的粉饰去取代对劳动解放的探究 ，这确使人感到怪怪的。离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孤立地讲主要矛盾，未必能抓住社会 问题的实质。此外，郑文突出的“宽容”跟这“正视”的关系到底如何呢?任何宽容都 是以能够支配和干预他人为前提的，由此只能是弱势对强势提出的要求；但现在郑文却 倒过来要求弱势群体去对强势集团讲究宽容，这恐怕也有点文不对题。我们以为，客观 地承认不同力量和利益的事实存在和相互作用是一回事，而自我中心单向度地标榜“宽 容”又是另一回事。时下人们对强势提倡持强凌弱、以众暴寡的“竞争”，对弱势却鼓 吹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宽容”，由此强化社会性的“马太效应”，这能否说是“宽 容”和正视了问题?在这里，特别是那些权钱结合的权贵资本迅速形成、膨胀以及其跟 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磨擦冲突，还有与此相应的劳动群众日益边缘化、雇佣化、分散 化、贫困化倾向，以及资本跟雇佣劳动的天然对立，难道真的可以用思想认识上所谓“ 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的“宽容”态度来加以解决吗?
关于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郑文大谈资本主义“处于不断变动和变化之中”，强调“要 客观和辩证地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发展”。这同样绝对正确。然而任何社会形 态都是“处于不断变动和变化之中”的，因而都须要“客观和辩证地看待”。特别是那 些被称之为僵化保守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其实际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就远远大于相对稳 定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的宪法两百多年维持了基本不变，而我国的宪法几十 年内却变了很多变。这为什么又不能“客观和辩证地看待”?研究一种社会形态，关键 是看它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资本主义是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其核心是种建立在雇佣劳 动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生产，其基本矛盾结构是生产的社会性跟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之 冲突。研究资本主义新变化，就是要研究其基本矛盾运行条件和机理的变化。号称重新 认识资本主义的郑文对此却绝口不谈，离开西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本身的客观内容、制 约条件和运行机制，而只强调我们这个非西方的操作主体对西方变化的“宽容”态度， 并把着眼点放在“资本主义也存在着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革命和暴力手段并非是社 会进步和发展的最佳选择”上，这能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吗?我们弄不清楚， 这个着眼点对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其具体意义到底是什么?另外，暴力革命又并 非是少数革命家恶意制造出来的怪物而是客观社会矛盾爆发的结果，仅是改变非西方的 我们的思想认识和态度是否就能避免西方社会革命的发生呢?而且，我们连自己的事情 尚有很多还没有做好，凭什么反而首先要为外国资本主义是否会发生暴力革命而操心? 承认时下我国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别无选择和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就一定要为其特 权霸道去推波助澜吗?
关于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郑文则说了一大堆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话。他 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性”，“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一个自然扩展的过程”； 但另一方面又把现实社会主义的客观出现看作是“给社会带来混乱，使社会的发展中断 并造成许多社会后遗症”的人为的“自己另搞一套”的结果。与此相联系的则是一方面 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探索和试验”，但另一方面又宣称“不能把整 个社会作为意识形态改造和变革的试验品”。我们弄不明白，现实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否 “违反了客观规律”?而社会的变革是否不允许试验而只能等待救世主的恩赐和安排?这 里特别让人费解的话是：“作为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和 追求。但作为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却必须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必须顾及各个方面 的情况和利益，二者必须区别开来。”我们弄不明白，任何人的事业都有自己的价值取 向和理想追求，为什么在有了理想和追求后就不可能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顾及各 个方面的情况和利益?难道价值虚无便可以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顾及各个方面的 情况和利益?难道执政党不是政党，而政府的社会治理可以不要方向和目标吗?
我们以为，所谓认识是指对认知对象的了解和把握。认知对象除面临客体外，还有个主体自我问题。然而这主体是在跟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自我的意义则要通过对象化的关系才能得到界定。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则是指构成人类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又都隐藏在现象背后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通过理性的冷静分析才能被把握。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是对社会运行机理法则的理性分析，主要是用以回答社会现象的“为什么”问题。这个“为什么”至少有这样两个层面：一是认知理性回答的“因为什么”(现象产生的根据和条件)，二是价值理性回答的“为了什么”(主体操作的动机和目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不含生物基因胚胎发育循序展开的隐喻，更不具冥冥之中天命气数神秘主宰的意蕴，而只有主体操作中环境条件和运行机制多方约束的含义。由此离开社会发展的条件制约、运行机理和价值关系的对象化分析的那些目标诉求、政策表白和未来许诺等等主体性宣示，就很难直接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所谓再认识，则是指在原有对象认识基础上的扩展或更新，仅是改变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而不改变认知维度和思维方式)，也很难说对象把握和相应的把握方式上有了多大的扩展或更新。不知我的这些浅见是否没有与时俱进并充满书生之气，由此诚恳希望思想解放的先进能够开我茅塞。
收稿日期：200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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