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中国香港工业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香港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令人瞩目：从一个传统商埠发展成为摩天大楼林立、商贾云集、各业兴旺发达的国际性都市，置身于世界经济发展前列。在香港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的工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香港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
香港的工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最初的工业是船舶修理业，而标志其制造业起步的第一件产品则是于1843年在当时称为东角地点下水的一艘船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香港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当时香港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的重要军需供应中转中心。战后初期，香港主要是中国的转口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以及美国侵朝战争的爆发等一系列事件，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1954年的贸易总值仅相当于1951年的60%。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求得生存，香港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工业。不到十年的时间，以加工装配为主的香港制造业初步发展起来了。1953年，香港出口总值中70%是转口产品，港产品仅占30%；到了一九五九年，其比例倒转了过来：30%是转口产品，70%是港产品。同期，从事工业的人数由11万人增加到20多万人。纺织、服装、食品、印刷以及发行、五金制品等都是当时的主要行业。进入60年代，香港的工业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69年，加工工厂达14000多家，从业人数达52万多人，港产品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跃升到80%。这时，除纺织、服装业仍占主导地位外，一些新兴行业如电子、玩具、钟表等陆续建立和发展起来，使香港由转口港迅速转变为制造业城市，进入70年代以后，香港工业，除了生产地点部分北移之外，并无多大特色，其总体状况，还处于转型性的结构调整之中。
二、香港工业经济的现状和特点
如上所述，50年代的香港工业经济规模不大，但在此后的30多年中，则有相当大的发展，直至1986年，工业一直在香港的生产总值中比重最大，其后是“每况愈下”：1987年工业被贸易超过，退居次位；1989年被地产、金融及服务业超过，居第三位；1992年又被行政事业及社会服务业取代，降至第4位。1994年，工业总产值占整个香港产值仅9.3%，为885.39亿港元，而整个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533.28亿港元，但十年前1984年的这个比重却高达24%。从工业人数变化来看，以往香港工业一直是吸呐人数最多的行业，直到1990年才被三次产业人数所超过。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香港工业从业人数一直占总从业人数的40%至50%，但到198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当年的41.4%逐渐下降至1995年的18.7%。工厂数目，1988年为50606家，达到最高峰，此后则以每年6.4%的速度下降至1995年的30761家。从业人员1984年出现90.47万人的最高峰，过后也以每年7%的速度降至1995年的37.58万人。近十年来香港工业的这种下滑趋势，也与我国改革开放后，香港为数众多的工厂迁入大陆有关。
香港的工业经济，在整个香港的产业结构中呈相对下降趋势，且具有如下特点：1、工业企业以小型为主。香港的工业中，小型企业一直占绝对优势。在香港，小型企业是指雇员在50人以下的企业。1951年这类企业占全港工业企业数的79.75%，雇员总数的26.2%；1978年，相应的指标分别是92%和41.1%；1995年，全港工业总数为30761家，而小型企业则多达29518家，占总数的95.63%，其中的从业人数占78%。在这种以小企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中，小企业通过加工分包安排，与大工厂保持紧密的联系，使工业能灵活地对外需求作出迅速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小型企业资金不多、技术力量薄弱。小企业的生产不稳定性，又使雇主不愿意实行健全的管理制度，更谈不上对职工的培训和技术教育。小企业的这种状况，很难形成较深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在残酷的竞争面前处于不利地位。2、香港工业本身结构，轻工业占绝对地位，产品高度集中。香港工业的起步伊始，香港的轻工业就占有重要的地位，重化工业几乎不存在。从香港工业的发展过程看，50年代纺织制衣业发展起来，成为香港加工业的第一行业。60年代开始，电子、塑胶、仪表、假发等工业中心。即使目前，香港产品出口仍以电器、电子产品、服装、塑胶、仪表、基本金属及其制品等为主。这些产品的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70%以上。轻纺工业与重工业不同，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周期短、资金周转快、技术构成低。这些性质与香港工业的外向性是相辅相成的，它可以较快地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而改变生产方向。几十年，尽管国际市场不断变化，但香港的不断调整，并从中获益，这是与香港工业的轻型结构分不开的。3、工业产品的本港市场狭小，严重依赖出口，特别是依赖几年主要市场。弹丸之地的香港，自然资源几乎没有，所有的工业原料、燃料和80%的食品都要进口，加工后再出口，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典型的外向型加工工业格局。据港英资料统计，1960年，香港的进口总值中，工业原料占40%；而在出口总值中，港制品出口占73%。这样的原材料进口结构，直到现在也改变不大。1995年的进口总值中原材料仍占34.5%；1961年港制品出口值为29.39亿港元，平均每人916港元，而1995年，港制品出口值达2316.57亿港元，平均每人36654港元。由此可见香港工业经济对外依赖的严重程度。而且其出口方向，严重依赖包括中国、美国、欧洲等在内的几个市场。1995年港制品出口量较大的前几个市场依次是中国(27.40%)、美国(26.4%)、欧洲(18.40%)、日本(5.10%)。港制品的这
种相对集中的市场结构，极大地降低了工业的抗风险能力，一旦某个或几个市场出现不景气，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就极易使工业陷入困境。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80年代后，以制造业北移为特征的香港工业经济迈出了转型的第一步伐，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香港以往的经济轻型化结构趋势。这一时期，本地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由1983年的24%降至1995年的8.78%，而金融、商贸等三次产业则从80年代初的70%左右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85.52%。经济界不少人士认为，香港经济过多偏重发展服务业，已形成了无工业基础的“空心化”经济，并忧虑，如此以往，将丧失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这种“空心化”经济的明显问题，一是工业萎缩，直接影响到GDP的增长；二是工业失业问题。
重整工业、试图通过发展工业，以增强整个经济的发展后劲，已基本达成共识。新任的董建华政府也将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但是发展工业经济，困难不少。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年4月8日给香港的一个建议中指出：“香港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及其有系统的管理技术，但在迈向以服务增加值产品的进程中，仍然面临六大障碍，其中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出现断层，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投资一向偏低，区内缺乏大型高科技企业，政府对高新工业扶持有限，高地价高工资推高成本，本地不少企业仍采用家族式管理等等（注：《深圳特区报》1997年4月12日。）”。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1、加工工业中，目前尚无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比较象样的工业“领头羊”。例如，1995年的30716家企业中，可以归类为重工业体系的只有558家，它们从事船坞、船只制造，且规模都很小，平均人数仅19人。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化进程通常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工业由轻型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重化工业为中心发展的推进阶段；二是在重化工过程中，工业结构又表现为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演进，即所谓的“高加工度化”；三是在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将进一步表现出技术集约化趋势。显然香港的工业经济并没有依循这条发展道路。之所以这样，除了香港的经济体积不大和由于具有天然优质良港而过份依赖外，恐怕与港府历来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直接有关。
2、严重缺乏工业技术和熟练工人。香港工业技术中心公司行政总裁刘助博士在一份专论中指出：人力资源是成功的技术和商业化的关键因素。然而香港现有大学有超过40000名的大学生及2500名的研究生，但由于工程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工资都低于相应的法律或商界从业人员，致使学生学工程技术的少，学商的多。据1995年资料统计，香港所有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仅13.47万人，占4.55%，而相应的职文人员及行政管理人员却高达85.35万人，比例占28.3%，且在仅有的36.4万工人中，也都是从事轻工技术的工人。同样，工业技术和基础教育也是十分薄弱，没有象样的工业技术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香港每年输往国外的留学生不少，但大多数攻读法律、经济等专业。香港这种工业技术和人才严重缺乏的现象，则与传统上不重视高技术和重化工业发展有关。香港大学的陈坤耀教授指出：香港熟练工人的短缺“主要是由于为工业训练提供的设施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历来优先选择白领工人而不选择蓝领工人的传统作法也是工业上缺乏熟练工人的一个原因（注：《香港的营业环境》[英]戴维—莱思布里奇，牛津大学出版社，第40页。）”。
3、工业生产原料以及地价问题。香港的一滴油、一滴水、一粒米几乎都依赖进口，工业的原料、能源以及其它生产资料也是这样。工业中，采掘业比重极小，约占整个工业GDP的2.5%。这从客观上决定了香港的工业必须以加工工业为主的格局。另一方面，香港的高地价，是世界闻名的。去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香港官方拍卖的一幅土地，每平方米竟高达20万港元以上。香港政府历来认为，不应当允许付不起市面上高租金的厂商使用土地，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不高。这种高地价政策，对工业的影响是地租成本上升，降低了港产品的海外竞争能力，削弱了工业的投资能力，极不利于工业的发展。就连前任港都麦理浩在他的1980年的施政报告中也承认：“地价高昂对本港没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香港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港府正全面检讨土地政策、管理及辟地等方面的制度（注：《大公报》（香港），1980年10月12日。）”。
4、外部性问题。香港工业经济正面临两个棘手问题，一是市场的对外依赖性。香港的发展过程，一直同外部世界有着重要的联系。50年代以前，香港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同中国大陆、东南亚和西方均有十分密切的经济关系，其制造业产品近90%必须出口。但是这种以面向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使经济活动易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波动的影响。依赖外界的因素也意味着对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加以控制的份量变少，处处受别人制约，看人“脸色”行事。由于香港并不享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以及缺乏反击能力，使之在贸易谈判时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余地非常有限，所以香港常常被迫无条件接受别人强加的贸易限制，限制中受害最大的却是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工业总的说来发展还算顺利，增长迅速，但由于它是出口导向型工业，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大，面对频繁变化的市场，面对严重的挑战以及来自邻近国家和地区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使出口市场受到严重的威胁。台湾和韩国起步较晚，在出口形式上，开始时采取进口替代型，后来也先后改为出口导向型。他们的出口商品种类和主要出口地区与香港大同小异。但是，他们的经济体积却比香港大，而且都有丰富的劳动力作后盾，这种潜力一经发挥出来，很多产品产量迅速增长，成为香港出口市场颇具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香港又大大落后于台湾与韩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台湾和韩国已迎头赶上，参与竞争。与此同时，近年来还遇到新崛起的土地面积更大、劳动力价格更廉、产品价格更便宜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挑战。
四、香港工业结构变革的基本取向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主要是地价和劳工价格）、海外市场保护主义的不断高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香港工业发展正面临新的考验。整个香港工业，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将被迫结构调整。这场变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将大量的工厂迁移到中国大陆。目前香港85%以上的制造业已经北移，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58000个工厂，300多万工人每天为香港制造产品。这场变革，除了企业本身积极参与外，香港政府也在推进变革上下不少功夫！1994年9月，港府委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推行一项为期12个月的外展技术计划，对制造业改善生产程序及遵守环保法则方面提供援助。这项计划共拨款1130万港元；将军澳第三个工业村已经峻工，可提供74.5公顷的工业用地。1996年10月，13家企业已被获准在此设厂；1995年至1996年度，港府已专门拨款2.1亿港元，用以资助工商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所推行的工业研究开发项目；为了提高本地工业的科技水平及竞争能力，港府在1993年成立了香港应用发展基金（后改为应用研究局），通过资助和指导鼓励各项工业应用研究和发展活动。
香港究竟怎样在调整中发展工业，无论本港还是港外人士和机构都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建议。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年4月18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香港绝对有条件进一步发展工业。但需要明确方向，即利用科技结合工业及服务，开发高增加值产品，拓展新工业。报告提出了8项建议：放宽输入人才的限制；加强本地研究开发；加强本地资讯工业，使香港成为新科技试验场；提升元件设计制造及本身品牌水平；提高本地人力资源素质；扶持本地高新产业；加强政府内部的科技意识；为科技工业提供保障，尤其是知识产权及品质控制等等。综合港内外人士意见，笔者认为，调整和发展香港工业经济，应该从总体上进行设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二、三次产业要协调发展。从香港近代经济的发展历程看，70年代以前，工业一直是维持和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车轮，但进入70年代以后，这种主车轮作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地产、金融和转口贸易等三次产业；进入80年以后，大量工业迁入大陆，以此腾出空间，让位于边际收益更大的第三产业，由此加速了香港经济的“空心化”程度。于是不少人士担忧，长此下去，一旦国际形势变化、地产和金融业不景气，“泡沫”消失，整个香港经济就无所依靠，甚至连生存下去都困难。去年香港金融冲击波，股市中跌幅最大的是地产金融股，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经验表明，任何一个经济强国或地区，都有强大的工业作后盾。强大的工业意味着拥有的技术潜力和强大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只要这种基础存在，无论遭受到何种严重的打击，都会立于不败之地。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世界经济史中，“无工不强、无商不富”却是累被验证的事实。香港工业经济占GDP的比重量还不到10%，这与香港经济高速发展荣耀极不相称。
2、重视研究和实施产业政策，特别是工业产业政策，在工业中积极主动地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通过政府扶持和推动工业发展。香港政府历来奉行亚当·斯密的放任自由经济思想，一切都由“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认为政府干预就会有失公平，失公平就会失效率。这种政策哲学，比较符合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实际，从而促进了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但是，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面临的复杂因素越来越多，如果还一味地让单个经济体自身去折腾，自生自灭，对于经济的成长已经远远不够了。这时需要政府出面干预，进行指导和扶持，才能增强单个经济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能力。香港与亚洲其它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很大区别的。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以工业为主导的模式，香港却不是。香港的法律体系的健全程度堪称一流，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产业政策方面的法律或法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具有产业政策指导的有序发展和没有产业政策的“随机漫步”，结果会大不相同。同样是“四小龙”之一，香港和新加坡与台湾和韩国之间的经济质量恐怕无法相比，更不要说日本。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政府是否积极干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在保持香港强势工业的基础上，着重开发和培植几个适合香港资源条件的支柱产业，牵引和带动整个香港工业经济的发展，改变目前以地产、金融和转口贸易等次三产业单一凸进的经济格局。目前香港工业有几个产品是世界领先的：成衣业占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钟表也占第二位，第一位是瑞士；玩具业第三位，仅次于台湾和韩国；电影业第三位，排行于美国和印度之后；印刷业在世界领先。时代将进入21世纪，世界高科技产业也将一日千里向前发展，时过境迁，上述五大产业显然已经不能再作为工业的支柱产业来发展，必须寻找新的产业来替代。新主导产业的选择原则必须符合香港空间狭小、资源奇缺这两个基本事实，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具有高技术性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产品。香港工业技术中心提出四个发展方向（注：《香港经济年鉴》（1996年），第一篇，第67页。）：多媒体及网络产品开发、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其系统和电子元器件。如果这些产业开发成功，正如钟表之于瑞士，香水之于法国，它们将为香港创造高技术就业机会，提高工业在GDP中的份额，促进整个香港工业经济质量的提高。
4、解决好工业技术、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大工业管理技术等要素问题。科学技术历来是生产发展的源动力。香港政府于1993年初成立的应用研究局，曾先后拨款2.5亿港元，用于推行“应用研究开发计划”和“合作应用发展计划”；1994年，港府又推出工业支援资助计划，每年拨款约2亿港元资助本港工业及科技发展有前途的计划。这些措施旨在解决工业中的应用技术研究问题。但就对香港工业经济的彻底转型来说，还远远不够，需要一个比较系统的“科技发展计划”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应用的发展；在工业资金方面，历年的投入相对其它行业严重不足。以1995年第4季度使用的贷款及垫款为例，工业、商业（包括外贸）、房地产、金融业共计13914.35亿港元，而其中的工业贷垫款只有1001.08亿港元，仅占7.19%，详见下表：造成资金的这种流向，是由市场经济的趋利机制决定的。无论过去或现在，在香港，投资地产、金融、商贸的回报率一般都高于制造业。香港是一个资金十分充裕的国际金融市场，筹资渠道广泛，筹集巨额资金，通过发达的金融电子网络系统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所以，解决工业资金问题关键是一个资金流向机制问题。土地的短缺，自始至终是制约香港经济的突出因素，但也并不是说没有发展工业的余地了，关键是地价太高。即使港府政策对工业有相当的优惠，优惠后的地价还是远远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工业化地区，致使工业制造成本高，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目前港府已将大埔、元郎和将军澳等地共超过200倾的3幅土地划作工业用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港府发展工业的意向和行动。去年董建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每年推出不少于85000个（注：《信报》（香港）1997年10月9日。）单位的住宅楼盘，表明了港府力图平抑楼地价的决心和措施。在劳动力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数量不够，不能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的需要；二是工业本身转型，造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不适应，必须经过再培训才能使他们重新上岗；三是劳动力本身具有的文化技术素质较低，难以适应高技术密集的工业生产。引入了大工业之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工业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目前香港大地产公司、大金融企业不少，大工业公司却没有，缺乏大工业管理人才和管理经验、技术。在这方面，香港有必要重新做起，在培植大工业的同时，迅速学习和掌握大工业管理技术。
总之，处在变革中的香港工业经济，要尽快完成结构性改革，必须使工业迈向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培育以科技为本的香港主导产业，并广泛利用世界上一些跨国企业在香港的投资，带来技术和管理，加速科技转移。与此同时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转移和发展工业，使工业经济和金融贸易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并驾齐驱的两大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