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拟实践——对赛博空间主客体关系的哲学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主客论文,赛博论文,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 （2001）01—0005—10
在已经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计算机虚拟现实（VR）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融合，已经把虚拟社区、虚拟医院、虚拟课堂、甚至虚拟性爱、虚拟战场……这些人机互动、虚实相生的特殊物质形态带入我们的确可以真实体验如同身临其境的感知世界。换句话说，现在人类已经可以在许多领域通过赛博空间（Cyber space ）（赛博空间是指全球范围为数众多的可以被远程访问的计算机网络，包括因特网（Intemet）、 公告牌系统网络菲多耐特（Fidonet ）等， 它们都可以与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融合， 为虚拟实践活动提供人机界面）的虚拟实践去操纵现实世界原先的可能或不可能，进而证实可能、变现可能和预演不可能的可能。这就使人类改造外部世界和改造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时空范围、形态要素、认知过程和性质特征等重要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因而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哲学阐释来照亮主体建构对象化世界的虚实路标。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把人类实践在赛博空间的活动方式概括为七个方面：（1）模拟（Simulation）；（2）远程展示（Telepresence）；（3）身体完全沉浸（FullBody Immersion）；（4）身临其境（Immersion）；（5）互动（Interaction）；（6 ）人造性（Artificiality ）； （7 ）网络化的交往（NetworkedCommunications）。[1] 这七个方面基本涵盖了赛博空间多维度的虚拟形态，使虚拟实践的工具化、对象化、社会化据以构成现实。而要辨明赛博空间的虚拟实质，就必须从哲学与技术结合的层面引入“虚拟实践”范畴；借此阐明虚拟实践与一般实践的共相和殊相，认清人类在宇宙自然界中所处的真实位置，明确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
一、虚拟实践的哲学依据
赛博空间所生成的“人工自然”和“人化世界”尽管形态各异，但在本质上仍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贯穿历史连续性的实践创造活动的对象化呈示，而要讨论虚拟实践的哲学依据，我们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从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的层面引入“虚拟实践”范畴， 是否构成对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理解）的突破？（2）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看， 虚拟实践能否被视为人类既往实践（主要是社会交往实践）活动合乎逻辑的发展？
1.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实践唯物主义对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哲学理解马克思说，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P53）人的“有意识”就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所在，人的“类”特征亦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的“类”特征有着质的区别。动物只有盲目适应自然固定的、专门化的获得性遗传的“类”特征，只能在其物种所依赖的环境条件下被动地进化。人的进化恰恰没有与外部环境之间形成生理、心理和行为的“专门化”或固定化的本质关系，人一脱离动物界就不再听从自然设计的本能“指令”去从事固定不变的生存活动，如兰德曼所说：“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个预先建立的过程，而大自然似乎只做完一半就让其上路了。此后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3]（P7）正因为人是“半成品”， 其本性就带有非确定性，因而也就在人性层面上预设了创造“完成品”的实践本质，“它出自这样一种存在物的最深沉的必然性，这种存在物必须塑造自己，并因此需要一个指明方向的榜样或理想以供参照”[3]（P9）。这样人就从“自然之网”中“剥离”出与自然“对峙”的主体意识，将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作为实践和认识的客体加以反思，并在他自己创造的文化中“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4]（P107）。 然而人类不可能长久满足童年稚嫩而纯粹的生活方式，他必须探寻和解决自己的生存困境。而工具和合作行动的发展，使人类对原先不适应的自然环境具备了控制力和迁移手段，从此人类就建立起一个新的人工环境（或称为“人工自然”），反过来又让自己再适应这一环境。尽管实践唯物主义肯定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肯定人的“类本质”对于人作用外部世界的前提意义， 但却更强调人通过实践对现存感性世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改造，进而推崇对理想世界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建构。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类实践活动作出不同于费尔巴哈的解释，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形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5]（P48）。至此，我们看到：一方面马克思早期立足于人的“类本质”，把世界视为自然界和属人世界相统一的现实世界，视为人参与其生成和创造的人化世界；另一方面对于成熟期以后的马克思而言，生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以劳动为核心的实践只是其中一种基础性的生活方式，它无法包容也不能取代在世世代代交往方式中出现的其他生活实践方式。
有必要指出，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就区分了人们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和可能，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6]（P104）可见，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是多而不是一，或者说世界的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与其抽象谈论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不如切实了解人是怎样与多个世界构成联系的。可以设想，用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来看今天赛博空间的虚拟世界，它和家庭主妇、画家、音乐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神学家心目中的对象世界，同样是真实的。就是说，是人规定客体，同时就是人作为主体被规定；一方创设另一方，也就把自己作为对方的对方创设出来。“由于各个世界中有着受社会实践的不同方面所决定的特殊的真实性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7]（P251 ）按照多世界的观点，赛博空间生成的虚拟世界是与虚拟实践主体所能获取的知识及对象化体验相对应的，因而其客观真实性勿庸置疑，同时它又对人类既往社会实践的基本生活方式构成重大发展和突破，从而无可辩驳地证实：“人能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改造、创造、控制客体，使自己处于支配者、利用者的地位。人在实践活动中可使客体具有原来没有（甚至不可能有）的物质形态和运动形态。”[8]（P463）在信息网络时代， 虚拟实践的创造性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生产力，成为人类“优化”自身的手段。
2.按第二个命题的规定，我们将从认识论的社会向度讨论赛博空间的虚拟实践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 过去我们在描述认识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时，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目的是反复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用以突出实践的本体论地位，至少是暗示应把“实践”理解为某种“本原性基始”。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一种误读。因为“公式”只是从直观形式上表述了实践的发展过程，但形式并不能取代内容的细节和真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式”过程中的每一个“实践”只是任性抽象地扮演了“本原”的角色，一旦进入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它必带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即作为主体活动内在前提的“实践意识”。而实践意识的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象性活动的进行、对象化产品的完成，才构成完整的实践过程。恰如马克思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9]（P202 ）请读者不要把马克思的这段话视为一种超验的决定论，因为马克思既没有以伪价值作为超验性活动的引导，也没有抽空主体意志对象化过程的价值实质，因此即便直接用来解释赛博空间的虚拟实践过程仍然贴切。那么实践意识从何而来？实践意识只能源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就是说，是人的需要构成实践的根源，是人的切身利益成为实践的内在驱动力，但人类的实践类型总是受到特定时代技术、社会条件的局限，难以在总体性结构上达到预期目标，所以主体总要不断酝酿更具突破意义的实践活动，创造新形式，谋求新手段，建构新内容。
但是，实践并非单一的线性系统，它同时又与人的社会属性相联系。“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5]（P86）“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P18 ）所以当我们把人类实践活动归纳为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日常生活实践这几个主要形态时，我们根本依据的乃是由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沟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互为表里的人类技术史的图景，即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种的历史概念要求用生产方式发展序列的语言去重建社会的发展……无论如何，技术发展模型使自己适合于这样一种译解，好像人类已经成功地把有目的、理性的行为系统（它首先是依赖于人的有机体）的基本要素落实到技术手段水平，并由此解除了人类自身的相应功能——首先是运动器官的功能（腿和手），然后是感官器官的功能（眼、耳、皮肤），最后是大脑的功能”[11]（P152）。难道今日立足于赛博空间而发展的虚拟实践，不正是蕴含着这样一个身心得到全面解放的社会目标吗？尽管哈贝马斯是犹疑地解读“技术历史的发展模型”，但这一有待确证的模型与他的“交往理论”并不矛盾（甚至可以互补），关键在于我们对与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交往实践形态能否达成近似真实的理解。社会交往实践不仅仅关涉技术的向度，它还包括基于物质交往关系之上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并通过日常生活表现出来。当今全球化和因特网的发展正是人们利用经济和科技手段创造的多层面的文化生存和价值意义的世界，这就为赛博空间的虚拟实践提供了包括技术支持和交往关系在内的发展条件。
二、虚拟实践的动态结构及基本特征
无疑，当代赛博空间虚拟实践的出现，正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大发明和创造，是人借助实践的力量来解决理论的对立，进而否定教条和绝对化。从赛博空间的技术特性中可以看到：虚拟实践的对象化必须依赖模式识别、全息图像、自然语言理解（如心理学的知觉和表征理论）和新传感手段等多媒体、多通道的集成技术来提高人机交互的自然性和高效性，实现三维空间、沉浸感的逼真输出。在一个典型的计算机系统生成的虚拟世界里，人的活动也就构成了虚拟实践。虚拟实践第一次使人的实践对象不再是纯粹形式的外部物质世界，而是以信息符号处理转换作为实践手段，将在人工智能和感官体验基础上扩展的语言符号系统“再造”成虚拟的语言符号系统，来构建人的创设对象。见图1：
图1 虚拟实践的动态结构图
从图1中可看到，自然的语言符号系统也可以兼容触觉、嗅觉、 味觉等其它感知元素，这正是赛博空间集成技术系统再造和扩展虚拟的语言符号系统的现实来源和实践依据，即使是“创设”和“虚构”也要合成自然和技术的语言符号要素来生成人的想象世界，就是说，虚拟实践不是空穴来风，它所包含的精神活动不能没有物质载体，更不可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虚拟实践一旦脱离自然界与社会交往有形的物质实体，就必须依赖“人机界面”的全部技术要素这样一个结构平台，作为实践工具和实践对象的替代物。同时，“人机界面”又作为技术中介，沟通虚拟实践过程中主体与外部世界的信息联系；而虚拟的中介活动实际上是一个主体积极参与的巨量信息加工、处理和传播的人机交互和人机共生过程（图中的箭头表示多维互动）。该过程对主、客互动关系的影响主要在于：主体不必再受制于物质实体事必躬亲地去实践（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可以通过新中介（人机界面）与老中介（自然语言）的“链接”，把人类社会活动的信息经由计算机系统进行符号处理和合成转换，使主体置身于一个新的关系实在（注：所谓“关系实在”，是指在主体的能动作用下，对认识客体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进行逻辑推断和结构解析，使对象化的存在物可以脱离物质实体而独立存在，但其构成形态或方式仍能与认识关系结构反映的事实本质相一致。关系实在更能表征虚拟世界的实存状况。）的虚拟实境中，这时人与虚拟世界的本质关系已不是简单的主、客互动，而是一个意义世界符号化的建构过程。由此我们就突破了目前理论界那种把虚拟实践要素不加区别笼统地当作中介范畴的机械直观的理解，从主体介入虚拟实践全部技术要素的动态结构中把握虚拟实践的本质。
根据对虚拟实践动态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观的透视，我们可对虚拟实践的基本特征作一粗略的概括和描述：
1.客观实在性 客体的自身根据不可能是孤立的自在之物，任何事物的实在性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中才能显示出来。因此，即便如虚拟实践，也是人的意识和意志对象化的客观产物。而事实上虚拟实践的对象乃是基于虚拟集成系统的一种技术存在，是对现实的模拟、仿真、变形、缩微或扩张，借用德里达的话语，也可以说是“在场”孕育的“不在场”，换言之，是“不在场”按主体意志演绎的新“在场”。因此，虚拟实践的对象仍然应被看成是基于实存的存在，是宇宙复杂系统中某一子系统的关系实在。
由于受人的感官功能的生物有限性和实践活动的时空限制，许多现实事物人类无法通过常规方式去认识或是认识不到，但不能就此认为认识不到或难以认识的东西就不存在。诸如历史考古发现的过往“现实”；微观世界中的分子结构形态；人类不可能进入的微小世界（如人体器官内部）；平时不能到达的危险环境（如战场和含有放射性污染的区域）；以及常态下不能展示的社会历史事件和人类活动的未来前景等等，都是现实和客观的存在，但又是人的肉体感知无力达及和再现的，不可能被简单地“模拟和反映”，目前只有通过虚拟实践去观察和认识。虚拟实践的目的，更多地恰是“重建”或“再造”许多军事、医学、考古和其它特殊领域的现实和可能，满足人类的实践需要（在经济上节约成本、在技术上避免风险、在科学上探索未知，乃至在生理和心理功能上追求快感和美感等等），这就超越了常态下的“不存在”和“不可能”（不等于不存在），拓展和确证了各种特殊形态的现实可知性。这也足见虚拟实践具有独立性，即它的对象物不再是常规实践的经验对象，而是非常条件下通过特殊手段去把握的各类事物“不可言说”或“难以名状”的关系实在。虽然物质实体与关系实在并不一定构成因果联系，但主体只要意欲建构关系实在，他就必定要以物质实体的自在形式做蓝本；由此关系实在也就成为主体欲望对象化的基石，并推动虚拟实践的工具操作，使人的生物感受器系统、功能效应器系统和观念符号系统在赛博空间的技术支持下完成有机统一的自为运动，最后在现实的效用性中证明虚拟实践达至主体创设对象的客观实在性。
2.感知超验性 赛博空间创造的“人化世界”，已经能够把人的感知和反映能力提高到在真实物理世界达不到的“亦真亦幻”、“虚无飘渺”的程度，可以说这是导致虚拟实践主体产生感知超验性的直接技术原因。但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合成”与“克隆”的世界面前，要对虚拟实践的感知超验性加以证伪并不轻松，因为技术的可靠性和确定性往往构成对超验性真实存在的反证。这就使人想起列宁的忠告：实践的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12]（P142）。尽管在康德那里就已设定一切保留条件去服务于一个崇高的目标：把幻想从真理中清除出去，以便使真理探索者免遭失望。但是对于今天的哲学家、电脑技术专家或其他人来说，必定会对虚拟实践的感知超验性各执说词，所以有必要揭开赛博空间虚拟世界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考察超验需求的心理动因。
在后现代主义的视域中，虚拟现实（VR）和因特网（Internet）的出现，是一个伴随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兴起，并与20世纪60年代围绕人权和反越战的社会运动相汇合的技术发展过程，但也是美国社会极端民主和无政府思潮与传统宪政理念冲撞互动的结果。当经过数字化处理的“赛博空间”和“人工现实”如洪水般涌进我们的文化，我们面对的将不仅仅是所有视觉表象的贬值，而且也是它们反映的现实的贬值。后现代社会的都市人，已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浸泡在无线电广播、电视机屏幕、计算机界面和电话聊天的超现实中，因为这种亚文化生存能像毒品和迷幻剂一样，使人浸淫在逃避现实苦难和恐惧的幻像中。于是，一种企图在计算机系统中建立爱丽丝仙境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又开始抬头。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技术的虚幻，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事实表明在巨大的错觉背后，无疑潜伏着一个不同主体认知结构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利用的问题。诚如韦伯所言：“不是观念而是物质的和理想的利益直接控制了人们的行为。但是，‘观念’所创造的‘世界形象’却经常像铁路扳道手一样，决定了被利益动力所推进的行为行进的轨道。 ”[13]（P40）而韦伯的社会心理分析恰恰表明， 即使虚拟世界也只有在人的介入之后才会有意义，将人的本质特征置于脑后，虚拟实践的研究亦便失去了意义。
此外，我们还可以依据多世界理论来观照人对虚拟实践感知超验性类宗教的拜物意识。
卡尔·波普尔提出，对人而言存在三个世界：物理世界，经验世界，以及被他特指为客观知识的“世界3”。关于“世界3”是否纯粹客观和有无认识主体，已超出本文讨论范围，故不赘言。但笔者同意孙慕天教授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基础上，将赛博空间创造的虚拟世界（即孙教授指称的“符码化世界”）称为“世界4”的基本观点。
孙教授说，由人编制设计的“世界4”“一经产生， 就开始了自己的生命史，外在于任何个体的主观意识独立地存在和发展”[14] （P88）。应该修正的是，“世界4 ”在赛博空间并不仅仅表现为符码流水线似的生产、加工、传递、交换和存储，它还可以通过人机界面的集成技术要素，创造属人的对象物，与人产生“人性化”的互动，因此，社会的人也可以在虚拟世界赋予符码各种价值和意义。可见所谓符码外在于主体的独立运动，不过是人的“集体无意识”的价值欲念的增殖形式，而观念的增殖空间趋向无限，所以它会使人产生感知的超验性，使人对符码转换所衍生的经济价值、利益需求、权利欲望、极乐体验和审美愉悦……难免会产生不期然而然的“符码拜物教”，本质上则是一种技术至上主义的自恋和自大的主体错觉。孙教授否定的正是“世界4 ”在日常生活中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合理关系的背离或解构。我们恰是借助孙教授独到的分析，来进一步说明虚拟实践与人的理性创造的二律背反——主体对感知超验性的内化体认——稍不留神就会沦为科学人文主义视野中缺席的被告（这里的科学人文主义，按我们的理解，就是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主张的科学家集团和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对技术发展和世界前途在观念上的彼此理解和认同。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减少各自的偏见、极端、无知和道德的沦丧，共同建构一个安全文明的地球人类家园。科学人文主义应该是“两种文化”互补、修正的精神道义）。
3.创造开放性 尽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作了“确证自己本质力量”这方面的社会学意义的论述，并以思辨抽象的哲学天赋揭示了历史运动对人的感觉、认识和实践发展的制约作用，但他还没有具体考察社会交往关系对人类实践质变进程的助推作用，尚未论及社会交往关系背后更遥远的原始动力。而迄今无论哲学界和科学界依旧未能提供确切的证据来证明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历史起源。因此，笔者关于虚拟实践具有创造开放性特征的追本溯源和当下阐释，只能从理论的假设展开。
我们从个体发育史推断类的进化，个人的认识普遍建立在人类整体认识的某一阶段上，因而他的认知结构必然带有类的历史文化基因，表现为具体感性体验向抽象理性认识的升华过程。儿童的认知结构和探索能力，必以模拟成人世界的人类实践模式为范本，由蒙昧走向成熟。人类一脱离动物界便与文明相伴而生，通过独有的语言符号交流，创造神话、宗教、社会制度和他可以理性感知到的整个世界，并在与自然客体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能量的过程中创造了他自己。也可以认为，人的类存在从本原意义上说，并不在于他的自然属性，而更体现为他的创造功能性。正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对初民社会实践活动的推测：“从行动的观点看来，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和动物一样）在空间移动，他们借助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工具的使用又必须以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实际联系为前提。”[15]（P410）但是原始人并不根据如同我们理性了解的因果关系而采取行动，他们并不清楚原因就会导致结果，只是服从集体表象对于世界神秘定数的感知，“而实际上使他们成为人的那种东西，恰恰就是社会集体不满足于为活着而行动的那种东西”[15]（P410）。这种“东西”正是人的无与伦比的实践创造性与创造的开放性。因此可以推论，在初民仍受自然部分支配的环境下，神话的图腾和巫术的礼仪无不是对意识中虚幻之物的敬畏与膜拜，故而有理由说虚拟的目的指向和实践活动从原始时代就已经开始。“我们感受快乐与痛苦、创造出各种幻想、以及认出环境之优劣等等能力，也都有助于这个目标的达成。”[16]（P28）就是说， 人类自古至今都在借助虚拟实践的各种手段来寻求现实的安宁。
那么，又如何解释当代虚拟实践的创造开放性呢？在笔者看来，尽管结构主义符号学尚未达到成熟的理论形态，但却是目前探讨虚拟实践问题最具阐释意义和最能接近事实的出发点。卡西尔说，人猿一旦揖别，人就“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17]（P33）。 这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几乎到处可以得到印证：“任何言语行为都包含了通过手势、姿势、服饰、发式、香味、口音、社会背景等这样的‘语言’来完成信息转达，……甚至连客体的‘感受’也有系统地把某种有意义的东西传达给我们。这种情况表明，人在世界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交流。”[18]（P128）也许这个结论值得商榷，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确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反映了赛博空间的文化结构，具有人类学价值。诚如上文所论，人既然不能只为活着就心安理得地生存于一个混沌、无意义的世界，又不愿共处于一个完全被命定的规范化的秩序世界，他就必定要尝试重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世界，并追寻其间“天人合一”、自为和谐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如何，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表达他的生活，并且必然通过创造性来表达。
既然符号宇宙是人自己的创造过程，虚拟实践活动就不能不是开放的，因为只有开放性才能带来多样性的选择；当然这也与 “VR” 和“Internet”技术的长足进步紧密相关。而虚拟实践的诞生，则标志着人类已完成农业和工业技术条件下“体智型”实践结构向当今信息技术条件下“智能型”实践结构的转换。马克思所重视的实践的劳动性，在虚拟实践中已直接表现为以心智活动为主的技术操作。事实上由于虚拟环境的建立和虚拟实践的介入，首次打破了在物质实体条件下只能依赖单一途径选择发展可能的旧模式，使实践的内容发生了质和量的双重变革，从而在“创生”新的关系实在的虚拟实践中，使现实性的发展兼容了多种可能性。在新的智能型实践结构中，过去孤立的实践已被系统的实践所取代，直接的实践已让位于间接的实践，原型的实践则反过来成为虚拟实践的补充手段，稳态单一的实践通道必然延伸为跃迁多样的实践范式，从而使主体在与环境的交流互动中获得更多的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虚拟实践以信息的符号化转换为物质载体，这就摆脱了原始状态下虚拟思维的对象空无与神秘；同时也解决了原型实践条件下对象创设的诸多局限与无奈；尽管虚拟实践仍以客观现实性为出发点，但主体一旦进入赛博空间就不再局限于以往实体环境中的劳作（work）经验，而是把人类世代积淀的经验和知识融会到“预置”对象的计划或设想中，经过虚拟实践综合的技术处理，对大量现实素材进行可控的叠加、分解、重组、试探和验证（这个过程足以容纳从概念、判断、推理到归纳、演绎的各种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认识形式），来寻找和发现事物各种新的可能性，并展示其接近现实的真实图景。由此一来，虚实两极就被有机统一在新的技术实践中，现实性终于挣脱了单一发展的物质束缚，进入一个物与神游的澄明之境。
至此，虚拟实践活动已构成对现实实践的补充和扩展，人的视域开始同时受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两个侧度的影响、制约和融合，主体必须重新审视和界定虚实两个世界之间的对立和关联，面对“集合”的家园和整体的敞开状态，充分包容多样性。而主体从来就不满足于陷落共时性的近视和局限，不甘心束手就擒服从于封闭态中现实性无奈的单一选择；一旦共时性完成向历时性的“让渡”，开放境遇中实践的创造者，就有足够的时间和证伪手段来为实现可能性的正确选择开辟道路，使选择在多元的比较中臻于完善，使人能在一个现实与幻像统一的世界上诗意地栖息着。
三、虚拟实践的自我超越
在赛博空间愈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笔者意欲建构“虚拟实践”的哲学范畴，也是对解决高科技价值危机的一种理论反正：人类已经跨进自己创造的信息时代，并开始通过虚拟实践活动去了解和叩问一个崭新而神奇的世界，但也一次次阻隔了人与现实世界的感性联系，过度沉溺在幻像编织的虚拟世界，人就可能“忘记它控制的逻辑、假设和经过选择的数据都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和选择”[19]（P63）， 最终沦为赛博空间的奴仆。所以现在已有人坚定地预言机器人将在2050年征服人类，化人为奴，统治地球[20]。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人对技术的崇拜——先是迷恋自己的创造，接着是对创造物的臣服与恐惧，最后是甘做技术的囚徒。难怪舒尔曼呼吁：“除非人们普遍允许他们的精神繁荣的利益取得优先于其物质繁荣的利益地位，否则所有将被提出来用以防止计算机统治的措施都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效果……人们必须用超越主观的规范性原则来约束自己，只要涉及到技术发展。”[21]（P377）亦即是说，必须用强力的规则来维护人类对计算机和高科技的自主性，不能把人类的自主性僵化为计算机的神性。而一个扼杀人性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既然我们不能接受计算机的统治，那么虚拟实践也必须遵循一个理性的技术限度。
在此前发表的一篇相关论文中，基于微观的实证研究，笔者就对“VR”的技术限度作了概括，我们无法赞同仅从技术过程的心理抚慰来理解虚拟现实对现实（物理）时空的“超越”，因为：（1）VR 技术产生的虚拟现实，事实上只是对现实（物理）时空的动态描摹或实时仿真，所以它在技术层面就已被命名为“虚拟”；（2 ）虚拟现实给予主体官能刺激，从而产生的时空感只能是近似物理时空的心理时空；（3 ）虚拟现实的“创造”，必然服从和服务于主体的特定需要，而它的最终结果还要在现实的物理时空里加以验证和实现。[22]（P29）
笔者认为，以上概括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赛博空间的虚拟生存。进一步说，人类既无法逃避自然选择，也无力摆脱社会生存，人类必须超越虚拟实践的认识误区，客观地了解技术的限度，因为宇宙的浩瀚无垠永远大于人对认识客体的主观把握，这个事实也就无情地剥夺了人在“自然—社会”系统面前狂妄自大的资格。事实上赛博空间的一切技术创造，归根结底还是人脑和人类工具理性的延伸，而且只有人的全面介入，虚拟世界才能真正“活”起来，并体现人的生存价值以及人和自然的血缘关系。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E·O·威尔逊所指出的，人脑“是在一个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里进化的，而不是在一个由各种机器操纵的世界里进化的”[23]（P182）。它必须也只能以客观世界的现实性作为发展根基，并且永远扎根于这种自然物质环境。任何认为可以脱离这种环境的想法，都会直接导向荒谬和虚妄。
因而有必要指出，在计算机革命的道德迷宫里，必须高扬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理性（科学人文精神意义上）的大旗，为赛博空间立法，对虚拟实践的一切越轨实施制裁，尽管这是个两难的任务。解决两难的关键办法，在我们看来不只是技术的措施，更重要的则是信念的砝码，是人性中独具的自我批判、自我纠错的理性精神，它将超越任何技术的迷误以及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分歧。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海德格尔就曾预言：现代技术像梦魇一般威胁着它的创造者——不仅要反过来奴役他们，甚至要毁灭他们。所以他认为在新的“历史转折点”（Die Keher）到来之际， 必须终止技术的乌托邦。即是说人类只有明白自己在何处失足，同时放弃关于技术万能、精神万能的虚假无限，然后才能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把技术摆到社会的一个适当位置上。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的结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