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人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口述历史有什么用？
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依据口述历史工作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如：它可以是一种口碑史料，是《行业志》、《地方志》和《家族志》的鲜活资源；也可以是纪录片的素材、音频或视频资料；还可以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采集手段和记录方式；当然也可以作为文字抄本，让人们读到人生传奇、社会风云和历史真相。
若要追究更深更好的答案，那就要看口述历史工作者有怎样的文化视野、怎样的历史前瞻性、怎样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它是新型的历史档案，也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及与人类经验相关的新兴科学的数据、信息资源。将行业、社区、家庭、阶层、性别、专题口述历史汇集起来，不仅可以建立新型的历史档案库，且可建立人文及社会科学数据库，教育和传播资源库，国情与民意信息库。口述历史是货真价实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著名的英国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生还曾乐观预测：“口述历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建构自己的将来。”
上面所说有点学究气？那我换一种说法。口述历史就是采访收集个人的记忆，其中包括受访人的成长历程、生平经历和人生故事，也包括受访人的专业学识、社会阅历及经验智慧，还包括受访人记忆特点、表述方式和心灵奥秘，同时也包括采访人和受访人的对话、交流及互动技巧。口述历史可以让我们了解他人，进而促进人类自知。古人向来强调知人论世，口述历史的作用，正可让我们知人、知己而后论世、论史，其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
现代口述历史的开端距今已过60年，但它并未成熟，远远没有定型。这就意味着，口述历史到底是什么、到底有什么用，还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它还可以有极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空间。无论是普遍性、理想化、抽象性的理论，或特殊性、具体化的采访及档案抄本编纂，都有很多问题存待研究。
有关“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及其30卷书，下面细说。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频道合作的，一个以采访和记录(老一代)中国电影人的专业及生平经历并作档案收藏为目的大型集体项目。该项目于2007年正式启动，2008年全面展开，2009年底至2010年初为采访工程的第一阶段；2011年又展开了采访工程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将延续到2015年底。做口述历史，我们是后来者，但后来者也有其便利条件，就是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先驱者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靠谱、有效，且有一点特色。
为确保口述历史采访工作具有专业水准，我们成立了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频道的领导及外聘电影史领域专家组成的编委会，以便集思广益；继而我们又成立了由中国电影资料馆领导亲自挂帅的口述历史领导小组，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组成的专家组以及由研究室主任挂帅的工作组，以便统一调度、集中谋划、合理分工；继而对口述历史工作规范、工作程序、工作细则进行再三研讨，并陆续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如：会同有关法律专家，起草了不同形式的受访人授权文书，由受访人自愿选择，以确保口述历史存档及其未来版权使用有章可循、合法合理。还起草了采访人保密协议，要求每个参与这一工作的采访人、摄像师、录音师签署，确保受访人权益及国家利益都不受损害。还有采访规则、采访程序、参考问题库、财务规则、技术规则、档案登录规则及器材管理规则等。
电影资料馆人，有较为明确的档案意识。我们做口述历史采访的目标，是要作为档案收集，即把电影人的生平讲述记录下来，并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永久保藏。是要放眼20年、50年、100年后，给我们的后代留下前辈个人历史记忆，让后代的历史学家及电影学者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源。这样做，可使口述历史采访不至于急功近利而浮皮潦草，也能够让受访人深感责无旁贷且能畅所欲言。
其后确定项目名称，即“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而不是“电影口述史”。这是要把电影人作为电影史的主体，确定以人为本的采访目标；而不把人作为历史的附庸，不把受访人仅作为提供历史信息的工具。具体方法是，让电影人进行生平讲述，内容包括其电影工作从业经历、社会人生经历、个人生活暨情感与心灵成长经历这样三个向度，力图在口述历史采访中，探索并建立电影专业史、中国社会史、个人心灵史三合一的丰富信息档案。
我们制定了受访人选择标准，追求代表性和充分涵盖性，即努力涵盖电影全行业，包括创作、生产、管理、洗印、宣传、发行、放映、输入输出、器材、档案、翻译、研究、编辑、出版、教育等电影界各个领域。而在创作领域，包括故事片、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译制片等多个片种科目，且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照明、录音、音响、音乐、美术、化妆、服装、道具、管理、财会、后勤等具体部门。采访追踪于北京、上海、长春、成都、西安、南京、长沙、广州、香港地区、台北地区等地。受访人地位有高有低，名气有大有小。
在口述历史第一期的采访工作策划中，我们制定了“抢救性”采访计划，选取80岁以上的老电影人作为采访对象。因为这一代老人的经历，在人类史上或许空前绝后。童年时江山动荡家国危亡，少年时战火硝烟山河破碎，青年时朝阳欢歌却又伴随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壮年时代遭遇十年动乱饱经磨难，中年时拨乱反正重新定位不用扬鞭自奋蹄，老年时改革开放日新月异却是人生青山夕照。这一代老人的故事和记忆，无论是英雄壮举还是血泪黄花，即便是雪泥鸿爪，也都是中国及全人类历史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
从2011年起，进入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程的第二阶段，我们对口述历史的计划进行了适当调整。首先是将“抢救性采访”变为常规性采访，受访人年龄从80岁以上降至75岁以上。其次，有意识地选择若干70岁、60岁等不同年龄的若干受访人进行采访，以便对不同年龄人的语言、记忆、心理及价值观进行比较研究。再次，是有意识地进行其他一些实验性采访研究，如集体采访、交叉采访、叠加采访、专题采访等。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实验及评估采访路径，探索并逐步完善采访方式，不断提高采访质量，积累并丰富采访经验。
目前，我们的受访人数已经多达数百人，录音、录像总时长则多达数千小时——我没有写出具体而精确的数据，是因为我们的采访正在继续不断的进行过程中，受访人数及小时数每周甚至每天都会有所增加。同事们和我都希望我们的采访工作能够长期持续下去，成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个常规工作。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集电影人的记忆档案，主要目的固然是留给后人，但若经费和人力条件许可，自也应尽可能服务于当下。因而，在紧张的采访日程中，我们也尽量抽出一些时间及人力，整理出一些录音抄本，节选一小部分发表出来。目的是为电影史研究者提供必要的资料，同时也借此与口述历史同行切磋交流。希望获得口述历史行家及亲历者、见证者批评指正，同时也希望能为推动口述历史工作略效绵薄。从2008年起，我们在《当代电影》和《电影文学》两个杂志上开设“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专栏。进而，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四册，即《长春影事：东北卷》、《海上影踪：上海卷》、《影业春秋：事业卷》和《银海浮槎：学人卷》(民族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只不过，杂志专栏篇幅有限，每篇万余字，不得不删减，只能呈现访谈内容的冰山一角。丛书的字数多些，但一本书的容量仍然有限，《东北卷》收入14人的访谈，《上海卷》15人，《事业卷》18人，《学人卷》17人，人数多势必每人所占篇幅少，无论编者怎样尽心竭力，如此零售，难免遗珠。那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不见得最好，更不是唯一，因为它很难表现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全貌和特色。
为了让电影史学者及所有关心中国电影的人、口述历史工作者及所有关心口述历史的人能够尽快分享到我们的成果，我们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合作，并由出版社向国家出版基金申请资助。经过国家出版基金办组织的严格评审——感谢国家出版基金会及评审专家批准了申请。这样，2013年-2015年三年间，中国电影出版社将陆续出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30卷，每年出版十卷左右。
在向国家出版基金提出资助申请时，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录音抄本制作和整理。截至2012年6月，我们共整理出数百人的访谈录音，抄本总计数千万字。若按每人一卷的编辑思路，理论上可以编出数百卷；若是多人合卷，按每卷30万字计，至少可以编出100卷书。而从2012年下半年至2015年，我们还在不断采访，即受访人数和录音抄本字数会不断增加。30卷出版计划，是经过多次讨论，主要是考虑到我们和出版社的人力资源情况，最终由所有参与“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同事投票决定的。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同事不仅要承担口述历史采访、口述史学研究(我们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口述历史抄本编纂工作，每个人同时还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任务和其他研究课题。若是提出更大规模的出版计划，必将不胜负荷。
用数千万字的录音抄本资源，编辑出30卷书，平均每本有一百多万字材料可供选择，这事听起来似乎容易，实际上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先选谁、后选谁？删减哪些、如何删减？怎样确定体例？此事纷繁复杂，万难十全。想要最大限度展示口述历史工作特点、采访深度及其信息丰富性，又要同时展现电影行业历史全貌、专业多样性及其代表性，需要在口述历史抄本编辑上有所探索和创新。
最终申报的30卷书目，是带有实验和研究性质。我们采取了四种分卷形式，即：单人卷、单位卷(多人)、专业卷(多人)、专题卷(多人)，目的是在深度与广度、丰富性与多样性之间获得平衡。分卷四类，有点、有块、有条、有多样化专题的灵活呈现。单位跨专业，专业跨单位，条块结合，如经纬织成网络；加上单人卷完整呈现，专题卷定点探微，希望能较好地呈现电影行业的人文历史风貌，还希望能对口述历史抄本编纂方法、形式和技术有所贡献。
以下对四种分卷形式略加介绍。
单人卷。即为一个受访人专门编纂一卷访谈录。对单人卷人选，我们确定了这样几个条件：一是年龄在80岁以上(个别例外)，人生阅历足够丰富。二是不同专业行当暂选一人，做该专业历史的核心讲述人。三是采访足够充分，采访时间足够长，内容足够丰富，能充分体现生平讲述的特点。四是尚未出版过传记或自传，以免重复出版，尽量节约资源。我们初次选出的单人卷受访讲述人有：发行专家、曾任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经理的胡健；管理专家、电影局原副局长包同之；电影史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原所长李少白；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罗艺军；翻译家、中国电影出版社原总编辑富澜；摄影技术专家、电影局原总工、北京电影学院前院长刘国典；录音专家、1949年曾担任开国大典现场录音师的陈燕嬉……以后的单人卷人选，也会照此条例。
单位多人卷。按单位分卷，有两个好处。一是同一单位的电影人口述历史集中呈现，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该电影单位的历史风貌。二是每个单位都是一个特定居民社区，个人的亲历和见闻可以相互联成网络，可兼具行业口述历史和社区口述历史所长。每一卷中，当然也要尽可能兼顾不同身份、阶层、专业；篇幅长短，视受访人记忆和陈述的丰俭而定。民族出版社“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中的《东北卷》和《上海卷》虽是以地域命名，主要是以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访谈录为主，即单位多人卷的雏形。此次选定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卷》、《北京科影厂卷》、《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卷》、《北京电影学院卷》、《中国电影资料馆卷》等，则是单位多人卷编辑方法的进一步探索。入选者只是我们采访过的众多电影单位的一部分，尚未整理编辑或采访的电影单位还有很多，只能先采、先编的先出，后访、后编的后出。
专业多人卷。按专业行当分卷，好处之一，是能够突出专业特点，把同专业人的口述历史汇集在一起，为电影专业研究提供方便。其二，是能够跨越单位界限，而又能从专业角度对不同电影单位的环境进行观测和比较。其三，采访人及分册主编进行专业采访及专业卷的编辑，既可以锻炼专业研究人员，同时也使其工作成果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准。我们初次选定了《新闻纪录电影人卷》、《电影音乐人卷》等，先做一些探索试验。电影行业中有许多的专业，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等等，有条件时都可专门成卷。
专题卷。采访专题多种多样，分卷形式自然也多种多样。专题分卷的好处，是别开生面，主题鲜明，能够深入微观。如：《口述历史中的钱家骏》，是人们对不久前逝世的美术电影大师级人物钱家骏的回忆和讲述。《影人亲属口述历史》，是影人家属和后辈回忆辞世先人的采访汇集。《女性导演卷》主题鲜明，不必多说。《陕西女子放映人卷》中有陕西省第一个女子放映队几位老人的讲述，从红颜少女到白发飘零，平凡的经历也是平凡的讲述，却有直击人心的感人力量。
关于“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编纂和出版，还有几点要做说明。
首先，这30卷书，没有取名为“丛书”，也没有叫做“系列”，只说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原因之一是如上所述，我们曾经在民族出版社出版过“丛书”四卷，若再称丛书，怕与以前的书系名称重复，容易混淆。而今“系列”或“书系”的名目很多，我们也不想凑那个热闹。所以就干脆规规矩矩且简简单单地叫“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书系总名有点特别，或许反而能够醒目。
其次，细心的读者或许注意到，上面所列书名，并没有把30卷的名字全都写上。这样做是故意的，并不是因为手头没有30卷书名目录，而恰恰是因为手头的书名目录超过了30种。我们的口述历史采访是为了档案收藏，并不是按照编辑出版的目标安排采访，因而采访人各自为阵，有些很容易合并同类项并编辑成书，而有些选题策划则需要增加某些采访或抄本整理。进而，提出书名是一回事，实际编选成书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实际编选，不仅要做深入的比较和研究，且还要与其他的编选人沟通协调。打个简单比方，某人在电影界工作多年，在多个电影单位或行当工作过，如此既可以放在单位多人卷中，也可以放在专业多人卷，还可以放在某个专题卷中，究竟放在哪里？这就要多人协商。好在我们的出版周期有三年，不必马上就把所有的选题都确定，留一部分选题，让分卷主编即选题负责人相互讨论和竞争，有利于编选质量的提高。这就是说，在今后三年中，我们的30卷书选题计划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再次，细心读者或许也注意到，实际上我的同事也曾与我讨论过此次入选“单人卷”的虽然是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但却不见得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如众所周知的那些名导演、名演员。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有许多名人已出版了自己的自传或传记，为了节约资源，就暂时不选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想借此改变人们对电影界的印象，让人们知道，电影人不仅有编剧、导演和演员，还有更多的幕后电影人，如电影发行、放映、翻译、出版家、教育家、电影史家、电影理论家等，这些人是电影文化、电影技术、电影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先编选这些人的访谈，有助于人们了解电影界的广大疆域，也有助于让人了解口述历史的普遍性及其开阔视野，或有纠偏之效。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故意不出名人访谈，而是要努力体现“众生平等”。
又次，口述历史采访及其录音抄本的编选，依据不同的目标，自有不同的重点、方法与形式。“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是按照电影专业史、社会史、心灵史三个维度展开，是一种试验和探索。我们将口述历史抄本分为四种选择方式，也是出于实验和探索目的。在篇幅允许、信息丰盈的前提下，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录音抄本能够尽可能展现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访人电影从业史及与电影相关内容，我们是电影人口述历史，无论如何都要以电影史为首选；二是政治运动经历及社会环境变迁的情况，由此展现电影人在怎样的环境中工作，以便理解他们为何及如何工作；三是个人生活史，包括父母、婚恋、子女、家庭及住房、收入、开支等内容，这些既是个人身份的说明，又是社会史的资料；四是个人心灵史或个性成长史，看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个人，及个人如何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互动；五是在确保对话信息清晰可感的前提下，不仅展现受访人“说什么”，也尽可能保留其“怎么说”的言语特征，尽量保持口述历史采访的现场感及对话言说者的个性表达痕迹。但这一工作概念模型，在实际编选过程中，会因为采访方式、资料丰欠、编选方法、(多人卷)篇幅容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变型或变体。在实际的抄本中，上述五方面不大可能层次分明，甚至未见得面面俱到。此外，既然编选成书，可读性要求也不能不顾。这需要编选人付出辛勤努力。
又次，我们为这套书制定了一些必须共同遵守的编辑体例。具体如，1.每个访谈都必须有一些常规项目，例如采访人、受访人、摄像师姓名，采访时间、采访地点、采访时长等。2.保留采访人和受访人对话问答形式，即尽可能保留口述历史的基本特点。3.抄本编选必须以录音整理的原始抄本为依据，不得随意改动。若采访人或受访人因为某种特殊原因需要增加内容或修订说辞，必须用括号标示。4.编者可以对访谈内容进行必要的删减，但要尽可能保持采访人和受访人对话的完整性。5.在不影响语义理解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受访人说话的言语特点。6.编者应针对访谈录中的若干陌生知识点及其他必须解释或说明的地方，做出注释。7.每个访谈录后面都必须有《采访人手记》，提供必要的采访信息说明。8.每册书后，必须有分册主编的《编后记》，说明其编选方法及理由。需要说明的是，除上述必须遵守基本体例之外，在编选理念、编辑方法、技术技巧等方面，我们鼓励分册主编按照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进行探索和创新。不难想象，任何实验和探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太成功。若取得一些成绩或经验，自要归功于分册主编的智慧与辛劳；若是出现问题，由我和分册主编担责。
最后，我们有一个愿望，即中国电影资料馆不但要采集电影人口述历史，同时也向社会征集并收藏有关中国电影人的口述历史录音或录像档案，进而还能征集收藏题材更加广泛的口述历史音像档案。近几年，我们已经征集收藏了不少他人的采访录音，如罗艺军、徐虹老师采访水华导演的十几个小时的录音，胡明老师采访演员陈强的十几个小时的录音，舒晓鸣老师采访导演水华、摄影师朱今明等多位电影人的六十多个小时采访录音，张震钦老师采访王苹导演的几十个小时录音等。在取得采访人和受访人(或受访人亲属)的授权的前提下，口述历史工作团队暨中国电影资料馆有关工作人员会考虑以恰当方式，编辑出版录音抄本或抄本节选，以便资源共享，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社会。只要条件成熟，我们或许就会编选出一卷，纳入这30卷书中。
如前所说，这一套书仍采取分册主编权责制度。分册主编人选，大都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团队成员，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暨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室工作人员。这些参与口述历史工作的同事，大多是采访、研究、编纂三位一体，为“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贡献良多。他们分别是：黎煜博士是现任口述历史工作组主管，在采、编、研等方面都是我们的核心主力，工作繁杂而成绩突出；张锦研究员、边静博士、李镇副研究员、周夏博士是口述历史的核心骨干，都曾担任过“丛书”分册主编，在划策、采访、整理、编辑、研究等方面全都能独当一面；黄德泉副研究员有历史学、电影学双重学术背景，在编辑和考据方面有独到功夫；李相助理研究员很早就加入口述历史采访团队，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采访，劳绩可嘉；蒙丽静博士、郑欢欢博士、杨晓云博士及王凡和王霞两位助理研究员虽加入口述历史工作较晚，但她们都非常聪慧，且都有独立工作能力；苗禾女士借调来研究室专门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热情可感，成绩可观；彭琨女士勤奋好学，一直是口述历电工作的可靠后援，请缨参与编纂，可嘉，亦可期。
为了保证编辑水准，我们聘请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内的几位资深专家担任分册主编，她们是：有丰富的编辑、研究和电影创作经验的张震钦研究员，有三十多年杂志编辑经验的刘桂清编审和从事电影档案编目研究工作三十多年的王功璐研究馆员。请这几位出山，是希望旁观者清，也是希望年轻同事们有机会学习她们宝贵的编辑经验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此外，我们还聘请了《当代电影》杂志年轻编辑檀秋文，他有编辑学专业和电影学的学位，有100小时以上口述历史工作经历，且一直担任《当代电影》“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栏目编辑。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和出版，首先想要感谢且最应该感谢的，当然是接受我们采访并授权我们整理及出版其访谈录的所有前辈电影人！遗憾的是在这里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并不是没有足够的篇幅，而是因为我们的采访还在继续，不断有前辈电影人接受我们的采访，无法写出所有的名字。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团队，在这里向已经接受、正在接受或即将接受口述历史采访的所有前辈电影人致谢、致敬！
我们的口述历史工作，曾得到多位专家的关怀和指导。他们是：资深电影史家程季华、李少白、孟犁野，资深电影理论家罗艺军、马德波，资深翻译家及俄罗斯电影专家戴光晰等前辈。著名口述历史专家、中国社科院丁东研究员，著名口述历史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邢小群教授，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陈山教授、钟大丰教授，复旦大学周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胡克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所长丁亚平教授，北京大学李道新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李亦中教授，西南大学虞吉教授，电影史家兼《大众电影》副主编翟建农先生，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要感谢电影频道慷慨资助；要感谢电影频道主任阎晓明先生、副主任陆弘石先生对口述历史的深切理解，富有远见的资助和恰当的工作指导。我们还要感谢长影厂的朱晶先生，在他主持的《电影文学》杂志上为“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开辟专栏，发表影人采访录。
中国电影资料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首先得力于电影资料馆馆长傅红星先生的明智决策和果敢推进。没有他为申请采访资金而积极奔走，这一项目就不可能从建议构想付诸实际行动。饶曙光副馆长主管研究室工作，亲自督导专家组和工作组，多次开会呈文，工作到实处。张建勇副馆长自始至终都支持口述历史计划，找寻资金启动采访工程，并决定在《当代电影》杂志开辟专栏，发表口述历史选抄本及研究论文。孙向辉副馆长也对口述历史提供了技术性支持。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皇甫宜川是口述历史的积极倡导者，且担任第一期工程的项目组长，负责口述历史工作组的建立、工作规范与细则的起草和审定，集行政领导与后勤支援于一身。张震钦、李迅、李一鸣、单万里等几位研究员，或曾亲自投入采访实践，或曾为口述历史工作出谋划策，贡献良多。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访，是由启之(吴迪)研究员最先开始；第一次国家口述历史研究社科项目，也是由启之挂帅；民族出版社的“丛书”，也是他和我联合主编。我当然希望能够与他长期在一起工作，以便随时从他那里获得教益和支持。但启之先生于2012年初办理了退休手续，且说身体不好，不想继续担任主编。我知道，他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需要时间和精力，更需要自由空间，因而不能勉强。这当然遗憾。我和所有的同事都不会忘记，启之先生为“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创范与实践所做出的贡献。
中国电影资料馆其他部门如财务处、离退休干部管理处有关工作人员，崔冀中、朱天纬、方桂琴、王天竞、郑建军、刘桂清、李鸿、张安、谢玉清、于达、姜蕾，及中国电影资料馆西安库何菊萍、田钟铸、侯小平等同事，为口述历史工作提供了诸如提示采访线索、引荐受访人及其他诸多实际帮助，在此感谢！
此外，还要向所有担任过“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摄像、录音工作的在读或已毕业的、本中心及外校研究生同学表示感谢！我和同事在采访过程中，曾得到过太多人的帮助，这里无法全部列出他们的名字，只能在此一并感谢了！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感谢类成云、曹茜、秦赞，和已经去世的副总编辑尹宁安，感谢胡子光社长，感谢出版社所有人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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