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中介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改革规划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要使这一提法真正成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准则，仍需进一步的深入研讨；而在控制M1还是控制M2这类细节问题上，则尚需形成有更充分论据的共识。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先后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影响到我国参与货币政策决策的有关当局，动摇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信心。那么，值此货币政策正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的特别时期，有必要就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问题再展开仔细而且务实的讨论。
一、中国的货币政策选何变量为中介目标变量，应从自身国情出发
过去十余年间，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变了货币政策目标，出现了多种政策模式，但各有其特殊背景。若盲目仿效外国作法，不仅会因有多种模式而无所适从，而且会因不了解外国政策模式的特殊背景，盲目照搬而造成货币政策的失败。
美国联储总裁格林斯潘先生1993年7 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发言时，解释了联储放宽M2目标范围的原因，理由是最近几年在美国M2与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消失了。他还提出联储打算改以实质利率为控制目标，但又说控制实质利率尚有技术上的难题，因为实质利率是名义利率与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之差，而在技术上难以准确判断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所以很难确定利率的合理控制范围。实践上，过去两年间联储是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灵活调整利率，事实上把利率作为了货币政策的中介变量。
M2与美国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消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在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中，美国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的创新上领尽风骚，特别是近年来共同基金的发展如火如荼，降低了公众对货币的需求；原因之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被外国人大量持有，而被外国人作为金融资产持有的美元并不直接与美国经济活动发生联系；原因之三，在过去十余年间，全球性外汇交易以爆炸般的速度增长，巨额美元被国际金融机构当做了金融交易的对象，脱离了美国本土上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
类似的情况在日本也有所表现，故日本银行已不再象以往那样仅监测广义货币量M2+CD，而是同时监测一个被称作“广义流动性”的变量，它是在M2+CD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批变现力很强的金融资产。
不少国家是以汇率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据我所知，大体上有三类背景：一是在欧共体（现为欧洲联盟）走向统一货币的过程中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其关键的联系是所谓汇率机制，它要求其成员国货币通过相对固定的汇率与作为“定锚货币”的德国马克挂钩，因而除德国以外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皆以汇率为中介目标。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的一系列危机终于导致于是年8月放宽了各国汇率的波动范围， 稍后英镑退出了该货币体系，欧洲各国的货币政策方针一时又分道扬镳了。二是在一些高度外向型经济的小国或地区，外贸是稳定其宏观经济的关键要素（如香港的外贸是其GDP的2倍以上），其控制通货膨胀率或稳定经济的要害是稳定进口品的价格，故其货币当局理所当然地选择汇率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三是在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在克服恶性通货膨胀的过程之中，将本国货币与外国强币（如美元）强行挂钩，意在使人民增强对本国货币币值的信心，其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是稳定汇率。墨西哥在1987年以后的经济调整中就是如此做的，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从调整前的高点159%降低到1994年的7.1%。但此等政策操作也隐含着危机，1994年底墨西哥果然发生了金融危机。
近年货币政策目标变化最大的是英国、新西兰、加拿大、芬兰和瑞典五国，其中央银行基本上放弃了对中介目标的依赖，直接依据最终目标（一般是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目标或总需求目标及与之相关联的利率和汇率指标）来灵活调整其货币政策操作。这些国家改变其货币政策目标的基本背景也是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大量的国际外汇交易等等，减弱了货币供应量与本国经济活动的联系。
研究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固然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然而各国的中央银行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是根据对本国国情的研究来确定其货币政策的目标的，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针对现阶段中国国情的特点来确定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
中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尚处于建设和发展的初期，能够替代货币的金融工具还不多，其规模也还不大。中国的金融业正在加强监督和管理，而不是推进自由化，金融工具的创新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制约。人民币还不是可兑换货币，目前这方面的改革规划也仅仅是在2000年以前实现人民币在国际收支经常帐户下可兑换，即使经过努力可以提前实现这一改革目标，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也依旧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因此今后若干年内人民币仍然不可能成为国际外汇交易的重要对象。中国并未发生如拉美国家或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过的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人们对人民币币值的信心的强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通货膨胀率。简言之，中国当前阶段所面对的国情有自己明显的特殊性，因而我们还是有必要在具体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来探讨中国今后若干年的货币政策目标问题。
二、在中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还是相当清楚的
（1）M1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M1是流通中的现金与可用于转帐支付的活期存款之和，它是在商品、劳务、有价证券等交易中的交易媒介，又是支付工资、租金、利息等的手段；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它是社会公众手里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无疑M1的数量与经济活动及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有联系，至于此联系是否紧密，则应看是否存在M1的可替代金融资产（或支付工具），还应看该货币是不是可兑换货币，并且是否被外国人大量持有。在中国大陆，基本上还没有其它可替代的金融资产具有与M1相同的流动性，在1993年以前外汇兑换券起到M1的作用，但其数量相对于M1总量来说不算大。个人储蓄存款可以在到期以前提取，与M1有一定程度上的可转换性，但其转换毕竟不是十分方便，且存在着机会成本，故其流动性低于M1。人民币尚未完全可兑换，尽管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交易，但是其数量相对较小，故其基本上尚不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因此在中国，M1与经济活动及通货膨胀率之间应当存在紧密的联系。
实证检验表明，在1985年以来的各次经济波动中，M1年平均余额的增长率与经济活动水平大体同步升降，略微有一些超前启动；对于通货膨胀率，M1的变动则超前一年左右（见表1）。
表1 M1与经济活动——增长率波动对照 单位：%
1985 1986 1987 1988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M1年平均余额增长 24.1 12.6 30.0 26.7 10.4 14.0 27.4 33.1 31.3 23.8
GDP实质增长
13.5
8.8 11.6 11.3
4.1
3.8
9.3 14.2 13.5 11.8
GDP名义增长
23.1 13.6 16.7 24.5 13.7 10.5 22.3 23.2 28.3 28.2
通货膨胀率 9.36.5 7.3 18.8
18.0
3.1
3.4
6.4 14.7 24.1
（消费价格）
（2）M2在长期内与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有明显联系
M2是M1与准货币之和，其中准货币是储蓄存款及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低的存款的总和。准货币虽然不能直接做为商品和劳务的交易媒介使用，但它在被其所有者提取出来之后便可以成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现金或活期存款也可以被其所有者存入银行，成为准货币性质的存款，即准货币与M1可以相互转换。由于存在这种可相互转换的关系，所以M1只能被看作是正处于流通之中的货币量，而不宜被看作是全部货币存量，M2才是货币存量的总体。
离开过量的货币供应，通货膨胀就不可能持久，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没错的。假如过量的货币供应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那么货币供应过量之后，应当立即就发生通货膨胀，问题在于过量的货币供应并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而且通常也不是直接的原因。即使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低谷期，通货膨胀率较低，从而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也不高，而且在此前的高通胀时形成的高利率还没有及时降低下来，这意味着公众以储蓄存款或其它定期存款方式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较低，而所获得的收益却较高。在此背景之下，微观经济行为的特点是不急于支出多余的货币，而且更乐意将它存入银行生息。其宏观效果是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并不立刻引起总需求的扩张，货币超量供应所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还是潜在的。只有当利率降低致使微观经济主体的支出行为发生改变之后，总需求才进入扩张期，经济活动转向复苏，继而高涨。这时先前潜藏下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才发泄出来，表现为通货膨胀率很快升高。
上述行为分析可以解释如下现象，即每次总需求扩张和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前，都有广义货币M2的过量供应。M2的供应是否过度，要通过比较才能断定，比较的对象是M2年平均余额的增长率与货币化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名义GDP的增长，既包含了经济的实质增长，也包含了价格的变动，按照货币数量公式的原理，M2的增长率应与之相适应。考虑到在经济的货币化过程中，货币需求的扩大速度要快于名义GDP的增长， 我们把农村自然经济的逐渐萎缩作为经济货币化的标志，构造了一个经济货币化因子，利用这个货币化因子计算货币化的名义GDP的增长率。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M2与货币化GDP增长率比较 （%）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4 1995
M2（年平均余额） 33.8 22.0 33.3 27.3 18.1 27.1 31.2 30.9 25.2 32.1
货币化的名义GDP 29.9 15.0 17.6 25.4 13.5
8.4 17.7 25.2
32.4 31.6
M2超经济增长 3.9
7.0 15.7
1.9
4.6 18.7 13.5
5.7
-7.2
0.5
以上数据显示，在1988和1989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86至1987年过量的M2供应；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90至1992年过量的M2供应，且1994年通胀高峰时M2供应的加速，使得本次通胀的时间延长。因此，从长期看，M2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是清楚的。
三、控制货币供应量，还应提高利率的弹性，以协调M1与M2的增长，使之比较一致
根据上述分析和实证，毫无疑问，中国在现阶段仍应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变量。那么究竟应以M1还是以M2为目标呢？一方面，既然M1与经济活动水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就没有理由不把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另一方面，中国的货币政策要实现稳定人民币币值，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应有长期性考虑，所以M2也应当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过去十来年的经验中，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伴随着经济活动周期性的涨落波动，有规律地出现M1和M2的增长很不协调的现象：
（1）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低谷期，M1的增长率远低于M2。放松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使M2出现高增长，而M1却在低谷里徘徊，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因M1的低增长而难以复苏，经济活动不景气。最突出的例子是1989年10月以后一年多时间里，国家银行扩大贷款规模，希望增加货币供应以“启动”处于周期性衰退阶段的经济活动。从1989年4 季度到1990年4季度，五个季度内，国家银行贷款加速增长， 外贸顺差致使国家外汇储备增加，也扩大了人民币供应，其结果，M2增长了37%，但M1仅增长27.4%。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经济“启”而不动，更似揠苗助长。M1低迷的类似情况还发生在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的经济下降和低谷期，以及1995年的经济下降期。
（2）到了经济的高涨周期，M1的增长率高于M2， 经济很快走向过热，通货膨胀率升高，一时难以靠间接政策手段予以有效控制（见表3）。1988年经济过热时，上半年M1增长20.3%，比M2的增加率高出2.9 个百分点，由于1987年四季度对银行信贷的短暂紧缩和1988年9 月以后的严厉紧缩，这一现象只出现了大约八个月，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通货膨胀率急速上升。1992年下半年经济开始过热，约三个季度后，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两位数，M1增长快于M2的现象再度出现， 1992 年三季度到1993年二季度这一年间，M2增长了25.8%，M1增长了36%。
这一个现象规律性地出现，说明简单地把M2或M1作为单一的中介目标，是不能实现稳定经济、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因为，若简单地以稳定M2增长率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则会因不能控制住M1增长率的起伏而不能避免经济的波动；若简单地以M1增长率的稳定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则会因忽视了M2的过度扩张而不能防止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和积累。
表3 M1与M2（年平均余额——增长率的不协调及其与经济活动、通货膨胀的联系 （%）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4 1995
M2增长率 33.8 22.0 33.3 27.3 18.1 27.1 31.2 30.9 25.2 32.1
M1增长率 24.1 12.6 30.0 26.7 10.4 14.0 27.4 33.1 31.3 23.8
M2与M1增长率之差 9.7 9.4
3.3
0.6
7.7 13.1
3.8 -2.2 -6.1
8.3
GDP增长率 13.5 8.8 11.6 11.3
4.1
3.8
9.3 14.2 13.5 11.8
通货膨胀率 9.3 6.5 7.3
18.8 18.0
3.1
3.4
6.4 14.7 24.1
（消费价格）
M1与M2增长不协调的缘故，在于决定二者增长的因素有差异。M2的变动由货币供应因素决定，即由整个银行系统的国内信贷总量的变动、国外净资产（外汇储备等）的变动、其它项目净额的变动等因素所决定；而对M1变动的解释，除货币供应原因外，还有引起货币存量结构变动的因素在起作用。
货币结构的变化表现为货币流动性的升或降，即M1在M2中的比重的上升或下降，它反映公众流动性偏好的变化。流动性偏好的变动，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对经济活动水平及通货膨胀率波动的行为反应。即当名义收入扩张、通货膨胀预期升高时，消费或投资支出相对比较旺盛，从而个人或企业对交易媒介或支付手段的需求也比较大，倾向于较多地持有流动性强的货币成分，即M1；相反，在收入增长迟缓，通货膨胀预期较低的时期，公众则因支出愿望减弱而倾向于多持有利息收益高的储蓄存款或定期存款（准货币）。流动性偏好的变动又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货币流动性的升降变动与经济活动的周期波动有很好的吻合，这吻合是在货币的流动性围绕其长期下降趋势波动时体现出来的。
过去十余年间，现金和活期存款（即M1）在货币总量M2中所占比重逐渐降低，但其下降的过程却并非平直的，其中有着相当清晰的波动。技术上，我们可以回归出反映其长期下降趋势的趋势线，（见图1， 图中上部是货币流动性曲线及用虚线表示的长期趋势，下部是围绕趋势线的波动，从波动对应的时间可看出它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联系）。从图象上可以看到，在经济高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年份，货币流动性曲线高于其长期趋势线（1988年至1989年上半年；1992下半年至1994年；等等）；相反，在经济低谷期，该曲线则降到其长期趋势线之下（如1990年至1992年上半年）。1992年，我们根据监测到的货币流动性升高走动到长期趋势线以上的事实，结合其它分析判断，预测经济将过热，通货膨胀威胁加大，取得了成功。
图1：货币流动性（M1/M2）的长期趋势及波动
选M2还是选M1作中介目标，还有一个可控性问题。由于M2的变动由货币供应因素决定，即由整个银行系统资产总量的变动所决定；而对M1，还有引起货币存量结构变动的因素起作用，因而对M1的控制更难一些。
过去十余年间，货币供应因素逐渐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在1989年以前，M2的增长基本上被国家银行的贷款规模所决定；到了1990年以后，外汇储备变动的影响力加强，尤其是在1994和1995两年，外汇储备的迅速扩大对M2供应量的扩张性作用，己足以使信贷规模对控制M2的政策意义黯然失色；1992年以后，商业银行绕过信贷规模放贷或投资（如所谓“乱拆借”）以及信贷资产多样化（如票据贴现、证券投资等）对M2的供应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90年代的这些变化，说明仅靠信贷规模来控制M2是日益困难了，然而，如果货币政策的操作能够综合控制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总量（国外净资产、国内信贷、其它资产），也就依然能够有效地控制M2的总量。
基于以上讨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可以是稳定M2的增长率，同时稳定M2与M1的增长率之差。剩下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控制货币供应因素争取达到M2的控制目标的同时，如何影响M1的增长率，使之与M2相协调。
货币供应因素不仅作用于M2的数量，同样也影响M1的数量，但是M1的数量同时还受到公众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因素，但对于公众（个人和企业）的流动性偏好，中央银行最多只能间接地施加影响，这就是M1较M2更难控制的原因。
所谓流动性偏好指的是公众的一种资产选择行为，这种资产选择行为也出现在对M1和准货币的选择上，当实质利率为正值而且偏高时，多持有M1便意味资产收益的损失，于是便有M1的增长率低于M2的表现；反之，当实质利率偏低，特别是成为负利率时，多持有准货币则意味着要冒资产因通货膨胀而贬值的风险，此时公众更偏好于M1所提供的高流动性，以便随时将货币转变为实物或可在通胀中保值的资产，或增加当前消费减少未来消费。结果表现为M1的增长率高于M2。可见实质利率是个关键因素。
实质利率是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其变动既可由名义利率的升降引起，也可源于人们通货膨预期的改变，但从政策角度来看，关键性原因是在以往的金融管理体制下，利率必要的作适应性调整的灵活性，即名义利率不能随着通货膨预期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虽然从技术上估测人们的通货预期是困难的，然而它毕竟可以通过银行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来，在保持一定利差的业务提下，银行通过调整利率使资金供需趋向均衡，以谋求最大利润，这本身便是适应性调整。
因此，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则不宜在利率尚缺乏弹性的前提下简单地以M2或M1为目标。不过从可控性角度来看，无论是希望同时把M2及M1都控制在目标范围内，还是只控制M2而令M1的增长率不过多偏离M2，利率均必须有足够的弹性。因为自由浮动的利率能够自发对通货膨胀做出适应性调整，并产生弥合M1与M2增长率之差的效果，所以必须尽早实现利率自由化改革。在此之前，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过程的同时，应当灵活地相机调整利率，以稳定M2与M1的增长率差别。
四、是否可以将稳定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国内总需求的过度扩张引起的，另外，还有两个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一是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例如农业资源的相对不足，使得在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伴随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所有制结构摩擦，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部分国有企业也要达到其它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名义收入水平，国家则通过多种途径允许其达到此目的，如接受其长期亏损、增加补贴、迫使国有银行对其增加贷款等等，这样造成全社会的名义收入高于实质收入，形成通货膨胀。总之，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国内因素引起的，进口商品的价值还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其价格变动虽对通货膨胀也有影响，但毕竟不是主要因素。
中国的出口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支持出口对稳定国内经济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但是，实行长期绝对稳定汇率的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固定汇率政策），如果国内出现了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出口成本不断升高，当该成本高于汇率时，固定的汇率就会变成妨碍出口增长的因素，反而不利于稳定经济，更不利于长期的经济成长。
另一种情况是，当人民币对外价值被低估时，固定汇率的政策抑制了进口的增加。如果此时国内通货膨胀率尚很高，抑制进口的政策后果不利于增加国内市场的商品供给，政府就只剩下更严厉的国内紧缩政策及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两条路可走，而这两种作法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高昂的宏观经济成本，即提高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
并且，在人民币被低估情况下实行固定汇率政策，进出口失去平衡，长时间呈现对外贸易顺差，国内外汇市场供大于求，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快速扩张，引起国内货币超量供应，从长期来看，更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供应变成被动的，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或紧缩被市场上外汇的供给与需求所左右，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丧失其功能，货币政策失去其控制或调节国内总需求的宏观控制能力。
当人民币被低估时，由于：一，汇率水平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二，投机者预期未来人民币将升值，抛售外汇，购买人民币，造成外汇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此时若人民银行实行以固定汇率为目的的政策操作，操作的方向一定是买入外汇，卖出人民币，致使在扩大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扩大了人民币供应量。此时即使货币政策欲持紧缩方针，也只能采取其它的冲消措施，如紧缩银行系统国内信贷，或紧缩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但这些措施受到的制约比较大，故紧缩方针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扩大的货币供应量引起国内高通货膨胀之后，出口成本提高，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不复存在，人民币不再被低估，官方外汇储备不再增加。在付出国内通货膨胀的代价之后，国际收支才回复到均衡点。
当人民币被高估时，情况正好相反。若人民银行仍然实行以固定汇率为目的的政策操作目标，前景有两种：一是，为稳住汇率，在市场上卖出外汇，买入人民币，在国内形成紧缩结局，即使此时经济处在低谷期，不需要紧缩货币，除非放松对国内信贷的控制，否则难免紧缩后果。紧缩后，国内总需求减少，对进口货物的需求相应也减少了，而且迫使国内产品不得不扩大出口，最终国际收支也可恢复均衡，但要付出国内紧缩造成的经济增长减慢的代价。另一种前景是，国家外汇储备不能减少，人民银行将不得不放弃以固定汇率为目标的政策操作。
根据以上分析，若货币政策以固定汇率为目标，则难以主动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依赖国内市场的大国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必然引起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国际收支的失衡也只得靠付出国内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代价来自发校正。因此，从宏观经济意义上讲，人民币的汇率没有必要绝对稳定，可令其受市场机制的调节，除非出现汇率剧烈升降的威胁，中央银行没有必要经常干预外汇市场。货币政策还是应当坚定地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
五、如何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目标范围内
一般做法，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中央银行，都要在每一个财政年度开始之前确定该年度货币供应量的控制目标，它是货币量（M2或M1）的增长率的控制范围。这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工作，工作程序概略如下：
（1）预测货币需求。 合理的货币供应应当与公众对货币的需求相适应，公众意愿的货币需求受收入水平、通货膨胀预期、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通过研究货币需求函数或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可以大体做到根据既定的来年经济增长目标及通胀控制目标，预测与之适应的货币需求。围绕着货币需求的预测值，确定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目标范围。
（2）根据所谓“金融规划”的原理，从货币供应的目标出发， 把银行系统的国内信贷（包括对政府的净债权和对国内其他经济部门的信贷）、国外净资产及其他项目净额的增减变动综合在一起，制定信贷计划。实行直接控制时，这计划可作为规定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的依据；实行间接调控，这计划成为监测控制的对象，对它的监测将指引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操作。
（3）逐季、逐月监测， 观测统计到的货币数量是否在既定目标范围之内。一种办法是观察货币增长率是否在增长率的目标区间之内，为观测灵敏计，通常是在将数据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即消除了季节性波动后计算季度（或月度）环比增长率，并折算成年增长率之后，与目标区间比较。另一种办法是遵循货币量季节性波动的规律将年度目标分解成季度目标，逐季与统计结果比较，监测其偏离目标的程序。
（4）根据监测结果调整货币政策操作， 由于有了对照目标的及时监测，政策操作的调整成为及时的微调，防止问题的积累，避免了大起大落式的政策波动，达到稳定货币供应的目的。
依上述模式实行货币控制，需要人民银行组织专业的研究分析力量，从事货币预测、金融规划和货币监测及分析工作，而且需组织专门力量完善货币统计及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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