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新区阶段发展的理论框架——兼论高新区“二次创业”的能力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新区论文,框架论文,二次创业论文,阶段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理论借鉴
1.1 研究背景
高新区的阶段发展是指在高新区发展过程存在的较为明显的、其主要特征可定量描述的界面及其内涵依时间序列递进的现象。2001年9月，在武汉召开的国家高新区所在市市长座谈会上，科技部徐冠华部长提出了国家高新区要“二次创业”，其基本内涵是“五个转变”。即：要从注重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的外延式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要从注重硬环境建设向注重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的软环境转变；要努力实现产品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转变；要推动产业发展由小而分散向集中优势、加强集成、发展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转变；要从逐步的、积累式改革向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新体制、新机制转变[1]。这一论述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一次创业”、“二次创业”的划分说明我国高新区在实践上存在基于时间序列的阶段发展；二是指出了“一次创业”、“二次创业”的内容。但我们认为作为我国高新区新时期发展的总体战略，从理论到实践上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①高新区阶段发展的总体规律与模式；②“一次创业”、“二次创业”等阶段在高新区阶段发展总体规律与模式中的位置和作用；③高新区发展阶段不同界面的特征及典型界面的定量描述。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于高新区是否存在基于时间序列的升级型发展乃至转换界面较为明显的阶段发展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相应研究。
国外学者虽然未直接论述高新区阶段发展问题，但其关于产业群聚、创新进化等理论的阐述与高新区阶段发展关联度很大。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2]在论述产业群聚的发展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在产业群聚所在地点的企业（包括外商或本国厂商）的进入、创新优势的建立，产业群聚会朝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成长，通常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进一步增强产业群聚的优势。波特肯定了产业群聚在时间序列上的发展。
德国学者J·弗莱克[3]则将创新组织网络的发展视为一种“进化”过程。他指出，技术创新性组织和企业网络必须被期望一起进化。在弗莱克看来，“与时俱进”是创新性组织与网络发展的根本特性之一。
英国学者约翰·齐曼[4]也持有与J·弗莱克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创新综合体的发展可以被视为一个“生态”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塑造技术创新凸起方向的进化特征，它的历史轨迹描绘出了清晰的世代模式。与弗莱克相比，齐曼的论述不仅进一步肯定了创新网络综合体的进化特征，而且指出了这种进化过程的“清晰的世代模式”的阶段发展特点。
我国学者也在高新区阶段发展的理论建设上进行了探索。
刘凤朝、刘则渊、冷云生（注：刘凤朝，刘则渊，冷云生.从企业集群到区域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区演化机理研究.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产业集群与中国区域创新发展研讨会资料汇编.宁波，2002.11.24-26.）将高新区的演化机理归纳为从产业园发展到产业区扩张再到产业带形成的阶段发展历程，“空间扩张”是这一历程的显著特征。
黄鲁成（注：黄鲁成.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产业集群与中国区域创新发展研讨会资料汇编.宁波，2002.11.24-26.）在研究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性特征时指出：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一样，其整体演化过程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过渡过程。
综上所述，在高新区阶段发展研究方面，尽管国外学者关于产业集聚、创新进化等理论具有重要价值，但并未就高新区的阶段发展做出专门论述；国内研究者虽然较明确地提出了高新区具备阶段发展的特点，但将研究重点集中于随时间而进的空间拓展式的外延型扩张而非内涵型升级上。国内外学者均未涉及高新区不同阶段的划分、阶段转换机制等重要理论问题。
1.3 理论借鉴
如前所述，国外学者关于产业集聚、创新进化等理论虽未直接论述高新区阶段发展理论，但其观点对高新区阶段发展理论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1.3.1 关于发展过程的特征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2]描述了产业群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征：最初，一批企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聚集；继而，当企业数目达到一定程度时，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过程；随后，产业群聚中专业化产品和服务数量开始增加，适应内部需求的本地金融服务业等开始进入，产业群聚作为一个整体，其影响力日增。
波特[2]还认为产业群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交叉领域中出现新的增长点。他把这些增长点称为“暴风眼”。他列举的一个在交叉领域出现新的产业群聚的例子是在美国的麻省。在“暴风眼”中的麻省远程医疗、医疗咨询、医疗软件、医疗信息流程等交叉领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波特[2]认为产业群聚发展的另一特征是与外地组织的交流互动乃至国际化。
1.3.2 关于发展过程的规律
英国学者约翰·齐曼[4]在论述技术创新的进化过程时认为，创新及其组织网络的进化应当符合一种“实践、知识、更上一层楼”式的“往复性的”规律，或者说是螺旋式上升的。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5]在论及产业群聚的发展规律时也指出：“一旦群聚开始成型，一种自我增强的循环(self-reinforcing cycle)就会促使它们继续成长”。这就是说，前一个循环中的实践凝结的成果，将成为新的循环的基础。
1.3.3 关于发展阶段的划分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6]在研究国家竞争力时提出，国家的发展可以分为生产要素驱动(factor-driven)、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和财富驱动(wealth-driven)四个阶段。一个国家在这四个不同的阶段里，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以对我国区域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为目标，与西方区域发展理论相比，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可能更有意义。这是因为，西方的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与中国的许多区域均是人为划定、政府对其发展干预较多的现状存在较大差异。与这一现状相类似，西方的“国家”内涵也属人为划定，政府对国家发展的干预也较区域发展为多。
2 理论框架
借鉴国外学者的理论成果，并结合我国高新区近20年建设、发展的实践，我们认为我国高新区阶段发展论应包括以下要点：①在高新区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其主要特征可定量描述的界面及其内涵依时间序列递进的现象；②高新区的发展是一个往复性的、螺旋式发展的过程，每一循环的最后一个阶段应当成为下一循环中的第一阶段；③高新区发展的第一循环应当经历四个阶段，即要素群集阶段、产业主导阶段、创新突破阶段和财富凝聚阶段。④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相邻两个阶段转换时需要具备特定的能力。
上述四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如下：
2.1 要素群集阶段
高新区作为一种人为创造的独特的经济发展区域，其最初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由于优惠政策的吸引及生产要素进入的低成本，导致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纷纷涌入，区内企业或由于初创而十分幼小，或因历史的原因还来不及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区内生产要素很难得到优化配置与组合，土地及自然资源低效率使用，从而使得高新区处于低附加价值产出的境况。此时高新区发展主要由政府的优惠政策等“外力”驱动，人们对高新区主要活动的关注顺序为：贸→工→技。这一阶段高新区的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工业产品贸易区”，其增值手段主要是“贸易链”，即通过与区内外、国内外的贸易交换获取附加值。从实践上看，我国一些发展水平偏低的高新区目前尚处于这一阶段。
2.2 产业主导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高新区内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出现了。它们把各种生产要素重新进行整合，形成稳定的主导产业和具有上、中、下游结构特征的产业链，具有较好的产业支撑与配套条件；高新区因此也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产出和较强的经济实力，高新区发展动力由前一阶段的外力为主转向外力内力并举，即政府政策推动和企业市场竞争力驱动双重作用。但是，这一阶段的高新区研究与发展(R&D)主要依靠外部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高新区内R&D机构不多，企业R&D能力较弱。此时人们对高新区主要活动的关注顺序为：工→贸→技，这一阶段高新区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高技术产品生产基地”，其增值手段主要是“产业链”。从实践上看，我国目前大多数发展较好的高新区基本上处于这一阶段。如果用科技部“二次创业战略”的术语来描述，可以说这标志着“一次创业”基本完成。
2.3 创新突破阶段
随着高新区内主导产业的发展质量及其持续竞争力的提高，区内产业及其骨干企业的R&D能力大大加强，各类R&D中心由区外大批转移到区内。各类创新活动（主要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高新区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大量风险资本的进入、原创性创新的涌现、交叉领域中创新聚集的增长点和“创新文化”的形成、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大量高附加价值的产出和高新区的国际化及绿色环保化趋势等成为创新突破阶段的显著特点，其增值手段主要是“创新链”。高新区成为以技术创新为源头的以企业市场竞争力为主要驱动力的“技→工→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和对地区乃至全国的巨大贡献十分显著。目前我国的高新区还难以完全进入这一阶段。从国外经验看，也只有美国的硅谷等少数科技园区可以认为是处于这一阶段。如果用科技部“二次创业战略”的术语来描述，那么可以说，处于这一阶段的高新区基本完成了“二次创业”。由此看来，“二次创业”实质上是指高新区从“产业主导”阶段向“创新突破”阶段的转换。
2.4 财富凝聚阶段
随着高新区的进一步发展，高新区内聚集着高价值的“财富级”的有形与无形品牌，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财富级”人才资源，运作着具有高增值能力和高回报率的巨额金融资本，从而形成了高新区新一轮发展的崭新“要素”。这种“三高”要素既是高新区巨大的物质财富，也是巨大的精神财富。高新区成为人们创业和工作“事业发展中心”，同时还是人们心中向往的“生活乐园”。在这一发展阶段，高新区内新的“财富级”要素有序和有机地结合，使高新区在竞争中形成了“高势能”的优势。这种“高势能”优势通过强有力的扩张，持续发挥着对区外经济的巨大牵引作用，也使高新区在全新的起点上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循环。因此，财富凝聚阶段既是我们尚未亲眼目睹的更高层次的高新区发展阶段，又是高新区螺旋式上升的一个崭新起点——新的“要素群集”阶段。
上述四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仅仅是对高新区总体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概括式描述。它们在逻辑上虽有一定的顺序关系，但在某些高新区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一定程度的交叉和联系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这四个阶段之间并非完全孤立和泾渭分明。就总体而言，10多年来我国高新区大部分都已由“要素群集”阶段转换至“产业主导”阶段，基本完成了“一次创业”。也有少数发展较快的正在向第三阶段——“创新突破”阶段过渡，以实现“二次创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建立了一个直观的反映高新区阶段发展的分析模型（图1）。
图1 我国高新区阶段发展分析模型
Fig.1 Analytical model of phas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s
3 阶段转换能力
对高新区阶段发展论的探讨，至少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切入。一是将关注点聚集于发展阶段内部，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容及特点；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发展阶段之间，研究不同发展阶段转换时的状态。从我国高新区发展与管理的实践看，第二个角度，即将高新区视作创新组织的集合体，考察其在不同发展阶段转换时的能力的研究的需求量更大。这是因为科技部提出新时期我国高新区的管理重点是推进“二次创业”。如果将其转化为高新区阶段发展的理论描述的话，那么其实质是高新区实现从“产业主导”阶段到“创新突破”阶段的转换。而实现上述阶段转换的焦点在界面，因为只有成功地实现了高新区在界面处的转换，才能说成功地实现了阶段的转换。同时，在众多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高新区中，其阶段转换界面处的特征决定了阶段转换（即二次创业）的能力，而阶段转换的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其阶段转换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从分类管理的角度来看，转换能力强的高新区可能应当率先推进“二次创业”，而转移能力弱的高新区首要任务可能是尽快完成“一次创业”。在这里，阶段转换能力的度量就成为分类管理以顺利实现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关键。
高新区在不同阶段循环往复、螺旋发展的规律，既使得高新区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也使得高新区在实现阶段转换时应具有内涵不同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性质上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它位于两个阶段转换的界面处，而不是处于某一个阶段之中；二是它只属于特定的界面，而并非多个界面共有。例如，根据高新区阶段转换的理论框架，在评价高新区由要素群集阶段向产业主导阶段转换的能力时，应更注重研究政府政策构成的环境及其产业扩张能力；在创新突破阶段向财富凝聚阶段转换的评价中，应注重研究“财富级”要素的积累及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如果要考察高新区“二次创业”的能力与潜力，根据分析模型，应将研究重点置于对高新区由产业主导阶段向创新突破阶段转换能力的分析上。根据高新区阶段发展的理论要点和分析模型，高新区由产业主导阶段向创新突破阶段转换的能力主要是：经济积累、自我发展、全面创新和国际接轨的能力。
3.1 经济积累能力
随着高新区“产业主导”阶段的发展进程，高新区的产业规模已达到一定水平，形成了较完整的加工配套能力和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既是高新区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础，也应当是高新区完成“产业主导”阶段发展的必要条件。
3.2 自我发展能力
随着高新区对国民经济及地区经济发展作用的日益增大，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高新区的发展必须按照规范的市场机制运行，政府职能从注重“对高新区的直接管理”，转变到“注重发展政策导向，注重改善高新区及其周边发展环境和各种配套条件，注重提供有利于高新区增强发展潜力的投入”等方面上来。通过强化市场驱动力的作用，高新区区内已形成相对优势的主导产业和企业会不断扩张，高新区外部的优质资产和新兴产业、企业会有序地进入，高新区经济的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大大增强，形成了高新区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重要动力。
3.3 全面创新能力
通过“产业主导”阶段的发展，高新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管理经验，这是高新区进一步发展的资源。在高新区向更高阶段发展过程中这些资源将成为重要的创新源泉。高新区通过不断改善政策环境，推进制度创新。同时加大高新区R&D经费投入力度，大力引进高科技人才和R&D机构，结合高新区主导产业和企业建立创业中心，并最终导致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和交叉领域科技成果的诞生和产业化，全面提升高新区技术创新水平。这种全面创新能力的提高，是高新区实现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关键。
3.4 国际接轨能力
随着我国加入WTO，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市场、技术、人才和资本的国际化越来越明显。高新区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必须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国际化”和“外向型”将是高新区经济的一大特点。高新区要成为国家的重要出口基地、吸引外资和海外创业人才的基地。也就是说，实现经济与国际接轨能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是实现高新区的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
4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既是高新区阶段转换能力评价的第一步骤，也是其最重要的一环。由于评价界面的不同会导致指标体系的结构、内容乃至构建原则等的不同，因此指标体系的构建首先需要明确具体的评价对象。根据我国高新区管理实践的需求，本文把高新区阶段转换评价对象确定为高新区由“产业主导”阶段向“创新突破”阶段转换（简称“二次创业”）的能力。
4.1 原则
一般经济区域的评价指标偏重有形投入与产出，忽视智力和科技要素的投入、产出及其与财富重新分配关系。高新区不同于其他经济区域，具有智力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特征，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新的概念和测度方法以充分反映它的运作特征。因此，在建立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与发展阶段相吻合、大系统与子系统相结合、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结合、完备性与独特性相结合、纵向评价与横向评价相结合、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以定量为主、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结合等原则。
4.2 构成
根据高新区发展阶段分析模型的基本原理和建立高新区评价指标的原则，并参考国家科技部下发的相关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对高新区“二次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设计。该指标体系分成四级，其中二级指标4个、三级19个、四级9个（图2）。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评价指标的选择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中，高新区区内企业购买技术的费用应属于研究与发展投入的组成部分。此外，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向在高新区的子公司的技术转移也应属于创新能力的重要评价内容之一，等等。但由于缺乏数据支撑，且专家也难以做出定性的判断而最终放弃。
图2 评价要素指标体系层次示意图
Fig.2 Indicator system of evaluation factors by level
5 结论
5.1 强化对高新区“二次创业”能力的建设
目前我国发展较好的高新区正处在由“产业主导”向“创新突破”转变的“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成功地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强化对高新区“二次创业”能力的建设。如果能够选择其中的一些经济实力强和发展潜力大的高新区进行重点扶持、建设，使这些高新区在短期内能够大力提升全面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活力，我国发展较好的高新区就能够较快地实现“二次创业”，为国民经济、地区经济的持续和高质量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5.2 尽快实行国家级高新区的“末位淘汰”制度
我国现有高新区中，有些是在当时对高新区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清晰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现在看来，在我国有限的资金和高技术供应资源制约下，要想使所有的高新区都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困难。综合各种因素，完成“一次创业”应当是国家级高新区的基本条件。因此，国家应重点支持一些部分“二次创业”能力较强的高新区，提高他们的国际竞争力，而将一些条件不好的高新区放手给地方或由公司来经营。近期可采用“末位淘汰制”以尽快引入竞争机制。
5.3 对高新区“二次创业”实行分类管理制度
初步分析表明，我国高新区发展水平不一，其“二次创业”能力强弱不一。因此，近期内全部国家级高新区全面推进“二次创业”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为此，应当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高新区“二次创业”实施分类管理制度。选择部分能力较强的高新区，率先推进“二次创业”；对部分能力较弱的高新区，引导其尽快完成“一次创业”的主要任务。在高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情况下，“分类管理”较具可操作性。
5.4 高新区“二次创业”中的政府作用核心是推进制度创新
我国许多高新区已处于由“产业主导”阶段向“创新突破”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高新区发展的动力将从内外结合转向以市场内力为主。可以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而艰难的质变。在这个质变的过程中，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提供政策环境与服务方面推进制度创新。具体应包括营造环境和推进互动等两个方面。
收稿日期：2003-03-12；修回日期：200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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