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之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作为一股世界性社会主义思潮的市场社会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等对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纯理论问题的探讨开始，历经了20世纪30年代的“兰格模式”、60-80年代的“分权模式”、80年代中后期的“市场主导”模式，“苏东剧变”后，进入了当代形态。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默在讨论“市场社会主义简史”时的说法，依不同时期辩论主题或认识发展，把市场社会主义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把价格运用于经济测算；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确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均衡价格可以通过求解一系列复杂的联立方程式获得；第三阶段的辩论产生了兰格模式；第四阶段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相联系；第五阶段的特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理论家重新建构未来社会主义蓝图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1] (P58-60)可见，以罗默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此时活跃起来了，他们所设计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也较为完善，对其深入剖析有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借鉴。
1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
(1)“苏东剧变”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引起了西方左派经济理论家深刻反思。一些资产阶级右翼理论家借机大肆鼓吹社会主义“破产论”，恶意歪曲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为了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理想，左派理论家在苦思失败内在原因时，给予了有力回击。“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它仍然是人类应该追求的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社会。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正是凭着对民主、平等和公正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分析了导致苏东失败的深层原因是没有解决好效率问题。为超越传统模式，他们设计了各种更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罗默直言不讳，“我愿意为社会主义仍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和它在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辩护。然而，正如我所理解的，赞成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需要对构成社会主义的规范进行修正。很清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未曾试验的社会主义形式应该与之一起埋葬”。[2] (P1)
(2)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大多数仍然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不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陷入了长期经济滞胀的阴影下，遭致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失业率、通货膨胀率高，分配不均问题日益尖锐化。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1970年为0.394，1980年为0.403，1990年为0.428(国际上认为，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3] (P65-71)同时，西欧一些社会民主模式的福利国家，也陷入了重重危机(生产力下降、巨额赤字、资本外逃等)之中，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在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安定、贫富差距、压迫和剥削、劳动异化、效率和公平等问题上感到无望，一些有良知的左翼经济理论家，开始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制度形式。
(3)继凯恩斯主义之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悄然兴起，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在经济政策上一味地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虽然给资本主义上述矛盾一丝缓解，但无法解决制度内在矛盾。而原苏联、东欧地区国家，解体后采取激进私有化、市场化措施，导致财产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社会处于半动荡状态。可见，市场化和市场经济不会自动产生平等，甚至会带来经济波动，它不是万能的。如何找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点，实现市场和社会主义结合，寻求替代市场资本主义的合适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反驳新自由主义过程中，把现代经济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结合来革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全面而辩证地总结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教训，重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新模式的。
2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三种基本模式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解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理论主张，都集中体现在他们设计的理论模式上，主要分三类：即经理管理模式、劳动者自治模式及社会治理模式。[4] (P40-44)
2.1 经理管理模式
(1)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约翰·罗默在其力作《未来的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5] (P2)罗默在对照市场资本主义相对成功的经济运行机制下，分析“苏联模式”失败根源在于该体制中缺乏处理委托—代理问题机制，激励和约束动力不足，“共产主义经济模式失败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一是企业公有制；二是中央用行政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三是政治独裁。”[6] (P47-58)因此，该模式目的是“通过利用某些资本主义成功微观机制，设计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运行得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机制来”，[7] (P106)主张将全国所有企业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成年居民，凭证券可获得本企业和其他企业红利，公民用它可以购买企业股票，更可行的办法是投资于共同基金，由后者购买企业股份。像通常股票市场，在息票市场价格下，股份可以交换。但为了防止财产集中，禁止息票现金化，公民辞世后，其在共同基金的股票交还国家。企业仍然由工人选举或董事会指派的经理管理，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并受后者监督。
“证券社会主义”模式在否定了“苏联模式”中国家所有制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必然联系后，用新“证券模式”来实现公民对社会财富共同占有的财产关系，并据此分享企业利润，达到分配上社会公平；同时，又保留了利润最大化原则、经理管理企业、银行和股票市场等市场资本主义成功微观机制，以保证资源配置效率，这是前几代市场社会主义所难以达到的论证高度。但它“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劳资供求关系，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结构，并且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决策结构、劳资雇佣关系及其运行目标”，[8] (P148)决定了该模式无论逻辑上多么完善，理论和实践中却难逃市场资本主义“覆辙”，无非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良好愿景”。
(2)巴德汉“以银行为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帕比拉·巴德汉于1993年编辑出版的《市场社会主义：当前的争论》一书，系统提出“以市场为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和罗默的主张相似。针对“苏联模式”和早期“兰格模式”中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企业软预算约束现象，以及对企业经理层监督、约束、激励动力机制缺失，“如何激励公有制企业的经理实现利润最大化？如何将关于这些企业决策的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分开？这是任何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必须强调的中心问题”，[7] (P145)巴德汉比罗默更强调企业分散监督机制，提出“公司互相控股促使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方案。以“银行为中心”，几家公司围绕一家主办银行组成一个企业集团，每个公司和银行都相互持股，银行负责提供资金，并监督各个公司经营状况，公司则由董事长选出的经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负责，并且各企业成员之间相互监督促进效率提高。对于如何分配企业利润，巴德汉将企业利润分为“集中红利”和“分散红利”两部分。
为了有效提高企业效率，促使经理层追求利润最大化，巴德汉设计了“内部人监督体制”，即以主银行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系列企业内，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之间相互持股，相互监督，特别是主银行除向同系列的银行贷款外，依企业获利水平，采取刺激或惩罚措施使经理层承担主要监督责任，较好地解决了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然而，谁来监督监督者呢？他认为该体制仍可发挥作用，企业对于银行、除国家之外的其他银行内部持股者(包括公共基金和保险公司等)对主银行的监督，银行之间为争夺主银行地位等等，为其带来无形的压力和制约。正因为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软预算约束问题和企业经理的激励动力不足等，鼓励竞争、允许不同企业的经理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不得不大打折扣。
2.2 劳动者自治模式
(1)弗勒拜伊的“平等民主的经济”模式。为突破传统自治模式主要以企业内部融资为主的局限，弗勒拜伊设计了一种间接金融融资体制，即家庭和个人不能直接购买企业股份，除消费外资金存入银行，自治企业全部从银行借入贷款，实行劳动“雇佣”资本。国家通过初始分配和教育，每个人拥有大致相等的金融和人力资本，个人在企业劳动，分享企业收入。由工人自治企业，但只享有对企业的一般事物决策权，并且采取权力代表制，每个人发言权不同；银行对企业重大决策参与并严密监督，实行“工人与银行共同分享企业决策权”。[9] (P266)银行成了“平等民主的经济”的“天然保护者”，它一方面承担存款人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又通过贷款协议中的保险条款保证工人最低工资，为工人提供保险。[10] (P118)该模式仍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如税收、限制财产最高继承额等，避免财富分配不平等。
“平等民主的经济”模式用劳动“雇佣”资本取代资本“雇佣”劳动，让工人自治、自主，有利于消除“劳动异化”，提高效率。它借助于单一间接融资形式，来解决传统自治模式筹资难和投资效率低问题，虽然在某些方面比前者较优越，并试图达到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普遍平等，但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金融市场高度国际化背景中，其设想只能是阻止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背离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具有很大空想性，是一个“乌托邦”式社会主义。
(2)韦斯科普夫的“民主的基于企业的社会主义”。苏东解体后，韦斯科普夫分析了其国有制存在软预算约束和政治上不民主等原因，又急速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而导致经济紊乱、社会半动荡的现状，所主张采取“民主的基于企业的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可能为东方过渡到市场经济提供了最好的方法”。[11] (P135)该模式具有三个关键要素：企业民主控制、资本收入广泛社会化和积极政府政策。其主要特征：一是所有企业都必须实行企业民主控制，即企业“民主的自我管理”，由直接受企业管理的人们平等地掌握企业控制权；二是建立一个受约束的“双重股票市场体系”，即无选举权的企业股票市场和有选举权的共同资金股票市场，以实现企业资本收入广泛社会性分配；三是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制定积极经济政策。政府通过民主方式，可以影响企业资本构成，也可以决定经济增长总体比率和方式。[12] (P18-22)韦斯科普夫主张的“民主的基于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其说是劳动者自治模式，还不如说是经理管理型模式和劳动者自治模式的一种融合，这一趋势乃是市场社会主义发展之必然。不管如何趋同，这种模式对于解决好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效率和公平相兼顾，仍是理论上和逻辑上的“虚设”。
2.3 社会治理模式
布洛克、柯亨和罗格等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所有制的情况下，通过一些局部制度设计，来改善企业或社会行为，达到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的目标。布洛克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阻止经济向民主和集体方向转变的主要障碍，他设计了“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增加资本市场竞争性并改变企业治理结构，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或准国有化，防止少数人控制银行，聚敛财富，并与私人银行竞争，争取需要资金的顾客，保证资本市场和企业效率。企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有利于实行民主管理，实行股东、工人和用户三方共同管理，即“在董事会的构成上，35％为雇员，35％为财产持有人，30％为其他人员，后者也许代表消费者和当地居民”。[13] (P47)柯亨和罗格设计的是一种“联合民主”制度，通过不改变财产权利安排，调动工会、公益组织等二级社团在民主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目标。社会自治模式试图在保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在其社会内部直接嫁接社会主义因素，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翻版”。
3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通过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几种基本模式的剖析，可知，它们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以对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社会主义平等的孜孜追求来构思其模式，这既是过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在理论的许多方面取得新的发展和超越。其一，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为公有制(指传统上的国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手段或工具，把目的和手段分开，寻找各种不同于国有制及私有制的各种所有制形式把平等和效率结合起来。因而，罗默采纳了“证券经济”形式的社会所有制，而布洛克仍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来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其二，完全突破了以往市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界限，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市场经济不仅作用于产品市场，而且扩展到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投资管理体系，加强国家宏观干预力度；其三，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让企业为自身利益在市场中竞争，以达到类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其四，对于构造企业监督约束和激励制度方面，他们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有关委托—代理理论，解决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富有新意。比如巴德汉的“内部人监控体制”、罗默的“票证经济”和弗勒拜伊的工人和银行共同参与决策机制等，保证了企业的效率和收入的平等；其五，他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重新思考，具有一定的社会洞察力和合理性，如罗默指出，社会主义平等体现于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政治影响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的机会平等；韦斯科普夫认为社会主义在于实现物质福利分配更大的平等、经济政治方面的民主、稳定而和谐一致的社会共同体及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社会合理性。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要解决的依然是效率和公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结合的问题。追求效率可能有失公平，换取公平或许要牺牲效率，面对这个“鱼”和“熊掌”两难局面，他们寻求二者的平衡所提出来的解决模式也远不完善。更大的缺陷还是在于缺乏实践基础，作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远景，难以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道路和真正的力量，难免陷于一种空想。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先天不足，只是一种神话，这和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也正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之所在。它们坚守民主、平等、公正和更大共同体认同及社会理性等社会主义信念，为社会主义者所向往，许多理论主张和建议应该为我们所关注和借鉴。
4 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借鉴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良性质社会主义思潮，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质的差异，但有一定共同约束价值取向，即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二者有可供借鉴的基点。随着我国经济改革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深层次矛盾充分暴露，如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增多、企业软预算现象、效率和公平问题及贫富差距拉大等。通过理性思考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各种理论模式，对当前经济改革可提供一定启示。
(1)关于公有制及其与市场相结合的理论思考。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否定“苏联模式”中国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的可能性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极端私有化错误基础上，大多主张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公有制形式，国家初始分配使每人获得数量相当的票证，通过共同基金等或其他形式参与类似于资本主义的资本股票市场，如罗默的证券经济等使投资和决策分散化和市场化，促使企业以“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由竞争，既达到社会主义公正又不失市场经济效率。这一理论设想虽未经验证，对我国的所有制改革走向仍有启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一些激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所谓产权私有化，有悖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更何况“市场对于获得一种有效率的生机勃勃的经济来说是必需的，但私有制对于市场的成功运行却不是必需的。”[13] (P270)当前，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应探索多种实现形式和途径，按照“有进有退”，而非“全面退出”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通过产权多元化而非私有化，建立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和市场相容。
(2)关于解决传统模式委托—代理问题和企业软预算约束现象。罗默等人在透析传统社会主义企业低效率之深层矛盾后，认为其未解决好委托—代理问题，使企业软预算“硬化”。因此，“证券社会主义”保留了利润最大化原则、经理管理企业、银行和股票市场等外部力量来加压企业和约束经理层，保证资源配置效率；巴德汉则以主银行监督企业管理层，依其经营状况给予激励或惩罚，经理层籍此监督工人；弗勒拜伊和布洛克等则提出扩大企业内部劳动者民主监督等。我国国有企业也存在类似委托—代理问题。长期以来，职工依赖企业，企业依托国家，影响深刻，至今软预算现象依然严重。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替国家行使委托人职责，姑且不用说这层委托—代理责任是否到位，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就能说明问题。最让人置疑的是：谁来监督监督者？否则国资部门本身不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者”吗？何不以巴德汉所设计的“内部人监督体制”；或者借柯亨和罗格设计的一种“联合民主”制度，发挥民众、社团、法院等监督作用，作为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仿效的“镜子”呢？
(3)关于所有制权利和企业微观结构的制度安排。企业所有制结构影响企业内部微观运行机制，而企业微观结构的制度设计作用于其效率实现程度。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将所有制权利中管理控制权和财产收入权相区分，罗默和巴德汉等主张把企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主要赋予对银行负责的经理层，参与市场自由竞争，实行收入按息票分配等形式的经济共享；还有弗勒拜伊“工人与银行共同分享企业的决策权”治理结构和布洛克“股东、工人和用户三方共同管理”结构，特别是韦斯科普夫“对企业的民主控制”与“资本收入的社会化”等微观制度安排，有利于工人民主参与管理，提高效率。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不仅有产权不明晰，而且也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的因素，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缺失，工人缺乏主人翁感和对企业的认同感，缺乏关心企业的积极性等因素。因此，吸收他们的有益成分，实行企业经营管理权和财产收益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重构企业内激励约束机制，实行“参与式”工人民主管理，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对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不无裨益。
(4)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市场社会主义者皆为了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而处心积虑，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二者均衡，并在这方面有许多具体设计。为达到效率目标，其通过资本市场，包括息票市场及受约束“双重股票市场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重构企业微观治理结构，激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工人民主管理，提高效率等。对于公平，他们更强调起点公平，主张初始平等分配证券的社会所有制，以致收入公平，此外还通过税收、限制继承额等国家干预实现公平。我国二十多年经济改革，一直以效率优先，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扩大。中国基尼系数1991年为0.282，属于较低水平，到2000年已达0.458，增长幅度较大，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4] 而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当前国企改革，不宜过于强调减员增效，而应稳员增效，发挥职工积极性，必须让大多数群众获利，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改革观。如何缩小差距，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均衡，构建和谐社会，前者或许蕴涵有有益启示。
(5)关于经济和政治民主问题。源于对政治上专制导致“苏联模式”坍塌的悲剧教训，他们高度重视政治民主，认为政治民主是实现市场社会主义之前提。政治上民主与平等有利于企业自由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工人民主参与企业管理。同时，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资本积累受到限制，公民在经济上平等，又为实现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目标奠定基础。而他们所提倡的政治民主仍然是资产阶级多党政治或政治民主化等。我国经济改革是一项艰辛工程，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领域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前提和保障。因为，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辨证统一的，必须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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