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近代科学的提倡与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近代论文,科学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科学观念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的整个学术界。人文 学科受到自然科学成就的巨大鼓舞，纷纷向自然科学看齐，争先恐后地采用自然科学方法于 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于是便产生了社会科学。历史学从此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开始了 其科学化的漫长道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出现，既有近代科学观念的影响，又有其它内外 部原因。本文本着略人所详、详人所略的原则，就近代科学观念对历史学的影响和新历史考 证学思潮兴起的情况来谈一下我们的看法，以就正于史界同仁。
一、20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学有着悠久地重训诂考据的传统，这是新历史考证学出现的重要基础，这派史 学家大多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比如，王国维对传统考据史学有独到的领悟，胡适、傅斯年 对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多有总结，陈垣被认为是乾嘉史学的“殿军”，这些都说明了新历 史考证学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扬。以前，人们对此有详细地论述。但是，新历史考证学之 所以“新”，主要表现在其近代的科学观念和方法。
科学既指自然科学，又包括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注：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版，第14页。）
早在1900年， 杜亚泉即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招收学员，传授科学知识，并创办《亚泉杂志》，试图 为祖国富强和科技发展做贡献，一年之内共出版100期。1902年梁启超倡导进化论，批判旧 史学，主张“史界革命”。（注：进化论在当时是一种最有影响力的科学观念，曾被作为科学的主要内容。）
1914年任鸿隽、赵元任等人在美国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 ，出版《科学》杂志，以“提倡科学，振兴实业”为宗旨，为中国科学的普及和发展奔 走呼号。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题为《人生观》的专题讲演，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 观，响应早在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宣扬的“科学破产”论调。对此，丁文江在 《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向张君劢发难。丁文江认为，科学与人生观不可分 离，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作用，“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 上去。”（注：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29页。）
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关于科学与哲学问题的论战。科玄论战对科学能否支配人 生观的问题虽然未能争论出个结果，但是，通过论战，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却大大地增强了 ，实际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科学普及的作用。此后，《科学概论》、《科学方法论》之类的 书籍出版近百种。
任鸿隽是20世纪初普及科学观念最切实有力的倡导者。他说：“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 ，依理论方法的研究，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智识。”（注：任鸿隽：《科学概念》（上），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是科学， “ 有许多社会现象经过科学方法的研究，都变成了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等是。”（注：任鸿隽：《科学概论》（上），第2页。）
历史学 也是科学。而早在1915年出版的《科学》杂志中，任鸿隽并不认为历史学可以成为科学。在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他说：“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 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 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 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中国科学社1919年版，第183页。）
为什么时隔十年后，他一反过去的 看法，又认为历史学是科学了呢？这说明，他对科学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起初，他认为“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189页。）
而此时所谓科学方法，实际上只是 就归纳法而言。而归纳法是什么呢？“归纳者，实验的也，归纳者，进步的也。”历史学不 可能运用归纳法，也不可能运用实验的方法，所以，历史学不是科学。后来，他认为所谓科 学，其实就是一种有系统的知识而已，对科学的定义宽泛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 都 得以跻身科学之列。这恰恰说明国人对科学由尊崇到平常的认识心态，也说明科学由神秘走 向大众、从自然界向人文社会领域蔓延的过程。按照他们的理解，只要是关于某一领域有系 统的知识，皆可以成为科学，这一方面为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科学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 ，也为日后的泛科学、唯科学主义埋下了隐患。此不详论。
在本世纪初人们的心目中，科学的问题关键是看有没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 是已。真理者，绝对名词也。此之为是者，必彼之为非。”（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3页。）
而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之为 物，无不在也。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 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 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 ”（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3～4页。）
在他们看来，科学精神有五个特征：第一，崇实。科学的结构是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的 ，所以第一须确定所研究的事实。知识的成立有官觉和推理两个途径，但是，这两个途径都 是常常引导我们走入迷误的。也就是说，这两个途径都易于产生错误，要获得科学知识就必 须先确定所研究的事实。第二，贵确。对于所研究的事实要使之精确，要究其真相，尽其底 细，不要模棱两可。要得到精确的事实，不出二法：一是分析，对于极复杂的现象，要层层 剖析以至其至简，以明其原因之所在。二是定量，普通知识之异于科学知识者，一仅及乎形 容，一必表以数量，因此，要进行定量的分析。只有做到了定性、定量，才可能使所研究的 事物变得精确。第三，察微。对于别人不注意的，要引起注意，这叫微小；对别人忽略的， 要引起重视，这叫微渺。第四，慎断。对没有足够论据的，没搞清楚、没有把握的，“不轻 于 下论断。”并引用英国人博鲁克(W.K.Brooks)的话：“能悬而不断，乃智慧训练的最大胜利 。”第五，存疑。“慎断是把最后的判断暂时留着，以待证据的充足，存疑是把所有不可解 决的问题，搁置起来，不去曲为解说，或妄费研究。”这五条是科学精神的基础，另外，科 学精神还包括不尊经、不盲从、不以势压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宽松、唯真理是从的 学术氛围。总之，要讲求科学，就首先必须有科学精神，这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兴起的思想 基础。
科学方法是什么呢？“科学之方法，乃兼并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 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 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 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斯为科学方法之特点。”（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14页。）
这里所讲的科学方法，主要还是指实 验主义的方法和形式逻辑中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在求真。从广义上说 ， “凡方法之可以致真者，皆得谓之科学的方法；凡理说之合于事变者，皆得谓科学之理 论；凡理论之不根据于事实者，而根据于事实而未尽精切者，皆科学所欲去。概言之：曰‘ 立真去伪’”（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20页。）
。旧文人重章句而忽真义，往往言不由衷，言行相违，宛如两人。补救的方 法就是提倡科学，养成求真之精神。在确定事实的基础上，努力探讨客观世界的通则。“科 学方 法，在征集事变而求其通则。”“事变之通则，谓之科学之律例。科学观察事变，辨其 同违，比较而审察之，分析而类别之，得其事之常，理之通，然后综合会通成律例；此科学 律例之由来也。”（注：参阅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16～22页。）
并且认为“所谓真者，事与律相符之别号耳。”求真不仅包括求个别事 实之真，也包括求得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是故研究之事，经纬百端，极其作用不过两事 。”“一曰观察，二曰试验。”并且认为科学方法在实施方面可以分为八个步骤：观察(Obs ervation)、试验(Experiment)、比较(Comparison)、分类(Classification)、概推(Genera lization)、假设(Hypothesis)、证验(Verification)、成律(Formulation)。前两步为求事 实的作用，后四步为综合的作用，中间两步为分析的作用。并且认为无论何时都存在因果关 系，而且因果律不含有意志在内，不含有强迫、前定等意见在内。
胡适受詹姆士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一生提倡科学。他认为科学方法，就是实验室的方法 。可分为五步：“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 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胡适曾把这种方法概 括为三步：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是待证的假设 ；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注：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 页。）
后来将其概括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注：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208页。）
这套以实验为中心的方法，显然受到当时自然科学观念和 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与自然科学家认识物质世界的观念和方法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种典 型的以经验性、实证性为特征的近代实证史学的方法，为新历史考证学派提供了直接的方法 论。
关于科学的属性。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科学没有任何功利，在“求真”而已。“真理既 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是以‘求真’为主体，而实用为自然之产物， 此不可不辨者。”（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8～19页。）
切不可因致用的目的而损害了求真。直到1945年出版的《科学概论》中 ，卢于道仍将客观性、准确性视为科学的基本特性。（注：卢于道：《科学概论》，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1945年沪版。）
这种思想观念对历史学家的治史宗旨 有很大的影响。王国维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注：王国维：《观堂集林》附《观堂别集》卷四，《国学丛刊序》。）
他还强调，学术只 是为了求真理，而不是管它有用还是没用。不要因一些基本理论似乎没有用就不去研究，现 在没有用，以后或许有用。并且认为事物不论大小，不论远近，都应研究，“苟思之得其真 ，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 ， 实由于此。”（注：王国维：《观堂集林》附《观堂别集》卷四，《国学丛刊序》。）
顾颉刚则说；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 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又说“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第83页。）
傅斯年 更 认为“好谈致用”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弊端，结果乃至一无所用。他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 史料”，“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年版，第5页。）
这种以求真为最高目标，为学术 而学术的科学精神，日后便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共同主张。
在真理观上，对真理的相对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一、真理不是绝对的；二、真理是无所 不在的。换一句话说，科学上的真理，不是说实际是这样，而是说大家见得这样。”（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54页。）
这就 把真理与人的主观认识和感受联系在了一起，使真理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相对性。“科学用不 着 问绝对真理是什么，自己一样的可以前进去做他的工夫，而且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一件事体能够求出他的真关系，就是一件事的真理；今天的真理，能够经得起各种试验，就 有今天存在的资格。若是明天有一个较大的真理发现了，使我们今天的真理觉得有些不满足 ，那么，明天较大的真理，自然会满足明天的需要，我何必为今天的抱杞忧呢？”真理的相 对性不仅与人的主观体验和感受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要接受现实实 践的反复检验。甚至认为科学的目的“在发现事物关系的法则”的同时，“在把事物的关系 做一个单简的完全的无矛盾的叙述。”（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56～57页。）
把人的认识借助于语言加以叙述，这就使认识带有 了更大的相对性。在科学性和真实性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但以为科学的智识就是完全 真实，却不免与希望绝对真理陷于同样的错误。”明确指出，科学的知识与完全的真实是 两个概念，“完全真实不过是理想上的事体，事实上我们所能得到的，不过是切近的结果。 ”这些观念都深深地影响着历史学家的思想主张。（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114页。）
胡适说历史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任你涂抹任你打扮；像一块大理石，就看你把它雕刻成什么形状；像一百个大钱，看你是把 它串成十个十串的，还是二十个五串的。这些都是在说历史认识相对性的方面，他的这种言 论与上面我们所引的几乎有如出一辙之感，足见胡适等人所受科学观念的影响。再比如，关 于绝对真实的问题，在事隔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辞》中说：“史学可 为绝 对客观者乎？今姑不置答。”（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56页。）
到晚年，他在《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 刊辞》中说：“这个主观与客观之争，不是绝对的是，绝对的非。”“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 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观，一旦完全把客观放弃了，认以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那真不得 了。这样弄下去，不特学院的严肃失掉，而且必生出来一种神经紧张病，是必然看不清事实 的。……所以，我想客观之一事在社会科学和在自然科学一样，是个理想的境界，寤寐求之 ， 尚且求之不得，要是放弃了这个目标，历史的真实真不知将成为什么样子。这对于社会科学 之进步，必然是一大障碍了。”（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64～365页。）
关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就像轨不能为圆，但它是一个无 限接近的过程。这与上述对真实性的看法，也是一样的，所以，前些年，我曾把胡适、傅斯 年等人的史学视为“科学史学”，（注：侯云灏：《傅斯年史学思想散论》，《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1期。）
目的就在于说明他们的史学主张与科学的密切关系。
1927年出版的汪奠基编著的《科学方法论》，是一本用于新学制高级中学的教科书，书中 辟有专节论述“历史科学方法”。本书不仅明确把历史学纳入到科学的范围，作为教科书对 中学生讲，而且还对历史科学的方法进行了总结。书中认为“历史的方法是间接的方法”， “历史家没有选择，只有凭籍它可以达到过去的事实。虽然间接推理有许多不完全的条件， 但是它可以导入科学的认识。”（注：汪奠基：《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第196页。）
汪奠基认为历史科学的方法包括证据批评、事实结构、批 评方法三部分。今天看来，这三个部分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科学家眼中的史 学观，正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本世纪初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当 年 历史学界发生的大事有，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出版；王国维、康有为、李大钊的谢 世；中国和瑞典等国的科学家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对我国西北史地进行科 学考察；李济著《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出版；《燕京学报》创刊；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 创刊；赵尔巽任主编的《清史稿》付印；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出版；傅斯年、顾颉刚等创 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为院长。
本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包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对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均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于人文学科领域所产生的社会科学，是此期人文社会 领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20世纪前半期活跃的史学家大多数拥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他们 早年多主攻自然科学而兼及人文学科。比如鲁迅、陈垣、郭沫若等早年都是学医的，傅斯年 、陈寅恪等留学德国时，自然科学课程是其主修科目之一，主要受到的是一种自然科学知识 和自然科学方法方面的教育和训练。郭沫若说：“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 学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傅斯年在1920年8月1日给 胡适的信中说他到伦敦后打算专致力于心理学，并以生物学的一派与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的 一派为重点。说“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 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下半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并 且表示暂时不想做文章，原因之一就是“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很觉得自惭 了。”（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105页。）
胡适更是一位科学迷，他不仅对实验主义哲学感兴趣，对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的自然 科学知识和方法更有兴趣，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 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 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2～3 页 。）
他与“中国科学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科学社举办讲座， 邀请胡适到会演讲，讲的题目是《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注：见1939年上海三通书局初版的任鸿隽等著《科学讲座》一书。
）。胡适与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 起 人任鸿隽关系更加密切，在“五四”前后近三十年内一直有不间断的通信来往，并且常常会 晤、同游、共同商讨各种问题，有时任鸿隽评点胡适文史方面的主张乃至新文化运动的事， 有时胡适则对中国科学社乃至中国科学界的活动出谋划策。总之，这些人在思想观念上， 在对待科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都是相通一致的。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处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头，有识之士试图以科学救国、振兴实业，普及与提高中国的科学 技术知识，开展科学研究，这种努力和探索对人文社会领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也 使这 些学科走上了追求科学化的道路。反映在历史学上，则对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 观等都有深刻的影响。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近代实证史学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 是在这种科学观念、科学氛围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科学观念和科学氛围为历史学 蕴育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二、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
金毓黻总结近世史学发展时，指出：“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 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取斯二者述之，则大略具矣。”（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
在当时，新史料 的发现与整理自不待言，那么，新史学建设和新史编纂是什么意思呢？是用“近代最新之方 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03页。）
又说：“近顷学者治史之术，咸赋予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学之 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 别创新史，盖蒙远西学术输入之影响，以冲破固有之樊篱，利用考见之史料，而为吾国史界 别辟一新纪元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40页。）
道出了史学沿新历史考证学之发展趋势。
新历史考证学思潮是如何兴起的呢？其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说：“后期史学（主要指新史学 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之前的新历史考证学。——著者）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 他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过去的乾嘉 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 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 科学的史学可言。……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 ，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 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在近百年中，新史料 发 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
从三个 方面总结了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出现的“助力”，这是五十多年前的结论。
从今天看来，综合考察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社会的变革和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批判的需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 内部一直蕴育着一种变革的力量。而变革的方向基本上是以西方社会为目标，以科学、民主 为旗帜。这种变革传统社会、追求近代化的思潮，导致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1900年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自维新变法以来的中国政治的彻底失败。批判几千年来的封建 专制主义，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已成为大多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共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 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旧史学有“四弊”、“两病”、“三恶果” ，主张要进行“史界革命”。（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
以史学革命为武器，以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有了这许 多共识之后，才有了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但是，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仍然有着顽固 而强大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后不久，一批封建余孽为了政治上复辟帝制的需要，在社会上 一 再掀起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企图定孔教为国教，各地一些尊孔的文化团体纷纷出笼，对资 产阶级新思潮进行了凶猛的反扑。在史学上，康有为等人怀着孤臣孽子之心情，坚持用封建 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修史，传播迂腐不堪的封建正统主义和伦理史观；以修史为名，反对辛亥 革命后的民国，反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封建旧文化遭到更为猛烈的批判 和抨击。然而，一些守旧学者继续负隅顽抗，攻击新文化是覆孔孟，铲伦常的邪说，鼓吹封 建复古主义。为了清算封建势力的余毒，彻底动摇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疑古史学再一次吹 响了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号角。这是在“新史学”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也是史学自身向 纵深发展的标志。也就是说，要完成社会变革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任务，就必须进行 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建设，这就为包括史学在内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史 学如何在本世纪初“新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以完成近代史学的转变，就成为 当时社会的一种客观需求。这可以说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兴起的社会基础和外部条件。
第二个方面，西方的新史观和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刺激和带动了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 兴 起。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进化论已经传入中国，经过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宣传，对 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很快与传统的朴素进化思想相结合，被国人所普遍接受下来，到 二三十年代，进化史观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可动摇的信念了。西方科学的史学方法的输入 又直接带动了当时历史学的发展。早在1902年，广智书局即刊印了署名“中国广东青年”翻 译 的《邈克尔传》，介绍了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的情况，次年，南洋公学译书院据英文 原本译出了卷一的前五章，并把巴克尔的观点概括为十个要点加以介绍，巴克尔是受西方实 证主义史学影响的“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1903年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由 中国学者翻译出版，该书计有六种译本，足见当时对中国影响之大。此后，坪井九马三、巴 恩斯、布瑞等人的著作，也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他们都深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如 坪 井九马三曾经留学德国，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很大。1926年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 《史学原论》经李思纯翻译出版，该书作于1898年，可视为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 的总结性著作，本书对中国的影响深远，新历史考证学的许多思想、方法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 比如，大家熟知的傅斯年“将历史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之主张，即来源于此 书。（注：关于这个问题，另有专文详论，不具述。）
而傅斯年、陈寅恪本人早年留学英、德多年，“带着满脑子新思想”回国的傅斯年， 装的也都是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而傅本人实际上也充当了新历史考证学派的组织者和领导 人。
在西方史学的影响过程中，胡适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本人不仅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大师之 一，实际上还是该学派的精神领袖。胡适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回国后 ，矢志不渝地提倡实验主义和科学的思想、方法。顾颉刚、傅斯年均是他在北大的得意门生 ， 其实验主义的方法和“历史演进的方法”，尤其对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治学思想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这一点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面，顾颉刚本人说得非常清楚。胡适曾 把自己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拿证据来”， 证据的充分与否，是信仰和怀疑的标准。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 断。他说：“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 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 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的（无心的或有意的）可能 吗？”（注：胡适：《古史讨论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19 8 页。）
这是严格的证据审定的功夫。胡适后来又提出述学、明变、求因、评判的治学思想 ，这些思想，事实上都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指导思想或共识。而实验主义、实用主义均导 源于西方的实证主义，这在当时均为国人所称赞的“严格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说，正是西 方史学的输入和影响，刺激、带动了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
第三个方面，历史观念的变革。在20世纪初新史学、自然科学氛围和西方史学输入的影响 下，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化史观取代了循环论和历史退化观，成为不可动 摇的历史观，这整个改变了国人的历史观念，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兴起的内在思想基础。 受 文明史学的影响，历史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高于任何个人和集团之上的社会的历史正在 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史学家的视野在不断开阔。史家的史料观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除了 继续重视文献资料外，更多地对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田野考古资料、民间方言风俗资料、 异域资料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求真的史学观念和科学的史学思想，成了此派史学家 坚定不移的信念。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曾豪迈地宣布“将历 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打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旗帜。胡适更是 对科学的治史方法乐此不疲，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王国维、顾颉刚等人主张为学问而学问 ，对史学只当问其真不真，不当问其用不用，把求真视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史学家已初步意 识到中国与外国的差距，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表示了羡慕和认同，世界观念、近代观念， 与 外国争胜的观念也已初步形成。这种历史观念的变革，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出现的内在动 力。
第四个方面，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悠久的训诂考据的传统，特别是经过宋学和 乾嘉史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这一丰富的传统资源和大量新史料的 发现，是新历史考证学出现的基本前提。新史学在批判封建旧史学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也很快暴露出其自身的弱点。他们受今文经学派的影响，对 历 史的意义虽多有阐发，但对历史的材料和事实的考订却不免挂一漏万，显然不是历史学研究 的正轨。五四运动后不久即遭到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批评，陈独秀说：“浮光掠影的望文生 义而不能深入骨髓解析其内容，或者正是梁先生一生治学之受病处。梁先生果欲在学术界指 导青年，须先于自己受病处深加猛省！”（注：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新青年》1924年5月第3期。）
针对梁启超高谈史义，浅尝多变的宿弊提出了 尖锐的批评。梁启超自己也承认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 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 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 。”（注：朱维铮校注本《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1985年版，第148页。）
而新史料的大量发现，为考证学派矫正今文派的宿弊、从事历史考证研究提供了可 能。殷墟甲骨文字和青铜铭文的发现为商周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汉晋简牍的 发现，为研究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史地和汉晋的有关制度和风俗，提供了新的依据；敦煌千佛 洞的发现，则为六朝和唐代历史研究另辟蹊径；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为明清史的研究，更 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另外，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遗文的受重视，大批青铜器的出土，史前遗址的 发掘和整理，都为中国古史和史前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正 是在历史观念转变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才显示出新考证学的威力，从而奠定 了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
第五个方面，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起到了有力地推动。早在本 世 纪初，孙治让、罗振玉即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来研究中国的上古史。王国维由文学转 治史学后，更是沿着这种治史路向，把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切实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1911年 《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说：“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 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又说：“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 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注：王国维：《观堂集林》附《观堂别集》卷四。）
确立了其求真和重视科学与史学关系的信念。1917年他 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以及《殷周制度论》奠定了利用甲骨文治史的 门径。为利用新材料、运用考据学方法治史开辟了新天地。1923年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 古史书》发表，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了有关中 国 古史的大讨论，全社会为之震撼。钱玄同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 精当绝伦。”（注：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1923年第10期。）
胡适评价道，这次古史讨论，“可算是中国学术界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 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 要。”盛赞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一大贡献”。并且指出，今后古史讨论 的目的就是明白古史的真相，“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注：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努力》增刊《读书杂志》1924年第18期。）
傅斯年当时在德国 ，1926年在回国船上写给顾颉刚的长信中，称赞古史辨“是一切经传子集的总锁钥，一部中 国古代方术思想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颉刚是在史 学上称王了。”（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2册，第297～298页。）
后来，傅、顾两人合作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并共同筹备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立志建设中国的近代历史学。所有这一切可以充分说明，古史辨 运动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先导，它切实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史学思潮的兴起。
第六个方面，掌握了近代史学方法的史家群体和专业史学研究机构的出现，为新历史考证 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保证。王国维早年受过科学精神的陶冶，他通日语、英语、法语 ，对西学有很深地了解。他所翻译的英人耶方斯(Jevons.W.S)的逻辑学论著《辨学》，对形 式逻辑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在认识论上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他对中西方哲学均有 极深的造诣，对希腊古典哲学、叔本华、尼采、培根、霍布士、洛克、休谟、斯宾塞、以及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均有专论文章，这一良好的哲学素养，对他日后治史取得的骄人成就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陈垣“能读日文书，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他读了西洋人的史学方法论， 确是事实”。（注：《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7页。）
胡适留学美国，力倡实验主义，这是大家所熟知的。陈寅恪、傅斯年早年都 留学德国，深受兰克学派和历史语言学派的影响。尤其是陈寅恪长期游学国外达23年之久， 从1902年开始，先后在东京巢鸭弘文学院、庆应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 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专门学习、研究各国语言文字、社会历史 、人文等，据统计，陈寅恪通晓英、法、德、日、俄、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 、西夏、拉丁、希腊等17种语言，他对近代西学的修养至今也是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而这 些大家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得到科学方法的帮助，所以才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从而吸引 人们朝这个方向共同努力。欧美“汉学”研究成果的刺激使陈垣早年为防止文献外流，组织 了“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搜集整理工作。他常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 ……我们干历史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 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 他们。”（注：《励耘书屋问学记》，第152页。）
傅斯年也一再强调，中国史学显然发端较早，但后来落后了。“难道在这些学问 发达甚早的中国，必须看着他荒废，我们不能制造别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 造吗？”“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 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只能学习西洋人的治学方法：“借几个不 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66页。）
因此，顾颉刚在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 国，给予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3页。 ）这些史学家们正是因为有了共 同的志向和共同的事业，才走到了一起。另外，北京大学研究所、清华研究院、故宫博物院 ，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以及《国学季刊》、《实学》、《国学论丛》、《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学术刊物的创刊，形成了几个颇有影响的学术研究中心，为新 历史考证学的兴起起到了团结、培养人才，提供资金、资料、场所、阵地等纽带作用，为新 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有古代史学重训诂考据的优良传统，有近代科学观念的影响和历史观念的转变，有大量新 史料发现的物质条件，又有了具备近代科学素养的史学群体和供史学家进行研究的专门机构 、学术刊物的出现，在这些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以后，一股以考证、求真为共同主张的新历 史考证学思潮，在几个不同学派的相互激荡下迅速形成，并以汹涌之势影响中国近一个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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