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关系_英国殖民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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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雇佣劳动制度的孪生子一样,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也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孕育的一对双胞胎。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它们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有时成为同盟军,有时又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制约着两者关系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的时代要求。

全球一体化是指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所隐含的无限性,从而导致世界各国日益卷入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随着这种联系和依存的日益深化,不仅产生了超越各民族国家界限的生产和经济的一体化,而且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文化的相互融合。全球一体化最终将促使人类逐渐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而走向世界大同。

民族主义则相反,它是对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以及共同生活环境的特定人类集团的感情依托、文化认同和政治忠诚。当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地区的民族主义具有各自的内容。民族主义使全人类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利益和要求。

全球一体化与民族主义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具有不同的关系。

全球一体化与民族主义都发源于欧洲中世纪末期,商品经济开始萌芽产生、并逐渐取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之时。这时,全球一体化尚处于刚刚萌动的状态,它与民族主义的发展不仅不矛盾,相反,它正是借着民族主义来实现着最初的发展。

在14~17世纪的三、四百年间,中世纪的权力分散的有限君主制纷纷向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转变。百年战争之后,英国经过红白玫瑰战争,进一步削弱了封建领主的势力,建立了君主专制的都铎王朝。在法国,这一过程更加迅速,一支国王指挥下的常备军宣布建立,作为等级君主制特征的三级会议被束之高阁,到17、18世纪之交,法国已成为欧洲君主专制的典型。与英、法大体同时,专制政体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北欧各国也先后取得胜利。正在兴起的专制王权,在欧洲各国呈现出基本相同的内容,即依靠正在兴起的城市中等阶级来摧毁封建领主的统治。而城市中等阶级——城镇居民、商人、资产者——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崛起的新的社会等级和阶级。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较大容量的、统一的、有法律保证的国内市场,而王权正是在当时普遍的混乱中能够提供秩序的唯一支柱,统一的民族国家将成为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守夜人”。于是,在对统一国家、统一秩序和统一市场的深切渴望中催发了民族感情,孕育了民族意识,此时它体现为对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的认同和忠诚。

从静止的角度孤立地考察这一阶段,它似乎谈不上什么全球一体化,恰恰相反,它是民族一体化的过程。它逐步切断了以往基于分封制、长子继承制以及欧洲各王室之间的通婚所形成的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封建领主与封臣之间的联系和复杂的王位继承关系(英法百年战争就起源于这种分封制所造成的矛盾冲突;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则是各王室家族错综复杂的权利关系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它摧毁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政治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宗教大一统,迫使教会从属于国家,教权从属于王权,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使民族主义思潮得到广泛而深入人心的传播。

但若用动态的、长远的历史眼光来观察,则可以说近代西欧国家的民族一体化正是全球一体化的序幕,是全球一体化的初始阶段。因为,推动民族一体化的根本动力即商品经济关系的扩展导致的生产的一体化和经济的一体化,也正是推动全球一体化的根本动力。正是由于这一力量的推动,才使当年的“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1〕。由于各种原因, 近代商品经济首先在西欧几个先进国家中建立起巩固的据点,然后从这里出发,要去征服世界了。

随着西欧各国民族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完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全球一体化进入其另一个发展阶段,全球一体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随之向前发展。此时,它借民族的扩张,以殖民主义的方式向更广大的地域推进。

1498年,葡萄牙人首先到达印度,并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1600年,英国组建了东印度公司,也把手伸向南亚次大陆。它们取得了孟买,建设了加尔各答并作为其殖民地首府。1602年,荷兰也组建了东印度公司, 并用武力最后夺取了葡萄牙在印度和锡兰的大部分属地。 16和17世纪之间,西伯利亚成了俄国的殖民地;1542年,西班牙正式吞并菲律宾群岛,并于1571年筑起马尼拉城作为首都。拉丁美洲诸国也开始了它们作为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的苦难历程。北美则主要被法国和英国人据为己有。非洲的黑人被运送到美洲去做奴隶,这一罪恶的制度直到南北战争后才被废除,而其后遗症直至今天仍然困扰着美国社会。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利欲熏心的西欧资产者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和民族在经济上的疯狂掠夺和剥削,政治上的高压和奴役,是一段极其血腥与残忍的历史,但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观之,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其所作所为并非仅仅出于人的贪欲,而且也反映了商品生产无限扩展的必然性。“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2〕这一时期,除亚洲一些国家外,美洲、 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前国家状态的部族社会,即使是亚洲诸国,由于历史发展的滞后,也缺乏反对殖民主义入侵的坚强政治领导和有力的思想武器,加之力量对比悬殊,因此,这一阶段成为欧洲列强分割殖民地的黄金时代。被侵略国家和民族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反抗,欧洲列强间的矛盾,由于全球尚未瓜分完毕,相对而言也比较平和。经过一番走马灯式的角逐,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相继衰落,而所谓“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走向辉煌。同时,欧洲在全球确立了它的宗主地位。

这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资本主义诸国的民族扩张主义、殖民主义携手并进的时代。全球一体化正是假手于殖民主义,借助于发达国家与民族对落后、弱小的民族的掠夺和压迫,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入的程度上展开着自身。“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

19世纪末期,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捷足先登的殖民大国英国与法国以及发展日益加速的后起之秀德国与日本之间,争夺海外殖民地,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攫取世界霸权的斗争,构成了这一阶段国际冲突与战争的主要根源。这是欧洲列强的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更加变本加厉、穷凶极恶地泛滥的时代。与前一段各殖民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对平和形成对照,这种极端的民族扩张和相互争夺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

当然,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想文化传播、推动全球民族主义勃兴的媒介。正如当年十字军东征曾使宗教蒙昧的西方接受东方文明熏陶一样,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亚非拉广大地区卷入国家斗争的旋涡,使落后挨打的东方接受了西方的民族主义,于是,出现了两种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对立:一种是工业化国家的以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它是对弱小国家与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另一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主义,它以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

这两种民族主义都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密不可分。前者代表着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民族以牺牲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来满足自身利益和发展的丑恶倾向与残酷现实;后者则表明全球一体化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它必然要求以民族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作为其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由于全球一体化首先在商品经济最先发展起来的欧洲启动,催发了欧洲资本的贪欲,促使其走上“弱肉强食”的道路。而当全球一体化进一步深入发展之时,那些被动卷入此过程的落后民族便开始觉醒,力量日趋壮大,此时,能够用来维护其利益的最直接、最方便的思想武器也是民族主义。它为每一个民族的生存权、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生存权提出辩护。

于是,在“国家要解放,民族要独立”的社会浪潮冲击下,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一朝土崩瓦解,一支不可忽视的民族主义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但是,二战以来的世界局势的发展既有促进民族主义发展的因素,也有抑制民族主义发展的因素。二战结束了欧洲对世界的霸权,导致以欧洲列强为主导的旧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的独立,但战后不久形成的东西方两极对立的格局,又强制性地把民族主义放在从属于东西方对立的地位上,把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强制地纳入超级大国的势力控制圈,数十年间,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利益和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抑制了许多民族主义的要求,不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其结果是在两大集团间在保持“冷战”的同时,使一些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受到压抑,从而积蓄起来,寻找爆发的时机。与此同时,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受到抑制,或者说,它在两个对立的世界内部分头推进。世界被一分为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成体系,不仅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军事对立,而且包括经济的相互封锁和文化的相互排斥。而在两个阵营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势力仍然不可遏制地生长着,并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政治、文化诸领域当中。具体表现为北约、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华约等各种超国家组织的建立。它们标志着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其中欧共体的成就尤其为世人瞩目,它无疑地代表了某种发展方向。

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瓦解,拆除了阻碍全球一体化的政治意识形态障碍,同时也释放出压抑多年的民族主义要求。在全球一体化迅猛发展的同时,民族主义也日趋活跃。但与早期全球一体化与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携手并进不同,当代民族主义对全球一体化保持着距离,某些地区的民族主义甚至对全球一体化发生着抗拒作用: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国家、民族间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当代民族主义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泛滥导致原有经济体系崩溃、联系隔断;经济一体化要求有更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协调,而某些民族分立主义呼吁更多更小的国家出现;全球一体化必然导致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张复古主义,恪守民族传统而拒绝变革与交流。

这种对立标志着以经济一体化为根本动力的全球一体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攻坚的阶段,它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在中世纪末期,借助统一民族国家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最初的发展,这时,它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它对统一的市场的呼唤,导致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而统一的民族国家又保护了统一的市场,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其后,它借助殖民主义实现了自身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展,把那些尚处于商品经济潮流之外的落后的国家与民族强行纳入自己的发展体系,它通过发达国家的势力膨胀和弱小落后国家的被剥削被奴役而实现了自身的进一步要求。结果使与全球一体化曾经携手并进的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在东方民族手中成为反对殖民压迫与剥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于是,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反对力量。因为,从历史来看,全球一体化在促进民族国家产生之后,超出国家范围的最初扩展是以强权为工具的,并非基于各有关国家的自觉自愿,更谈不上什么平等互利。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尽管代表着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方向,但对它的实现方式和道路,却是许多国家和民族又无法认同的。于是有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有了一系列殖民地的独立,有了第三世界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基准的对全球一体化的评判和参与。

当前基于以下两个根本原因,民族主义将不再是全球一体化的工具:第一,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不平衡、不同步,使得全球一体化过程对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严重的挑战和更多的强制。若说早期殖民主义国家是不自觉地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工具,那么,殖民地附属国则更是毫无准备地、强制地被纳入了这一进程。今天,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同于当年的殖民地附属国,但由于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和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使之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仍然感受到更沉重的压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更多地成为受害者而非受益者。例如经济一体化对开放市场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脆弱的民族工业而言,实为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同时,全球政治一体化作为经济一体化的反映和结果,也必然导致大国霸权主义的出现,导致大国、强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而谋求政治优势,借各种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来干预和控制其它国家的内部发展进程,以全球一体化之名,来谋求本国本民族之私利。这必然更进一步刺激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更坚决地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维护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第二,全球一体化现已进入更明显的超国家发展阶段,生产、流通、投资、消费的全球一体化,要求更高层次的、超国家的调控机制和组织机构。这导致各种跨国公司、地区集团以至于世界性经济、政治组织的作用日益强化,不同于当年以完全牺牲小国、弱国来满足大国、强国的殖民主义时代,这种趋势对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都程度不等地构成威胁。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趋势的必然性,但如何实现这一趋势,却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斗争的过程,因而会本能地以民族主义来与之对抗。这种反抗不仅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权衡,还以文化的排斥、传统的韧性和感情的抵触为其深层的基础。它既诉诸理性,又诉诸情感,因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对全球一体化的反对潮流。可以预言,今后全球一体化每迈出重大的一步,都会因触动既定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和利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族传统和感情而遭遇强烈的反弹。虽然从长远看来,全球一体化作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同时,它也会给人类带来长远的福祉。但在每一发展阶段,它的推进都是以一定的代价为基础的。而且,这一牺牲对各国家、各民族而言,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因而在人类逐渐适应全球一体化的漫长过程中,民族主义将始终是反对全球一体化,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包括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应该维护的与应该舍弃的)的最有力武器。

总而言之,全球一体化与民族主义,都是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联系,这种联系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最初,全球一体化与民族国家的产生呈相同的运动方向,它以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作为自己发展的第一步。第二个阶段,全球一体化假手于发达国家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掠夺和奴役而使自身在全球更广大的区域内展开,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结伴而行。第三个阶段,是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和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时代。这个阶段,全球一体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一方面,民族主义打断了建立在殖民主义体系基础之上的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但却为更合理、更人道的全球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一体化的促进力量;但从另一方面看,民族主义更多地作为全球一体化的对立面在发生作用。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个阶段,此时的民族主义已不再以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作为主要内容,它更多表现出民族分离的特征。构成与全球一体化背道而驰的一股强大力量。但这种反向运动主要作用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它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可能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因为与政治、文化等领域相比较,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不受到历史发展规律的更强有力的束缚。而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时间差,导致一种滞后性,这使得民族主义在这些领域里具有更强烈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不能一概呼之曰倒退。在当代,民族国家尚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因而民族主义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别应指出的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维护民族平等与发展权利,是一种正义的斗争。我们要反对和警惕的只是那种危害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

事实上,在尚未形成超国家的权威领导之前,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主要是也只能是以民族国家为工具,以各民族国家的平等合作,共同参与来推进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解决一体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人类最终走向世界大同。

注释:

〔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256、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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