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转型中的思想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中国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思想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对于传统中国可谓一个转型的时代，即从传统的中华帝国转向与全球化密切相关联的现代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而自足的文化体系转向开放的拥抱西方文明的文化范型。从我个人研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领域来考量，以前学界讨论和关注较多的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在这种研究模式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预设：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二分的，前者代表传统的价值系统，而后者代表现代的文化价值，从而一个文化的空间并置的关系被转换成了一种线性的时间叙述。换言之，中国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如何克服古老文化的惰性与弊病，融入世界性的欧美现代文明的浪潮之中。这样一种文化转型的思考当然顺应了历史的趋势，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模式显然是把20世纪中国思想的复杂性大大地简化了。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思路是简化了思想史呢？美国已故著名中国学研究权威史华慈教授在其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认为，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量，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是一个自明的系统。两种文化都有着自身的复杂传统，不能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客体进行处理。因为这两种传统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轴心文明的产物，都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内在冲突的思想脉络。
从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学者，一直到20世纪末的八十年代重新进行启蒙的思想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重新解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过程。他们认为在向现代文明过渡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不仅存在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关系。它们不是泾渭分明、迥然有别的关系。换言之，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地参与到了现代性的理解和建构中，而现代性的思想又往往通过传统方式表达和显现。质言之，中国的现代性只能是被中国思想传统重新理解的中国式的现代性，而不可能是对西方现代性的简单模仿和移植。
如果这样一种假设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就必须换一种视角来考察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过去认为现代性的建立就是从中国的黄色文明转向西方的蓝色文明的线性历史观受到了颠覆和批判，中国只能代表传统，而西方才表征现代的单线历史观和时间观也遭遇到学界的广泛挑战。如果说现代性是多元的的话，那么过去那种简单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理解为单向度发展的时间叙述就是一个必须重新被讨论的假设。五四时期，梁漱溟在《中西文化哲学及其比较》中睿智地指出，中国与西方文明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关系。如果这样一个前提能够得以成立的话，我们在从事思想史研究时就能够突破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分法的窠臼，而从一个更深刻的层面把握其发展线索和脉络，深入到两种文明的内部核心，从它们的相互纠缠和牵扯的关系网络，来考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是如何想像和建构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不同的分化和交叉，从而疏理出近代不同的思想传统与中国内部的文化传统、西方的思想传统有着怎样的脉络关系。对已经告别20世纪、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学界来说，上述问题的研究成了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课题。
五四是中国现代性最重要的一个起源。我通过这些年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发现，过去我们把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过于简化了，甚至把五四时期的启蒙仅仅理解为《新青年》、《新潮》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而把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剔除在外。这是对丰富的启蒙思想的一种误读。如果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欧洲的启蒙思潮，就会发现启蒙思想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单一的思想体系。在近代欧洲的英国，从亚当·斯密到洛克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经验主义传统；在法国情况比较复杂，伏尔泰代表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思想，笛卡尔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卢梭则是一种祟尚自然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我们发现，即使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内部，各种启蒙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和复杂的，甚至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20世纪西方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的各种冲突，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
五四时期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接受是全方位的，而西方启蒙思想又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因此，五四的启蒙思想出现相互歧异和紧张便是相当自然的。这种来自不同源头的思想传统的相互冲突，有的时候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有的时候是表现在不同的思想者身上。这样，20世纪的现代思想史便形成了多元化的启蒙思想。除了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为代表的主流启蒙传统之外，还有两种启蒙传统值得一提。一种是以杜亚泉和他主持的《东方》杂志为代表的科学启蒙和温和变革。过去杜亚泉被认为是反启蒙的，近十年的最新研究表明，他反对的只是激进的启蒙，而主张温和的和调适另一种启蒙传统。第二个启蒙传统是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为代表，以《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学灯副刊为阵地，则是又一种温和的、二元论式的启蒙思想。在五四，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松散的启蒙网络，各家各派对于启蒙的态度都有汪晖所说的“态度的同一性”，即他们都肯定现代价值，试图超越传统的价值。但更多地是表现为对启蒙的不同理解和分歧。五四时期的几个重要的论战，如陈独秀和杜亚泉的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等，都是这些分歧的表现。对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来说，冲突是内在的，而不是启蒙与反启蒙的紧张。
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是如何涂抹着传统的印迹，而传统的价值是如何隐蔽地参与现代性的建构的。所以，近代的启蒙思想的分歧是一场启蒙反对启蒙的现代性的内部的冲突。假设这个前提可以成立的话，现代中国思想史就应该着眼于研究史华慈教授所言的“整体上未解决的现代性之复杂性”，也就是考察20世纪的中国现代性是如何被建构的，基本思想脉络是如何分布和形成、演化的，彼此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相互冲突和渗透的关系格局。这无疑是一件令人神往和富有意义的工作。正是因为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内在冲突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决不可能用一种模式穷尽对它的阐释。例如学界常用的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改良与革命等二元对立的模式等，只能是遮蔽了启蒙思想的丰富性和紧张感。在某种历史目的论的导引下所建立的各种线性的历史观，无法涵盖现代性的复杂性。可以说，对现代性的理解，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在不同的问题意识的牵引下，研究者对启蒙思想的内在脉络的梳理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
下面，我从五种问题意识的背景出发，来看现代中国启蒙思想的不同取向。
首先，从变革模式来看，启蒙思想内部存在转化与调适的冲突。转化与调适这对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墨子刻提出。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存在两条不同的变革线索。主张转化的认为人的理性是万能的，人类根据和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按照被认知到的规律人类就可以重新设计美丽的新世界，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而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近代中国历史上，从谭嗣同到陈独秀再到毛泽东，都是依照这样一个思路在进行社会革命；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调适的变革模式。这种主张者认为，人的理性决不是万能的，人性中都存在张灏先生所谓的幽暗意识，因此，不可能按照所设计的美好蓝图去全方位地进行社会改造，而必须充分重视人类经验中累积的宝贵成分。即使要进行变革，也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接续主义”式（杜亚泉语）的社会改造。这条线索从晚清的梁启超开始延续到五四时期的杜亚泉、张君劢等人。当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完全单纯地按照一种模式在思考社会变革的途径。如胡适就主张在文化变革上应该进行新旧更替的转化，而在政治变革上可以进行推陈出新的调适。而陈独秀则是坚决主张在文化与政治层面都进行彻底的转化。
第二，从世界观来看，存在一元论世界观和二元论世界观的紧张。汪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变迁背后所隐藏的是从传统的天理观向现代的公理观的转变。当然，他并不是简单地把它处理成传统到现代的置换，而是认识到在近代公理观的思想脉络里隐含和渗透着古代天理观的因素。在近代中国，从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理学发展而来的科学自然论的理学一元论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被近代的科学主义和自然发现所论证，相信世界存在一个涵盖自然与社会人生的客观的一元化的因果律。这条科学主义传统可以在严复、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中很清晰地表现出来。与此相对应的是从王阳明心学发展来的科学与道德分离的心学二元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二分的，科学再发达也只能解决自然世界的事情，而无法回应人的道德价值、心灵世界的问题。关涉这种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只能由神学和道德哲学来解决。在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思想和表述中明显存在这样一种心学二元观。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指引下，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有截然不同的差别。胡适因为持一元化的世界观，他认为文化都是普世性的，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问题。而在二元化世界观影响下的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看来，科学与道德、制度与精神是二分的，科学与制度上我们可以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文化精神则必须在民族文化的自身传统中寻找认同。
第三，从政治思想来看，近代中国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民主传统。在西方思想内部，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有不同的思想传统与制度传统，同时为西方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自由主义民主的贡献在于它确立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主张通过宪政等建制化的方式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而共和主义民主则侧重强调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强调主权在民，认为只有在一个具有广泛公意基础和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下，建立的政治制度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从以赛亚·伯林的角度来考察，这两种民主其实就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不同的自由观和政治观。它们是相互影响和依赖的。英国政治思想史家斯金纳在其著作《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就严密地论证了这两种自由传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民主观对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有着不同的影响。从严复、胡适、张君劢一直到台湾的殷海光、张佛泉沿袭和展现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思想，而从张东荪到徐复观则展示了共和主义民主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两种民主观念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传统，并且产生了紧张和冲突。
第四，从文化趋向来看，西方启蒙思潮内部存在着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传统，如我在前面所论述的法国启蒙思想，既有卢梭式的浪漫主义，也有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这两种歧异的思想理论被引入中国与古老的传统结合，使思想状况更加复杂，导致出现了不同的文化趋向。比如，在自由主义内部，从胡适到张佛泉可以被称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采取知识主义的态度，强调理性的认知和改造的力量。而以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则代表了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重视道德力量和实践品格，人格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倾向非常明显。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这两种传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观念的复制品，有其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资源。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延续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问学的传统，而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则更多地继承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强调知行合一的尊德性的传统。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启蒙思潮的内在不同的风格。
最后，从人际意识的角度来看，启蒙思想存在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不同的路向。严格地说来，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既没有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将某个实体看做是至上的集体本位，中国文化是一种强调个体与集体互动、个人与社群和谐的伦理本位式的文化类型。正如史华慈所说，中国文化中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有化约主义，即根深蒂固的本土论传统。中国文化总是将个人与群体放在相互的关系中论述，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有注重个人道德价值的一面，也有重视人伦关系的另一面。这种特殊的人际意识深刻地影响了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但五四以后，由于西方尼采、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的传入，启蒙思想内部发生分化，尽管从总体上说，还是将个人放在群体的价值中论述，比如胡适说“小我”的意义是融化在“大我”中实现的，但可以发现在承认个人与社群互动的前提下，也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比较侧重个人的思想家有胡适、鲁迅和周作人等，他们秉承的是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传统。而比较偏向社群的从晚清的梁启超一直到民国的梁漱溟，更注重“群”的价值。
当然，我采用这种粗线条勾勒的方式仅仅是为了使论证结构清晰，但这决不意味着认同那种纯粹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和思维模式。启蒙思想是充满内在的冲突和紧张性的，同时又存在相互渗透的层面和细部。冲突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有时在同一个思想家内心同时存在着紧张。如梁启超、胡适和鲁迅等人都有这样的情形。20世纪中国思想既秉承了中国自身传统，同时又借鉴了西方思想。而知识分子群体在这样一个思想转型时代，其精神面向异常丰富和复杂，形成了现代思想的丰富性。即使在五四的分化以后，不同的思想脉络还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现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不愿意把复杂的思想简单化，而是希望在接受现代性的基础上超越现代性。20世纪中国思想转型是在一系列内在冲突和相互和谐的悖论中进行的，他们试图通过反思现代性的方式建构中国式的现代性。虽然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平台。我们只能在继承20世纪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开辟新世纪的思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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