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中共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 是战后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于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既创造了有利条件， 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引发了不利因素，带来了消极影响。本文拟就此作一初略探讨。
一
苏共二十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为中共八大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1 〕周恩来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2〕。可见，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充分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对于促进各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具体说来，苏共二十大促进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这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运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之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成了绝对的权威，也很少有人对他的特殊地位发出疑问和挑战。即使南斯拉夫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之后，铁托和南斯拉夫人仍相信斯大林是不会犯错误的，是无辜的，整个阴谋是由贝利亚集团造成的。毛泽东和中共尽管对斯大林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斯大林在世时，也不得不考虑他的权威和影响，担心被认为“第二个铁托”或“半个铁托”，因而顾虑较多。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大量材料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公开批判了斯大林。自此以后，世界各国共产党才被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共也才开始分析、思考和批判过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辩的许多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从而启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二）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弊端，这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模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各社会主义国家只许照搬，不能突破，否则，将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斯大林还声言，对苏联经验的任何轻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把苏联模式的选择用宪法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刘少奇在一届人大所作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便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道路不走，是不可能的。”〔3〕因此， 苏联模式很长一段时间禁锢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苏共二十大在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许多弊端。经过实践的观察和认真的反思，中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病，从而决心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强调：对于苏联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4〕可见， 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为中共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三）苏共二十大结束了国际共运“一个领导”、“一个中心”的局面，这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长期以来，国际共运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形成了一种以苏共为领导、为中心的状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苏共实际上已成为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核心，斯大林甚至提出：“无条件捍卫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绝对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时代条件有了新的变化，但苏联仍推行一个领导、一个中心的政策，要求以苏联的利益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活动以及外交上要协调和服从于苏联的世界战略、策略，甚至某一个具体政策。就对华关系而言，苏联也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往往以“老子党”自居，而视中共为“儿子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和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实际上宣告了国际共运一个领导、一个中心时代的结束，苏联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异乎去掉了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少了一份外在压力，从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地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四）苏共二十大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批判，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也具有重要意义。苏共二十大在公开批判斯大林的同时，也展开了反对和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来看待理论，“革命的理论不是僵硬的教条和公式的大杂烩，而是改造世界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实际活动的战斗性的指南”，因而“必须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革命理论”〔5〕。 苏共二十大不仅公开批判了教条主义，而且为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苏共二十大后，整个国际共运出现了批判教条主义的潮流，中共自然也不例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而这“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6〕。随后，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7〕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进一步破除了对斯大林、苏联模式和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从而更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
总之，苏共二十大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也就没有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曾说过：赫鲁晓夫“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8〕因此，苏共二十大为中共八大的召开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思想条件， 为中共八大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
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观点、制定的总方针及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共八大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共总的反映是“喜”大于“忧”。对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观点和制定的总方针，中共一开始就表示赞同和支持，并对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1956年2月19日， 《人民日报》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为题发表的社论指出：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给予各国兄弟党以深刻的启示”，苏共二十大“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指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稳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的方向”。社论还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干部，仔细学习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也指出：“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9〕在八大开幕词中， 毛泽东又讲到：苏共在不久前召开的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10〕。刘少奇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对苏共二十大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仅“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的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1〕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二十大的这种评价、这种认识，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而是当时的真实感受和深切体会，而这就为中共八大借鉴苏共二十大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舆论准备。
同时，中共八大召开之际，正是中苏关系最为友善的时期。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 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纠正了斯大林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苏联党和政府不仅在外交斗争中全力支持中国，而且还从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苏中双边关系，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动性态度和平等友好气氛。为适应和回报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国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对苏联政策上也表现出充分信任和精诚合作的态度，不仅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与苏联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而且对苏联的建设经验高度重视，虚心向苏联请教。这些因素，直截促成了中苏关系的日趋密切和友善，使中苏关系进入了最佳状态〔12〕。可以说，中共八大召开之时，正是中苏关系的鼎盛时期。这种友好的中苏关系，就为中共八大借鉴苏共二十大提供了外交基础和外交上的便利。
再者，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并没有否定“以苏为鉴”的方针。相反，由于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我党更加强调整了实行这一方针的重要性。周恩来在1956提5 月的一次报告中就指出：“苏联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首先要向苏联学习。这一点是肯定的，不容许动摇的。我们并不因为这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就说苏联也有错误，就不学了，那是不对的”〔13〕。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又重申：“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14〕。这表明，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经验不足，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仍十分强调要学习、借鉴苏联。可以说，中共八大借鉴苏共二十大既与党当时的指导方针一致，也是当时客观环境的要求。
具体说来，中共八大对苏共二十大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有关国际局势发展新观点的借鉴。苏共二十大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些新观点，为中共八大分析和判断国际局势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比如，关于两个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列宁提出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和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而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是依靠其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来实现的，而决不会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实行武装干涉来实现〔15〕。对于上述观点，中共表示赞赏和支持，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以现实生活本身的逻辑，论证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16〕。应当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中共已初步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苏共二十大之后，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就更为清晰和明确了。周恩来于1956年5月便直截了当地说：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 “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17〕。八大也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执行着坚定的和平政策，主张一切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18〕因此，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中共八大受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又如，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的观点。苏共二十大一方面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引起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反动势力仍然会进行军事冒险和侵略，并且仍有可能企图发动战争。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最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又指出：阶级力量即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对战争能够起决定作用，由于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一大批其他国家的人民反对战争的力量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力量，“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这一结论，中共是赞同和推崇的。尽管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此，《人民日报》1956年2月19 日的社论指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坚定的信念，将鼓舞千千万万的和平保卫者为争取国际局势的普遍缓和而进行坚持不渝的斗争”，高度评价了这一观点。在八大文件中，这一观点也有体现和反映。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就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19〕。这里实际上已指明战争可以避免。与此同时，八大又指出：“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进行侵略，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以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决不可以放松警惕。”〔20〕可见，中共八大一方面承认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又指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这与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基本相同的。
应当说，在国际局势发展的分析、判断上，尽管中共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观点有所保留，但八大仍借鉴和吸收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受到了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和影响。
（二）对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有关国内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借鉴。苏共二十大在总结国内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也为中共八大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例如，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斯大林曾错误地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残酷，结果在肃反中严重混乱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定了大量冤假错案。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具体说明了有关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在吸取这一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苏联阶级斗争的矛头主要转向了国际舞台，国内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鉴于斯大林的教训及苏共二十大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认识，中共八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尚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的情况下，作出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结论。八大期间，毛泽东多次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谈了他对斯大林犯错误原因的看法。如他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便说：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一点，还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犯错误的根源〔21〕。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一分析是中肯的，由此也可见中共和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对苏联经验的重视和借鉴。
又如，在法制建设问题上，鉴于斯大林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苏共二十大特别强调“注意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并号召苏联党的、国家的和工会的组织“保持警惕，捍卫苏维埃法律”，“坚决和严厉地制止一切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22〕。苏共二十大对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对中共八大也具有启发意义。八大指出：由于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董必武还就此作了大会发言，特别强调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可以说，八大对法制建设的重视，是与对苏共二十大借鉴分不开的。
再如，在民族政策问题上，苏共二十大鉴于斯大林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的粗暴行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因而重新强调：“社会主义不仅不取消民族的差别和特点，相反地，要保证各民族和各部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23〕。中共八大有鉴于此，对民族问题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八大指出：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的任务。必须充分保障民族平等的权利和聚居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权利，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必须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工作，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发展工业。中共八大对少数民族问题如此重视，把它看作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任务，应当说，与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和影响有关。
此外，对于苏共二十大所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大力发展农业、加强技术改造、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经济发展方针及其他政治建设方针，中共八大也有所借鉴和吸收。
（三）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个人的崇拜问题的借鉴。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是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内容。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就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并说明了个人崇拜的危害。他在“秘密报告”中，更加集中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就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滋长、严重后果及产生根源，披露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在此基础上，赫鲁晓夫强调要“恢复”和“尽力加强”集体领导原则。本来，中共对个人崇拜是时加防范并坚决反对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又明确表示“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并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24〕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报告又指出：“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还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25〕正因为如此，中共八大进一步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和加强集体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要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防止个人崇拜的一系列规定。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26〕应该说，中共八大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和加强集体领导是与对苏共二十大的借鉴密切相关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共八大真正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的思想，借鉴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观点主张、制定的方针政策及总结的经验教训中带有普遍性、共同性或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益成分。当然，中共八大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及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情况和经验而独立探索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以借鉴来取代自己的思考和创造，借鉴之后，更有发展和创新。因此，中共八大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又与苏共二十大有很大的不同。
三
苏共二十大存在的一些历史局限，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八大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急躁冒进问题。长期以来，苏联热衷于高指标、高速度。苏共二十大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上，也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如苏共二十大通过的关于六五计划的指示中规定，1960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应为：生铁，5 300万吨；钢，6 830万吨；煤，59 300万吨；电力，3 200亿千瓦时；汽车，65万辆；拖拉机，32万辆；水泥，5 500万吨。而1960年实际完成的情况为：生铁，4 680万吨；钢，6 530万吨；煤，51 000万吨；电力，2 920亿千瓦时；汽车，52.4万辆；拖拉机， 23.9万辆；水泥，4 550万吨〔27〕。因此， 这些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的指标均未完成。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按规定，1960年谷物总收获量必须达到18 000万吨，实际上只收获12 550万吨，为原计划的70%。很显然，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指标要求过高、过快。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还提出：“现在苏联有一切必要的条件可以在和平的经济竞赛中，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8〕而事实上，即使到80年代中期，苏联的电力、商品煤、粮食等产品按人口计算的产量还低于美国。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赶超”目标带有冒进倾向。
苏共二十大的急躁冒进倾向，直接影响到中共八大。对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共特别注意，并在1956年2月28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作了详细陈列。而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赶超”目标，中共格外关切，在2月19日、28 日《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如《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指出：“苏联人民现在已经面临这样的任务：要在历史上最短的时期内，在按照人口计算的产品生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9〕这一目标的提出，无疑加重了中共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共急躁冒进情绪的产生。其影响反映在八大，就是未能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冒进倾向。八大虽然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八大只是原则上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把二者并列起来，还把反保守放在首位。事实上，冒进是当时的主要倾向，八大却没有强调要以反冒进为主。特别是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各方面的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30〕因此，八大未能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急躁冒进倾向，而这又与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有关。
（二）阶级斗争问题。苏共二十大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但由此却走向了另一极端，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认识。苏共当时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苏联形成了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的理论，反映了苏联的实际情况。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已主要转向了国际舞台。因此，苏共二十大尽管提到我们不可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但没有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式、特点作出细致的分析。这一缺陷也影响到中共八大。八大虽然也讲到阶级矛盾没有完全解决，阶级斗争没有完全结束，但对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的可能性没有作出足够的估计和清醒的预测，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的特点、规模、表现形式和处理方法等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说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过于简单化、理想化。中共八大的这一不足，也很难说与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无关。
（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力度问题。苏共二十大尽管第一次暴露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还没有来得及就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系统的方案和措施。因此，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模式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同时，苏共二十大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巩固和兄弟关系，认为社会主义体系“没有危机，也没有震荡”，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束缚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中共八大由于仍然强调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同时也出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团结这一大局，因而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对斯大林模式突破的力度、广度不够，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是保留下来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原则和苏联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可以说，苏共二十大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概而言之，苏共二十大既为中共八大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有益的借鉴，也为中共八大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历史局限。
注释：
〔1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2〕《党的文献》1991年第4期，第12页。
〔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7、129页。
〔6〕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7〕《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7页。
〔8〕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9〕吴冷西：《忆毛主席》，第4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59—60页。
〔12〕李丹慧：《五十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演变》，《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
〔13〕《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 页。
〔1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5页。
〔1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5—36页。
〔16〕1956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17〕《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5—256页。
〔18〕《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第59页。
〔19〕《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58—59页。
〔2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89页。
〔21〕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2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4—105、1173页。
〔2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73页。
〔24〕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2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35、140页。
〔2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98—99页。
〔27〕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2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84—1185页。
〔29〕1956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3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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