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进入退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0)10-0075-10
一、引言
产业的进入退出是影响产业组织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对产业进入退出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外关于产业进入退出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以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于服务业进入退出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在发达国家，KristinaNystr
m(2007)对1997-2001年间瑞典五位数750个产业的进入和退出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服务业的进入和退出率比制造业要高，且进入和退出率相关性也较高的结论。Massimo and Paola(1998)利用1990-1995年间的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有关电信行业的新闻研究了电信公共服务运营商对多媒体业务市场的进入决策；Gary et al.(2000)考察了行政性进入壁垒对美国医疗服务业市场绩效的影响；Abe(2007)则实证检验了美国航空服务业各细分市场进入率和退出率的影响因素。在国内，关于服务业进入退出的理论分析已经很多，而对于服务业进入退出的实证研究还较少。陈艳莹等(2008)结合转轨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环境的特殊性，从盈利可能性、进入壁垒和政府控制力三个方面，利用2004-2006年服务业数据，分地区和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
大力发展服务业是“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调整优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行业的进入退出及体制机制已成为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Orr(1974)的进入退出影响因素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分析模型，使用中国2004年73个三位数服务业的数据，对我国服务业进入退出的影响因素进行较系统的实证分析。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描述
1.模型设定
Orr(1974)首先构造了制造业进入理论的模型，他将加拿大制造业中71个三位数产业的企业净进入的对数形式作为因变量，把进入壁垒、获利机会和结构要素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了资本需求、广告密度和高集中度、研发密度和市场风险等因素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本文对服务业企业进入退出影响因素的分析也以Orr的模型为基础。该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假定影响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因素主要有三个：①预期利润率与限制性利润率的差异。前者代表进入的激励，后者是指阻止企业进入而可获得的利润率水平，代表进入的成本。进入成本假设是由各种不同类别的进入壁垒所决定，通过对各种进入壁垒因素的线性函数来估算各种相关壁垒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由于限制性利润率无法直接观察，一般假设由各种不同的壁垒因素来决定。若预期利润率超过了限制性利润率，则意味着会发生企业的进入。②转轨经济中的体制性、政策性壁垒。在转轨经济中，普遍存在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并存的局面。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虽有所减弱，但仍未得到根本克服。这种体制性壁垒再加上政府的某些管制性政策，将影响服务业企业的进入与退出。③外资企业的进入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进入与退出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进入通过与本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协作，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内服务业企业的进入与退出行为。
基于以上假定设定如下模型：
通过把以上因素线性叠加，可得到影响企业进入与退出行为的基本模型：
盈利是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产业内利润率越高，对于潜在进入企业吸引能力越强。新企业不断进入使产业利润率逐渐降低到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一旦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一些在位企业即会退出，进入到其他高利润率的产业。产业增长率是产业快速发展的标识，产业增长率越高，表明该产业发展前景越好，潜在企业就会进入以分享产业快速发展的收益。当产业发展趋于成熟，产业扩张速度放慢，市场趋于饱和，在位的一些企业就会逐渐退出。资本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要素，一个产业的资本密度越高，企业进入该产业的必要资本量就越大，进入该产业就越困难，尤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有限，企业进入高资本密度产业的门槛更高。高资本密度的产业，企业市场风险可能更高，在位企业退出市场的机率更大。一个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越明显，对潜在进入企业来说，其进入的难度越大，而对于已经实现规模经济的在位企业来说，规模经济越大，市场越趋于垄断，市场势力越明显，由此降低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人力资本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内人力资本越丰富，潜在进入企业获得所需人才的成本就越低，企业越易进入，同时产业内人力资本越丰富，越能推动企业快速成长。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国有经济已经通过体制性因素形成了一定垄断势力，可能威胁到潜在企业的进入，同时由于国有企业仍存在一定的软预算约束，即便持续亏损，也可能不会退出。在开放条件下，外资由于其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其进入可能对国内企业进入产生一定威胁，同时通过竞争迫使在位的国内企业退出市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相关假设。
模型1的基本假设：
2.数据来源与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本文主要考察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产业，选用73个三位数服务业的数据作为计量分析的样本。从标准的产业分类来看，按照两位数产业分类，其中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的文化艺术业主要提供公共物品，其经济行为受市场影响较小，尤其在市场进入与退出方面主要由政府主导，因此未包括到本文所分析的样本中来。其余10个产业中，金融业、房地产业中的物业管理及其他房地产活动，由于统计数据缺失，也未被包括进来。另外，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农产品批发、旅游饭店、一般旅馆、其他住宿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体育组织、体育场馆、室内娱乐活动、休闲健身娱乐活动、其他娱乐活动等，其利润为负；其他城市交通工具、国家邮政业的企业进入数为零；轨道交通、城市轮渡、通用航空服务、管道运输业的企业退出数为零。这些都与模型假设不相符合，因而也未被包括在样本中。
3.变量定义及描述
(1)企业的进入和退出。由于所选数据的局限性，使得很多学者一般用计算净进入的方式来替代进入与退出，但净进入的衡量方式有时难以区分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对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衡量，用净进入表示企业的进入，或用当年企业的数目表示企业的进入，选择此类衡量方式主要是受统计资料的制约，因为国内的统计资料一般仅公布规模以上企业单位的数目，无法区分进入企业的总数目和退出企业的总数目。根据刘国鹏(2008)的做法①，本文使用“筹建”和“当年关闭”的数据分别来衡量企业的进入数和退出数，而用进入率、退出率分别来衡量企业的进入程度和退出程度。
(2)利润率。可用资产利润率，即利润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来表示，也可用销售利润率，即利润总额占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来表示。本文采用后者。利润率无疑会对潜在进入者是一种吸引。大多数研究则认为，正的利润率能增加进入，尽管在个别产业存在例外。多数研究还发现，滞后的利润对于随后的进入有积极的影响。Hamilton(2000)、Scott Morton and Podolny(2002)研究得出，如果一个人经营商业有其他目标而不是纯粹的利润最大化，尽管他们比在被雇佣的情况下挣得少，但仍可能呆在这个行业中。Highfield and Smiley(1987)研究证实，当进入壁垒较高时，高利润可能并不能吸引任何企业进入。杨蕙馨(2004)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利润率(盈利状况)不是激励厂商进入的主要动机，负利润(亏损)也并不能导致厂商退出。在中国，主要是制度因素吸引厂商进入和阻止厂商的退出，相比之下，市场因素的影响尚不太显著。
(3)产业增长率。它反映市场对该产业的需求程度，一般用产业的总产值、销售额或者是产业总产值的增长率或产业销售额的增长率来表示。由于服务业统计中没有产业总产值指标，所以使用主营业务收入来衡量产业增长率。产业增长率直接影响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利润率。需求的增长对于进入率的提高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往往与市场条件有关。过去的产业销售额增长率通常被作为产业增长率使用，Siegfried and Evans(1994)的实证研究有力支持了市场需求增长将增加行业进入的假设。大多数实证研究的证据则表明，在增长缓慢和衰退的行业，市场退出率是较高的(Siegfried and Evans，1994)。
(4)资本密度。它用来反映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Acs & Audretsch(1989)将资本密度定义为“资产总额/就业人数”。一般而言，行业资本密度越高、平均资产规模越大，它对进入者的阻碍就越大。Bain(1956)认为，资本密集的结构性壁垒阻碍了企业进入。Duetsch(1984)，Khemani and Shapiro(1986)发现，资本密度对于所有规模企业的进入有一个负面的影响，而Highfield and Smiley(1987)没有发现这种关系。Dunne and Roberts(1991)，Mayer and Chappell(1992)的研究表明，资本密集产业有更低的退出率。另一方面，Audretsch(1995)、Audretsch and Mahmood(1995)实证研究认为，如果产业的资本密度是高的，进入企业的风险机率将会增加，这也就暗含着资本密集的产业将有更高的退出率。
(5)企业平均规模。根据Kessides(1986)的研究，用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来衡量规模经济效应，可用行业“年末资产总额/企业单位数”得到，它是对产业规模经济的一种替代。规模经济的存在通常表明，在企业进入时通常使用大规模的投资。这些投资中一些可能会变为沉没成本。关于规模经济对进入的影响，有关研究结果并不一致。Dunne and Roberts(1991)实证研究表明，有更大企业规模的产业却有更低的退出率。Kristina Nystrm(2007)通过使用最小二乘法证实，规模经济对企业进入是负相关的，对企业的退出是负相关的。研究结论的不同可能源自于所选产业的特征差异。
(6)国有经济比重。Roberts and Steve(2003)用国有企业在产业中的比例来表示国有经济比重。本文用产业中国有企业资产占产业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国有经济比重。Roberts and Steve(2003)发现，在波兰，国有经济比重对进入与退出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效应与在一些部门国有企业处于优势位置有关系。波兰和中国都属于转轨国家，国有经济比重对产业(制造业或服务业)的进入退出影响应该是相似的。李德志等(2004)、吴三忙(2009)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仍然是目前阻碍我国企业由市场导向进入与退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导致社会资源被占用，从而阻碍了新企业的进入和国有企业的退出。刘国鹏(2008)的研究表明，企业进入与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国有经济比重不高的行业，国有经济反而显示出显著的壁垒特征；而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行业，国有经济本身可能并不是新企业进入的政策性壁垒，进入壁垒更可能来源于行业本身所特有的结构性壁垒。多数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对企业的退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7)外资经济比重。Roberts and Steve(2003)用外资企业在产业中的比例来表示外资经济比重。他们通过研究波兰经济转轨时期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影响因素，证实外资比重对国内企业进入没有显著性影响。本文用外国企业资产占产业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外资经济比重。
(8)人力资本。服务业一般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进入退出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这里用高级技术人员占就业人数比重表示服务业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
关于变量的符号及定义见表1。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其解释
1.实证分析的基本结果及其解释
为保持变量的一致性，这里首先对各变量取对数，去掉变量的量纲。然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GLS)对服务业进入与退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估计，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剔除对进入与退出影响不显著的因素，由此得到以下计量分析的结果(见表2)。
通过表2，可得出以下结论：
(1)利润率、产业增长率对企业进入与退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利润率和产业增长率是一个产业快速发展的指示器，产业的高速扩张和高额利润率会吸引企业迅速进入该产业。产业增长率和利润率对企业进入与退出行为影响不明显表明:一方面，目前中国服务业进入退出行为还比较盲目，许多在位企业为先期占领市场，一般并不考虑产业的利润率、投资回报率和市场的需求增长状况，而只是进行盲目的投资扩张；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虽然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在逐年下降，但在很多行业中仍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该目标往往受到政府其他社会目标(如就业等)的影响，这就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往往并不是以企业利润率和产业增长率为主要追求目标。另外，由于近年来一些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销售收入的增加，主要是通过在位企业规模扩大实现的，新企业的进入数比较少，由此也导致了产业的净进入率较低。
(2)资本密度对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与模型1的基本假设相反，模型2中的基本假设被证实。在一般情况下，服务业中资本密度高的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与交通运输业等，这些高资本密度的产业的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因而大量企业会进入这些产业。同时企业进入这些产业后，面临的投资风险也相应增大，从而增加了企业退出的机率，由此导致这些资本密集产业具有较高的退出率。
(3)企业平均规模对企业进入与退出行为的影响都是负向的，模型1与模型2中的基本假设均被证实。一方面，企业规模较大能容纳较细的分工，因而能有较高的效率水平，能利用生产与销售上的规模经济，并积累可持续发展的组织能力和专业化人力资本，有效降低了企业退出机率。另一方面，产业内企业平均规模越大，其市场结构越趋于垄断，从而形成垄断性进入壁垒，阻止了一部分企业进入。同时，在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下，在位企业往往通过运用市场势力获得较高的利润，从而实现长期持续经营，并降低了在位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
(4)人力资本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较显著，模型2中的相关基本假设被证实。在服务业企业进入退出行为中，人力资本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与工业企业的进入退出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和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紧密相关。现代服务业一般是信息、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拥有专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是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专用性人力资本依赖于所在企业的产品特性、市场状况、工艺流程以及企业文化等。高人力资本含量的投入，是提高现代服务业生产率水平的基本途径。一个产业的高级人力资本所占比重越高，表明人力资本投入越大，其技术创新速度越快，获得的超额利润也就越多，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退出市场的几率。
(5)国有经济比重对企业进入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企业退出行为有正向影响，模型2中的相关基本假设被证实。我国多数服务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本身的结构性壁垒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有经济这一制度性壁垒对企业进入的阻碍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国有企业在某些服务行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势力，因而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
(6)外资经济比重对企业进入有正向影响，与模型1中的相关基本假设相反，而对企业退出影响不显著。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企业进入退出问题时，分析外资经济比重对企业进入退出行为影响的尚不多见。现阶段，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造成银行的体制性障碍严重，加之民营金融机构缺乏、证券直接融资存在困难和障碍等，使得民营企业在直接和间接融资方面都存在较多困难。这就使得外资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形式大量进入服务业。虽然外资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服务业市场，但尚未形成一定的市场势力，因而对企业退出影响并不显著。
2.按国有经济比重分类的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鉴于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政策因素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因而这里有必要对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对服务业进入退出行为的影响作进一步分析，以揭示我国服务业进入退出行为中的体制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特征。在本文所选取的73个产业中，国有经济比重小于15％的产业有35个，占产业总数的47.9％；国有经济比重大于20％的产业有26个，占产业总数的35.6％。按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分类的计量结果见表3。
通过表3可看出，国有经济比重对服务业进入退出行为的影响与这一比重的大小存在一定的关系。在国有经济比重大于20％的产业，企业进入行为受到人力资本和国有经济比重两个因素较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国有经济比重降低了企业的进入率。这是因为在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产业，国有经济凭借行政权力，人为设置企业进入的体制性壁垒，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市场势力，阻碍了潜在企业的进入，抑制了市场正常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和产业增长率等激励企业进入的经济因素，对企业进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也表明，在这类行业，国有企业由于承担了维持就业、缴纳税收等目标，而不能完全根据市场竞争确定发展目标，从而使利润率和产业增长率等因素对企业的进入退出影响不显著。在国有经济比重小于15％的产业，国有经济比重对服务业退出行为不存在影响。这是因为，在国有经济比重比较低的产业，市场竞争较为充分，企业进入与退出行为受产业本身特征和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利润率、产业增长率等市场因素成为影响企业进入退出的主要因素，而基本不受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在这一产业，企业的平均规模和人力资本对企业的退出存在负向影响，这是因为产业内企业平均规模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大企业越倾向于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获得市场垄断势力，从而降低了企业的退出。产业内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产业发展景气越好，企业的退出率也就越低。
3.按外资经济比重分类的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在本文所选取的73个产业中，外资经济比重大于15％的产业有21个，占产业总数的28.7％。通过表4可以看出，在外资经济比重大于15％的产业，企业进入退出行为受国有经济比重、外资经济比重等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在这些行业，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低，国有企业对行业的市场竞争影响较小，企业进入退出市场的体制性障碍不大，而市场竞争较充分，再加上目前我国服务业外资企业的总体规模较小，尚未形成一定的市场势力，因此，使国有经济比重、外资经济比重等对企业的进入退出影响不显著。在外资经济比重大于15％的产业，人力资本对企业进入与退出行为的影响十分显著。这表明，在服务业，外资所占比重越高，人力资本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越大。这是因为，外资企业更注重人力资本这一软要素，人力资本成为这类服务业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说明，在外资经济占比重较高的服务业，是人力资本而不是体制性因素对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影响也与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特点有关。人力资本与一般技术、工艺有着本质的差异，技术与工艺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模仿性，而人力资本却是长期积累、培养的结果，由此决定了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产业内人力资本越丰富，潜在进入者获得所需人力资本的成本和代价就越低，由此降低了企业的进入壁垒。
四、主要结论及展望
1.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引进民营资本，促进服务业市场竞争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体制性因素对服务业进入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应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服务业退出，进一步打破政府对某些服务业的经营垄断，逐渐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保护和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减少对竞争性产业中国有企业的财政援助。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民营性服务业。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业中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资本平等的市场经营权，积极吸引民营企业投资服务业，实现服务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加快交通、电信、金融等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改革步伐，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推进服务业的资源配置由政府为主向市场为主转变，通过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促进服务业市场竞争和发展。
2.加大服务业引进外资力度，带动和推进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
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外资经济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具有明显影响，它有利于促进行业竞争，打破行业垄断，有利于带动国内服务业企业素质提升，促进行业升级。随着我国服务业改革开放和准入门槛的逐渐降低，将有大量外资及相应生产要素进入我国服务业领域，从而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随着国外服务企业进入国内服务市场，国内服务业将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挑战。为此，政府应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条件下，进一步放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市场的外资准入标准及条件，特别要积极引导外资投向软件、研发服务、移动增值服务、工业设计、咨询服务、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重点引进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营销中心和软件开发中心等高端服务机构。要加强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知名服务公司的合作，国内服务企业要积极利用跨国公司的经营渠道和市场网络，输出服务产品，参与全球竞争。中小服务企业要灵活采用品牌特许经营、品牌租借、贴牌与创牌等方式扩大自身规模和实力。另外，要顺应国际服务业投资的新趋势，积极探索跨国并购、基金投资、证券投资、风险投资、财团投资等利用外资的新途径，通过股权转让、资产重组等方式吸引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合作。
3.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服务业退出的重要因素。新兴服务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大力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服务人员，满足服务企业对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已成为推动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总体上看，我国现行教育体系还远不能满足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大量懂技术、会经营、善操作的服务业经营人才仅靠现有办学模式是难以满足需求的。政府应当整合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和社会各方力量，针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特点和对人才的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尤其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建立新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和办学模式。如建立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实行根据企事业用人“订单”进行教育与培训的新模式，而不能简单地由学校“闭门造车”。通过创新服务业人才培养体制、模式，努力造就一大批高层次、高技能、通晓国际规则、熟悉现代经营和管理的服务业专门人才。
4.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服务业市场准入制度，促进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
尽管市场准入制度及政策难以量化，没有在本文模型中加以体现，但现实中它是影响服务业企业进入退出的重要因素，从而对产业竞争态势和运行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是政府规制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服务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通过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及政策对保持服务业的合理进入退出，促进服务业有序竞争，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准入制度过松，进入门槛过低，会导致服务业过度竞争，无序经营；而准入制度过严，准入门槛过高，又会导致行业垄断经营，产业运营效率低下。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征及发展要求，制定差别化市场准入制度和相应门槛，保持企业的合理进入与退出。具体说，在目前，对于律师、会计、咨询等小规模、高要求经营的行业，应进一步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抑制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而对于邮电、运输等垄断行业，则要降低准入门槛，进一步引进民间资本，促进市场竞争。需要指出的是，降低门槛不是放宽服务质量，而是对不同所有者资本一视同仁，均可进入服务业市场。此外，针对目前工商登记审批制度手续繁杂，周期漫长，但对审批后的企业监管不力的现象，应进一步简化工商登记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同时对于注册成立的服务企业，要严格按照市场准入标准和行业经营标准加强监管，规范企业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5.合理控制服务业企业规模，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
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平均规模对企业进入与退出存在较为复杂的影响，它与具体服务业的特征直接相关。在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服务业，企业规模对产业的进入退出影响更为显著。实际上，在这种行业，企业规模作为一种壁垒因素并不能单独起作用，而是与体制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这些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分解垄断大企业或引入新的竞争企业，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而对我国目前一般竞争性服务业，主要还是要提高行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水平，克服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促进行业集中和规模化发展的主要手段是鼓励规模大、信誉高、服务质量好的服务企业，以商标、品牌和专利等作为纽带，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促进服务业的集中化和规模化发展，在规模和实力提升的基础上，着力打造我国服务业知名品牌。同时，在促进服务业集中和规模化发展的同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大企业的垄断，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
注释：
①刘国鹏(2008)按照《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将“企业法人单位数”按照企业的经营状态分为“营业”、“停业”、“筹建”、“当年关闭”、“当年破产”和“其他”六种，其中将“筹建”看做是下期企业的纯进入数目，“当年关闭”视为当期企业的纯退出数目，纯进入和纯退出是衡量企业进入和退出比较理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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