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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2月，胡适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能吏”之家，为安徽绩溪上川（今绩溪上庄）“明经胡氏”第42代孙。胡适祖上世代经商，到祖父一代，已在江苏川沙和上海分别开有“万和”、“茂春”号两爿小店，胡适的父亲胡传因少小聪慧，被父执辈视为读书种子，选择了科举致仕之路，这也是徽商重商亦重学的传统。胡适出生时，胡传正在上海淞沪厘卡总巡任上。以后，胡适随母移寓父亲做官的台东、台南，直到1895年3月，胡适母子回到绩溪老家。此年年中，胡传死于台湾任上。胡适承继父亲的遗教，努力读书上进。经过了九年的家乡教育，后来去上海求新学，又越洋留美7年，终于以鼓吹白话文，倡导新文学，“暴得大名”。胡适前前后后在绩溪生活不过10年时光，但终生对家乡倾注了无限的感情，直到晚年回忆一生走过的道路时，还说：“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
1910年8月，胡适乘船赴美留学，这是他独立地闯荡世界的开始，在上海求新知的六年，虽然在学业上稍有收获，但随着家道衰微，胡适穷年所得“既不能努力学问，又不能顾赡身家”，可谓“肚皮跌筋斗，两头皆落空”。恰逢清华学校第二期庚款留美学生考试的机会，胡适认为“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一举两得。在旅沪绩溪亲朋胡节甫、许怡荪、程乐亭等帮助下，胡适终于如愿以偿。
初到美国的胡适，虽然对异国秀丽的山水称赞不绝，但望他乡之山水，生故乡之情思。“途中山皆秀丽无比，有清溪浅水，似吾国乡间，对之有故乡思焉。”胡适所在的康乃尔大学地处一山城，每到春天，百卉盛开，伫足眺望，格外怡悦心神。但胡面对异国佳景，“益念吾故乡不已。古人云‘虽信美而非吾土兮’，真得吾心云。”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留美学习期间，不自觉地被英美思想家安吉尔和杜威彻底地“洗脑了”。他的政治信仰由上海时期感情层面的国家主义，进而为世界主义，一战爆发后，又渐进为和平主义以及“新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安吉尔的《大幻觉》、杜威的《力量、暴力与法律》、《力量与强迫》等著述，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影响”。因此，当1915年日本要挟袁世凯政府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时，绝大多数中国留美学生奔走呼吁“对日本立刻开战，”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也不愿屈侮于日本。胡适却向留学界发出公开信，认为这些同学“简直是发了‘爱国癫’”，而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安守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胡适主张：“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渡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胡适的这封信一登出来，便遭到众多留美学生的反对，《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笔邝煦堃指责他“木石心肠，不爱国”。更有谌湛溪同学致信与他，痛斥并讥讽胡适：“盘马弯弓故不发，将军之巧，不过中日合并耳。足下果敢倡此论乎？东亚大帝国之封侯可羡，目前爱国者之暴行又可畏，作个半推半就，毕竟也无甚不妥。”其实，胡适所据立场并非不爱国，在其同时期给母亲的家书中就有一段心曲吐露：
中日交涉消息颇恶。儿前此颇持乐观主义，以为犬隈伯非糊涂人，岂不明中日唇齿之关系。不图日人贪得之念，遂深入膏肓如此。今日吾国必不能战，无拳无勇，安可言战？今之高谈战战战者，皆妄人也。美人爱人道主义，惟彼决不至为他国兴仗义之师耳。
儿远去祖国，坐对此风云，爱莫能助，只得以镇静处之。间作一二篇文字，以笔舌报国于万一耳。
由此可见，胡适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新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并非排斥爱国主义。换言之，胡适的故乡情怀首先是建立在爱国基础上的。1915年，当胡母为其手订的“名分”之婚姻焦虑，去信询问胡适何时回国与江冬秀完婚时，胡适回信道：“儿决不为儿女婚姻之细，而误我学问之大，亦不为此邦友朋之乐，起居之适，而忘祖国与故乡。”1917年7月，胡适由美返国，回到阔别10年的故乡省亲。9月北上北大任教，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共办《新青年》，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实践其不忘“祖国与乡里”的诺言。
对故乡社会变革的贡献
与胡适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徽州味”极浓的人。苏雪林首次上门拜访胡适时，他正在用早餐，所食即徽州传统食品“徽州饼”。第一次见面，他即不厌其烦地向苏详细介绍此种徽州“国宝”与徽商事业成功的关系。胡适亦喜欢攀援徽州老乡，经常对人夸口说胡、汪、程、吴、叶等姓，大都源出于徽州。逢到与徽州有些关系的熟人，他就一定要把徽州扯上。例如，在一次宴席上，他向一位徽州客人介绍梁实秋时，就说梁是“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原因在于梁的妻子程季淑是绩溪人。胡适甚至向汪精卫、叶恭绰稽考姓源，津津乐道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在徽州”。所以罗隆基就笑侃胡适再查考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源于徽州了”。
胡适重乡情，热心乡梓的公益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乃父的遗风。旅京绩溪会馆，是绩溪旅京同乡自治组织，历史悠久，为安徽各县旅京会馆设立最早之一馆，上推之于明，为同乡入京或举子入京参加科举考试时常寓之处，亦为同乡叙亲之处。晚清旅京绩溪会馆重建时，胡适的父亲即为捐款人之一。胡适初到北大的几年，尽管撰文或社会活动频繁，绩溪会馆却是他常去的地方。胡适在家乡与江冬秀结婚，回京后还在会馆中摆了两桌酒席，出席者都是同乡。后来胡适任绩溪会馆董事，实际即馆长，掌管馆中往来帐目。抗战爆发，北平被日寇占领前夕，胡适让夫人把会馆帐目契纸及公印文书等，同先人的遗稿一起携出。先带到天津，后带到上海，最后由胡适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以保绝对安全。可见胡适对会馆事务认真负责的态度。
如果说胡传因壮年早逝，使得徽商世家在外艰苦创业，然后回报故里的愿望中途落空的话，那么，胡适成名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对父辈的遗愿则有很多发扬光大处。就其关切和贡献乡梓而言，即有两大端：
一、支持和参加安徽驱逐祸皖军阀倪嗣冲运动。民国二年以后，袁世凯的爪牙死党倪嗣冲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在安徽实行黑暗统治。他在政治上以强力施暴，于经济上大刮地皮，增关设卡，加收苛捐杂税。对此胡适有亲身体会。回乡成婚的那一年，他的本家哥哥就被倪的爪牙、绩溪知事李懋延铐上铁链；其三嫂也因不能及时上交李巧立名目的钱粮，差点被抓去。1920年8月，北大皖籍教职员高一涵等组织“旅京皖事改进会”，提出废督、民选省长等四项改进皖事主张。胡适参加了会务，并为所出刊物撰文。1921年6月2日，安庆发生省议会串通军阀倪道烺等镇压学生的“六二”血案，胡适获悉后，马上整理出电文，送《晨报》以《安徽军人摧残教育之惨状》为题发表。他还在家中聚集改进会同仁，商讨改进皖事办法。其后几天，《晨报》等媒体都有安庆“六二”惨案的报道，使军阀的暴行大白于天下。这年的8月，胡适还冒着酷暑到安庆作暑期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提出了轰动一时的“好政府主义”。讲演会后，胡适还针对安徽教育界混乱现状，领衔发表了《根本改造安徽省教育会宣言》，为后来安徽各类群众性或行业性团体树立民主意识，进行民主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胡适诸如此类的活动，可以说是从改造故乡的社会环境着手，代表了当时安徽3000万父老乡亲的心声，对故乡的民主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为故乡文教事业的发展献策出力。胡适虽然闻名于世，但经济上并不富裕。我们从其致母亲和妻子的家书中不难看出，胡适在北大任教后返乡成婚，都有借贷。即使是后来做了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依然费用短绌，为孩子的学习费用操心不已。胡适的老家上庄，流传有一句话“十个胡适之，不及一个胡卓林”。卓林为胡适的本家兄弟，因在上海做生意，能帮助村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胡适连其妻叔江子隽和舅兄江耘圃请他帮助找个工作，也难以办妥。不过胡适在有限的力量内，对故乡的文教建设，仍尽其所能。如1926年，胡适与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联袂倡议，捐献书籍3000册以建绩溪图书馆。1930年，胡适的总角之交胡近仁由乡里寄信与胡适，谈筹设上庄图书馆事，胡适积极响应，并提出具体操作意见：“只须有一所勉强可用之屋，一间储藏，一间阅览，有几十个书柜或书架，有几千部书，便可成立，若侈谈几千元，则此事必无望了。”针对上庄经济凋敝的现状，胡适认为“救济之道只在兴实业与教育两途，而实业需要资本，非吾辈所能为力，故只有教育一途尚可为”。所以，当胡适的二哥提议在上庄设毓英完全小学时，胡适立表赞同，并出任名誉校长，先是在上海同乡中奔波募捐拉赞助，又自己出资聘合适的教员，多次在家里开同乡会，集议解决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胡适不仅自己热心做有益于乡梓的文教事业，对同乡创议的同类活动，也予推奖和支持。如他应曹珮声之邀，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作序。1921年8月，在沪的同乡商人胡洪锦、胡介眉等人找胡适，商谈绩溪乡村学校建设问题。胡适听了他们的介绍，不由自惭，“很佩服他们的热心与大气魄”。于是动手做了一个计划：“(1)办一个中学，从第一学年办起，四年之后完成。(2)附属一个高等小学，或两等小学。(3)拿这个中学做培养人材之地，做一乡的文化中心。(4)拿附属小学做试验学校。(5)中学第四年加师范教育，或延长一年。(6)高等小学改为两年。”这样的乡村教育建设规则，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价值。1922年，旅外同乡程本海诸人在上海成立徽社，创办《微音》周刊（后改为月刊），以讨论徽州地方实际问题，通过文化改良国家（桑梓），去腐促新、唤醒民众为宗旨。胡适应邀为该刊顾问，并题写刊名。后来还撰写《我也来谈谈中西文化问题》、《致志摩信》等文在该刊发表。
羁留台湾的缕缕乡愁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1948年的最后一天，胡适和傅斯年在南京共度岁末，在孤灯之下感慨国民党政府前途渺茫，凄然相对，共吟起陶渊明的这首《拟古》诗来发泄伤时的情感。半月之前，胡适在围城的人民解放军隆隆炮声中，背离将要成立的新中国对他的争取，搭乘飞机仓惶离开北平，而选择与行将溃亡的蒋介石政府站在一边，决心做一个“诤臣节士”。次年4月，胡适受蒋之托，赴美活动援外。谁知刚抵达旧金山，即传来南京已被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占领的消息。自此之后，胡适移寓旧时租住过的纽约东81街104号，开始了九年漂零海外的生活。在此期间，曾于1952年11月、1954年2月短期到过台湾。每次返台，他总要与绩溪旅台同乡相聚叙亲，并以“徽骆驼”、“绩溪牛”的精神勉励乡友。1958年，68岁的胡适定居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在蒋氏父子独裁专制的高压政策下，终身服膺“民主”“科学”，试图呼唤“容忍与自由”的胡适又有多少“民主”、“自由”的权利呢？！胡适一生对政治有“不感兴趣的兴趣”，却对记者说：“我向来对于政治没有兴趣，如今老了，更加没有兴趣。”
在晚年羁留台湾的寂寥日子里，胡适常向秘书念叨的是故乡的清秀山水，人物风俗掌故。1961年3月30日，病后第一次吃黄鱼，他对秘书说：“徽州是山地，很少鱼虾的。家里有喜事，要早一二年买鱼种来放在池塘养大备用的。”4月9日，胡适因吃茶，“想起老家的商店，一边卖茶叶，一边卖火腿”。4月13日，胡适谈起明朝最后平定倭寇的两员大将，“一位叫胡宗宪，绩溪人。”4月26日，胡适又向秘书大谈“徽州的婺源县，朱夫子的出生地”及婺源后来划归江西的沿革掌故。……乡愁成了晚年的胡适挥之不去的情结。
胡适早年在大陆，即注意搜集反映绩溪学人生平学术的《绩溪小丛书》，并“随时作一《绩溪著作存佚考》”，想待有余钱时“陆续付印”。30年代初，胡近仁被聘编纂《绩溪县志》，胡适对此事很关注，不仅向胡近仁提议要用新式工具测量地图如地质、地势图，着重指出县志上一定要“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看不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他主动将个人收藏的《万历志》、《康熙续志》、《乾隆志》，托便人带到绩溪，捐献给了县志馆。1961年，绩溪旅台同乡集议，拟重修县志，用以启发后代。1962年1月18日，即胡适去世前一个月，他还给老友王世杰等写信，提出由自己出钱，借“中央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和缩微机，把台北故宫珍藏的乾隆版《绩溪县志》制成胶片，以方便重印。此事在胡适去世后的次年完成。30年后，旅台的绩溪乡友依然认为，重印《绩溪县志》，是他们这些游子们寄托故乡情思的最好纪念物。
胡适曾经坦然承认徽州故里的生活构成了他“个人的文化背景”，乡土的胡适是一个多年来被人忽略的课题。相反，“五四”之后，在中西文化论战中，胡适因倡导以西化即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来改造中国文化，却被众人牢牢记住，并名之为“全盘西化论”者，这是否是一种误解？胡适真正提倡的是一种“中国本位新文化”。他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些时没有别的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胡适强调：“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如何去评析胡适的解释？或许我们能从曾被欧美思想洗过脑，同时又十分乡土的胡适本人身上，寻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