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从美国与中日经贸关系看世界经济政治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美国论文,中日论文,经贸关系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世界经济政治化正在成为冷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交互作用的显著特征。本文通过对美国与中日经贸关系中政治化倾向的分析，得出几点结论。特别指出有关世界经济政治化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要有所准备和应对，对WTO的作用要有正确的估价。
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正处于冷战以后进行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新秩序逐步形成过程中，各种力量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尽管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五彩缤纷，但其中有一个特点却很鲜明，即世界经济政治化正在成为冷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交互作用的显著特征。国际贸易原是各国经济往来的重要手段，而今却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化的筹码。作为世界多极战略格局中之重要的三极，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自然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化的主导方面；日本在经济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增速最快。所以，从美国与中日经贸关系中政治化之倾向，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化倾向之一斑。
其实，世界经济政治化并非始自今日。早在冷战初期，世界经济中已然有政治化倾向，只不过当时世界经济一边倒，美国作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傲视任何其他国家，在经济活动中采取措施为其政治利益服务时，一般国家无法与其形成政治对抗。因此，即使当时世界经济中有政治化倾向，也不为人所瞩目。也就是说，在冷战时期，世界经济政治化是隐性的，而非显性的。长期以来，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的美国，容忍了与自己有战略利益的国家对美国的歧视性出口（如30年前，美国不顾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没有要求日本开放市场便支持日本加入关贸），而不要求严格对等的商务往来原则，目的是要以经济忍让来换取这些国家对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政治霸主地位的承认，以便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抗衡。实践证明，美国的这种经济策略（实际上是以经济为手段的政治战略）非常有效：以经济小让赢得政治大胜。
冷战后，政治对手的消失使得对美国政治霸主地位的承认似没有必要。所以，冷战后的美国已不再愿意为政治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 按理说，没有政治色彩的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中不应打上政治化的烙印。但是，恰恰相反，当美国不愿让渡经济利益时，世界经济的政治化却从隐性走向显性。当经贸往来的双方或多方都不愿作出牺牲和让步，特别是危及到经济霸主美国的利益时，美国就会将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利害关系的角度去考虑，力图逼人就范。这时候，表面上的经济纠纷就成为暗地里实际上的政治较量。
不言而喻，美国因其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政治化方面起着主导作用。面对着多极经济力量的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正受到削弱。所以，对美国来说，与任何贸易伙伴达成新协议，都意味着市场不同程度的扩大，因而可以程度不等地弥补份额削减造成的损失。因此，美国越是关注国内问题，它就越要求那些尚未完全彻底开放的国家开放市场（即使这些国家以前曾是盟友），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呈现出咄咄逼人之态。世界经济政治化特别因美国而凸显。
以美日经贸关系为例。冷战时期，美国顾虑到与苏东对抗，往往避免与日本在贸易谈判时公开破裂。而冷战结束后，美日两国的战略重心都向强化自身经济基础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转移，二者在对外经贸关系上都是更多地着眼于维护而不是让渡本国的经济利益。由于双方都不存在以前为了维系政治盟友关系而特有的顾忌，不怕矛盾激化，直接利用经贸关系为一己政治服务或出于其他政治目的，经济政治化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克林顿总统上台以后，将“经济安全”列为美国三大外交政策之首，而贸易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首要因素在美国全球经济战略中首当其冲。近年来，美日贸易谈判屡谈未果，美日经济关系一度紧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克林顿出于国内选举的政治需要，在对日贸易谈判中持强硬姿态，意欲通过压日本更大地开放汽车、保险、电信、医疗设备等市场，以解决美日贸易逆差问题，从而达到重塑民主党和克林顿的政治形象、为国内选举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克林顿自恃美国实力强大，经济复苏势头强劲，而日本经济情况欠佳，政局不稳，压日本就范，当胜券在握。孰不知日本因冷战结束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大大减少，更视经济利害为双边关系的基础。强烈的经济自主意识和不满于美国要求强行打开日本市场的自尊，加之如开放市场可能会引发国内政治风暴的担忧，遂使日本屡屡敢对美国说“不”。美日贸易冲突发端于政治冷战之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以往美日关系中美国施压则日本软顶、美国加压则日本让步的双边谈判的固定模式，代之而起以日本“敢于直抒胸臆”、与美国既合作又对抗的“经济冷战”。想当初政治冷战终结时谁能预料到今日经济冷战的开端，而今日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冷战又建立在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美与日贸易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是从国内选举的政治需要打上政治化色彩的话，那么，在美中经贸关系上，美国则是从全球政治发展的角度，利用其优越的经济地位对我国进行经济压迫和政治要挟。美国常常利用贸易谈判之机，试图达到从政治上对我牵制之目的。我国复关和加入WTO屡屡受阻，主要就是与美国从中作梗有关。
起初，在中美贸易关系问题上，美国将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这种用政治介入经济的作法最终只会使中美双方的经贸利益都受到损害。美国意识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不良后果后，1994年6月， 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将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分开。但在中国复关和加入WTO 问题上，美国则时时打政治牌。一方面，美国声称，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潜力，还是人口增长、国际地位，中国应该加入WTO。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德沃斯金公开表示，美国与中国复关谈判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谈判，不是政治谈判，美国无意拖延谈判或给谈判设置障碍。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以中国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设有更多的正式贸易壁垒和长期的、大范围的政府保护主义为由，迟滞中国复关和加入WTO。从表面上看， 美国阻挠中国纯粹是从经济对等的商务往来原则考虑的。美国认为，中国关税较高、进口管制的外汇管理较严，会造成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巨大贸易顺差，并对美国及全球经济、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中国加入WTO，将会损害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全球贸易体制，造成世界贸易的紧张。但如果从美国一贯的战略意图来分析，我们就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贸易平衡是托辞，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国和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中国复关和加入WTO， 其最直接的经济目的是要彻底打开和完全占领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更深层的政治目的是要通过高要价迫使中国进行重大的“改革”，使中国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美国一些对政府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高级智囊人士认为，与中国谈判不能妥协，不能和中国搞“政治”协议，这样会带来经济上的灾难。实际上，他们要寻求最大的政治，即赢得足够的减让，让中国进入WTO付出高昂的代价，进而使中国现行体制“西化”、 “分化”为西方那种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体制。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确实是美国在与中国复关谈判时的基本策略。为达此目的，美国首先利用台湾这张政治牌，带头与台湾进行谈判，支持台湾加入GATT和WTO的申请， 意欲用台湾这个砝码来牵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玩弄政治平衡。当然，美国也深知中国在GATT有足够的同盟使得台湾先于中国入关几乎不可能，所以，美国从这一政治现实出发， 坚持台湾应与中国同时加入GATT 和WTO。美国在中国复关和加入WTO这一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明目张胆地支持台湾，是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典型体现。
我们从一年前（即WTO即将正式运行、中国努力成为WTO创始成员国之际）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发表的“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一文中赤裸裸的表述，也可以充分看出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化方面的意图和作为。文章认为，一定要充分利用中国要求复关和加入WTO、作出经济上的减让之机， 进而达到压中国进行政治上转向的目的。文章谈到“这是美国在重要经济问题上能够影响中国领导人的最佳机会”，是美国“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空前无比的好机会”，是“美国最后和最好的压中国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的机会”，甚至“是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唯一机会”，美国要抓住这一良机，推动中国的改革，使中国“脱离共产主义”，否则，“共产主义的复活”将使“美国改变（中国）新走向的能力受到限制”，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孤岛”就会在世界经济中生存下去。这篇文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制定对中国的复关谈判策略时所采纳。在贸易谈判中加入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戴着有色眼镜琢磨对方，必然会把贸易问题政治化。美国人在这方面倒是直言不讳。遗憾的是，美国人太低估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又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能力。中国对于美国完全出于政治需要的蓄意阻挠和漫天要价看得一清二楚。因此， 虽然中国积极要求复关和加入WTO，但中国决不会为复关而复关，也决不会接受那些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联系到近来一些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利用台湾、西藏、人权、军控、核试验以及民族宗教等问题对中国施压，不断制造麻烦，再从美国与中日经贸关系中的政治化倾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对当今时代要有辩证的、清醒的认识。冷战后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状态下谋求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个世界大趋势谁也不能违背。但和平不是万象升平，和平的景象中有战斗硝烟——经济冷战的硝烟；经济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且不说各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伴随竞争的还会有干扰，有时甚至是蓄意的政治干扰。因此，虽然我们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但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倾向要求我们千万不能高枕无忧，特别是外交和外经贸工作，所处的环境比较复杂，更要善于迎接挑战，学会排除干扰，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正确的价值判断。
二、对世界经济政治化有增无减的趋势要加强跟踪研究。前述美国与中日经贸关系中政治化之倾向只是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化的一个缩影。冷战之后，国与国之间、区域集团之间、甚至次区域集团之间经济关系上的利害冲突已上升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但这些矛盾中不可避免地掺杂有许多政治因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外化和体现，特别是当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经济成为目前最大的政治。比如在国际贸易往来中，经济利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以至于在许多经贸活动场合，政治首脑出席的频率越来越高。可以预见，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国际市场版图划分的调整和改变，一些世界经济大国必会想方设法操纵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世界经济政治化倾向在短期内不仅不会消失，甚至会愈益加强。我们应密切注视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并加强对这一趋势的跟踪研究。
三、对美国的世界经济政治化倾向对我造成的不利影响要有所准备和应付。美与日或其他国家经贸往来注入政治因素引发冲突也许对我并无不利之处，但随着我国日趋强盛，坚持世界和亚太霸权的美国对我疑虑和戒备日增，视我为在不远的将来至少能够在亚洲对美国的利益形成挑战的唯一潜在的非友好势力。美国舆论和国会始终对我采取敌视态度，“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特别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两党都把中国复关和加入WTO作为国内竞选的政治筹码；谁对中国强硬， 谁就在国内选举中得分占优。尽管美国也有一些明智之士认为应以战略眼光处理美中关系，让美中贸易成为加强两国关系的粘合剂，而不是两国相互威胁的工具。然而，这种看法毕竟在美国不占主流。由此，美国对我军事上防范、政治上牵制已成定局。在经贸关系上，由于互有需要似会继续发展，但从美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力图防止我强大、意欲对我演变的政治图谋来看，极有可能形成“经济接触—贸易摩擦—政治遏制”的三步定式。对此，我们应把可能遇到的不利影响估计得尽可能充分些，有关部门应早有准备和作好政策应对。
四、对WTO的作用要有正确的估价。 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和美国的经济实力来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将会在WTO中起主导作用， 这就使得WTO对发展世界多边贸易关系、 抑制贸易保护主义与促进贸易自由化进行协调、监督与管理的功能大打折扣。WTO 也必将面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贸易区域集团化、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倾向的强烈挑战，多边贸易体制的普遍性原则和多边贸易谈判的正常秩序很可能会由于个别大国的阻挠而遭致破坏，WTO 如何基于其自身的程序性规定有效实施各项协议，也不免使人要打上问号。因此，我们对WTO所能起的作用应有正确的估价。能早日加入当然更好， 可与世界经济互接互补，进入国际贸易市场大循环。但不管何时加入，而且即使加入以后，我们也应有自己改革开放的既定方略，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制，而决不受别人所左右。美国使世界经济政治化，也许短时间内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不可阻挡，只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将本国的经济实力搞上去，就会在世界经济新秩序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到那时，就由不得少数经济大国为达政治目的而随意摆弄世界经济格局，世界经济政治化终将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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