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人：虞崇胜， 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
（6）在保持油井正常生产的情况下，继续摸索稠油井出砂、排砂规律，制定和优化工作制度，为今后的工作方向打下基础。
③在县级层面上对相关法规进行配套完善。以民勤为代表，主要包括：《民勤县关于关闭部分机井及机井更新的实施意见》《民勤县机井审批管理办法》《民勤县关于严格落实“三禁”政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民勤县水资源配置方案》《民勤县实施以水定电控水管理办法》《民勤县地下水计量控制设备管理办法》。
改革开放以来，与同各行各业的迅猛发展一样，党的建设工作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中“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组织处于弱涣散的被动局面。1980年2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关于党的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应该说，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事关党的建设的最关键性问题。
在新世纪开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曾经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成为指引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特别是党的建设工作的行动指南。后来，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通过开展以先进性教育为中心的各项党建活动，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步入了正轨化、经常化轨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原则，大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解决了党的建设中长期未能解决和解决了不好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任务的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需要结合新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创造性地加强党的建设。具体来说，新时代党的建设既要体现时代性的发展方位，又要把握好先进性、人民性、纯洁性的基本要求。
综上所述，TLR4及TNF-α可能在慢性支气管炎的进程中起炎症损伤作用，苗药杆努尽烟可通过影响其表达水平，抑制气道炎症。
其一，紧扣时代性步伐。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怎样坚持党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姿态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在新时代有新气象、新作为，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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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积极助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沈振兴） ........................................................................................5-49
除却经济富裕和科技进步之外，现代化还有着所谓“现代性”的规定：“国家的现代化是以形成某种现代性为指向的，而不单纯是经济上的增长与技术上的进步。这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且实际上是以某些现代性的观念为引导，或者说是以它们作为所追求的目标。”① 陈嘉明.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6（9）:40-54。 鉴于现代性的启蒙任务就在于发现人的现世价值，确立人的主体性，意即确立人的现世存在的正当性，那么我们可以明确地把这一现代性的引导观念或追求目标确定为“权利”。权利最基本的构成内容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其中自由权因其与人的主体性原则直接关联，被认定为权利的最核心要件。就此来看，现代化的实质乃是致力于实现以自由为核心的人的权利的社会变迁过程，权利或自由是确定现代社会进步与否最根本的价值导向。
其三，坚持人民性本色。人民是党的力量源泉，党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党和国家的最高位置，党的建设才能有深厚的力量源泉，党的执政根基才能更加牢固。新时代加强的建设，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调整和优化党群关系，保证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其四，坚持纯洁性要求。党的纯洁性是党的生命力的体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的一条红线。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从而使党的革命性、纯洁性得到大大增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在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根本宗旨的同时，作为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清除党内的腐化变质分子，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既是党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重要保证和政治前提。
本组文章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这个主题，分别探讨了党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及其建构路径、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国有企业、高等学校、新社会阶层中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发展问题，是一组理论诉求较高和现实关照较强的文章，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当然的领导力量首先是经过严格的历史筛选而被确定下来的。如果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为分界点，中国的现代化是分为两个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第一个阶段，1912年走进共和之后是第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现代国家的建构还没有成为自觉行动，只是试图通过对传统国家实施内部的变革以实现对现代化的适应。但现实的历史实践表明，无论是经济变革——洋务运动，还是政治变革——戊戌变法，都没能实现这一目标，反而最终使现代国家建构的前提条件——主权，日渐沦丧，国家秩序的重建愈发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救亡压倒启蒙。在第二个阶段，现代国家的建构成为社会自觉的行动，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政党政治这一现代国家的基本特质越来越清晰地呈现，政党在国家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历史实践的最终结果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主权的独立，并且还成功地设计了民主共和制度，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使命总体上得以完成。中国共产党以其强有力的实践行动确证了其作为现代化领导者的有效性。
在国家治理秩序的建构阶段，党执政的基本理念是以秩序和安全为价值导向，实现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和对政治的认同。对于内源式现代化国家而言，秩序的合法性源自于共同体成员的认同，而认同的获取则取决于对共同体成员正当的公共诉求的满足程度。但对于外源性现代化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借助已经先在的国家威权力量并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才能整合有限且分散的资源，从而创造出满足社会成员正当诉求的公共产品。换言之，现代化的中国逻辑决定了我们需要运用行动的强力和行动的效果来反证行动自身的正义性。正是因为我们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传统社会根基之上，想要能够实现对传统社会的现代改造，就需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统领；党的执政的首要任务就要确保国家对社会的这种统领，并凭借对公共权力的掌握成功地运转国家。执政的秩序理念意在使国家对社会的统领关系被认可，而执政的安全理念则意在消除社会对国家统领的反弹。在此过程中，党有效执政的能力就表现在能够促成政治的力量形成对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的全面掌控，实现对传统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改造，以便为在传统的根基上创造出现代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清扫障碍，铺平地基。经过建国后近30年的努力，通过党的执政不仅成功地建构了国家治理的制度性框架，确立党对国家的执政关系，而且还实现社会成员“发乎情”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其中政治认同已成为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内核。
李栋、杨泽泉的文章探讨了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变革路径，认为加强国有企业党的组织建设，对于发挥对国有企业的政治统领作用，保证国有企业各项任务的顺利推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困境，文章提出了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党的组织建设的新路径和新机制，包括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组织制度、坚持从严管理党政领导干部、建立双向的权力监督体系、加强党员教育工作、创新组织文化建设等。
惠文军和张霁薇的文章对新时代高校党员发展问题展开了研究，提出高校要严格按照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党员发展工作，从源头保证高校党员队伍的政治纯洁性。
李钦和刘荣的文章在实证调研基础上对新社会阶层党员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新社会阶层发展党员既有强烈的现实诉求，也有其自身特质规定以及自我限制和制度障碍的困境。因此，需要严格党员发展的标准，加强思想理论教育，不断完善党员管理和监督制度，推行党员发展的动议提名制度，以实现新时代条件下新社会阶层党员发展的完善和提高。
式中：ρ为从校准曲线上查得试液中硫酸根的质量浓度，μg/mL；V1为测定试液的体积，mL；V为试液的总体积，mL；V2为分取试液的体积，mL；m0为试样的质量，g。
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治理＊
蒋小杰1，张 琦2
（1.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871；2.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摘 要 ：对于中国这样的外源式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国家来说，国家建构社会的逻辑决定着政党生成国家的治理格局，这就赋予了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责任，判断党实施治理有效性的全部依据也就源自于此。在确立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之后，现代化事业进展至今已经由国家治理秩序建构阶段转向现代社会基础积累的阶段，这就要求党的执政理念需要进行应时的转换，建构以党为引领者的新型国家治理架构。
关键词 ：现代化；中国道路；党的建设；国家治理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根本价值诉求，它构成了国家治理最为根本的价值坐标，无论是政党执政，还是政府行政，最终都要诉诸对这一坐标的契合度来判断行动的有效性。从实现的路径来说，现代化中国逻辑的基本规定是现代国家建构现代社会，“建构”的逻辑从根本上规定着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对“领导者”有着非同寻常的角色期待，它要求“领导者”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一角色定位使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和推进现代化事业，这是判断其执政行为有效性与否的根本所在。在此，就提出了重大的研究课题：基于现代化这一价值坐标，并且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应如何适时定位和调整自己的行动，以实现对国家持续的有效治理，以及实现对自身持续的有效治理？
一、现代化的内涵与路径选择
从社会整体形态的变迁而言，通常所言的现代化“往往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前提的基础上，发生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上的历史变迁过程”① 李工真.现代化的概念与世界历史[J].理论月刊，1997（8）:16-18。 。据此而论，现代化较为普遍的规定性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所发生的诸种变化，诸如机械化、自动化、专业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经济持续增长，教育的高度普及，法制化进程的推进，个人自主性和理性思想的增加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表征形式。② 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6（9）:28-40。 有学者把现代化的表征做了进一步简化，“在二十世纪，把现代化的讨论范围缩小为经济富裕和技术进步，这是合理的”；所有构成人和制度的因素，唯有“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时，它们才能受到最好的评价”。③ 赫尔曼·卡恩.现代化的概念[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1（2）:21-22。
其二，保持先进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既体现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的正确性，同时也体现为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而且，党是由其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有机组成的，党的先进性还必然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来具体实践和落实。因此，党的先进性可以概括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党的组织（包括制度）的先进性和党员行为的先进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是由于党始终保持了先进性，才从根本上保证党能够带领全体人民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保持党的先进性，不仅需要创新党的建设理论，而且还要加强党的各项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和业务素养，使党能够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党的组织成为带领广大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强领导核心，广大党员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锋和模范。
3.2 PD-1抑制剂的使用 参考已有的报道PD-1抑制剂剂量分为0.3 mg/kg、2 mg/kg、10 mg/kg，逐渐剂量爬坡。
现代化作为“世界潮流”已成顺昌逆亡的浩荡之势，选择何种路径就成为讨论的核心议题。路径的选择往往是发展动力的外在行动表征，因此，学者较为普遍地主张从动力来源处来进行探讨，主要归结为两类：动力源自于内部，动力源自于外部。列维最早用此视角，它称之为“内源发展国家”（indigenous developers）和“现代化的后来者”（late comers），这几乎成为探讨现代化路径选择的标准范式。例如，雷格斯“内发式变迁”（endogenous change）和“外发式变迁”（exogenous change）的分析框架。罗荣渠先生则把这两类称之为“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和“外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3。 依照列维的看法，这两种路径差别突出地表现在：“由于早发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其最初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来自于民间；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其现代化最初的主要推动力量也就是大体来于上层，或者说是官方。”④ 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260。 选择内源式现代化路径的主要包括英、美、法这些国家，现代化源自于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自我创新，经历长时期社会变革道路而得以实现，其变迁的原动力是内部孕育生长出来并成长起来的，往往表现为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的过程。而选择外源式现代化路径的则是除英、美、法之外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是基于对那些已完成创造的社会接触后不得不或有意去适应而得以完成的，其变迁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先发社会的影响。
在创生现代化的发力点上，内源式现代化的国家往往先是从经济的变革开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自发蓬勃发展，通过本国自身的内部市场和扩大了的国际市场获取其社会变革的财富积累。在经济积累的同时，经济中坚力量或社会中坚力量也开始孕育产生并壮大发展，形成对政治变革的强大内需。国家在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诉求和行动支配下实现政治变革和政府变革，国家的角色和政府的职能调整成为保障经济自由运转的“必要的恶”。国家的形成往往是基于私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并进行积极的政治性联合，形成以夺取和维持国家权力为其直接目的的政党组织。因此，国家与政党的逻辑关系是国家决定政党，国家乃是政党的前提，政党的权威来自于对国家权力的掌握。
五是有效地规范了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调解程序、调解笔录、调解协议、证据材料和其他方面，都必须要符合诉讼程序的标准。在司法审查过程中，指导法官对调解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对符合司法确认条件的予以司法确认；对不符合确认条件的，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同时，对于疑难复杂的纠纷，指导法官还会参与调解方案的制定、对调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有效地规范了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
二、现代化的中国逻辑：目标与价值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属于较为典型的外源式现代化国家，“较之原型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无论是现代化起步的基础，现代化发展中的主角与发展策略，现代化过程时间压力的强弱，以及在文化的条件上都有巨大的差异性”。①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J].北京大学学报，1996（1）:20-27+127。 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目标设定和价值理念上具有更为体己的定位。
在目标设定上，现代化之初选择“国富民强”是应对积弱积贫现实的必然选择，其内容即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量与国家治理秩序的重建。在主权逐渐沦丧的过程中，国家秩序重建越来越成为压倒性的目标。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的目标设定才开始向物质财富增量这一核心回归。对于今天而言，我们仍需保持物质财富增量这一核心目标的不动摇；不过，与此同时也还应积极地推进国家治理秩序的持续建构，意即不断优化，唯有如此才能使制度容纳更为丰富的财富增量，并实现增量财富的社会共享。在现代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已具有较为厚实的物质基础和较为完善的制度支撑之时，我们还应适时调整，去追求更高的目标。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正在生成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我们也应当有着充分的“道路自信”。国家治理秩序的优化需要增生更为积极的内涵，首先就在于有效地激活中国社会内部自觉寻求变迁的动力，实现内源式现代化对外源式现代化的路径置换，坚定地沿着正在生成和已经生成的现代化中国道路上继续前行。强调国家治理秩序的优化其积极内涵还在于实现与世界历史的主动融入和主动参与的同时，充分彰显中华文明传统中优越的整合功能和化成功能，促成国家秩序具有更多的文明兼容能力和文明生成能力，积极探索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衔接与融合，实现从现代化“追随者”到现代化“引领者”的角色转换，促成和实现人类面向未来的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
而从价值理念来看，权利的观念和权利的保障是现代市民社会兴起和现代国家出现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现代化毫无疑问也必须始终坚持“权利”的价值本位。“权利之于人类生活的意义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② 刘日明.现代性与权利的意义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2012（5）:28-34。 ，随着现代国家宪法框架、民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公民权利已由基本民权、政治权利开始越来越多地向社会权利进行过渡，意即越来越强调实质性权利的实现。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而言，权利本位落实到当下其实质更多地指向的是“自由”。马克思把人类的社会形态划分为以人的从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以及人的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是“以物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其重要使命是通过“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这一前提，“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从而造就“全面发展的个人”。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8-109。 作为过渡阶段，只有现代化的完成，人类才能最终进入到“自由的个性”得以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④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4。 在其中，“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3。 社会发展形态的更迭其实质是“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不同历史进程，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一部人类的自我解放史，意即人类的自由的实现史。当十八大报告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件明确地宣示出来时，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向更高的文明阶段迈进。中国的现代化推至今天，理应把目标定位和价值追求与人类自我解放、人类全面自由的世界历史进程进行自觉的勾连，理应把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秩序的再造作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目标承担人类文明推进的历史使命。
家校共建，用技术手段促进家长和学生的沟通交流，保持学校与家庭的实时沟通，将家庭和学校教育结合，促进学生发展。
综合经济、科技和价值等要素，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实质上是人类普遍地运用科学技术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量和社会持续进步的过程。其中，经济的增量是物质层面而言的衡量现代化的标准，而社会的进步则倾向于从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来衡量现代化的程度，其中价值层面尤为关键，它标明的是现代化的前行方向。“现代化过程无法疏离文化的层面，而价值观又构成了文化的核心，与之相应，在文化的维度上，现代性具体展开为价值的系统。”② 杨国荣.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向度[J].云南大学学报，2003（3）:28-37+94-95。 若从主体构成的分层来看，现代化是包括国家认同感、政治容纳性、社会自由度、个人自主性等在内能够多层联动、持续提升的过程，这些表征要素所体现和表达的就是现代性所确立的以自由为核心的权利价值理念。
三、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为事实上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这既是由现代化进程的现实结果所确定的，更是由现代化独特的中国逻辑所决定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使命始终不渝，在新时代，党对现代化事业领导，需要通过理念的适时更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治理架构的及时调整和执政方式的应时转变来实现。
但对于外源性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其发力点则往往是外部国际环境的直接观念冲击和行动干涉，现代化所需的物质要素、文化要素往往是从外部主动学习或被动引入而来。由于缺乏内生的自发的私人经济关系和市民社会的基础，现代化的领导者往往是由那些对现代化有着高度自觉意识和高度行动能力的少数“先行觉知者”承担。先进分子组建政党，进行政治动员，凭借武装力量执掌国家政权，创建主权秩序。国家与政党的逻辑关系是政党决定国家，先进政党通过国家政权的掌控以实现对现代国家的建构，政党是国家的前提。由于缺乏现代社会的基础积累，因此，现代社会的生成往往是现代国家进行主动建构的结果。特别是在现代化初始阶段，对领导力量的主要角色期待与其说在于通过国家政权的执掌和运作为社会生活的自主性提供保护，不如说更多的在于实现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和对现代社会的建构。
（一）作为现代化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
蒋小杰、张琦的文章认为，中国作为外源式现代化国家，国家建构社会的逻辑决定着政党生成国家的治理格局，这就赋予了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责任。在确立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之后，现代化事业发展要求党的执政理念及时进行的转换，建构起以党为引领者的新型国家治理架构。
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领导者的有效性还有着基于现代化中国逻辑的理论上的正当性。外源式现代化的路径落实到中国这个场域之内，需要先有强大的国家然后才能论及现代社会的生成。强大的国家既意味着国家权力能够高度凝聚和有效整合分散的社会力量，还意味着执政的政党要有高效的现实行动能力以实现有限资源的自下而上的提取和政策的自上而下的落实。“中国现代化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而且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只有依靠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才能得以具体实现。”① 林尚立.政党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1（3）:1-8。 在这一逻辑规定之下，对强大国家的强烈内需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采用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来实现对这一内需的满足，因为这种制度在剧烈压缩的时空之内既无法产生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无法凝聚强有力的国家主导。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因其是由高度自觉性和革命性的共产党所领导，并且还有着严明的政治纪律和高效的行动力量，能够充分地满足中国现代化的两大内需，故成为必然的现实选择。而且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直接面向的是马克思所论及的社会发展形态的第三个阶段，其起点和立意显然有着更为超越的境界：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超越传统社会、走进现代社会，而且还要超越现代社会、走向未来社会。以人类的自我解放和自由实现为终极价值诉求的中国现代化，因其有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秩序重建的双重情怀，要实现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双重超越，这就决定了必须由最为先进的、最为坚定的政党来领导。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定，与其说是现代化历史进展的现实结果，毋宁说在根本上是现代化中国逻辑的理论规定。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换
在历史性地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现代化事业需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国家治理秩序的建构，现代社会基础的积累。国家秩序的建构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确认国家对社会的统领，实现党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而现代社会基础的积累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则是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量、社会自主能力的增生。国家秩序的建构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为实现现代社会的生成提供制度性的框架；现代化最终是要激活社会成员的主体性，生成自由的观念和自由的能力。在改革开放之前，现代化事业主要偏重于建构现代国家的治理秩序，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事业则主要偏重于积累现代社会的运行基础。
马苹的文章探讨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立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推进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现代社会基础的积累阶段，党的执政理念则是以富裕和权利为价值导向，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量与社会自主能力的增生。从较为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党在建国后30年执政为现代经济关系和现代社会关系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性框架，不仅为现代化事业的继续推进提供了前行的方向，也为我们的零起步探索提供了腾挪的空间。执政的富裕理念要求党能够通过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创造市场，使市场成为创造价值的真正主体，其关键在于有意识地收缩政府的权力，激活市场的权力。执政的权利理念则意在促成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萌生，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和自主运行，其关键在于适时收缩国家的权力，扩展社会的权力。这就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积极地引导和培育社会成员的权利观念，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地容纳和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就此而言，现代社会基础的积累阶段，实质上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和解。从较为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国家治理秩序30年的建构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国家统领社会比较固化的行动路径和比较强烈的行为惯性，如果没有公共权力的自我约束和主动收缩，那么在国家权力全面扩散和掌控之下，市场和社会很难有实质性的独立自主的活动空间。因此，在现代社会基础的积累阶段，党的有效执政需要同时具备运转国家的能力和创造社会的能力，约束国家权力于法治轨道之上，不断容纳公民权利于治理格局之内，有效地激活社会内部寻求主动变迁的动力。
四、中国共产党与新型的国家治理架构
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对多元的诉求和理念形成有效整合，实现对社会基本的秩序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持续建构与优化，这是任何想要长期执政的现代政党都必须要做出回应的现实挑战。若从国家的元治理层面来看，这种自主多元直接表现在政府、社会、市场这三个行动主体之间。在善治结构之下，这三者之间能够实现相互的适度分离，保持相对的均衡状态，同时又能实现三者之间相互的积极支援，而不是消极的对抗。如此善治的获致需要有更高的整合主体，这一整合主体只能由执政党来承担，这也就是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期待：实现对政府、社会、市场的适度整合，既能够使其在各自的领域之内自主的行动，又能够使其面向现代化的未来联合行动，不互相掣肘。考虑到新型的国家治理架构是对自主多元社会现实的回应，本文提出“棱锥式的治理架构”：中国共产党为锥顶，政府、社会、市场为锥座。党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实现对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领导和引领，保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均衡与协调。在这一新型治理架构之下，中国共产党实施治理的使命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发展市场，并保护市场。只要我们承认现代人的经济自由人格，那么发展市场经济就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国家的运转和政党的执政也必须以保障和促成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为其行动的出发点。同时，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已就“市场是资源配置更为有效的手段”（虽然并不全然有效）这一论断有着普遍的共识，这是由基本价值规律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接受有相当曲折的过程，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对发展市场的认识才真正地回归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常识层面。鉴于发展市场已经成为行动的共识，就党的有效执政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任务则是巩固这一共识，确保市场的主体地位。恰当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是市场致力于创造价值，而政府致力于对价值创造的行为施加以制度性的保护和创造出来的价值进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因此，保护市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质上是对逐利行为和权力任性进行有效约束的问题。这种约束主要来自于三个行为主体：社会组织、政府自身、执政政党。就现代化的中国逻辑而言，其中最为紧要的行为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此就要求执政党必须要有高度的观念自觉和对政府有力的行动统领。
因为“1oo2”模型多了由危险失效导致的危险状态，因而当模型第一次发生危险失效时先转换到中间状态。中间状态再次发生失效时才能转换到最终结果状态。“1oo2”电路模型马尔科夫状态转换如图4所示，图4中相关物理量见表2所列。
建构社会，并容纳社会。此处所说的“社会”，意指介于国家政治系统和纯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空间，其构成主体是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各类社会组织。现代社会要确保以自由为核心的权利，就必须要实现社会权力的分散与均衡，如此方可保持社会必要的活力和自主的空间；社会权力由单一主体所掌控必然会形成对个人自由权利的绝对挤压和挤出，造成自由与活力的枯竭。如果说市场经济是“肯定人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① 刘放桐.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体主体和现代化[J].河北学刊，1997（1）:30-36。 其内含着消解集体行动的倾向，那么社会组织则意在“集体行动的达成”，② 袁祖社.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内在价值冲突及其化解路径——“社会资本”理论的合理性视野、效能及其实践启示[J].福建论坛，2004（1）:54-60。 它也是以承认和尊重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前提的，但更强调公民的社会参与责任。社会组织的参与既指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参与，意即对公共权力的运行有着实质性的影响，但更多指向的是对广泛社会事务的参与，意即公民在其关联的社会领域内享有自我治理的权利和空间，并且公民的自治权利有着较之于国家社会管理权力的优位性。当前作为执政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应当着力于积极开拓社会组织的制度空间，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承认和保护社会组织正当的治理权利，而且要积极建构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契约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并积极援引社会的力量以监督政府的权力。
改革政府，并约束政府。在锥型治理架构底座的三个行动主体中，政府的行动至关重要，如果说社会和市场只是涉及到如何权力增生的问题，那么政府涉及到的则是权力的收缩问题。众所周知，权力自身所具有的有机性和膨胀性决定了收缩权力的艰难性，但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收缩也就不会有社会和市场权力增生的空间。鉴于国家建构社会的逻辑，在政府的行动中，长期以来“法无禁止皆可行”的国家定位和“法无允许皆禁止”的社会定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新的治理架构中，改革政府并不是目的本身，改革政府的目的在于为发展市场和建构社会腾出空间。但政府本身受制于特定的路径依赖缺乏改革的动力，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其执政者的功能，推动政府的改革，不断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自主力量的增强。改革政府的关键任务在于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既要持续推进政府的简政放权，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放权、政府自身向社会和市场放权，又要积极推动政府的依法行政，实现政府行政行为的法治化和规范化。政府改革是对已掌握权力的释放和收缩，触动了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举。因此，是否能够实质性地推动政府改革，并成功地实现权力约束，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改革能力和改革自信的考验，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改革魄力和改革决心的考验。
像身处迷雾中一般，宴西园、曼香罗、灰色翼龙以及安第斯神鹫等都没有发现当前形势的严峻，水兽紫丁儿仍在和机器人蓝蓝、橙橙进行追逐比赛。他们被装在泡泡里，在空中飞速运转着。壶天晓盯着他们，心情有些复杂。看他们那镇定自若、努力训练的样子，肯定不知泡泡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曾被他“抛弃”的伙伴们，一直都在默默地为了跟上他的步伐而努力训练着。
五、中国共产党有效治理的架构
现代化是国家建设的趋势所在和方向所指，也是国家建设根本的逻辑规定和价值标准。外源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走“政党建构国家”的道路，那么内嵌于现代化中国逻辑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行动的正当性和治理行为的有效性也就源自于对现代化这一趋势和方向始终不渝的坚持，对现代化这一根本价值诉求高度自觉的契合。
在棱锥式的新型国家治理架构中，作为执政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尤其重要，它是贯穿于政府、社会、市场之内的整合者。新型国家治理架构的自身有效性就在于能够通过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持续的制度输出与组织优化以实现对多元利益的有效整合和对新生力量的及时吸纳，这种整合与吸纳是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并运用积极的制度创设而得以实现的。具体体现为，党对国家政权的执掌和领导，党对社会的动员和组织，党对市场主体地位的坚持和维护。需格外注意的是，党对政府、社会、市场的现代化引领，其实质不仅是意志行为，更多的应是制度行为，意即从制度建设入手，通过积极的制度建设以形成整合的路径和程序。
党对国家政权的执掌和领导是要确保国家政权机构能够贯彻落实党的现代化建设意图，同时遏制行政机构权力的越界倾向和任性行为，防止出现对社会和市场的侵蚀和排斥。在国家治理秩序建构阶段，政府首先是实现党的政治意志的国家政权机构，政府基本的职能长期被定位成政治性的，随着现代社会基础积累任务的凸显，必须要更为突出强调政府公共性的职能定位，以公共诉求的有效回应为导向进行公共产品的高效供给，这既是以平等为基本价值、以人民为根本导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规定，又是在市场和社会得到极大发展的条件下保障公平、促进正义的必然要求。“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要求国家应该成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保障每个公民合法权利的组织与力量。”① 林尚立.走向现代国家——对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解读[M]，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4-45。 党要通过积极的制度输出和政策制定，促成政府通过公正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市场和社会并不能自发地生产公平与正义，这就需要执政党的积极有为，务必自始至终“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7。
党对社会的动员和组织，其核心要义是使社会能够凝聚成为有机的整体，契合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要求。党凭借着其现代化方向的坚持对社会发挥信仰的感召力，凭借其完善的各级组织设置发挥其对社会的组织整合力，凭借其健全的工作体系发挥其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实现社会人心的凝聚和社会人力的汇聚，走向共谋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国家治理秩序建构阶段，党主要是通过组织整合以实现对社会的动员，顺利完成了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双重改造，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吸纳。在现代社会基础积累阶段，面对诸如社会流动的加剧、单位制的瓦解、新生组织的繁盛以及多元社会内在分散趋势的加强等现实的变化，党需要把有效治理铺就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首先应该始终明确地、坚定地、全面地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持续地实现经济的增量和社会的进步；并且重申和发展以现代性为导向的先进文化，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诉求，引导社会公众的信仰取向，实现国家价值系统、社会价值系统与个体价值系统的融合。同时，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基础和执政基础，发展党的基层民主，拓展党的基层组织功能，积极吸纳新生的社会力量。对于不断增生的社会组织，党的行动策略逐渐由控制规范到引导整合进行调整变化，需要在明确社会组织正当的政治地位基础之上，提高现有基层党组织的制度整合能力。
党对市场主体地位的坚持和维护，意在通过党的政治权威的供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资源支持。这对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来说尤为重要。在国家秩序建构阶段，党通过政治的统领，不仅消解了传统的社会也消解了传统的市场；而在现代社会基础积累阶段，党的治理的重要任务就要通过政治统领既要把现代的社会给建构出来，也要把现代的市场给建构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和优越之处也就在于有党的政治权威在保驾护航。“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3。 党对市场主体地位的坚持和维护，是通过制度的输出来完成的。首先是国家基本的公共秩序，这对于统一市场建构是必需的。其次是法制的保障和法治的实现，没有法制就没有市场。外源式现代化的路径决定了我们需要通过法制建设和法治推进的先手棋来保障市场的发展，关键是政府依法行政这是高效市场的前提条件。规范政府权力的运行，控制政府权力的任性，消除政府权力的腐败，是实现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之举。
六、结束语
作为世界性的历史进程，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整体变迁。尽管典型西方国家较早地进入现代化并有着普遍的行为特质，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只能呈现为单一的模式。事实上，无论是从理论的分析还是从现实的展开来看，现代化都呈现为“多线程”的特点。对于中国这样的外源式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国家来说，国家建构社会的逻辑决定着政党生成国家的治理格局，这就赋予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以建构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责任，党对国家的治理和对自身的治理有效性判断的全部依据也就源自于此。在确立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之后，现代化事业进展至今已经由国家治理秩序建构阶段转向现代社会基础积累的阶段，这就要求党的执政理念必须要进行应时的转换，建构以党为引领者的新型国家治理架构。基于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治理体现在党对国家政权的执掌和领导，对社会的动员和组织，对市场主体地位的坚持和维护这三位一体的治理架构之上。在现代化事业推进过程中，如何把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沉淀并提升为现代化的中国理论，实现对人类文明的整合，促成对世界秩序的再造，已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其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这需要另行撰文来予以探索。
中图分类号 ：D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1672-0681（2019）02-045-007
作者简介 ：1.蒋小杰，河南南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2.张琦，黑龙江伊春人，中建二局四公司团委书记，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党治理现代化。
收稿日期 ：2018-10-08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1 批特别资助项目《权威与自由:霍布斯政治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8T110012）；2017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科研项目《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7040）；2015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党的组织建设的统计学研究》（项目编号:ZDZB201501）。
（责任编辑：马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