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养老服务的供给在富裕之前就严重不足_未富先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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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政策使养老问题成为隐患,外国公司正迅速加入中国养老行业

文_Frederik Balfour Natasha Khan

王福川(音)穿着黑色厚夹克躺在床上,为了抵御11月的冷空气,身上的两条被子一直盖到下巴。北京松堂关怀医院的暖气坏了,这位90岁的老人不得不用卫生纸塞住鼻子,堵住没完没了的鼻涕。蟑螂在他没有卫生间和自来水的房间里蹿来蹿去。他仅有的财产是一些衣物,用塑料袋装着塞在床底下,旁边还有一个粉红色塑料脸盆和一片肥皂。而他唯一的娱乐来自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王福川认为自己已经算幸运。他没有家人,也没有储蓄,但是在上世纪40年代打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以政府会替他向医院支付每月2000元的费用,每月200元的养老金则用来购买食物。“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还住不起这里。”王福川说,“这里吃得不算太好,不过也没别的好抱怨的。”

最近一次政府人口普查显示,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78亿。联合国(United Nations)预计,这一数字将在2050年达到4.37亿,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子女会照顾家中老人,但城市化和独生子女政策打破了这一传统。“这是一场人口统计海啸,几代同堂的模式已不复存在。”说这话的是约瑟夫·J.克里斯蒂安(Joseph J.Christian),他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研究员,专攻中国养老问题。

日本曾在上世纪90年代面临类似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还没有富起来就将开始老龄化。面对成千上万被迫独自生活的老年人,政府必须拿出对策。最新的政府五年计划强调,家人是照顾老年人的首要责任人,与此同时,决策者们也在向私有部门、非政府机构及团体寻求长久之计。“中国政府完全具备维护老年人基本需求的经济能力。”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志宏说。

目前为止,国内只有少数公司的养老服务能与西方国家相比,甚至像王福川居住的这种医疗机构也相对稀少。“国内的老年人医护关怀事业才刚刚起步。”北京青松老年看护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燕妮(Ninie Wang)说。青松老年看护的500名护士为两万名老年人提供了居家看护服务。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约拥有3.8万家养老机构、270万张床位,仅够服务1.6%的60岁以上人口,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到8%。这其中一部分还是人员配置充足、仅为高级官员服务的政府疗养院,或是只招待城市新贵的私立医院。而更大一部分则是医疗设备不足的寄宿养老院,并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乡镇和农村地区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如果我们连北京的老人都帮不了,农村老人就更不用提了。”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景军说。

一些国内学者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南京的140家养老院中,配有医生或护士的不到三分之一,多数工作人员是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农民工。“这些养老院的任务就是让那些无法得到子女照顾的入住者活下去。”曾经基于该调查在《美国老年医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上发表论文的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老年医学专家冯占联说。他还指出,很多疗养院拒收需要全天候看护的老人,一些疗养院还会在住客亟待照顾时将他们赶出去。

冯占联说,中国的老年人看护缺乏行业标准和足够的政府监管,发展程度与几十年前的美国相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2011年8月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名安徽男子发现,当地养老院员工每晚将他父亲的手绑在床上长达11小时。

而行业的另一端,一些机构的设施却志在与西方国家最顶尖自的水平媲美。综合性老年人社区亲和源位于上海市郊,其公寓可容纳1600位老人。不久前的某个星期五.随着《别在星期天》(Never on Sunday)的乐曲,一对对夫妻在这里的舞厅翩翩起舞;另一些人则在书法、电脑游戏和传统水墨画上一试身手。住客们甚至能得到投资管理方面的现场帮助。

三年前,罗忠宝(音)和他的妻子卖掉公寓搬到了亲和源。促使他们做出此举的并不是舒适的环境,而是因为这里的医疗设施可以使他们的四个儿女放心。“他们都有工作,没时间。”罗忠宝说,“这里的医院很好,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一些外国公司正迅速加入到这一行业中来。由美国人投资的写意健康咨询公司(China Senior Care)正在杭州建设一个配备有64个床位的生活馆,用于接待那些付得起3万以上月费的顾客。2011年6月,来自美国奥马哈的仁爱华公司(Right at Home)将其居家养老服务特许经营引入中国,目标是在2017年前在中国开设几十家分支机构;它每小时收费约100元,为顾客提供全方位的护理人员,提供从吸尘到心肺复苏术的各种服务。“我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85岁的北京退休政府会计师杜丽(音)说。她和一儿一女住在北京城中,在绿化良好的三里屯拥有一套三居室,虽然身体健康.可以每天两次独自爬上四层楼,但她很感激仁爱华护理人员提供的按摩和家务服务。“我的孩子们没那么多时间。”杜丽说.有她的护工在,“生活更加多彩,我也有伴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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