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情结论文,思想史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2)01-0091-06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不管提出这种经济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要按照某种哲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自哲学出现以来，在认识论中就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在认识对象、认识途径、认识方法和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经验主义者认为认识对象是可以触摸、可以看见的感性存在，正确的认识是由感觉、经验而来，认识方法是从经验的个别事实中得出一般结论的归纳法，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与此相对，理性主义者认为认识的对象是抽象的一般规律，正确的认识由“理性直观”、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而来，认识方法是由一般推出个别的演绎法，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是概念的自明性。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歧在经济思想史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理性主义哲学对经济思想发展史的影响。
一、古代和中世纪经济思想的理性主义
从词源上看，“理性”一词来自于希腊文“λογοS”（逻各斯），“逻各斯”的最基本含义是“规律”，是客观地内在于自然的东西，它支配着自然界的运动，是自然界运动的规则性的表现。后来“理性”又被类比人的活动和神创造世界的行为，其中隐含着精神的支配因素（注：杨耀坤.理性、非理性与合理性——科学合理性的概念基础[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5).）。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对立面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是事物变化和发展的原因，并把这一规律称为“逻各斯”，他还认为对立的双方间的斗争产生平衡、均衡，或者一种和谐的秩序；就认识途径来说，他虽然并不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但却推崇能把握普遍性的理性思维。
柏拉图认为人与自然界一样，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可以利用理性创造出复杂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社会。他说，理性是一种判断力，其作用就在于支配、控制和协调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并由此促进社会的和谐。他论述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由我们的感官感知的杂乱无章的表面背后，隐藏着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清晰的秩序，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感性世界，而且能为我们提供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
斯多噶学派明确地阐述了“自然法”思想，在他们看来，“自然法”就是“逻各斯”，是主宰、统治一切的本原实体和动力；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万能的力量，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善恶的根源在于能否按照自然法的要求来遵循理性原则，并把经济欲望规范在适当的范围里。
古罗马留给后世的遗产之一是罗马法。罗马法学的基本概念还是承自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根据自然法思想，罗马法学家提出了私人权利平等、遗嘱自由、契约自由等法律原则；罗马法学家还依自然法解释了空气、河流、海洋及海岸的共有所有权；他们还证明了商法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并在法律条文中对合理价格、合理价值、理性人等作了说明，甚至在他们的论述中还包含有现代法人理论的萌芽（注：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1.）。
中世纪的欧洲是天主教统治和支配一切的社会，当时的哲学是为了论证宗教教义而进行研究的“经院哲学”。经院学者的核心概念依然是承自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阿奎那认为，自然法是由自然强加给人类社会的一套合乎社会需要的法则，人类的法来自于自然法的推论，一项法令若违反了自然法，就不会成为有效的法律。正是根据自然法思想，阿奎那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学。
阿奎那从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自然法思想出发，说明了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他认为私有财产并不违反自然法，而是人类理智的发明，“私人财产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要比对许多人或所有人拥有的东西，照看得好得多；是因为人们为自己干活要比为别人干活卖劲得多；是因为如果财产划分清楚，就不会为如何使用公共财物而争吵，就会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45.）阿奎那对私有财产合理性提出的这几条理由，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数百年后由斯密阐述的“经济人”的概念，也与现代产权经济学对私有产权功能的解释相似。
阿奎那之后的经院学者，特别是17世纪的经院学者，仍然把私有财产看作是功利性的手段，并用“公共利益”来解释。这种“公共利益”指的是个人经济欲望的满足，而此经济欲望是观察者的理性所能察觉出来的。后期经院学者还分析了经济活动本身，即工商业活动和投机活动。因此，熊彼特说：“正是在该时期经院学者的道德神学和道德法规体系内，经济学才获得即使不是独立的也是确定无疑的存在，正是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于‘创立’科学经济学。”（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52.）
从研究方法上说，经院学者的“自然法”也与哲学上的唯理论有密切关系。哲学上的唯理论认为我们的理智（自然理性）是真理的来源，真理先于经验。就经济学而言，唯理论则是指经济学的研究活动被认为是理性活动，经济学家必须服从逻辑推理规则，且研究结果要经受逻辑方法或理性方法的检验。使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反映了社会现象的规律，因而可以称为“自然法”，这是自然法与理性之间的必要联系。正如斯多噶学派把自然现象看作是逻辑上协调一致的整体，经院学者的唯理论也把社会当作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理性之光可以理解。这样，经院学者就把哲学上的唯理论（自然法）转化为社会经济学上的唯理论（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及理性研究方法），这是经院学者对经济思想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二、前古典时期经济学的理性主义
从中世纪末期到《国富论》出现的三个多世纪，是政治经济学古典体系的胚胎期，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可以称为前古典政治经济学。从14世纪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在欧洲发生了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科学革命三个重大事件。人文主义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用知识造福人类，使人们的思想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下获得解放。而当时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伟大发现则让笛卡尔、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等确信宇宙规律和秩序的普遍存在。这些思想汇集融合，最终形成了那个时代社会思想的核心观念——古典自然法。古典自然法相信：第一，自然法是合乎天理的、正义的、普遍的及永恒的真理，足以作为一切行为、制度的规范；第二，自然法可以作为人们追求的准则或目标。古典自然法把理性当作最高的及唯一的主宰，相信理性能够认识和把握自然法，并依自然法设计出最优良的社会秩序。
在古典自然法思想的支配下，前古典时期的经济思想有了重大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有普遍的固有规律性和秩序。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认为个人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强调目的和手段的联系。他的研究方法虽然是基于观察的，但是也有强烈的思辨性，比如，他的分析是以永恒的人类本质作为前提的。马基雅维利的带有理性主义色彩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对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有重要影响，在斯密的模型中就可以找到马基雅维利对人性一般假定的分析。在重商主义者约翰·黑尔斯的著作中也能看到经验主义和理性思辨思想的结合。黑尔斯假定个人受自身利益的驱动，每个人都寻求自己最好的位置，对每个人最有利的事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利的。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他分析了个人、家庭和国家怎样更好地管理自己。黑尔斯描述的经济激励机制的运作，已经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十分接近了。
在法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受启蒙学者的影响极大。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用理性这个尺度衡量一切。在启蒙学者的影响下，法国在18世纪50-70年代出现了以魁奈和杜尔阁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是重农学派经济思想体系的基础，“这种自然秩序的主要方面是：享受财产所得的权利，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享有不妨碍他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注：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4.）重农学派从自然秩序出发，认为这个世界永恒不变而且最合乎人性，是最有利于人类利益的。重农学派对经济学发展的重大功绩是，第一，它第一次明确地确认了人类社会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为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第二，重农主义者认为自然秩序受个人主义原则的调节。所以，杜尔阁坚持认为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法官，魁奈则认为良好秩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相信努力为自己工作的同时，也是在为他人工作。重农学派的这些思想是与笛卡尔、马勒伯朗士的理性主义哲学相一致的。马勒伯朗士将宇宙设想为具有等级次序而又和谐的秩序，他同笛卡尔一样，致力于对永恒的人类理念的陈述和说明，而魁奈是马勒伯朗士的忠诚追随者。正因为有这样的学术渊源，才有经济学家说魁奈作为一名笛卡尔主义者“成为经济学中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注：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61.）
三、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主义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国富论》的哲学基础是当时社会广泛承认的自然法观念。自然学派哲学相信，世界上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秩序，这种秩序比人类人为地创造的秩序要优越得多。它主张一个明智的政府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尽可能地按自然秩序行事。斯密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他的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但是，在《国富论》中渗透着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哲学。在斯密看来，自爱、同情、追求自由、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等动机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各种动机经过平衡，能使一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相一致。由于每个人是他自己利益最好的评判者，因此，应该让他有按自己的方式行动的自由，如果做到这一点，不仅可以实现个人的目的，而且还有利于公共利益。“所以能得到这种结果是因为上帝使社会成为自然秩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这么一种体制。”（注：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5.）由于深信人类动机的自然平衡，亚当·斯密提出这样有名的论断：每个人在追求其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斯密已经认识到表面上看来混乱无序的市场上会出现一种自发产生的秩序，商业关系也如同自然界一样，是可以用有秩序的无秩序来解释的东西。这是斯密的开创性的见解，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
在这样的经济哲学观的基础上，斯密分析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以及政府的作用。如前所述，斯密已经证明了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的追求私利的个人活动既有益于个人，又有利于社会。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现经济自由，让“经济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就越有利于个人和社会。这样才能使由国家的法律和规章等组成的“人为秩序”与由个人、国家及社会之间相互制约的经济关系形成的“自然秩序”协调一致。因此，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认为国家指挥经济活动，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坏，会损害个人和社会双方的利益，政府只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国际贸易方面，他主张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制度和外贸管制政策，他提出了“绝对优势原理”，并把它作为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
总之，斯密在本质上把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和谐的“自然秩序”，它实现了个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协调。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观。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明显地象斯密那样的理性主义的经济观，但是他也认为社会现象，包括历史在内，具有可以被理性把握的固有规律，所以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社会总产品在三个阶级之间分配的规律。他虽然认识到在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存在着矛盾，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三个阶级的利益关系相互冲突，但是却把这种关系当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关系。更有甚者，他沿袭了萨伊定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内在原因，之所以有经济危机发生，那是由于战争、赋税和风气等偶然性的外部因素。既然他把经济波动的原因放在了经济制度之外，李嘉图自然就声称这个制度不存在走向不平衡的内在趋势。因此，他的经济哲学观在本质上还是理性主义的。
四、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步入了另一种范式，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市场均衡”。“均衡”本来是古典力学中的概念，意指物体在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种力的作用下的一种状态。经济学中的“市场均衡”有两层涵义：第一，在市场均衡状态下，给定其他所有当事人的行为，每个人或企业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他们不再有动机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二，市场均衡意味着经济当事人的利益和行为是相互协调、相互兼容的，作为他们讨价还价行为结果的交换比率使供给与需求相等。新古典理论是建立在古典力学模型的基础上的，在这种模型中，作为“自然力量”的“完全竞争”发挥作用并使经济关系达到均衡状态。古典力学模型是要阐明一些常数的基础结构，阐明位于不断变化的表面现象下恒定不变的关系，以及用来表达这些常数的相互关系的一套方程。与此相似，经济学也抽象地研究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开始探索一些常数，这些常数据认为是与稳定的、作为经济基础的现实相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顺应自然秩序的、自由竞争的、自行调节的、阶级关系和谐的经济体系。首先，新古典经济学家秉承萨伊定律，认为人们从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是用来购买其他人的商品的，因此，从总体来看，总支出等于总收入，也等于总产品。虽然可能因企业的判断失误而产生局部的生产过剩，但企业会立即调整，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不会产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其次，利息率是使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的调节机制，从而使总支出自动地维持在充分利用的均衡水平，所以不会发生总支出小于总收入或总产品的情况，当然也就不会导致生产过剩、失业增加。最后，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工资和利率都会随供求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各个市场都可以自动调节到均衡水平。所以，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自然和谐的整体，因而其经济哲学还是理性主义的。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无法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因而会产生失业和生产过剩。但是他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和心理上的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三个主观心理因素，前一个因素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后两个因素导致投资需求不足。这样，凯恩斯就把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产生的失业和危机说成是由人们的主观心理因素造成的。他认为只要政府的干预行为把投资需求恢复到能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水平，市场机制仍然起有效作用，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可以协调运转的。因此，他虽然主张政府干预，但是却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反对私人领域的自由经营和自由竞争。可见，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
现代奥地利学派虽然反对理性构建主义，但同样认为经济系统是理性主义的。就理性主义而言，有法国的理性主义与苏格兰的理性主义两个分支。法国理性主义者不但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和谐秩序的整体，而且还相信人类的理性可以把握并构建出合乎理性的世界。英国理性主义者不像法国理性主义者，他们强调理性与文明进步的相互促进，认为理性无力在现有文明之外重新设计文明，社会进步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新奥地利学派反对法国的理性构建主义，认为它有演变成个人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倾向，但赞同苏格兰启蒙学者的理性主义，相信“社会行动无意识后果说”，认为社会秩序是在个人没有考虑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追求私利最大化而无意识地造成的。新奥地利学派认为最好的经济世界是由理性主义的个人居住的世界，这些人追求私利的行为不应受到国家的干预。正是有这样的社会哲学，现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当作是唯一的与人的本性和谐一致的社会制度，并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指责。
理性主义哲学对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有重大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边际主义者卡尔·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古斯塔夫·施穆勒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展开激烈争论。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现象是普遍的，而不是与特殊的历史因果联系有关，因此需要用理性主义的抽象的演绎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历史学派则强调制度和文化对经济现象的重要性，认为应用历史归纳法和历史统计法来研究经济现象。他们的论战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分出高下，但从后来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奥地利学派的抽象演绎法明显占了上风。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是主流经济学始终认为经济现象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永恒的和普遍的和谐秩序，只有理性之光才能进入这个世界。只要经济学家持有这样的经济哲学观，他们的研究方法就不能不是理性主义的抽象演绎法。
理性主义对现代经济学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产生。计量经济学把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结合起来，研究经济现象各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它从经验和直觉的推理中提出理论假设，再运用经验数据对理论进行检验，这个过程被认为是体现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完美统一。
五、简短的评论
1.理性主义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对自然秩序的信仰，后经罗马法学家、启蒙学者和宗教改革家的发展，到了重农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就盛极一时，并作为核心思想被新古典经济学发扬光大。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自然界有自己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下和谐地运行着。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经济学家把经济世界看作自发地趋向和谐一致的领域，是由一套结构性关系组成的一个系统，人们可以从对该系统的假设中取得对经济活动的理解。这种经济哲学观为经济学确立了研究和发现经济规律的任务，使经济学从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分离出来，使人们对经济生活的认识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也使人们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来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有了提高，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的分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这是理性主义哲学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经济和谐观也有其重大缺陷，它把经济秩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看作是永恒的、普遍的、合乎理性和人性的制度，明显地带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色彩。经济秩序的和谐观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一以贯之的神圣命题。因此，理性主义的经济和谐观可以看作是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
2.从研究方法上讲，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当作是与古典力学一样的“科学”，注重抽象演绎法，并借助古典力学模型建立了抽象的经济模型，从这个模型中人们可在几个公理的基础上推导出支配经济运行的规律，当这些规律具有精确的数学形式时，就得到了完美的表达。这种方法使经济学的分析有很强的逻辑性和严密性，避免了语言文字表达的模糊性，有利于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进行思想交流和争鸣，从而有助于经济学知识的发展和积累。但是，正如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的，经济学处理的是一个“开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并没有所谓的固定常数和不变的关系，任何事物都会受其他事物的影响，所以，试图在经济研究中模仿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就有可能误入歧途，经济学也就有可能是在虚构而不是在阐明现实。
收稿日期：200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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