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互动关系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公平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系统的重要特征。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利益占有与分配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成长。因此，通过适当、良性的社会流动来调整社会分层意义重大。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可归结为先赋性因素（籍贯、家庭出身、种族和体质容貌、政策制度等）和自致性因素（个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技术、技能、知识和学历）。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地位提升主要依靠自致性因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个人获取优质自致性因素的主要途径，也是推进社会阶层呈现良性流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探讨如何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使之合理发挥社会“选拔器”和“均衡器”的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高等教育公平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关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很多学者都通过研究论证了这一点。索罗金在《社会流动》一书中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人们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在成人时获得的社会地位就越高。”[1]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职业的获得与收入高低、财富多少、声望如何密切相关，人们的社会分层主要依据于职业。布劳与邓肯通过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也得出结论：对个人的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是本人所受的教育。同样，日本学者麻先诚对日本高等教育与职业关系的调查表明，“英才地位（社会上层）与高学历之间的关系密切”。[2] 在文凭和学历成为获得不同职业的重要依据，成为影响收入及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背景下，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社会筛选的主要手段和上升流动的决定因素。那么，目前高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作用机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如何，就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与思考。
（一）公平的高等教育有助于形成中间阶层
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的分层功能主要体现在培养社会精英上，培养的群体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且数量不足。但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培育中间阶层就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成为和谐稳定社会的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中间阶层一般来讲具有以下特点：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学历与收入相关性很高，主要服务于高新技术领域。在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在“精英教育”的政策取向日益受到质疑的今天，在身份本位被能力本位的社会分层标准取代、政治分配转向市场分配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不再仅仅局限于培养社会精英，而把培养的范围扩大到依赖于管理、知识和专门技能的社会群体，并对形成中间阶层起着很大的作用。
（二）不公平的高等教育强化了阶层鸿沟
教育要促进社会公平，首先它自身应是公平的。但我国目前东西地区之间、大小城市之间、公办与民办之间的高等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教育资源的分配极为不均。这里面有历史因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因素；有国家“精英教育”、“重点学校”价值取向的政策因素，也有招生、收费制度性因素。也正是因为这些内外部因素，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进而强化了阶层鸿沟。
从起点公平来看，现有的高考招生制度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它没有考虑起点（基础教育条件）的差距。全国统一高考表面上看似乎公平，但高考试卷出题中的城市化取向，显然使农村学生处于劣势；而我国高考录取的“志愿次第”原则，更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农村考生信息资源的匮乏，往往使得他们“一报定终身”；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则产生了“地区性分数壁垒”的不公平现象，这使得欠发达地区考生在分数线和录取几率上不得不面对不公正的严酷现实；高额的学费对来自社会低层的考生及家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关教育成本分担，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表示，“目前维系中国高教正常运转经费大约是4000亿，而国家实际投入是800亿，高校向银行贷款超过1000亿，差额部分则靠高校收学费填充。”[3] 这样，学生承担了55％，而国家投入只有20％。“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4] 根据教育部的学费计算标准，按高校日常运行成本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学费3500元。对比目前，今天高校的学费可谓严重超标。“大学本科四年学费相当于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普通农民家庭13.6年的纯收入。2005年5月，日本被评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但从人均GDP、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的大学学费支出是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5] 而这还没有考虑进大学后的生活费用。在分数的一只脚跨进大学大门的同时，学费的另一只脚却迈不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些因素都使得来自社会底层的考生要么被拒于大学大门之外，要么从一开始就被分流到了二流高校，学习二流专业，从而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及社会分层。
从过程公平来看，对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国家采取了向重点高校倾斜的政策。重点高校在师资、经费、设备等诸方面均占有优势，它们得到的经费要大大高于一般院校。即使同一所高校内部，工科、理科、文科之间，不同院系之间在获取资源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高校在扩招之后，随着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伤害最深的必然是来自社会低层的考生，因为当初他们在报考院校、专业的时候，出于稳妥的考虑报考了一些录取几率大的二流院校、专业。而这些院校及学院在资源方面不可能跟重点院校或重点学科相比。这些再次扩大了由入学机会时即有的不公平状况。
从结果公平来看，不同高校（重点与非重点、普通高校与高职高专、公办与民办）、不同学历教育（统招、自考、成教）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待遇不同。撇开外部因素不谈，这与我国教育体系内部之间缺少衔接性、国家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别政策对待也不无关系。虽然我们不应该指责教育的层次、类型结构安排和质量差异，因为这样的教育体系设计，满足了多样化人才的培养及通过教育分流实现了社会流动、社会分层。
“当教育只能改变一定阶层以上的人的命运时，对处于社会弱势的那个群体而言，出生就成了一种先定的命运，而一旦一切都逃不脱与偶然的出生与生俱来的命运，那么努力就变得毫无意义。”[6] 那么如果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在强化这种社会不平等，必将毁灭社会低层家庭通过教育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必将使农民这个中国人口中的主体向“新读书无用论”回归，必将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不同社会阶层所占有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本不同，影响着他们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地区、学校、层次、规格、专业选择上的差异，进而影响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
（一）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起点公平
高等教育起点公平主要指的是入学机会均等。尽管在入学机会上，高考采取各省从高到低按分数录取原则，并不考虑家庭出身。但现有的社会分层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这可从不同阶层在升学自我期望方面的差异与升学报考率、录取率等方面得到佐证。来自较好家庭条件的考生在学习条件、素质养成和特长训练方面拥有先天的优势，他们与其他人的竞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经济、知识、信息方面的差异，反映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家庭子女和农村家庭子女趋于保守、盲目，后者在选择学校类型时，费用便宜、对学生有优惠政策（如师范、农林、地质、军事院校）的高校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与贫困阶层子女因经济原因而无法享有教育机会的状况截然相反，富有阶层的兴趣已不在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机会本身，他们追求的是教育机会的“品位”，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更多地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综合类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高文化阶层子女在争取教育机会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可能与家长的文化程度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高度相关。同时，一项研究表明，“经济条件可以影响学生对教育的期望水平，家庭经济高收入水平组，学生期望今后读大学的比例为70％，中等水平组比例为68.3％，较低组为50％。”[7]
据有关统计，“进入高校的可能性之比，农民阶层与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 在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8]
从录取情况看，我们可进一步看出社会分层所引起的入学机会不均等现象。鲍尔斯（Bowles）按父母受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来区分的美国16—17岁男孩在公立学校入学的百分比可为佐证。[9] 在家庭收入为同一档的学生中，不同文化阶层子女所占的比重存在很大差距。而父母受教育年限为同一档次的学生中，高经济阶层子女的比重大于低经济阶层子女的比重。2005年1月，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结果：“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刚好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10]
从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比例成下降趋势，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阶层差异在近年来愈发凸显，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主要最显著的教育差距。”[11]
即便是得以录取也仅仅是个开端，若是在随后几年因学费、生活费而中途辍学则同样表明未能享有就学机会。在富有与贫困阶层子女“礼物性”与“负担性”的教育机会差别面前，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应被赋予全新的理解。
（二）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
个体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在个体竞争高等教育过程均等的时候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社会分层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及校园学习、生活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来自前一阶段的影响，还会直接延及下一个阶段。“对学校选择上的倾向差别，使来自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子女，在进入高校后享受公共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分配中处于更不平等的地位。”[12]
高额的学费之后，是比过去的农村生活费用更高的生活开支，如果到发达地区就读，负担更高。贫困家庭学生不得不勤工俭学、课余打工，而这必将影响到他的学业。而富裕家庭的子女则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丰富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阶层文化差异在前一阶段的影响主要是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对高校类型或层次的选择、对专业的选择。在这一阶段，文化阶层差异中的中介因素（价值观念、语言类型、教育方式等）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则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展现。美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在研究不同阶层家庭的语言如何影响学生成绩后认为，低文化阶层适应的语言是一种“大众式语言”或“封闭式语言”，而高文化阶层（中产以上阶层）使用的是“规范式语言”。大学所使用的正是后者的语言，并强调和肯定社会上层阶层的文化，漠视和否定不利阶层的文化。西方关于家庭文化背景与教育关系的一项名为IEA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造成学生学业成绩差异的原因， 80％在于校外，而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13] 这样， 貌似公平的教育机制实际上偏向了社会上层阶层的后代，高文化阶层子女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校园生活方面，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学习上，忽视了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进校后还要忙于筹集生活费用，这进而影响到他们在大学阶段在这方面的进一步锻炼。来自城市的学生更多地担任了学生干部，在入党、拓展人际交际圈、自身能力锻炼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不只是在获得知识方面的机会均等，更主要的是使人在获得本领方面的机会均等。但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却使他们失去了锻炼的机会，再次扩大了由入学机会时既有的不公平状况。
（三）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结果公平
农村学生在融入社会、就业机会上的劣势，可以说与他们当初在报考志愿时出于经济因素、稳妥考虑而就读的学校质量不高、所选专业一般不无关系。起点的不公平影响到过程的不公平，进而是结果（学业成就）的不公平。毕业时的一张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已大不如前，用人单位的关注点已转移到重点大学文凭，转移到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管理、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上面。农村学生正是由于先天缺乏培育，大学期间缺乏锻炼，再加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社会”找工作，又受到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择业时自然处于劣势。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14] 这表明，个体把教育转换为随后的收入能力与父母的社会的地位有关。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可以更为成功地把子女所受的高等教育转换为高的职业地位。学生学业成就的不同，反映的正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前社会中的地位差异。因此，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打破封闭的社会阶层代际传递性方面，还是难以彻底摆脱来自社会阶层的制约。
通过以上对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互动关系的探讨，我们知道要想使社会分层体系趋于开放、社会流动通畅、社会稳定有序，必须对教育内外部因素进行调整。在城乡二元结构不变，教育资源短缺，阶层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差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子女教育影响不能根除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制、采取优先政策、构建终身教育体制来确保社会低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但教育外部因素的调整毕竟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且相当复杂，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对教育内部因素（招生考试制度、收费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助学贷款制度等）进行调整。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中曾指出，决定投资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收益、成本和预期。同样，在现有的社会分层顽固的代际传递性面前，如果社会低层投资的高等教育不是在打破这一顽疾，而是还在通过自身的不公继续强化它，则势必影响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